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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你大膽地往前走 莫回頭呀 通天的大路 九千九百九十九呀 鞏俐《紅高粱》 周三的晚上，莫言出現在山西汾陽賈家莊的一家小電影院里，這里即將首次放映西安電影制片廠修復的最新4k版本的《紅高粱》。 《紅高粱》是莫言的作品第一次改編成電影，這也是第一部獲得國際A類電影界最高榮譽的中國電影。 那一年，莫言32歲，《紅高粱》的導演張藝謀38歲，主演姜文25歲，鞏俐23歲。 一張流傳很廣的照片 左起：鞏俐、莫言、姜文、張藝謀 當晚的莫言穿著青灰色的西裝、天藍色的襯衫，興致尚佳，他回憶起了32年前的夏天，在家鄉旺盛的高粱地里，他完全沒想到這部電影能拿金熊獎，沒想到張藝謀會成為國師級別的國際導演，沒想到鞏俐成了國際影星，沒想到姜文也去當了導演。 莫言于呂梁文學季 這么多“沒想到”之中，他沒提到自己，沒想到在26年后，他能成為中國第一個拿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 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可哪怕寫出了《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生死疲勞》、《蛙》等多部在國內外獲得大獎的作品，此時他最出名的，仍然是《紅高粱》。 雖然電影已是修復版，但歲月的痕跡無法抹去。鞏俐的紅蓋頭泛著黃，字幕時隱時現，音響效果有些刺耳。 鞏俐劇照，近日她因與71歲音樂家新婚被廣泛關注 很多人覺得《紅高粱》是張藝謀拍過最好的電影，它沒有宏大的場面和千軍萬馬，最多的場景便是漫天黃土和黃綠相間的高粱地，樸實到近乎殘忍的畫面沖擊著剛獲得思想和藝術解放的人的心靈。 莫言說，這部電影體現的就是他們這群年輕的創作者“沖破一切禁錮的闖的精神”。 這種“闖”的精神還存在于現在的莫言身上嗎？ 拿獎后，原本十分高產的莫言沉寂了一段時間。 這被大眾稱為“諾獎魔咒”。很多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在拿獎后再沒有推出新作品，或者說寫出來了，但難超過去。 客觀原因上，拿了這么轟動的大獎，各路媒體親戚都涌了上來，莫言的生活被顛了個個兒；主觀上，你要如何寫出比諾獎作品更好的作品？ 沉寂不代表擱筆，如莫言自己所說，“獲獎之后第二天開始，我就想怎么樣突破所謂的‘諾獎魔咒’”。 2018年，莫言新發表的作品包括小說《等待摩西》、戲曲《檀香刑》、詩歌《高速公路上的外星人》等，他在不同文體之間徘徊實驗，從這些實驗中，讀者可以明顯感受到他在風格、體裁上的變化。 不管這些外在的特質如何改變，莫言的作品的核心依然與他的故鄉高密緊密相連。93年《紅高粱》的英譯版在海外發行之后，同在國內文壇引起的震動一樣，國外媒體也對它高度評價。 《紐約時報》報導，“莫言把高密東北鄉安放在了世界文學的版圖上。” 1987年版《紅高粱家族》，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 而在把高密這個魔幻的小城推向世界之后的三十年，莫言又把它拉回來，重新審視現實，重新觀察真實的底層生活，再一次還原鄉村斑駁陸離的復雜感。 正如拿獎被質疑“中國這么多好作家，怎么就是莫言了？”一樣，重新出發的莫言，仍然褒貶不一。 其中最大的爭議在于寫詩。去年，莫言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組詩《七星曜我》，講述了他與七位作家的來往和對他們的印象（這七位作家分別是君特·格拉斯、馬丁·瓦爾澤、大江健三郎、奧爾罕·帕慕克、特朗斯特羅姆、V.S.奈保爾、勒·克萊齊奧）。 而在微博上，莫言也經常發布打油詩和他新學的律詩，并請教網友。 截圖來自莫言微博 莫言很謙虛地說他寫的不能算是詩，他是為了看懂詩、理解真正的詩人，才去變成一個詩人。 有評論家認為，“莫言的詩是數十年來反智主義結成的惡瘤。” 北京大學的中文系主任陳曉明這樣評價重新出發的莫言： 我們也可以把他和過去的作品進行對比，或許有這樣那樣的不滿足，甚至也可以說還有其他的作品還要區別于他早期的優秀之作，但是這樣的批評無濟于事，作家在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作品，莫言換個寫法也無嘗不可。莫言的作品與其說豐滿，不如說更加的內斂介質，但是力道還是在那里。 在蘇童的理解里，莫言寫的是“頭頂桂冠，身披枷鎖”的人，這也是莫言自己身處的狀態。要突破，他就要摘下桂冠，打破枷鎖，超越過去的自己，而超越那種充滿侵略性、“闖勁”、殺氣騰騰的文字，是不容易的。 所以蘇童認為，莫言在醞釀、也需要醞釀二次革命。 放映之前，也許是因為在場的觀眾已經換了一代，莫言先自我否定了《紅高粱》，“它放在現在不行，它的成功是歷史的產物、歷史的巧合。” 《紅高粱》在高密上映時的宣傳打油詩 和一些訥口少言的作家不同，莫言很會說話，總是很謙遜，也很幽默。 1987年的時候，《紅高粱》還沒拍，作家梁曉聲當時住在北京電影制片廠的辦公室里，有一次莫言來了，住在附近的招待所。梁曉聲說自己年紀比莫言大，又拿了一些獎，只看過莫言的《紅高粱》和《透明的紅蘿卜》，就以老大哥的身份和莫言聊文學，他對莫言說，“莫言你像中國文壇的梵高。” 梁曉聲形容當時的莫言，“矜持地表示謙虛，但是也面有得瑟”。 莫言也記得這件事，記得更清楚，因為住在招待所的時候，他正在寫《天堂蒜薹之歌》。他提到一個細節，就是他一見到梁曉聲，就沖動地把他抱了起來，而梁曉聲大聲喊，“我的腰不好。” “后來我想，我寫奈保爾的腰不好，潛意識里面也是因為梁曉聲老師說他的腰不好。所以奈保爾的腰不好，是個問題。梁曉聲老師的腰不好，也是個問題。” 這種幽默也藏在《紅高粱》里，藏在姜文拙劣的頭套和赤裸的脊背上。 《紅高粱》無疑是影史留名的好電影，但沒必要苛刻每個人都覺得它好。用莫言的話說，《紅高粱》能在80年代風靡一時，“某種程度上契合了當時的觀眾內心深處的強烈的需求”。 它傳遞的“不怕罪、不怕罰”，帶給年輕人一種天性的解放。（賈樟柯語） 而現在的年輕人趕上了不同的時代，片中的叛逆不再被視為叛逆，自然也不會如當初一般覺得此類情節振聾發聵。 但影響力是不會消失的。當我們坐在鄉村的電影院里，重新去看《紅高粱》，重新去捕捉那一段原始的激情，高粱搖曳，紅液潺潺，鞏俐飾演的九兒兩次倒在高粱地中，一次是因為生，一次是因為死... 《紅高粱》劇照 莫言需要一場得獎之后的革命，去開拓新的文學土地，而新一代年輕人是否也像他一樣，需要一場新的革命、新的解放？ 姜文藏在比人還高的高粱地里對著鞏俐唱“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也許就是三十年前莫言的“闖勁”，這句話刪去前面兩個字，斗膽送給莫言老師，也送給在看這篇文章的年輕人，請大膽地往前走。 參考資料： 第一屆呂梁文學季“諾獎之后的莫言”研討會 文 /siri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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