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理論范式的興起：基于不同學派的比較分析

　　今天的傳播研究前沿，與媒介研究有關的學派和思潮紛紛涌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國學者波茲曼創立的媒介環境學派、法國學者德布雷致力于建設的媒介學、以德國學者基特勒為代表的媒介技術哲學以及西北歐的媒介化理論。它們各自對媒介的理解和研究的側重點甚至是政治立場仍然有著很大的差別，導致了人們對這些理論理解上的混亂。但它們都認為要高度重視媒介技術、形式也就是媒介的物質性而不是媒介的內容；它們都認為要把媒介看成是一種無形無象的隱喻而不是一種實體；它們都認為媒介對社會的組織和建構能力強大。這些理論通過“隱喻”的方式來表現媒介的豐富內涵和本質，從而一舉擺脫了功能主義傳播研究的貧困，讓人看到了傳播學理論化的希望。

關鍵詞：媒介理論  媒介環境學  媒介學  媒介化  媒介哲學

　　今天的傳播研究前沿，似乎在醞釀著第三種研究范式。丹麥人施蒂格·夏瓦在將效果范式和文化研究范式做了簡單概括后指出：“媒介化理論不同于上述的兩種傳統。……我們的任務是探究在無處不在的媒介影響下，社會機制和文化傳遞進程的特性、功能和結構發生了哪些變化。”為了進一步標榜媒介化理論與以往傳播理論的不同，夏瓦干脆給以往的傳播研究范式貼了個標簽，說他們研究的是“中介化”：“絕大部分現有的研究都專注于‘中介化’研究，即使用媒介以傳遞意義的研究。因此，對媒介的文化和社會的影響僅限于在傳播回路的內部展開考察。”與中介化研究不同的是，“媒介化研究則將關注的焦點從媒介參與傳播的特殊實例轉移到媒介在當代文化和社會中的結構變遷”

　　盡管對于夏瓦媒介化理論大廈的具體設想并不完全認同，但不少學者確實正在將傳播研究的核心視角從內容、效果等方面轉向媒介本身。正如黃旦所說：“應將媒介確定為傳播學研究的重要入射角，這不僅僅是為了糾正傳播研究重內容、重效果而忽視媒介的偏向，更重要的是，我們認為從媒介入手最能抓住傳播研究的根本，顯示其獨有的光彩。”

　　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媒介理論并非一蹴而就，其起點也并非始于媒介化理論。媒介化理論問世之前，與媒介研究有關的學派和思潮已經紛紛涌現，其中在國內已經引發廣泛關注的是美國學者波茲曼創立的媒介環境學派、法國學者德布雷致力于建設的媒介學以及以德國學者基特勒為代表的媒介技術哲學。這些媒介理論各有側重，它們有時形似神似，有時又貌合神離，看似觀點相近，實則相距甚遠。似乎可以這么說，這些媒介理論已經成為當下傳播理論中最云山霧罩的部分，亟待廓清。在這方面，陳衛星、黃華、徐桂權、戴宇辰、錢佳湧等學者已經在之前做了出色的概括，但似乎不同媒介理論的涌現速度比整理者梳理的速度還要快。如何理解諸多媒介理論的共性和差異，對我們理解整個媒介理論的整體結構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與此同時，對這些媒介理論的分析和比較，似乎也在暗示我們從這些不同的起點出發，是否有可能漸漸形成一種統一的媒介理論范式并因此實現傳播學的理論化。有學者指出：“哲學最終可能只不過是媒介理論而已。”也許這只是一家之言，但若真有一種被稱為媒介理論的統一的理論域，那對所有做傳播理論研究的人而言，毫無疑問是一大幸事。

　　從什么起點、立場和角度來分析和比較這四種媒介理論范式呢?從方法論的層面來看，這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所以本文想從一個特別討巧的視角切入：我們是否可以從四種媒介理論的共同源頭入手來討論這個問題。

　　盡管四種媒介理論的起點皆不相同，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對話者——麥克盧漢。當然，這四種媒介理論對麥克盧漢理論的態度完全不同，有些學派表明他們與麥克盧漢一脈相承，比如媒介環境學派；有些學派宣稱深受麥克盧漢的啟發與影響，比如媒介技術哲學；也有些學派標榜自己與麥克盧漢相距甚遠，并借此來擺脫“技術決定論”的標簽，比如媒介化理論。然而，不管這些媒介理論如何標榜自己，以下麥克盧漢媒介理論的三大基點已經成為上述理論的基調：

　　其一是傳播研究應以媒介技術或媒介形式而非媒介的內容作為其主要研究對象，這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媒介的物質性。這一觀點初見于麥克盧漢對實證主義傳播學的批判，麥克盧漢以“看門狗”隱喻，表達了實證主義傳播學對傳播問題理解的偏差：“我們對所有媒介的傳統反應是，如何使用媒介才至關重要。這就是技術白癡的麻木態度，因為媒介的‘內容’好比是一片鮮美的肉，破門而入的竊賊用它來渙散思想看門狗的注意力。”當然，麥克盧漢的洞見遠不止于此，他把電這樣的媒介作為一個例子來說明，媒介完全是可以沒有內容的。“電光是單純的信息。它是一種不帶訊息的媒介……這個傳播媒介之所以未引起人們的注意，正是因為它沒有‘內容’。”應當說，麥克盧漢所列舉的這個例子徹底剝離了媒介形式與內容的邊界，讓人真正意識到了純粹的媒介，并讓人意識到人們通常所說的媒介其實不是媒介本身，而只是媒介承載的內容。在此基礎上，麥克盧漢想進一步說明的是，盡管媒介形式不是內容，但它具有偏向性而并非透明與客觀，對社會文化形態和人的感官比例具有限定性。

　　其二是媒介并非僅僅是一種實體，它更是一種隱喻，所以媒介是隱喻，而且不同的媒介在不同的意義框架里意味著不同的隱喻。這一點上麥克盧漢肯定多少受到了海德格爾《物的追問》一文的影響（這從麥克盧漢的閱讀書單中可以得到證明），而這種隱喻式的表述方式肯定來自劍橋三一宮的影響。盡管不是所有媒介理論都喜歡麥克盧漢神諭式的語言風格，但如果不能從隱喻的角度看待媒介，那么媒介事實上也就并不存在。因為如果像實證主義那樣把媒介理解為實存的工具，媒介就等同于功能或有用性，媒介本身就消失了，只留下功能和效果，那所謂的媒介理論就確實沒有存在的必要。事實上在實證主義的框架里，媒介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在傳播者、受眾和效果的三角關系中，它甚至被透明化了。

　　其三是媒介是社會的組織者。媒介變量的發展變化（包括力量、速度、范圍等要素的變革）會重新建構目前的各種關系，從社會關系到人的感官比例都會因為媒介框架的變革而發生變化，在這個問題上，人和社會的主體性和能動性是有限的。麥克盧漢想用“媒介是人體的延伸”以及“地球村”等概念來說明，媒介變化所帶來的人的周遭環境的變化，會改變原有的社會結構，關系結構和感官結構。“每一種新技術都創造一種新環境……這一新環境對舊環境進行徹底的加工。”“媒介和技術的所有延伸都創造了環境。每一種技術都立即對人的交往模式、感知模式和教育模式進行重組，實際上造就了一種新環境。”當然，這些原有的結構和關系并不會完全消失，它們會在“新環境”中以一種新的方式重構，或者說會在“新環境”中被人們以另一種方式審視和理解。媒介在這里扮演著社會組織者的角色，任何技術變量的變化都會引起原有組織結構的破壞與變化。

　　這三大基點構成了麥克盧漢媒介理論的整體框架，而這一整體框架與實證主義傳播學的媒介框架恰好相反。與之對話的各種媒介理論，不管它們自身承不承認，都是從麥克盧漢這三個基點出發來審視媒介的，只是有的被強調，有的被一筆帶過。另外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不同的學派強調了麥克盧漢觀點中的不同側重點。在這個復雜的座標系上，呈現出不同媒介理論的側重點和突出特點，也同樣展現出各種媒介理論獨有的缺陷與弱點。

　　盡管媒介環境學派是一個“松散的學術共同體”，不同成員間的媒介思想差異巨大，但這個“無形學院”可以這么來描述：他們是直接受到麥克盧漢影響的媒介理論學派。該學派能夠發展到今天，與麥克盧漢思想的活力息息相關，所以通常人們會將麥克盧漢看作是媒介環境學的開山鼻祖之一。麥克盧漢在生前很少提媒介環境學一詞，而且根據林文剛的論述，這個詞也并非由麥克盧漢而是由波斯曼所首創。但把媒介隱喻成一種生態環境，是一直貫穿在麥克盧漢作品中的主題。

　　麥克盧漢將媒介隱喻為一種環境，他指出：“用電子時代的話來說：‘媒介即是訊息’的意思是，一種全新的環境創造出來了。”而這種環境具有隱蔽性，因為媒介本身就是一種無形的環境型塑力量和動力機制，人們生活在媒介所營造的環境中，卻往往對其渾然不覺。麥克盧漢指出，人對媒介的這種麻木狀態，是人體中樞神經系統為避免受到過分強烈刺激而實行的自我保護的麻痹機制，憑借這種機制，主體“把新技術的心理和社會影響維持在無意識的水平，就像魚對水的存在渾然不覺一樣。”

　　麥克盧漢的想法極大地啟發了媒介環境學的創始人波斯曼。波斯曼非常認同媒介即隱喻的看法，把媒介看作是一種暗示以區別于媒介內容的明示。為此，在《娛樂至死》一書中，他花了整整開篇的一章來討論這個問題。由于波斯曼本人的教育學背景，他與麥克盧漢的共鳴主要在于麥克盧漢在一次講座中提出的觀點：學校不過是受教育者的“媒介環境”。正在研究廣播電視對教育可能產生的影響的波斯曼立刻意識到，遠程教育對于教育者而言，是電子媒介所構成的“教育環境”。所以后來他給媒介環境學下的定義就是“對媒介所塑造或界定的環境的研究”。當然，波斯曼的這些教育學的想法毫無疑問也影響到了麥克盧漢本人，所以在麥克盧漢的晚年，他開始更多地涉及“媒介即環境”這一問題，他甚至在《理解媒介》的回應了作為教育環境的媒介這一說法：“他們在學校里的學習環境，……是一個電子加工資料和經驗的‘神秘’世界，學生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世界。”

　　在此基礎上，波斯曼的學生林文剛這樣界定媒介環境學三個基本的理論假設：（1）傳播媒介不是中性的、透明的和無價值標準的渠道，實際上，媒介固有的物質結構和符號形式發揮著規定性的作用，塑造著什么信息被編碼和傳輸、如何被編碼和傳輸，又如何被解碼；（2）每一種媒介獨特的物質特征和符號特征都帶有一套偏向；（3）媒介技術促成的各種心理或感覺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結果，往往和媒介固有的偏向有關。

　　就林文剛的這一總結而言，媒介環境學全盤繼承了麥克盧漢理論基點：首先他們強調了媒介形式本身而非內容或由媒介內容組織起來的媒介文化的重要性，并堅持以此作為他們分析一切傳播問題的出發點；其次他們強調媒介是一種隱喻，是一種關于生態環境的隱喻；最后他們強調新媒介會重構原有的社會環境，并使舊有的媒介及其文化發生深刻的改變。

　　然而媒介環境學對媒介作為隱喻的理解是具有偏向性的。如果說在《理解媒介》中，麥克盧漢自身對于作為隱喻的媒介的理解都是自相矛盾的話，那么媒介環境學則是將這種矛盾顯在化了。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的上編把媒介看作是一種整體性的隱喻，才有媒介是人體的延伸這樣的觀點，在這里媒介并不是“器”而是“道”；而在下編，他又把每一種媒介的隱喻都一一呈現出來，比如作為皮膚的服裝和作為部落鼓的廣播，仿佛認同每一種媒介都是一個隱喻。對此，麥克盧漢的自相矛盾體現得淋漓盡致，他一方面說：“沒有一種媒介具有孤立的意義和存在，任何一種媒介只有在與其他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實現自己的意義和存在。”另一方面他又洋洋得意地一個一個孤立地討論著他命名的單個媒介隱喻。

　　媒介環境學的后人們沒有看出這種自相矛盾中暗含的危險，在他們的研究中，整體性的媒介隱喻觀念逐漸被滌蕩干凈，隱喻被用于具體的作為物種的媒介。比如，波茲曼直接將媒介等同于印刷品和電視；梅羅維茨的“媒介情境論”討論的媒介是電視，而萊文森更是幾乎一年寫一個媒介，最后干脆把媒介環境學變成了不同媒介組成的具有具有競合關系的生態系統。萊文森認為社會是圍繞媒介所形成的生態系統，而非無所不在的媒介矩陣所構成的環境。在這個生態系統里，媒介宛若物種一樣，相互之間有了進化與競爭的關系，或和諧共存，或捉對廝殺，優勝劣汰是其原則：“如果一種媒介符合前技術傳播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個模式，那么這種媒介就會存活下來，無論接踵而至的媒介是什么”。一幅物種進化、適者生存的“動物世界”媒介奇觀展現在我們面前。至此，萊文森完美地回到了結構功能主義的媒介觀。盡管媒介環境學者強調的仍然是單個媒介的隱喻，但缺乏了整體性的隱喻其實不過就是一個比喻。這樣一來的結果，媒介又成了大眾文化或觀念的渠道和載體，媒介又從無所不包、無處不在的存在成為各種具象的實體。媒介環境學就這樣走到了麥克盧漢的反面。

　　媒介環境學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把媒介作為組織者對社會的重構放到了宏大的歷史文化背景中，面向一些宏大的社會問題和人性問題，一如他們自封的兩位重要奠基人伊尼斯和麥克盧漢所做的那樣。導致的結果自然就是，他們做的基本都是媒介史的宏大研究而完全沒有落地到現實的媒介實踐中，沒有真正進入制度、關系、行動等層面考慮傳播問題，于是，在媒介環境學中，人和社會都消失了。

　　在伊尼斯的視野中，媒介的偏向所作用的是帝國千年的歷史；在麥克盧漢那里，媒介的偏向所作用的是伊甸園到重返伊甸園的否定之否定的人類文明發展史。這些宏大敘事被媒介環境學全盤接收。在波斯曼那里，媒介環境變革對人類文化的負面影響，被揭露得淋漓盡致：在《娛樂至死》中，他揭示電視技術所必然帶來的娛樂化問題將毀壞印刷術所造就的人類的理性與知性，在《童年的消逝》中，他又譴責電視技術帶來的全方位影像呈現使童年的“純真狀態”概念趨于消逝。因此，波斯曼所關切的是媒介環境的變化帶來的文化類型的變遷和人類生命周期的變革。在保羅·萊文森那里，“補償性機制”和“軟技術決定論”被用來勾勒媒介與人類歷史的總體關系。只有梅羅維茨的研究是在微觀層面展開的，可惜的是，該研究仍然不是關注在具體媒介實踐中的傳播問題，而是小中見大地透視了媒介與人角色扮演的關系問題。

　　媒介環境學對抽象命題的興趣，導致主體被放在一個尷尬的位置：“他”既不能成為一個被媒介決定的對象，又不能成為媒介的宰制者；“他”既要對媒介有能動性，又要體現被媒介所建構。與此同時，他們把社會也放在了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這個社會沒有權力、等級和差異，也沒有偶然性和歷史，是一個無差別的理想存在而不具有現實意義。

　　在媒介環境學想象出的“媒介環境”中，媒介環境學者們書寫著媒介的歷史，一切現實的社會因素都被抽空。關注作為物種的媒介，關注宏大的而空洞的社會文化問題形成了媒介環境學獨特的研究氣質，導致的結果是該學派離媒介實踐的前沿越來越遙遠。他們的精神氣質越來越封閉，與其他媒介理論相比，幾乎提不出什么對當下媒介現實的創見。他們的觀點既上升不到哲學抽象的層面（因為缺乏整體的隱喻觀），也無法與實踐的社會學對話（因為沒有社會現實的著力點）。事實上，在新媒體實踐如火如荼的今天，媒介環境學正在成為多倫多人和紐約人的自娛自樂，已經無法與其他歐美媒介理論與傳播理論進行深度的對話。

　　雷蒙·威廉斯對麥克盧漢技術決定論的口誅筆伐使人總是誤以為歐洲的傳播理論界沒有受到麥克盧漢太多的影響，即使提到麥克盧漢，也基本以否定為主，這種刻板印象其實并不準確。如果說當年麥克盧漢想把自己的《機器新娘》作為對伊尼斯理論的注腳，那么，基特勒似乎也想把自己的著作作為麥克盧漢理論的注腳。“很多媒介理論介紹讀物和手冊都喜歡將基特勒同另一個技術決定論者馬歇爾·麥克盧漢放在一起進行比較。二者之間有的對應部分，麥克盧漢對基特勒也有明顯的影響。他們兩位最先都是文學領域的學者，因為對自身學科產生了不滿，故而研究變化的媒介技術的結構和效果。”這兩位文學出身的學者，甚至連文風都很相似。事實上，在《留聲機 電影 打字機》一書的前言里，這位歐洲大陸最主要媒介技術哲學的代言人之一就毫不掩飾他對麥克盧漢《理解媒介》的追隨：“重要的已不是信息，也不是在技術時代為所謂靈魂配備的信息或內容，而是（嚴格按照麥克盧漢的話來說）它們的電路，是感知的圖示。”在這本書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麥克盧漢的發現：一種媒介會充當另一種媒介的內容；機器接管了人的中樞神經，媒介帶來了人的生理結構與信息技術的分離……據此，庫爾德利干脆把基特勒看作是麥克盧漢那個無形學院中的一部分：“新近媒介理論里最著名的是單數形式的‘媒介理論’，其最著名的鼓吹者是早期媒介研究里的加拿大理論家馬歇爾·麥克盧漢和哈羅德·伊尼斯，以及2011年10月去世的德國理論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從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到，基特勒媒介理論的前提，也是將媒介技術或媒介形式作為研究的出發點。他也同樣強調了媒介技術的隱喻，不過與媒介環境學不同的是，他所強調的媒介的隱喻，更接近于一種歷史的推動力和歷史發展動因，是一種整體性的隱喻。當然，這種隱喻的背后，體現了基特勒的學術野心，他試圖想說，歷史的斷裂是一種知識型的斷裂，而后者與新媒介技術的出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知識型的斷裂并不是基特勒的獨創，但它的發明者福柯卻沒有交代為什么會出現知識型的斷裂和維系，而基特勒卻試圖從自己的視角出發來解決這個問題。從知識型改變與媒介技術的關系入手來思考媒介帶來的社會變革，這是基特勒不同于媒介環境學的地方，而這種視角可能比媒介環境學的宏大敘事更深刻，更能體現媒介理論的價值。

　　基特勒緊緊抓住電這種媒介的廣泛運用是怎樣導致知識型轉變的，他把18世紀和19世紀之交人們的知識型和話語方式稱之為話語網絡1800，把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知識型和話語型稱為話語網絡1900。他認為話語網絡1800之所以與話語網絡1900有著深刻的知識型差異，是因為“后者在19世紀下半葉伴隨著新型模擬媒介技術來臨”。電使得以留聲機為代表的聲音媒介，以電影為代表的視覺媒介和以打字機為代表的文字媒介，它們以相似的媒介邏輯限定了人們的思維方式、記憶方式和時間意識，重塑了人們的話語機制。這種媒介革命，直接導致了信息與精神的分離：“1880年的媒體革命起到了奠基作用，之后的理論和實踐都不再將信息和精神混為一談。”在話語網絡1800中人們通過聽說讀寫的協同一致，使自身成為一個完全掌握了語言生產、記錄和傳播的主體，然而這種連貫性被留聲機和電影帶來的信息存儲方式和實時數據流的顯現所催毀，而打字機使主體的寫作陷入一種機械化境地。如果說媒介是人體的延伸在麥克盧漢體現出的是各種亮色，那么到了基特勒這里，這種延伸打破了平衡，直接導致了主體性的消解。

　　不過，基特勒在“技術決定論”這個問題上可能比麥克盧漢走得更遠，在他的視野中，作為組織者的媒介不是人的主體性可以抗衡的。當麥克盧漢指出媒介是人體的延伸時，他作為人本主義者的基調就顯現出來了。也就是說，在麥克盧漢考慮技術時，他是從身體的角度出發來論述這個問題的，所以“麥克盧漢是且一直是一個以人類為中心的思想家”。與此相對應的，基特勒認為，沒有必要像麥克盧漢那樣，一談媒介就談人類感官比例的問題，他認為這是對一個正確提問方式的錯誤回答，所以他在討論媒介時一直都在力圖消滅麥克盧漢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基特勒顯然不是一個人本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他更偏向于海德格爾的立場——技術先于人而存在，這便使他的觀點類似于后來拉圖爾的網絡行動者理論——社會行動的主體未必是人。在媒介技術面前，人不是主人，正如在語言面前，人也不是主人一樣，是話在說人而非人在講話，同樣，人的心理、行為方式甚至是整個社會話語網絡只是媒介技術的后果。甚至在基特勒看來，連精神分析這種精神疾病的治療方式也是聲音可以被記錄的和復制的產物。

　　這種看似極端的觀點，讓人不禁感嘆：在海德格爾、基特勒和拉圖爾面前，怎么會有學者把麥克盧漢稱為“技術決定論者”或“媒介決定論者”？與前者的激進立場相比，后者相當保守，媒介環境學就更不用提了。然而，在新媒體帶來的一陣又一陣的技術休克狀態中，似乎基特勒的闡釋才更有勁道。

　　同樣認定媒介強大決定性力量和話語強大力量的是德布雷和他的媒介學。德布雷曾經宣稱：“媒體革新和介入越發展，媒體就越代替我們思考，占主導地位的媒體思維也就越能夠成為其時代的主導思想。”他還指出：“不管是否擁有行政控制權，國家都不再是媒體的主人，相反媒體成為國家的主人，國家要想生存，就需要它同有思考能力、有使人相信的能力的主人交涉。”這些表述體現出德布雷媒介思想中與基特勒某些觀點的不謀而合。

　　對于媒介學而言，盡管德布雷未曾花太多篇幅討論麥克盧漢對自己的影響，但從其非實體化的媒介觀念、對媒介社會影響及作用機制的關注以及以媒介域為標準的歷史分期等思想中，無疑可以看出麥克盧漢為媒介學提供了基本理論視野。德布雷把對麥克盧漢的非議者稱之為“那些‘麥克盧漢泡沫’幼稚的猛烈攻擊者”，體現了他對麥克盧漢思想的捍衛。因而他又被視為“歐洲當代的麥克盧漢”。

　　德布雷的思想來源非常雜亂，由于受益于阿爾都塞的教誨，他當然受到了結構主義思想的影響。而在法國學者中，福柯和布爾迪厄對德布雷的影響也隨處可見，德布雷認為客觀世界由知識統治，而“知識的誕生是不純潔的；然而時機成熟時可以擦除一個科學歷史中的噪音和爭斗”，透視物質載體背后的權力，這和福柯強調知識的無處不在及與權力的勾連如出一轍。布爾迪厄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媒介域思想，德布雷根據場域理論，將社會視為圍繞媒介生成的整體場域——媒介域，并將歷史上的媒介域分為邏格斯域、書寫域和圖像域三個階段。作為“技術—文化系統”的媒介域之演進如何改變人們的觀念，正是媒介學要回答的問題。20世紀60年代，德布雷前往南美洲，在玻利維亞與切格瓦拉并肩作戰，參與拉美武裝革命并因此被投入牢獄，這段經歷促使德布雷關注意識形態的實體化過程，即作為觀念的意識形態如何通過媒介的傳遞而成為指導人民運動實踐的物質力量。這導致了一個后果，他在與麥克盧漢的思想對話中加入了大量的法國元素和政治實踐元素。

　　首先德布雷和所有媒介理論一樣，承認媒介形式的重要性，但同時又強調這種形式和與之相關的意識形態、社會文化和相關組織機構是一個整體，不能分割。德布雷宣稱：“媒介學的出發點是研究技術和文化之間的關系，旨在明晰傳承（transmission）過程中的各種現象”。媒介被劃分為組織化的材料（MO）和物質化的組織（OM）兩個維度，前者包括書籍、雕像、建筑等承載信息的“工具”，后者包括學校、教會、出版商等制度化的組織機構。“技術系統和社會組織是德布雷的‘媒介’的一體兩面，它們體現了空間與時間的不同面向”，前者對應的是即時的傳播活動，其主要功能在于實現人與人、人與物在空間上的連接；而若要實現時間的連續和象征系統的聯結，使之與簡單的傳播行為（空間上的信息傳輸）區分開來，則需要以機構（OM）的存在進行判定。依靠兩者的共同作用，一種觀念才得以在歷史中擴散、流轉、傳承，“沒有一種價值的創造不是物體和行為的產物或是再循環；沒有一次思想運動不是人力和物力的運動；沒有一種新的主觀性不帶有新的記憶工具”。

　　其次他強調，媒介是一種整體性的隱喻，它更像是布爾迪厄所說的場域：“一張餐桌、一個教育系統、一杯咖啡……都不是為‘散播信息’而造的。它們不是‘媒體’，但是它們作為散播的場地和關鍵因素，作為感覺的介質和社交性的模具而進入媒介學的領域。沒有這些各種各樣的渠道，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就可能不會有我們所了解的社會存在。”這個定義讓人在第一時間想起了麥克盧漢“萬物皆媒”的觀點。

　　基于這樣的媒介觀，德布雷必然得到的結論是：一方面，思想觀念不能離開物質化的傳遞裝置獨立存在，只有通過媒介才能成為實體，“在特定的物質和技術條件下，載體、關系和運輸手段擔保思想在每個時代的社會存在”；另一方面，作為中介，媒介可以型塑觀念的形態，而媒介學就是要考察觀念實體化過程中媒介的作用。德布雷把這個過程稱之為媒介化：“媒介學自認為是媒介化的學問，通過這些媒介化，一個觀念成為物質力量。”把這種媒介化發生的場域稱為“媒介域”（mediasphere）。媒介域“旨在表明技術系統、社會組織和象征系統之間如何建立一種社會契約的關系，以及新的媒介的出現如何引起象征世界的斷裂、一種新的對現實的構建又是如何可能的”。

　　這樣一來，德布雷作為社會改革實踐者的姿態便顯現出來。他關心的核心問題與布爾迪厄的實踐社會學有相當密切的關聯，與福柯對于話語的理論探索息息相關。他所說的“媒介化”，主要是考察一種觀念如何通過媒介域而變成一種社會改造的力量，他想探究的就是這種媒介的社會組織能力是何以可能和如何可能的。如果說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是一位媒介思想家的設想，那么德布雷更像是一個傳播的社會實踐者。麥克盧漢將技術視為社會變革的主要動因，其視野中媒介的影響力是決定性的，無差別的，忽視媒介所處的社會關系和文化語境，而德布雷則認為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中理解媒介引導社會的方式，將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人類社會。在德布雷這個“社會野心家”面前，麥克盧漢只能算是一位“政治天使主義者”，盡管他們的觀點有那么多的相似之處，但他們一個是政治上的左派，一個是政治上的右派，他們不會有真正的認同。另外，德布雷的文本甚至比麥克盧漢還要缺乏邏輯，信口開河和自相矛盾之處頗多，這可能與社會實踐者的“入世”情結有很大的關聯。

　　要是因為德布雷談過媒介化，就認為德布雷也與西北歐的媒介化學派有關，這就大錯特錯了。因為正如本文開頭所說的那樣，德布雷的“媒介化”是媒介化學派筆下的“中介化”，德布雷并沒有因為自己發明的一堆概念就跳離傳統傳播學的范式，相反，他還身陷其中。但媒介化學派并非與德布雷完全格格不入，他們之間也是有相似點的。比如他們強調光討論媒介形式和技術是遠遠不夠的——這就是歐洲人的傳統——一定要把媒介技術和媒介文化放在一起，作為一個整體；又比如他們都受到布爾迪厄場域理論的影響和麥克盧漢思想的影響，但他們都在表面上只表達了對布爾迪厄的追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不愿多提麥克盧漢的原因大概是因為他們都更注重媒介的社會實踐，都傾向于左派知識分子的政治立場。

　　不過媒介化學派似乎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這一學派內部形成了兩種取向迥異的研究傳統。這兩種研究傳統的分歧來自于回應媒介如何組織社會：

　　夏瓦（Hjarvard）等學者吸收布爾迪厄場域理論與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開創了制度化傳統。布爾迪厄將新聞界視為一個“場”，它受政治場、經濟場等其他場域的控制，同時又對這些場域產生影響，“新聞界是一個場，但卻是一個被經濟場通過收視率加以控制的場。這一自身難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業化的場，同時又以其結構，對所有其他場施加控制力。”而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則指出一個獨立的社會機構包含兩個顯著特征：規則和資源的分配，前者是保障機構內部平穩運作的基礎，后者則凸顯機構對其他機構的影響力與控制力。在此基礎之上，制度化傳統將媒介機制化，視為一種具備自身邏輯的社會力量，制度性地他律著政治、文化、經濟等其他社會場域。正如夏瓦所說：“媒介在各場域不斷增長的他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并借此挑戰了場域的自律。因此，媒介化的程度可以根據各自場域的自律在多大程度上被削減得以衡量。”

　　而后，庫爾德里（Couldry）、赫普（Hepp）等學者引入芝加哥學派的符號互動論思想、埃利亞斯型構理論、社會建構論乃至鮑德里亞的后現代文化理論，開辟了媒介化學派的第二個傳統——社會建構傳統，由此將媒介化社會理論上升到技術哲學的高度。這一傳統關注媒介化對個體交往方式和交往行為的影響，特別是關注媒介化對個體交往情境的建構與拓展如何使個體的私人實踐與參與公共活動勾連起來，“它強調的是主體與傳播工具的過程性互動，即媒介提供了新的傳播手段，而這又為改變人類生活方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它的基本邏輯是社會建構的傳統，即人類可以使用媒介來改變社會的建構方式。”這其中最突出的學者就是丹麥的延森了，他欣喜地看到新媒介可以把第一維度的媒介——人際傳播和第二維度的媒介——大眾傳播為一個整體，并推動了這兩種對立傳播方式的再媒介化，因而他認為通過互動而建構當下社會的媒介邏輯是成立的。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兩個學派正處于一種相向運動的過程中，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夏瓦在一系列的論著中都在承認互動對媒介建構社會的重要性。他強調隨著新媒介的發展，媒介化的結果不過是建構一個共享的經驗世界，促進了個體間的互動、生產與社會關系的再生產。而庫爾德利也承認，隨著新媒介的發展，一種共同的媒介邏輯正在生成并影響到社會的各個場域，媒介正在成為社會頂層設計的元資本。

　　媒介化理論是一種對當代媒介現實很有闡釋力的媒介理論。與麥克盧漢的媒介思想相比，媒介化理論并非停留在媒介影響的靜態描述上，而通過社會制度與個體實踐兩個層面對媒介的影響過程進行動態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媒介化理論強調自己的立場是社會學取向的，而不是麥克盧漢那種技術哲學和技術史取向的。與德布雷的媒介思想相比，媒介化理論又不滿足于將媒介視為觀念傳遞的中介、將視野局限在技術與文化的關系上，而是致力于分析媒介實踐對文化，也對政治、經濟等社會制度的影響力。作為制度的媒介也并非如“媒介域”是一個整體社會場域，而是一個獨立的社會機構，更符合現實的情況。

　　但媒介化理論的問題也非常突出。該理論要求將媒介技術與媒介文化統合起來分析，也要求把制度學派和互動學派統合起來，在強調媒介建構社會的主體性時又要對其技術決定論的指現，這就帶來了很多風險。在這么多自相矛盾的束縛下，這一理論還遠遠沒有成型。有的時候，這些理論甚至有退回原有的傳播理論框架中去尋找合法性，比如夏瓦在《文化與社會的媒介化》一書中，開篇就標明了自己與文化研究的界限，此后的每一章，他都在背叛第一章的宣言而回到文化研究的懷抱中。又比如說，他在開篇標明了媒介是一種半獨立的社會機構，因而將其隱喻為一種社會力量，但在后面的章節中，他又回到了作為實體的媒介的起點上討論問題，比如作為媒介的報紙。他一直在與結構功能主義劃清界限，但又夢想自己的理論能夠成為一種中層理論，于是他又擺脫不了結構功能主義的影響。所以，夏瓦等人的革命注定是不徹底的，他們甚至并沒有真正與大眾傳播學脫離關系。

　　總地來說，媒介化理論的捍衛者們對什么是媒介化也是困惑的，盡管大家都相信這混沌一片的領域孕育著傳播學的未來。

　　媒介理論會因為當下媒體技術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它們終將成為一個理論域。這個理論域是傳播學中的哲學，也是哲學中的傳播理論。我們甚至可以預測，如同20世紀哲學的語言學轉向那樣，總有一天，哲學會來一次媒介學轉向。

　　媒介理論之所以成其為媒介理論，不是因為它們有統一的邏輯和相似觀點，相反，如上文所說，它們差異很大，在一些基本觀點上達不成一致，甚至連政治立場都是相反的。它們用的概念即使翻譯為中文看上去一模一樣比如“媒介化”，其實都有著不同的內涵。這些理論已經成為今天傳播前沿最令人費解和困惑的思想。也許從以下這張表1上，我們可以將它們之間的差異羅列得更清楚一些：

表１

　　也就是說上述媒介理論學派的主要分歧點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討論媒介技術與媒介形式時，要不要將社會和文化的諸多要素融合進來。凡是要求融合進來的學派均有強烈的社會實踐或政治實踐取向，要求區分清楚的則普遍強調高度抽象的理論化取向。

　　二是幾乎所有學派都以一種完全不同的隱喻體系來理解媒介，并轉隱喻來組織概念與理論體系，這說明至少到目前為止它們有完全不同的“道”。另外，由于不同媒介間的差異這也是它們有諸多差異的根本原因。所以，它們仍然是復數形式而非單數形式的媒介理論。

　　三是它們對于人、社會和媒介技術的關系看法不盡相同。有的學派認為在技術面前，主體性消失，社會方式被型構；而有的學派則認為要通過理解媒介的作用方式去積極改造主體與社會。從政治上講，前者的右派立場和后者的左派立場涇渭分明；從學理上講，前者的理論立場和后者的實踐立場也同樣邊界清晰。

　　然而，重要的不在于差別，而在于這些代表傳播研究未來的理論到底想共同表達什么。幸而，它們所強調的思想有一些基本相同的起點；幸而他們有著共同的思想對立面，而且與傳統傳播研究的邊界非常清晰。因而它們代表著一個新崛起的理論域。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理論已經開始形成一些共同的重要特征。比如說它們都認為要高度重視媒介的技術、形式也就是媒介的物質性；它們都認為要把媒介看成是一種無形無象的隱喻而不是一種實體；它們都認為媒介對社會的組織和建構能力強大，而不僅僅是一個信息流動的渠道。這就與傳統的功能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傳播學劃清了界限。

　　功能主義范式將媒介視為實體化的媒介組織或某類具體的媒介形態，反對以抽象的隱喻來建構理論。“一旦我們能夠把我們的經驗看成實體或物質，我們就能指稱它們，將其歸類、分組以及量化，從而通過此途徑進行推理。”但如海德格爾所說，如果僅將物視為具有諸屬性的實體，只是揭示了“一種長久的習慣所習以為常的東西，而這種習慣卻遺忘了它賴以產生的異乎尋常的東西”。這意味著不但沒有揭示物的本質意義，反而形成先入之見，阻礙著人們去發現與探究物的本質，導致人對物的遠離。所以，在忽視了媒介的物質性及其意義之后，傳統的功能傳播學長于測量和應用，缺乏理論繁殖的能力。與之相比，盡管媒介理論各派具體觀點各異，但它們都擺脫了功能主義范式的媒介實體化認知，而通過“結構隱喻”的方式來表現媒介的豐富內涵和本質，從而一舉擺脫了功能主義的貧困。

　　此外，更讓人振奮的是，當新媒體越來越成為我們這個社會的基礎技術結構，媒介融合使一種統一的媒介邏輯處于悄然形成的過程中。在這種媒介實踐的語境下，當作為物種的媒介和作為整體的媒介之爭漸漸平息的時候，媒介理論就有可能出現相向運動。這讓人真正看到了傳播學理論化的希望。

注釋及參考文獻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