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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從自由競爭階段過渡到壟斷階段，世界秩序由此邁入帝國主義時期。在此背景之下，以英、法、俄為代表的老牌殖民國家和以美、德、日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化國家都為了奪取更多的生產資料而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國際局勢日趨緊張。 在歐洲，法國和德國因普法戰爭結下深重血仇，奧匈和沙俄則圍繞巴爾干利益進行了激烈的爭斗，意大利則因北非突尼斯問題與法國對立起來；在亞洲，英俄兩國在中亞、西亞等地展開了地緣大博弈，日俄兩國則圍繞遠東勢力范圍撕扯不休，美國更是為了抹平擴張進程落后的劣勢而強烈推動“門戶開放”政策。這一系列帝國主義列強間的沖突中，最先被點燃的地方在東亞，從1904年到1905年日本和沙俄之間展開了一場震動全球秩序的戰爭。日俄戰爭加速了世界秩序的演變，并且極大的影響了東亞、歐洲乃至世界范圍局勢的演變。本文，就讓我們以“日俄戰爭”為軸，詳細闡述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世界秩序演變的邏輯脈絡。 一、戰爭前夕的世界局勢 1、日本明治維新后，國勢日趨強盛 自1868年推行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在政治上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經濟上推行以國家力量帶動近代化產業升級的“殖產興業”戰略、社會層面則倡導“文明開化”，并大力發展軍事力量，逐漸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富國強兵之路。到了甲午戰爭時，日本不僅通過“廢藩置縣”等措施結束了長期以來封建割據的局面，同時也通過教育和引進先進西方技術，提高了國民整體知識水平，為后來的帝國戰爭儲備了大量現代化人才。甲午戰爭時，戰艦先進的日本海軍雖然遭到北洋水師英勇頑強的抵抗，但其陸軍卻長驅直入，從鴨綠江攻防戰、旅順攻防戰到營口攻防戰，清朝的老舊八旗和地方兵卒一觸即潰，日軍兵鋒直指奉天、北京。 馬關議和之后，清朝被迫簽下不平等條約，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島及其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日本2億兩白銀，還增開商埠，允許日本在中國的通商口岸投資辦廠。要知道，戰前和戰時為了籌集軍費，日本央行面向民間發行了大量短期國債，如此豐厚的戰爭紅利，極大的刺激了日本進一步對外侵略的野心。然而，清日之間剛剛于1895年4月17日簽訂《馬關條約》，幾天之后便遭到以沙俄為首的俄、法、德三國干涉，迫使日本以清廷贖買的方式歸還遼東半島。當年，沙俄剛剛與英國完成了圍繞中亞阿富汗地區的劃界，因此得以騰出手來專注于東亞方向的擴張。然而西伯利亞大鐵路于1891年剛剛開始建設，俄國對遠東事務力有不逮，因此急切希望極具戰略價值的遼東半島不凍港，故而對日本的擴張行為多有阻撓。日俄兩國在東亞的利益沖突，為后來日俄戰爭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2、甲午戰爭后，傳統東亞秩序崩潰 相較于日本明治維新，清朝洋務運動還要早上7年。然而，這兩場著名的改革運動從一開始就存在巨大的目標差異。明治維新為了富國強兵進行了全社會制度層面的系統化改革，而洋務運動的根本目的則是為了鞏固清廷的統治、確保清朝制度不受西方堅船利炮的沖擊。最終，清朝陸軍方面落后的舊式軍隊完全無力抵擋日本新軍的侵襲，海軍方面則形成了北洋水師一支艦隊對抗日本全國聯合艦隊的局面。縱然當時清朝的經濟實力遠超日本，卻因冗余耗費的官僚體系、錯綜復雜的權力博弈，致使海軍軍費遠低于日本。 甲午戰敗以后，清朝朝貢體系完全崩潰，幾千年傳承下來的東亞秩序遭受重創。日本取代了清朝，成為東亞乃至于亞洲最為強大的國家。要知道，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清朝憑借洋務運動，國力取得一定提升。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清朝先后粉碎過日本和法國的侵襲，雖致使法國獲得了對越南的宗主權，卻也令西方列國不容小覷。然而甲午戰爭的慘敗，將清朝的虛弱徹底暴露在列強的眼皮底下，英國更是自此將東亞外交的重心從清朝轉移到了日本身上。 對于沙俄而言，清朝的虛弱顯然有利于自己在東亞方向的擴張。為此，沙俄于1896年以逼迫日本歸還遼東半島有功，誘騙清廷簽下《中俄密約》，攫取了包括東三省鐵路修筑和經營權、戰時港口使用權在內的諸多利益。清廷的軟弱和短視，招致德、英、法、日等列強蜂擁而上，爭做清朝的債主、搶奪陸權和礦區開采權、謀求投資建廠優惠待遇等，掀起了一次帝國主義瓜分狂潮。 3、俾斯麥離職后，歐洲秩序崩塌 甲午戰爭前夕，法俄兩國結成秘密軍事同盟，極大了沖擊了歐洲的地緣格局。原來，自從德意志第二帝國于1871年成立以來，在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的縱橫捭闔之下，歐洲形成了先后以“三皇同盟”、“德奧同盟”、“地中海協定”、“再保險條約”等一系列盟約為基礎的“五球不落”格局。憑借這一系列盟約，德國人巧妙的利用奧匈和英國的壓力拉攏住沙俄，再通過強化與沙俄和意大利的政治聯系，在歐洲徹底孤立血仇法國。只是“五球不落”的外交戲碼存在許多戰略意圖矛盾沖突的地方，操作難度極大。因此當俾斯麥于1890年被迫辭去宰相職務以后，德國也隨之拋棄了與沙俄《再保險條約》的續簽，并且強化了德奧同盟。 由于遭受德國威廉二世新政府的疏離，沙俄與同樣遭受孤立的法國簽署秘密軍事同盟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不過到了甲午戰爭末期，眼見日本即將打敗清軍，德國同樣產生了染指東亞的興趣。為了換取俄國對其在歐洲和東亞事務上的支持，威廉二世開始嘗試配合俄國“干涉還遼”。至于法國，為了配合秘密盟友俄國，更出于覬覦臺灣、打壓日本的目的，同樣決定支持與兩國一起干涉“遼東條款”。此后，在日俄矛盾愈發突顯之際，德國繼續秉承“歐洲反對法國、東亞支持俄國”的外交政策。作為盟國的法國卻為了消弭來自于德國的軍事威脅，極力勸阻沙皇不要在東亞過度擴張。 4、英俄大博弈與美國門戶開放政策 其實，在“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之前，俄國與德國也曾嘗試拉攏英國一道。但是對于當時仍處于經濟強勢地位的英國來說，馬關條約規定清朝開放更多港口的條款，顯然對自己更加有利。加之在英國眼中，戰勝的日本已經取代了清朝成為遏制俄國向南擴張的存在，所以最后關頭拒絕加入“干涉集團”。當然，在日本尋求英美支持以抵消“三國干涉還遼”壓力的時候，英國處于“大陸均勢政策”考慮、美國出于“離岸平衡政策”考慮，也予以了回絕。 事實上，自從拿破侖戰爭結束、維也納體系確立以后，世界霸主英國就已經與“歐洲憲兵”沙俄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博弈。人們常說，自從1805年英國在特拉法加海戰擊敗法國艦隊，并徹底攫取世界海上霸權以來，全球便開始進入了百余年的“不列顛治世”時期。然而，作為雄踞亞歐大陸腹地遼闊領土的沙皇俄國，卻始終是英國最為兇險的戰略敵人。受此影響，大英帝國甚至一度加入由俾斯麥牽線的《地中海協定》以針對俄國，并與德意奧三國同盟保持著十分曖昧的關系。在此背景上，英國在中東扶持奧斯曼土耳其、在東亞支持清朝洋務運動，皆為牽制俄國人的力量。甲午戰爭以后，英國轉向支持日本，并最終于1902年簽訂《英日同盟》也是基于同樣的邏輯。 此時的美國，正在經歷從陸上西進運動過渡到“海上西進運動”的關鍵時刻。正當其他列強掀起針對清朝的瓜分狂潮、劃分勢力范圍之時，美國也通過針對西班牙的戰爭（1898年）取得了對夏威夷、關島、菲律賓等地的控制權。美西戰爭結束以后，美國著名“海權論”軍事家馬漢在1899年召開的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上明確了美國爭奪清朝市場的計劃。當年9月，美國政府正式向英、俄等六方列強提出所謂“門戶開放、貿易機會均等”的照會，并率先取得了經濟實力占據優勢的英國人的支持。美國的“海上西進運動”，直接封堵住了日本東進和南下的通道，但在日俄之間卻依然站隊相對處于弱勢的日方，并支持其北上與俄國爭利。 二、戰爭期間的世界局勢 1、日本方面的表現 1904年，伴隨著日本與沙俄圍繞中國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控制權斗爭的趨于激烈，雙方大戰不可避免。當時日本在政治上，作為著名親俄派的時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察覺出俄國吞并中國東北拒不撤兵以后，轉而要求軍方做好以武力解決爭端的準備。外交上，日本著重鞏固英日同盟，加強了與英國在軍事、外交、輿論等方面的合作。軍事上，以東鄉平八郎、秋山真之等人為代表的優秀指揮官，和膨脹到120艘軍艦和輔助作戰艦艇的日本聯合艦隊早就摩拳擦掌了。 戰爭爆發以后，日本海軍率先擊敗了俄國弱小的太平洋艦隊，并在接下來的戰事中以逸待勞的等候俄國遠征艦隊的來臨。作為俄國艦隊前往遠東基地的兩條航線，不論是輕津海峽還是對馬海峽都早已被日本艦隊司令東鄉平八郎部署了大量戰艦和水雷。加之日本海軍師承英國的單縱搶橫位戰術（利用戰艦機動優勢，以兩側輕快火炮進行密集打擊），配合魚雷艇的魚雷打擊，最終在疲憊的俄國遠征艦隊出現變陣失誤之后，在對馬海戰中重創俄國。 2、沙俄方面的表現 由于俄國海軍主要分為太平洋、黑海和波羅的海三支艦隊，為了應付東亞危局，俄國不得不從歐洲抽調戰艦遠征日本。奈何由于俄國上層過于輕視日本，軍隊腐敗又異常嚴重，俄國遠征艦隊受制于過長的補給線，在抵達戰場之時已經顯得疲憊不堪了。同時，由于對日本的輕視，沙俄不論在外交上還是情報上做的工作都不到位，這致使電碼破譯方面占據上風的俄軍反而行蹤泄露、屢屢陷入被動局面。 當時的歐洲列強，懾于“英日同盟”而未敢參戰。英國卻憑借“日不落帝國”的地理優勢，封鎖俄國黑海艦隊，并在沙俄波羅的海艦隊遠征亞太的過程中處處拆臺使絆，甚至以“護航”的名義竊取俄軍情報，并給予日本大量融資支持。與之相比，俄國的盟友法國不僅未能提供充足的支持，反而對俄國把主要軍事力量投入遠東的行為十分不滿。加之當時沙俄內部存在波蘭民族起義、底層農奴暴動等多重問題，同樣牽制住了沙俄對本國力量的整合。最終，俄國不論在海上還是陸地皆遭受重創，日俄戰爭以俄國失敗而告終。 三、戰爭之后的世界局勢 1、沙俄全面戰略收縮，促成歐洲兩大陣營形成 戰爭結束以后，沙皇俄國元氣大傷，不得不在整個亞歐大陸進行戰略收縮。正因如此，俄國與英國之間的矛盾出現緩和。恰逢此時德國工業化進程加快，英德海軍競賽愈演愈烈，雙方圍繞殖民體系的矛盾也愈發凸顯，英德矛盾逐漸成為歐洲最主要的矛盾。受此影響，英國一方面疏遠了與三國同盟之間關系，另一方面和俄國于1907年簽訂了英俄條約。加上1904年英法協約（又稱“摯誠協定”）和1892年法俄同盟，三國協約陣營至此確立。
作為長期奉行“光榮孤立”政策的世界霸主，英國開始采取結盟政策是有原因的。不論是“三國干涉還遼”還是1899年的布爾戰爭，英國都迫切感受到了外交孤立的危機。正因如此，組建“英日同盟”和加入協約國陣營，也就勢在必行了。另一方面，作為三國同盟的核心成員，德國在日俄戰爭以后徹底放棄了對俄國的拉攏，轉而謀求在奧斯曼土耳其的影響力。英俄條約簽署以后，德國進一步鞏固了三國同盟，尤其是德奧同盟在本國的外交中心位置。歐洲兩大陣營由此成立，并將在一戰中爆發出慘烈的能力。 2、美國介入域外事務，日本激進主義抬頭 俄國的全面戰略收縮，同樣影響到了亞太地區的格局。雖然戰爭期間，美國與英國一道對日本提供了大力支持，但是多是以融資為代表的有償行為。戰后美國主持召開調解會議，并在會議上偏袒于處于弱勢的俄國，強迫雙方簽訂了《樸茨茅斯和約》。此事，是美國自提出門羅主義以來，首次實質性介入域外事務，時任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甚至因此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然而，對俄作戰的軍費開銷極大，外匯儲備和財政收入捉襟見肘，為此明治政府不得不屢次增加苛捐雜稅，并4次向英美借款。戰爭結束以后，日本國債總額暴漲了3倍，軍隊死傷慘重，這一切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危機。日俄議和期間，俄國外交官的表現靈活、底氣十足，日本外交團隊卻顯得十分遲鈍、僵化。當《樸茨茅斯條約》的詳細內容傳回日本以后，未能享受“戰爭紅利”，卻要飽受經濟蕭條與糧食價格上漲疾苦的島國百姓頻頻發起反媾和運動。和約訂立當天，更是以日比谷公園為核心，整個東京都爆發了大騷動。 伴隨著反媾和運動而來的，是日本國內日益彌漫的反美情緒。同時，受制于激進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情緒，早已殘留在日本憲政肌體中的封建余毒徹底爆發，并在一戰之后迅速走上了法西斯主義的道路上。
綜上所述，伴隨著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全球局勢處于激烈的演變中。甲午戰爭不僅沖擊了傳統東亞秩序，暴露了晚清的虛弱，從而掀起了帝國主義瓜分狂潮，同時也極大的刺激了日本謀求“戰爭紅利”的欲望。此后，各懷鬼胎的法、德、俄三國處于各自考量強迫日本以贖買方式歸還遼東。感到獨木難支的日本，與布爾戰爭中同樣遭受外交孤立的英國迅速走進，并組建英日同盟，意圖聯手削弱沙俄的影響力。日俄戰爭期間，英國和美國給予了日本大力支持，法國和德國卻沒有實力幫助俄國。 沙俄慘敗以后，德國隨之拋棄拉攏俄國的政策，英國則在俄國戰略收縮以后結束了英俄大博弈、簽訂了兩國條約。與此同時，美國趁機實質性介入美洲域外事務，意圖擴大影響力。日本則因戰爭拖累和未能取得預期“戰爭紅利”而趨于激進化，并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矛盾日益凸顯。可以說，日俄戰爭的余波直接撬動了全球地緣格局的加速演變，并對后來的兩次世界大戰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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