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死孩子的不是恨，而是自以為是的愛

“她跟我們都一樣，但她是個洋娃娃。”

“世界失敗的那天清晨，人們正忙著搜捕幾個流浪的孩子。”

暴力、童年、秩序、恐懼、孤獨、反抗，是安德烈斯·巴爾瓦兩本作品《小手》《光明共和國》的關鍵詞。前者講述只屬于童年的暴力游戲，屬于每個人的孤獨角力，后者是一部虛構的美洲編年史，一部寓言式的現代啟示錄。

巴爾瓦是中篇小說大師，但對國內讀者而言，是一個陌生的名字，理想國首次引進兩本作品，一定有不少讀者朋友注意到喜歡上這位作家吧。《光明共和國》的豆瓣評價都達9分了。

英文版《光明共和國》與中文版幾乎同步上市，巴爾瓦接受了Observer記者Alina Cohen的采訪。訪談中，巴爾瓦他把暴力描述成一種“靜止的能量”，一旦 “電荷” 開始在社會中累積，并試圖尋求出口，暴力就會發生。“在《光明共和國》這本書里，暴力是被孩子們點燃的，利用了整個社會中深層次的、結構性的不適。”

巴爾瓦也闡揚了《光明共和國》深邃的主題：對他者的恐懼會招致悲劇性的后果。在他看來，“對他者的恐懼是人的天性，是我們最基本的生存本能之一，恐懼保護著我們，就像痛苦一樣。它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們懷疑或者試圖分析這種恐懼，它就會消散；但如果不這么做，我們就會激化一種互相仇視的社會情緒，這也意味著，允許政治人物操縱我們。”

“或許，現在累積的能量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被某個微小的事件釋放。暴力永遠存在，它是社會不穩定的首要動因。當然，這取決于我們如何對待身邊的人——尤其是那些處于弱勢的人，那些不同于我們的人。”

作者：宗城

來源：深港書評（微信公號）

小說家安德烈斯·巴爾瓦向我們展示了這樣一個世界：殺死孩子的不是恨，而是自以為是的愛。在《小手》中，人們以愛之名，讓一個女孩步步走入窒息的深淵。在《光明共和國》里，奮起反抗的孩子被愛的秩序吞沒，長輩們以愛之名，維護一套令孩子窒息的生存法則，他們教導孩子應該怎么做，卻恐懼于孩子真正的自由意志。于是我們看到這樣一片圖景：當人們高談闊論自由與尊重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匱乏的卻正是自由和尊重。

今日之世界，作用于人心深處的是一種麻木的政治。

巴爾瓦用小說打開堅硬秩序的縫隙，他所要揭示的，其實是現代社會讓人倦怠和窒息的生活，在一套科層制、繁文縟節和技術中立論維護的世界中，一種麻木的政治正在成為今天的主流。今日之世界表面上是瘋狂和撕裂的，但作用于多數人內心深處的是一種麻木的政治，這種政治教育人們循規蹈矩、維護秩序，它的實踐理念不是為惡，而恰恰是以愛之名，發展出的一系列維護穩定和秩序的法則。

事實上，它行之有效。如果以穩定為核心觀念，現代社會培養起的秩序或許是人類歷史上最有效的秩序，但應當被反思的是：這種穩定秩序是理想生活的來源嗎？如果人類追求的不僅是溫飽和重復，還有更高意義的創造和善良，那么我們要追求的到底是犧牲自由所換取的穩定，還是一個不同的價值準則？在這個意義上，巴爾瓦的小說深入了今日世界的關鍵問題，他所描繪的不是烏托邦與夢魘，正是與我們息息相關、愛之恨之的這個世界本身。

要理解安德烈斯·巴爾瓦的文學觀，《小手》和《光明共和國》是兩本恰當的書。前者向人們展示了一個人如何被生活所吞沒，其背后是現代文明施加給人的窒息感。后者表現了一群少年如何反抗秩序，其背后是當現代文明發展到一定地步，隨著它自身的結構性問題，必然會引發燃燒和暴力，乃至以戰爭、種族屠殺為形式的人口清洗。

安德烈斯·巴爾瓦是一個警惕壟斷資本主義與威權政治結合的作家，在他心里游蕩著來自伊比利亞半島和南美洲深處的幽靈，資本主義的問題、青年人的左翼抗爭、無政府主義思潮乃至抗爭如何失敗（反抗者的變質）成為他關心的重點。如記者Alina Cohen所說：“巴爾瓦認為，資本主義已經傷害了我們對無政府主義烏托邦的想象，于是，他在孩子們那個沒有秩序、變動不居的社會中創立了一種蘊意悠長的至美。”但巴爾瓦對青年的同情并沒有使他將革命浪漫化，在群體性騷動演變成革命（或另一陣營謂之暴亂）的過程中，他看見里面的血腥、殘酷和鎮壓，也看到反抗群體內部的情緒化、稚嫩乃至容易被瓦解和改造的可能。不存在完全理性的政治，現實的政治往往伴隨情緒，它總是以激情的方式到來，在雙方共同的極端化中演進，直到一方的能量被耗盡。這就像兩只赤焰巨龍在不停燃燒對方，直到有一方轟然倒地，否則夢魘不會落幕。巴爾瓦想說的是，單純指責施暴者沒有意義，浪漫化施暴者也沒有意義，更值得追問的是怒火為何發生，暴力的源頭究竟是孩子，還是日益腐敗（卻沒能及時改良）的秩序。

《小手》：我們如何被現代生活吞噬

巴爾瓦的小說是對現代社會的寓言，但較真的說，現代社會的變化也不過是人類文明所表現出的周期性重復。要說巴爾瓦小說真正獨到的地方，倒不是那些政治暗示和驚心動魄的事件，而是他展現了被現代文明壓抑著的心理活動，在對聲音尤其是歌謠的靈活運用中，巴爾瓦的《小手》具有一種夢魘般的閱讀體驗。沉淪、壓抑、錯亂、歇斯底里，孤兒院的少女，仿佛要被大海吞沒。

《小手》是一個多聲部結合的內心劇場，巴爾瓦延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試圖把小說作為一個不同聲音交匯的裝置藝術。如果說陀思妥耶夫斯基要處理的是人與上帝的關系，那么巴爾瓦思索的則是現代文明中，一個人如何自處的問題。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教堂是一個重要隱喻，因為它意味著一個人謙卑低頭的時刻，它把人與上帝的關系具體到一個莊嚴的空間中。而在巴爾瓦的文學世界里，孤兒院和孩子也是重要隱喻。孩子并不只是純凈無邪的化身，其實在巴爾瓦的小說中，孩子也是惡行的參與者，孩子也能發起恐怖的暴力。在《小手》和《光明共和國》中，孩子一方面代表了打破舊秩序的希望，但另一方面又潛流著惡，在日后也有被成人秩序收編的可能。而孤兒院則是一個現代社會的化身，孩子們在里面生活，但每個人實際上又是孤獨乃至被窒息感包圍的。

荷爾德林曾說:“人充滿勞績，但還詩意地棲居于這塊大地之上。”但對今天的人來說，詩意地棲居已成為部分有閑者的特權，人類文明在工業化進步中實現了物質豐饒，人類自己卻陷入時間匱乏的擔憂中。壓抑、勞累、居無定所、無法排解的孤獨，成了大城市人們普遍面對的問題。有時候，人們為了生存，為了融入城市秩序，不得不扮演很多角色，這些角色，何嘗不像洋娃娃一樣，小巧而精致。

“洋娃娃被一遍又一遍地呼喚著，總是等著有人舉起她的雙臂，把她高高托起，托起她那卑微的過去和渺小的孤獨。”

巴爾瓦的《小手》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的腔調。這不是一部單一人稱敘述的作品，它的單章和雙章實際上采用了不同的敘述者，一個是主人公“我”，一個是孤兒院的其他女孩“我們”。小說在兩種敘述的交替中回旋上升，猶如歌謠祭，在興奮與恐懼混合的情緒中把讀者引領到獻祭的儀式，那是一種語言的獻祭，巴爾瓦告訴讀者悲劇是如何以一種怪異而顫抖的方式到來，人們在輪流扮演洋娃娃的游戲中，漸漸將游戲推向黑色的深淵……

當讀者進入《小手》時，特殊的語句制造了怪異的美感。“她們就像一隊困倦的小馬，安安穩穩地入睡，臉上的某種東西放松下來，神色變得溫柔無害。此時，瑪麗娜覺得那一張張臉龐上宛若漂浮著油脂，與白天的臉龐迥然不同。這些新的臉龐滄桑衰老、各具特色，卻統統顯露出挑釁的樣子，神態看似安詳，卻如同一幫沉睡的盜匪。”沒有什么比直接引用原句更能表現巴爾瓦對混亂的感知，他聰明地跳過了簡單的道德判斷，而代之以細微的近似顯微鏡般的情緒捕捉。這是一種發抖的體驗，也是眩暈的經歷，“即使是在這樣的暴力中，也孕育著陰暗的、鮮活的歡愉”。

《小手》令人信服地展現了一個女孩如何被現代生活吞噬。這本是一個原型為孤兒院女孩殺死一個同伴，并和她的尸體碎塊玩耍了一周的故事，但在巴爾瓦的筆下，它濃縮成一個現代社會的隱喻，瑪麗娜不只是孤兒院的一個死者，也是一種被壓抑的心理機制。巴爾瓦為小說找到了合適的發音方式，他知道，在處理此類故事時，居高臨下的訓導和缺乏性別意識的陳述都顯得不合時宜，一位男性作家盡管難以完全理解女性的世界，但如果他意識到，女性的困境也是生而為人的困境時，他會去理解女性的腔調，他知道這腔調不完美，不總是優雅、睿智，甚至在遭遇傷害后的多數時候，它絮絮叨叨、歇斯底里，充斥了自我懷疑和否定，但是，這就是我們的生活，這就是那個能讓人錯亂乃至荒誕成現實的現代社會，這些混亂不安的感知回蕩在小說的語言世界。

而在《光明共和國》中，巴爾瓦繼續向當代生活投擲冷槍。《光明共和國》寫了這么一個故事（引自出版方理想國）：

相比于《小手》，《光明共和國》針對的對象其實是更直接了。“世界失敗的那天清晨，人們正忙著搜捕幾個流浪的孩子。”這句話本身就是對小說的濃縮，因為哪怕世界面臨失敗，人們所計較的卻不是失敗之源，而是幾個流浪的孩子。這個荒誕卻又現實的句式恰恰是《光明共和國》的題中之意，在今天，如果還有一種真正的現實主義，那就是荒誕，拘泥于表層的現實刻畫已經走向失敗，荒誕才是當代生活的深刻現實。

小說《光明共和國》在開頭就展現出荒誕的感覺。“每當有人向我問起圣克里斯托瓦爾那三十二個失去生命的孩子時，我的回答往往因對方的年齡而異。”這個怪異的句式打開小說之門，令文學讀者想起奧雷連諾上校站在行刑隊面前,父親帶他去參觀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也能聯想到諸如石黑一雄等小說家，對記憶的模糊處理方式。

《光明共和國》的敘述者值得玩味，它不是三十二個孩子的任意一員，也不是他們的絕對同情者或厭惡者，而是一位卷入其中的社會事務局的領導，從鄰鎮埃斯特皮來到圣克里斯托瓦爾。這位敘述者一方面展現了當局對騷亂的警惕，另一方面又通過所見所感，暗示那些孩子引領了一股打破秩序的渴望。他們是“大森林里的孩子”，實踐著去中心化的活動方式，他們像某種昆蟲群落，卻沒有固定的等級秩序。他們的存在，喚醒了圣克里斯托瓦爾塵封的激情；他們的暴力，“利用了整個社會中深層次的、結構性的不適”。（巴爾瓦語）

在后真相時代，沒有絕對的事實可言，每個人看到的事實都是不同的，人們對同一件事的解釋總是受到這樣或那樣的引導、扭曲和煽動，因此，小說家老老實實的呈現總是以失敗告終，他們事無巨細的還原非但不會接近真實，反而讓他們離真實更加遙遠。正因如此，安德烈斯·巴爾瓦選擇了隱喻的方式。他在《光明共和國》展現了一座語言的烏托邦，在這座烏托邦里，我們將沿著主角的敘述，追尋那神秘的三十二個搗蛋鬼，和那些越來越多加入的同伴。

巴爾瓦表現了世界如何被重啟、重啟的努力又如何以失敗告終。在這里人們能讀到西語文學一貫的魔幻與神秘，但同時，它又是一個多么符合當下的故事。一座秩序固化的城市、一群麻木的行人、自私自利的政客、軍警與中產階級父母、悄悄逃離的孩子與不同時代間的無法理解……在加泰羅尼亞、在英國、在敘利亞、在俄羅斯，類似的事情在反復上演，巴爾瓦寫的不是奇幻，正是我們所努力想要理解的現實。

在《光明共和國》中，城市彌漫的倦怠與我們今天何其相似。書中介紹語說，這是虛構的美洲文明編年史，其實，虛構城圣克里斯托瓦爾何嘗不是當下都市的普遍寫照。小說反映了當代人普遍的倦怠感，不只是窮人的倦怠（準確說是麻木），也是富人的倦怠，這種倦怠感，和人們隱藏的想要宣泄的情緒，讓人想起了電影《燃燒》里連連打哈欠的富人Ben，和眺望天空感嘆“蓋茨比很多”的窮困作家鐘秀。如果說二十世紀是革命的年代，二十一世紀就是倦怠的年代。上帝死了，烏托邦理想覆滅，人們在科技革命和自由主義神話中實現物質豐饒，卻進一步鎖死了社會流動的閘門，看不到未來的意義。生老病死，不過螞蟻輪回。戰爭與和平，也只是過剩后的重新洗牌。

西語區作家熱愛書寫流亡和失根，上世紀70年代起他們共同的一個母題是后革命年代，從波拉尼奧的《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到加萊亞諾的《愛與黑暗的日日夜夜》，巴爾瓦沒有直接介入這個主題，但他所呈現的世界（這當中人與物的狀態），其實與后革命時代的沮喪一脈相承。置入歷史圖景來說，當里根—撒切爾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風靡全球時，西語文學中的吟游詩人們就不可避免處于放逐的境地，這不是身體的放逐，而是精神的放逐，是生活在別處、故鄉已經遠去的永恒失落。

如果說波拉尼奧、加萊亞諾寫的是革命失敗后的感傷，安德烈斯·巴爾瓦寫的則是普遍的倦怠，流露出一絲期盼推倒秩序、重新洗牌的決心，而這里面，是藝術家對陳腐事物的不滿，即便這秩序生產了大量財富，給予社會穩定，但藝術家會引導人們思考：一個讓你們看不到希望的穩定，是你們想要的嗎？這或許是為什么，巴爾瓦把最華彩乃至神秘（神秘隱含創造力）給了那些還沒被馴服的孩子。雖然他們破壞、不合時宜，但他們至少打破了城市日益腐敗的氣氛，給人們看到一絲絲新的可能性。

然而，這樣的創造可以長久嗎？人們在新鮮感后又是否與他們倦怠又賴以為生的秩序重歸于好。《光明共和國》在小說末尾寫道:“死者以棄世的方式背叛了我們，而我們為了活下去也背叛了他們。”

文學，在陌生化中逼近真相，在閱讀中對抗遺忘

在如今，當我重返小說世界，我仍會獲得獨特的感動，這份感動并不來自悲劇事件的轟炸或者某個宏大格局的實現，而是我在小說中看到作家們依舊對抗著被遺忘的努力，去看見未知，表現人類靈魂隱秘而偉大的部分。對我來說，《小手》和《光明共和國》就是這樣兩部作品，它們踐行著嚴肅小說的精神，在陌生化的過程中逼近今日生活的真相。在這個意義上，小說依然被需要，我們今天去閱讀嚴肅小說，其實也是在對抗“遺忘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