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彭薇 整理 中國兩所高校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學校大門上都只有“交通大學”四個字，而沒有“上海”與“西安”的字樣。而且，這兩所高校的校徽也很相似，高校圖書館都叫錢學森圖書館。上海和西安為何各有一所交通大學？它們有何淵源？這要從60多年前交通大學的“西遷”說起。 一通北京來電拉開西遷帷幕 交通大學的前身是1896年在上海創辦的南洋公學，1921年被命名為交通大學后聲譽尤著，是錢學森、張光斗等一大批杰出科學家讀書與成長的搖籃。 上海交大副教授、校史研究者邵傳芬透露，交大西遷源自一通來自北京的特殊電話，直接影響了許多交大師生此后的人生走向。1955年4月6日晚上，在上海徐匯，時任交通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彭康接到了一通北京來電，所談內容與一份報告有關。 此時，中央已作出交通大學內遷西安的重大決定。位于北京的高等教育部根據中央方針，提出并上報國務院《關于沿海城市高等學校1955年基本建設任務處理方案的報告》。該報告中寫道：“減少沿海城市高等學校招生任務，相應地擴建內陸學校，提前在內陸增建新校等措施……將交通大學機械、電機等專業遷至西北設交通大學分校，準備在兩三年內全部遷出。” 1956年8月10日，對交通大學來說，注定載入史冊。第一批上千名交大教職工、家屬和學生身背行李，登上了開往西安的專列，歷經數年的大規模遷校由此展開。西遷師生員工的車票上，有一行字特別引人注目：“向科學進軍，支援大西北！”可見，交通大學的西遷，不是交大一所學校的內部事務，而是國家的重大抉擇，具有長遠戰略意義。 周總理提了幾個方案 邵傳芬介紹，交大西遷按照既定方案有條不紊地進行中，但隨著1957年前后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以及部分教師對西遷存在不同的想法，交大遷校起了風波。 黨中央、國務院及高教部非常關心交大的西遷，周恩來總理對此更是重視，他親自過問并處理這一問題。周總理強調：1955年決定交大內遷，是根據西北工業建設的要求和離開國防前線的條件下提出來的，是必要的。1956年從十大關系、新形勢新安排，是可搬可不搬，但西安已經招收兩千多名新生，西安校舍基本建成，家也搬了一半，是“騎虎難下”……交大問題如何解決？著眼點還是從一切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一切為了更好地動員力量為社會主義服務出發，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 邵傳芬說，對于遷校，周總理提了幾個方案：第一個方案，堅持搬西安，少數不能去的不勉強；要有多數人去，交大的老底子還保存……第二個方案，新的形勢，沿海與內陸兼顧，上海還有需要。第三個方案是折中方案，向師生進行動員，愿留西安的可留西安，對支援西北人民有好處，對全國人民的團結有利，對交大也有利……周總理最后說：交大的一舉一動，都會有很大的影響，交大同仁一言一行必須照顧大局，總的原則是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方針不能變。交大自己討論，決定后再上報高等教育部批準。 廣大師生聽取了彭康校長傳達的周總理講話，經過兩周多的反復討論，一致認為周總理的講話親切、中肯、全面、客觀，信任交大師生，把交通大學的問題交由交大師生自己決定，尊重交大師生。于是，交大黨委根據師生意見，在1957年6月23日向高教部上報：“交通大學分設西安、上海兩地，兩部分為一個學校，統一領導。”  教授們賣掉房產毅然西遷 1959年，由于考慮到交通大學上海、西安兩個部分規模都較大，距離又遠，行政上要實現統一管理，有諸多不便。1959年7月31日，經國務院批準：交通大學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分別獨立為兩所學校，定名為“上海交通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兩所學校都為全國重點大學。彭康任西安交通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謝邦治任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至此，遷校歷程圓滿告一段落。 人們用“胸懷大局，無私奉獻，弘揚傳統，艱苦創業”來概括交通大學西遷精神。在彭康的號召下，17位交大黨委委員中的16位遷到西安，西遷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和助教占交大教師總數的70%以上。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年富力強的學術骨干義無反顧地成為黃土地的高教拓荒者。 “中國電機之父”鐘兆琳教授從跟隨彭康校長踏勘新校址那天起，就認定了西遷這條路。西遷時，鐘教授已57歲，且身患多種慢性病，妻子也臥病在床。周總理也提出“鐘先生以留在上海為好”，但他毅然決然，安頓好夫人后，只身一人投入首批西遷隊伍之中。到西安后，他天天吃在集體食堂，在一片空地上建起全國高校第一個電機制造實驗室。 在當時西遷的25名教授中，時年38歲的陳學俊是最年輕的一位，他也是中國鍋爐專業、熱能工程學科的創始人。1957年臨行前，他與同在交大任教的夫人袁旦慶決定，將房子無償交給上海市房管部門，帶著4個孩子隨校西遷。陳學俊曾說：“既然要扎根西北的黃土地，就不要再對房子有所牽掛，錢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計較了。” 2017年7月4日，98歲高齡的陳學俊教授離世，他也是西遷教授中最后離世的一位。 作為我國熱力工程教育的開拓者，陳大燮教授同楊世銘教授一起，將熱工教研室完整地搬到了西安。他在生前立下遺囑，自己的遺產不留給后代，這樣對后代有益。去世后家屬遵其遺言，將留下的3萬元儲蓄捐贈給西安交通大學。1982年，他的夫人去世，女兒又將其留給夫人的1萬元生活費悉數捐獻。西安交大以此4萬元為基金，設立“陳大燮獎學金”。 兩所交大進入“雙一流”名單 邵傳芬說，交大西遷中不僅有著名教授，也有講師、助教、職員、技術員，還有炊事員、理發師、花工等后勤服務人員，甚至包括醬菜廠、煤球廠的工人。他們從繁華的大上海來到貧瘠的黃土地，交大人自豪地說：“哪里有事業，哪里有愛，哪里就有我的家。” 當時西遷的教工中，年齡最小的趙保林16歲，年齡最大的是校醫沈云扉，當年已66歲。沈云扉再三婉拒學校領導的照顧，和侄兒沈伯參一同舉家隨校西遷。身為衛生保健科主任的沈伯參不僅自己帶頭西遷，還將在上海的私宅無償提供給學校，作為學校的駐滬辦事處。 60多年前從上海同時遷來的梧桐樹，如今根深葉茂、郁郁蔥蔥。西遷隊伍中，還有一位“老花工”胡全貴師傅，從上海到西安，他為交大的環境綠化奉獻了一生。當他退休要回老家時，有人看到他在校園里轉了一圈又一圈，抱著他培育長成的梧桐樹失聲痛哭。 如今，上海交大、西安交大這兩所同宗同源的高校，在各自走過了多年發展歷程后，都取得輝煌成績。2017年9月，教育部、財政部等公布的“雙一流”建設（爭創世界一流大學和爭創世界一流學科）大學名單中，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不負眾望，雙雙進入該名單。交通大學的奮斗和輝煌，還將延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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