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交響樂團成立140周年，音樂總監余隆先生攜本團與環球音樂旗下DG廠牌簽約并推出首張中西方音樂對話專輯《門道》。專輯收錄了作曲家陳其鋼先生的交響作品《五行》、小提琴協奏曲《悲喜同源》、拉赫瑪尼諾夫的《交響舞曲》以及克萊斯勒的《中國花鼓》。近日“余隆&陳其鋼藝術之門道”分享會在中國進口圖書總公司舉行。筆者有幸受邀參與，并在活動之后對二位藝術大師進行采訪…… 專輯取名《Gateways》，韋氏詞典里的注釋 “an opening for a gate”，你可以理解為“門開啟的一刻”；中文譯為《門道》可謂異曲同工：“跨越進門，隨之有道”——這是我對它的理解。  我問余隆指揮（下文簡稱“余指”）：“上海交響樂團建團140年，曾經的門道是什么？當下的門道是什么？今后的門道又是什么？”余指說：“其實這是一個問題，答案就是兩個字‘傳承’。傳承是兩層意思：其一是‘傳’；隨后是‘承’。先說‘傳’：140年著實不易，每每與國外那些歷史悠久的樂團總監（負責人們）提及140年，他們無不驚詫。140年，上交一直在變，但它從來都是那第一個敢吃螃蟹的人：前七十年，上交主要演國外作曲家的作品，比如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勃拉姆斯晚期的四重奏等都是由上交擔任在國內，乃至亞洲的首演；后70年，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之后，上交逐漸開始轉變，更多是首演中國作曲家的作品，比如中國第一部交響樂作品黃自《懷舊》；比如何占豪、陳鋼的《梁山伯與祝英臺》，比如朱踐耳的十部交響曲，比如譚盾的《地圖》等作品……140年前，上海是東方小巴黎；70年前，上海是時代之先，所謂“傳”就是把敢為天下先這個優秀的接力棒接好。”  “而‘承’是將其發揚光大：上海交響樂團是中國首個與國際接軌組建理事會的樂團；也是迄今為止首演當代中國作品最多的交響樂團。它策劃運作了向當代作曲家的委約創作機制，幾乎每年都會把中國的音樂帶出國門，演給全世界。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如今可以自信地說：中國的交響樂在世界舞臺上有了一定的交流話語權。”聽余指如此自豪的闡述，我想了西方這樣一句諺語，“One weak link can break the chain of a mighty dynasty”（薄弱的一環能毀掉一個帝國），我想此時他的弦外之音就是“這一棒接力，我們跑地很自信、也很精彩。” “如今，以基督文明為基礎的西方文化依舊占據世界主流，依舊保持著強勢輸出態勢——在當下的大環境下，代表我們文化的中國藝術如何走上這個世界舞臺？”我向二位藝術家拋出個宏大的問題。  “這個關于文明沖突的話題，我不是政治學者，自然給不出更切實的的政治解決方案。”陳其鋼先生說，“但從藝術的角度來講：不存在孰強孰弱，誰是攻勢誰是守勢。我一直強調‘莫扎特之所以偉大，不是因為他是奧地利人，而僅僅因為他是莫扎特’。藝術本身沒有國界、教派屬性之分，好就是好、差就是差。文戈洛夫有一句話對我觸動很大，‘作曲家和演奏家都是在二度創作’。演奏家是二度創作很好理解，作曲家為何也是？因為作品創作出來就有了獨立的生命與個性，所有人都必須尊重作品本身。”陳其鋼先生這個觀點就好比金庸的武俠小說——金庸先生在晚年曾自己改過一遍自己的小說，但大家還是更認可三聯舊版，原因就在于此。 “一百個人眼中有一百個哈姆雷特。”余指插敘道，“就拿這張專輯中收錄陳大師的《五行》中《火》那個樂章來說：他要的‘火’是那種溫柔的、溫暖心靈、給人希望的火——因為他就是這樣一個溫柔的人；我詮釋的‘火’是那種熾烈的，能夠催生涅槃的火，我的脾氣秉性就是這般快意恩仇的暢快。大家不必較真評出個孰好孰壞，又不是華山論劍，爭天下第一；只是基于個人不同的好惡取舍而已。”  “但藝術創作必須遵循‘真、善、美’這個人類共同的道德取向”余指繼續，“順序也不能錯。真誠永遠是第一位的，連自己都感動不了何言以真，自欺欺人的東西怎么可能感動世界；善是一個努力的方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善；把美放最后，是因為我相信藝術創作若秉承前兩點了，它自然不會丑到哪里去…” “所以，講中國故事要走心！”陳其鋼先生補充道，“我一直覺得藝術創作者，作曲家必須是孤獨的。所以我選擇住在鄉下，選擇親近自然，讓心與自然對話，‘舟遙遙以輕飏，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這張專輯收錄我的《五行》分五個樂章：‘水’、‘木’、‘火’、‘土’、‘金’，是按照五行相生這個順序來排列的。把‘水’排在第一樂章，因為水是天下至柔之物，水利萬物而不爭；而最后為‘金’安排那樣一個結束，也是在闡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這樣一個道理，至于其中的‘火’是我心中溫潤柔軟的火，還是余指心中催生涅槃的火？那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  “之所以舉《五行》這個例子是想說，我們有那么多悠久且值得認真講述的故事。”陳其鋼先生補充道，“很多人說當代作曲家的作品聽不懂，不好聽，甚至有‘首演即終演’的說法。依我看：其一，是聽眾聽的少；其二，是創作者沒走心。現在需要我們用音樂這個沒有國界的語言把中國故事講好。” “所以我特別喜歡陳大師的作品。”余指再次打開話匣子，“我建議你們認真聽聽陳大師的《蝶戀花》。中國人那種含蓄美、那種留白韻都表現的淋漓盡致。他剛剛說：作曲家必須是孤獨的，自己選擇居于鄉下。其實我特別羨慕他能隱于林泉，能時刻與內心對話；作為指揮，我就不行——指揮的工作必須由幾十個人一同協作來完成。一個人對著空氣瞎比劃——那畫面是否有些尬？所以我只能選擇隱于廟堂。”  “不論是林泉還是廟堂，藝術工作者都要始終抱有顆赤子心。”余指繼續說，“所謂對藝術的赤子之心，就是不要拘泥于外表形式，只對藝術本真負責。我看過你的采訪提綱，里面一個問題是：交響樂這個舶來品若讓中國人駕馭那就是‘外來和尚’。如何把‘經’念好，對嗎？這個問題本身就不對，存在邏輯悖論。交響樂僅僅是一種形式，或者說就是一種‘制式’。你能說一個交響樂團由我余隆來指揮就叫交響樂，換一個指揮就不叫交響樂嗎？顯然不行。” “作為一個用‘交響樂’來與世界對話的藝術工作者，我要做的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指揮棒傳遞出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熱愛。什么叫愛中國文化？再搞一次秦始皇書同文、車同軌嗎？脫下西裝換上寬袍大袖的漢服？續須鬢冉，束發加冠嗎？顯然不是！我不是文化學者，但依我看最能體現中華文化精神的就是包容。海為何能納百川？因為它足夠低調、足夠包容。中國文化的魅力就在于這種以博大與包容為基石的天然向心力。”余指的發言振聾發聵，不容置疑。  “好的作品是不需要額外語音、文字去解釋的。”陳其鋼先生補充強調，“音樂的偉大就在于能給每個人想象的權力。但它首先必須是至誠的：你要舍得把自己最珍視的東西拿出來。你問我作為藝術家如何理解‘這是個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句話。在我看來任何一個時代都是最好的，同時也是最壞的。因為沒有壞就沒有好、沒有苦就沒有甜，沒有悲就沒有喜，所以才是《悲喜同源》。” 陳其鋼先生講這句話時，讓我想到“心游于藝道不遠人”這句話，“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這是國人的修身之道，也是我們的立國之道——“一帶一路”的偉大事業不正是建在一個“誠”字基礎上嗎？  “所以我們應給予文化建設更多的關懷與助力。”余指總結性發言：“我們講了太多政治、談了太多經濟；可文化呢？其實人與人、國與國之間很多誤解都是文化交流出了問題，所以文化建設迫在眉睫。文化絕對不是娛樂，娛樂可以至死，但文化絕對不行。文化是一個民族斷存絕續最重要的東西。” 今天，余指攜上海交響樂團與環球音樂旗下的DG唱片簽約，對于中國的交響事業本身就是一件意義深遠的文化事件——從此，我們能在一個更優質，更權威的平臺上跟世界對話，用屬于我們的方式給世界講真正的中國交響故事了。  采訪結束，我不禁再次細細品鑒起專輯《門道》的封面：這是一張毫無音樂元素的黑白照片——虛化的上海外灘外外白渡橋背景，余指左手插兜，右手把持著一輛永久牌二八男士自行車，他目光如炬，望向遠方。自行車代表著不忘過去、負重前行；如炬遠眺的目光代表著胸有成竹地面向未來；而“無”則代表作“有從無中來”，包容萬象的胸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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