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平原：華夏文明之腎

如果沒有河套平原，或許就沒有今天的內蒙古、寧夏，作為中國黃河中游最古老的農業灌溉渠，河套平原堪稱華夏文明之腎。

為什么黃河百害，惟利一套？

河套平原位于黃河中游，黃河從蘭州北上，進入寧夏之后，便進入了河套平原，黃河在此繼續北上銀川，經過內蒙古五原、包頭、呼和浩特的土默特平原，一路從鄂爾多斯高原向南，進入陜西、山西交界。可以說，河套平原便是位于黃河的“幾”字形的頂端。

自古，中華民族母親河的黃河，中下游四處泛濫。古諺曰：黃河百害，惟利一套。便是指的河套平原。為什么，黃河在此變成了可灌溉、屯田的塞外江南了呢？其實和黃河流經此處的地形，尤其是賀蘭山、陰山這兩座山系有關。

黃河進入寧夏后，西側便是騰格里沙漠，而黃河西側的賀蘭山正好位于沙漠與黃河之間，而正是由于賀蘭山千年來為黃河阻擋住了風沙，防止了沙漠的東侵，銀川平原的黃河兩岸，經過千百年來人工溝渠的建設，成為了良好的灌溉區。而黃河繼續一路向北，折彎向東后，北側的陰山也起到了賀蘭山一樣的作用。廣義的河套平原分為西套（銀川平原）、東套。而內蒙古的東套又可分為：后套（五原-包頭）和前套（土默川平原）。

正是由于特殊的地形原因，黃河到處變成了千年的肥沃灌溉區。戰國時期的趙武靈王年代，趙國的長城便修筑在陰山之下，將河套平原變為了農耕漢族的定居地。秦代，更是在此設立云中（呼和浩特托克托縣）、九原（包頭）兩郡，遷移內陸農耕居民在此耕屯。西漢漢武帝時期，更是在此設立朔方（內蒙古杭錦旗，黃河南岸）、云中、五原三郡。

河套平原堪稱中華帝國之腎

某種程度上，正是由于河套平原的存在，使得，陰山、阿爾泰山之南的騰格里沙漠、庫布齊沙漠、毛烏素沙漠等沙漠之間，多了一曲灌溉平原。

而著名的（南北朝時期）北朝樂府詩歌所描述的：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其實便是描寫的土默川河套平原的景象。

可以說，河套平原是中華帝國之腎。河套平原若失，則河西走廊、黃土高原蕭關（今寧夏固原）以北，則盡失。而西北的游牧民族一旦占據河套平原，進而占據了河西走廊，則可以直接達到黃土高原東南部的渭河平原。對關中平原虎視眈眈。

北宋一代，西北的西夏國（定都河套平原黃河岸邊興慶府，今銀川）之所以能和北宋、遼三國鼎立，便是由于占據河套平原為根據，可以保住一隅。

事實上，不僅漢族的農耕民族對水草豐美，亦耕亦牧的河套平原有感情，游牧民族也一樣將此地視為寶地。可以說，若沒有河套平原，漠南的蒙古部落不會對華夏文明有如此的向心力。正是在明代萬歷年間，俺答汗在河套平原建立了呼和浩特城，并被明朝賜名歸化。成為了漠南直到今天的政治經濟中心。

歷史上，無論是西部的匈奴、突厥，還是東部通古斯民族的鮮卑、從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的蒙古和大元，河套平原始終是蒙古高原之上，漠南游牧民族被吸引的所在。可以說，漠南的蒙古族之所以和漠北（今蒙古國）的蒙古族相比，對華夏文化更有向心力，和河套平原有著莫大關系。

直到近代，河套平原上的土默川一直是漠南蒙古族（西蒙）的心臟地區。著名蒙古族革命家、原全國政協副主席烏蘭夫便是1906年12月23日出生于內蒙古土默特旗（今土默特左旗）塔布村，最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河套平原構成了中原農耕文明與北方游牧文明，以及近代以來漢文化、穆斯林文化、蒙古文化的交融。

至到今天，河套平原依然是寧夏、內蒙古經濟最發達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區。內蒙古最大的幾個城市：呼市、包頭，以及寧夏的主要城市：銀川、中衛、吳忠等都集中在河套平原。從交通上講，正是由于有了河套平原，黃河河谷的天然孔道作用。中國西部的新疆、河西走廊可以經過河套平原向東，抵達山西，乃至華北平原的北京、山海關外。正是由于有了河套平原的富足，新疆的駝隊商隊可以經過河西走廊、河套平原，向東經過桑干河（永定河）河谷經居庸關到達北京城。

而正是這個原因，汾河河谷的山西人將向北進入河套平原，向河套平原移民、經商稱之為走西口。以河套平原為依托，向北可達漠北的外蒙、俄羅斯，向南可達黃河中游之上的洮河平原、渭河平原，進入關中平原、向南達四川盆地。向西可達河西走廊，到達新疆乃至中亞，歐洲。河套平原向東可經北京，山海關到達關外東北。

傅作義屯田河套

提到河套平原，必須要提一個人。他便是傅作義。正是由于河套平原的依托，抗日戰爭前后，傅作義在河套平原屯田駐守，阻擋了日軍和偽蒙軍進一步沿河套平原南下。而傅作義作為一介武人，對河套平原乃至整個綏遠省的發展歷史上都功不可沒，留下重要一筆。

從1931年，傅作義接任綏遠省（今內蒙）主席后，便向國民政府提出“移民、實邊、發展生產、鞏固國防”，并勵精圖治，整軍經武，消解匪患，整頓稅收、金融，疏浚河渠，發展工農業生產。至1937年，七七抗戰前，時綏遠省社會基本安定，經濟有一定程度的恢復，財政稅收增加，庫存現金84萬元，白銀210萬兩，部隊的裝備和給養也有了改善，為綏遠抗戰準備了條件。

1942年5月4日，傅作義召集軍政高級干部會，頒發職官十二戒條，規定：“絕不貪污腐化”，“絕不吸食鴉片煙、賭博”，“絕不蒙上欺下、弄權欺世”，“絕不接受人民下級饋贈”，“絕不與商人來往、不兼營商業”等等，違者給以懲罰。

1943年傅作義提出“治軍治水并重”的口號，發放農田水利貸款，大興水利。長官都成立了水利指揮部，統一調配軍工、民工。軍工所修干渠達1700里，支渠超過1萬里，水澆地面積達1000萬畝以上，一時河套平原重拾“塞上江南”美稱。

1945年夏，傅作義請黃河水利委員會測量隊到河套，進行從寧夏石嘴山到后套的黃河流速、降波、河床變遷等一系列勘察。積累了珍貴的治理黃河的第一手資料。時任記載，傅作義主政綏遠幾年間，凡到過河套地區的人，都有耳目一新之感。這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確是絕無僅有的業績。

可以說，整個抗戰時期，正是由于河套平原的沒有失守，保證了整個西北西安、蘭州，包括延安大后方的安全。傅作義在此的駐守功不可沒。

或許正是由于經營河套平原近二十年（1931年——1949年）留下的感情，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義當了共和國第一任水利部長。

歷史泱泱，功敗垂成，自有后人評說。但和趙武靈王一樣，傅作義在河套平原的歷史上是會留下名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