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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遺存（主要是墓葬遺存）中有許多關于大象和駱駝的畫像和雕塑，學界對此也做過較為充分的討論，尤其是大象，由于在此時的中原地區已經絕跡，其突出的形象引起學者們廣泛的興趣。其實，漢代大象與駱駝的圖像往往是組合出現的，而且還有不少細致的信息需要更進一步揭示，以便更為深入地理解這些現象后面的文化信息。筆者擬在材料的全面梳理和先前研究的基礎上，從多個角度去觀察，希望能從該類材料上提取到更多的信息。目前所見，漢代大象與駱駝的形象絕大多數出現于墓葬中的畫像石、畫像磚、壁畫、搖錢樹、銅鏡、銅器裝飾上，也有一些石雕和陶制、銅制模型，材料比較豐富。筆者擬從以下多個角度進行梳理。在漢代的畫像材料中，大象和駱駝是經常緊密地組合在一起的。例如，山東長清孝堂山東漢前期石祠堂東壁上刻畫一幅規模宏大的出行場景，其隊伍前列并行大象和駱駝各一頭，象背上坐有三人，駝背上坐二人（圖一）。山東平邑建于東漢章和元年（公元87年）的功曹闕西面上數第二層畫像上，刻畫有緊接在一起的一象一駝出行的場景，象和駝背上各坐一人。山東鄒城出土的一方畫像石上也刻畫有緊接在一起的一象一駝，象前有一人持鉤引導（圖二）。河南登封東漢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所建的啟母闕，西闕南面底層畫像上有一象一駝，象、駝背上均無人。江蘇徐州地區出土的畫像石上也有類似圖像。將大象和駱駝組合在一起的圖像材料還有不少，可參見附表，這里不再一一列舉。另外，陶制模型中亦見有這樣的組合。洛陽主干線商業圈東漢墓M4904中出土有陶象和駱駝各一件，其上各有一人乘騎，與之組合的還有騎羊俑一件。 
既然將大象和駱駝緊密組合在一起，即說明當時人認為它們有密切的相關性，這種相關性可以從來源和意義兩個方面予以考慮。從來源上講，駱駝來自西域，毫無疑問。大象在殷商時期的中原地區是有分布的，當時的南方地區自然也應該存在，如四川盆地的三星堆祭祀坑和金沙祭祀遺址中都發現不少象牙。但到了漢代，中國大部分地區中象已經絕跡，只在最南方的滇、越之地尚有分布，而南亞和東南亞一直是象的主要分布之地。當時象的來源，應該就有中國南方、東南亞和西域（廣義的西域也包括南亞，而且南亞與中原的交通主要是通過西域的絲綢之路）幾種可能。《漢書·武帝紀》載“元狩二年夏，……南越獻馴象”，可知象從南方來是不成問題的。同書《西域傳》云武帝開西域后，“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顏注“鉅亦大”。雖然此篇未引部分所述的異物并非都由西域來，但此段中與象同列的所有異獸——獅子、大雀（即安息雀，鴕鳥）、猛犬和各種寶馬確實都是來自西域，也不能排除象有來自西域的可能。而且，不論其實際的來源情況如何，人們將之與駱駝緊密組合在一起，其意義顯然也是將大象作為西域之獸來看待了。這一點從下面的幾個角度還可以繼續看到。關于駱駝的乘騎者和牽引者，在可以分辨的畫像中往往都是深目高鼻、頭戴尖帽的形象，無疑是西域胡人的表現。西域胡人與駱駝的組合無需多論，這里要重點考察一下大象的乘騎者和牽引者的形象。從可以分辨的材料來看，與漢代圖像中通常人物不同的乘騎者和馴象人有兩種形象。一種頭挽椎結。如河北定縣122號西漢墓中出土的一件作為車飾的錯金銀銅蓋柄上刻畫有一頭大象，象背上乘騎三人，此三人均無冠，頭發向上結為圓球狀，前一人作箕踞狀（圖三）。《史記·西南夷列傳》載：“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索引云“魋，《漢書》作‘椎’”。可見，“魋結”即“椎結”，為在頭上結髻的發式。根據云南晉寧石寨山出土的滇人形象的材料來看，滇人女子的發式為挽髻披于腦后，而男子則為結圓髻于頭頂，與上述乘象人的發式相同。而《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所載南越人的習俗也為“椎結箕踞”，可信圖像上椎結箕踞之乘象人應為滇、越之人。
值得注意的是，該銅飾上還刻畫有一頭駱駝，其上乘騎一人，乘騎者的發式也為椎結。我們知道，乘騎駱駝顯然是北方和西北胡人而非南方滇、越之民的習俗。雖然漢代文獻中也有關于北方胡人可能存在椎結發式的記載，如《漢書·李廣傳》中載李陵、衛律投降匈奴后，“兩人皆胡服椎結”，表示情愿歸屬匈奴的意思。但從大量的漢代圖像來看，在當時人的觀念中，北方和西北胡人應該是戴尖帽或披發的，似乎不見椎結的例子。此處人物的形象或許是為了與乘象者相統一，這就進一步說明了象與駝在當時人觀念中的關聯性。河南唐河新莽天鳳五年（公元18年）馮君孺人（一說“孺久”）畫像石墓中有一幅乘象圖，其上人物的發式似乎也是椎結。《論衡·物勢篇》云：“長仞之象，為越僮所鉤”。乘騎與馴象者有滇、越之人是沒有問題的。但從目前所見的材料來看，乘騎與馴象者更多的為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山東臨沂白莊出土的一方畫像石右側刻畫有大象和駱駝各一頭，駱駝上有一人乘騎，其人深目高鼻、頭戴尖頂帽，為漢畫像中常見的西域胡人形象。而大象之后有一人手持長鉤，應為馴象人，其人雖未戴尖頂帽，但深目高鼻的形象十分突出，無疑也為西域胡人（圖四）。山東鄒城出土的一方畫像石上也有類似圖像，其上有一駝一象，駱駝上乘騎一人，似披發；大象前有一人持鉤牽引，其人深目高鼻、頭戴尖頂帽，應為胡人。四川綿陽何家山2號東漢崖墓中出土一件搖錢樹枝葉，其上為一璧形物，上有大象一頭，象后有一人持鉤，其人鼻頭極高，象前有二人引導，最前方一人鼻頭又尖又高，或許也是胡人的形象。大象與西域胡人的組合，加強了從上述大象與駱駝組合中得到的認識，即當時人更多地是把大象當作西域之獸來表現的，其意義應當更多從這里去理解。
另外，內蒙古和林格爾壁畫墓中，大象和乘騎者壁畫旁有題記為“仙人騎白象”。可見乘騎者還可以是仙人，這里的大象毫無疑問應與神仙信仰有關。關于大象與駱駝的形象，有些材料表現得十分具象、逼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應屬銅制和陶制模型。如江蘇盱眙大云山漢墓M1中出土一件銅象，比例適當，造型準確（圖五，1）。類似陶象在洛陽漢墓中也有出土，其上有一人乘騎，上有彩繪（圖五，2）。西安漢墓中也曾出土過一件十分逼真的陶制駱駝模型（圖五，3）。應當指出的是，大云山漢墓為西漢江都王陵墓，級別很高，銅器制作者有可能看到過真實的大象或其準確的圖像，所以能做到準確、逼真；洛陽和西安漢墓中出土的上述陶模型可能也有類似的背景。另外，河南孟津象莊和江蘇連云港孔望山保存有東漢時期的石雕大象，作為大型石雕，尤其是前者還是比較具象的。孟津象莊的石象不少學者認為是東漢帝陵前石雕，其對于大象形象的準確把握應該是很好理解的。
然而，漢代大多數大象與駱駝的畫像是嚴重失真的，這種失真的原因有些可能是制作的簡略、粗糙造成的，但很多已經遠遠超出了粗心、隨意的程度。
山東安丘董家莊畫像石墓后室西間西壁畫像上有一排神獸，基本為虎形翼獸，但居中的一神獸長鼻有象牙，顯然要表現的為大象。但該畫像除了長鼻和象牙外，其他部分完全與豬無異，而且象的肩部刻有羽翼（圖六，1）。肩上有羽翼的大象畫像還見于四川蘆山樊敏闕、山東費縣垛莊出土畫像石（圖六，2）、江蘇徐州出土畫像石及江蘇揚州出土神獸鏡等。類似將大象表現為豬加上長鼻和象牙的形象還見于山東濟寧喻屯鎮出土的一方畫像石上。值得注意的是該象背上乘騎六人，后面五人皆正面，似光頭，有意見認為是僧侶，筆者持謹慎態度，前面一人為椎結箕踞。象前還有一人作舞蹈狀，似為深目高鼻的胡人（圖七）。安徽蕭縣圣泉鄉東漢畫像石墓M1門柱正面下部刻畫有一人持鉤乘象的圖像，象除長鼻外，其他部分嚴重失真，如身形瘦小、耳朵極小、四肢細長類似牛馬。值得注意的是，該象上部有一初看似龍的獸，但細看該獸背上有兩個凸起，聯系上述象與駱駝的關聯性，筆者認為可能是表現駱駝。如果這樣，該駱駝也是嚴重“失真”的。由于與西域較為頻繁的交往，駱駝作為重要的交通工具，應該說遠比象為漢代人所知，而漢代的駱駝畫像大多數也比較符合原貌。但不少畫像中駱駝的雙峰被表現得類似在背上的馬鞍橋一般。山西離石馬茂莊出土一方畫像石上，一列乘馬出行的隊伍中有一頭戴尖帽的胡人牽引著一頭駱駝，該駱駝雙峰的位置嚴重失真，被表現在前肩上。而該畫像中馬的形象和姿態都刻畫得比較細致生動，胡人的尖頂帽及帽后的垂巾都表現得十分清楚，可見這種失真應該不是由粗心、隨意而造成的。
給象畫上羽翼自然是將之當作傳說中的神獸來理解了，這一點在下文中還會更清楚地看到。而其形象的嚴重失真，說明絕大多數的制作者根本沒有見過大象及其準確圖像，僅僅根據傳說中的長鼻、長牙，體形碩大的特征并以常見動物如豬和牛馬等來加以構想。山東安丘董家莊墓為一座大型畫像石墓，墓主等級應該不低，其上的大象圖像尚且如此，更不用說一般的平民百姓了。這種情況在戰國時代就已經存在了。《韓非子·解老篇》中云：“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為之象也”。在漢代“死象之骨”恐怕也是不容易見到的，便只能根據傳說“想像”了。另外，山東滕縣出土的一方東漢畫像石上出現了六牙象的形象，這種圖像不太可能是當地自發創造的，而無疑與佛教的六牙白象有關。不過，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即便是此時墓葬中的佛像也只能看作對西方神仙的信仰，而不能視為佛教信仰的表現。六牙白象的形象雖然來自佛教，顯示出此時佛教開始對中國藝術產生的影響，但在當時人的觀念中，其與其他的大象一樣，也是被當作西方的神獸來理解的。筆者對目前所見的漢代壁畫和畫像中的大象和駱駝作了初步匯集（見附表），發現在漢畫像流行的幾大地域（即魯南蘇北、河南、陜北晉西和四川盆地）都有分布，但有半數出現于魯南蘇北地區。雖然一方面由于畫像材料公布和著錄情況不一，這樣的統計必然會有許多遺漏；另一方面魯南蘇北的畫像材料總數本身就十分豐富，這樣的比較具有一定局限。但筆者對各地區材料的收集應該說還是比較全面，而公布的魯南蘇北的畫像材料也遠不能和其他幾個地域的總數相比，因此，這個結果還是能夠說明一些問題的。我們知道，在這幾個地域中魯南蘇北是距離大象和駱駝產地最遠的地區，那里的人們能夠接觸到這兩種動物的機會最小（上述失真最為嚴重的大象畫像也基本出現于這一地區，可為證明），而其畫像反而最為豐富。說明這些畫像并非現實情況的反映，而是一種觀念的表達。以往有研究根據這些大象畫像的分布來說明文化交流中的一些實際問題就顯得不太合理了。即便如盱眙大云山漢墓這樣高等級墓葬中出土的銅制模型，也不能說明當時的江都王室有象，王室及其工匠也可能通過各種方式從京城皇室那里獲得了關于象的準確信息，甚至銅象可能直接來自皇室。將這些材料作為文化交流的直接物證是不充分的。從大象和駱駝畫像的比例也可以看到這一情況。現實生活中，中國人對駱駝的了解顯然遠遠多于對大象的了解，這從上述畫像的具象程度就可以看到，而根據筆者匯集的材料，大象的畫像反而遠遠多于駱駝的畫像。顯然這些畫像更多地出于一種“獵奇”心理并主要用來表達一些特定的觀念。那么，當時的人們將這種他們認為的西方之獸刻畫于墓葬中要表達怎樣的觀念呢？這里有必要再考察一下大象和駱駝畫像出現的場景。根據圖像信息比較完整、明確的材料，大象和駱駝的圖像主要出現在以下幾種場景中。前述山東安丘董家莊畫像石墓后室西間西壁上的那個類似于豬而有翼的大象畫像，其正上方即為一座三峰狀的神山，這種形象的神山在漢代圖像中有可能被用來表現昆侖。前述山東濟寧喻屯鎮出土畫像石上另一個類似于豬的大象畫像，其上方為仙人鳳鳥畫像，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仙人皆為深目高鼻、頭戴尖頂帽的胡人形象。其下方的一個鋪首銜環下有一虎身而人面九首的開明獸（見圖七）。《山海經·海內西經》云：“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開明獸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向立昆侖上”。開明獸為昆侖的守護，性質十分明確，該畫像上雖然沒有直接出現昆侖，大象也是處于昆侖的場景中的。無獨有偶，將大象、駱駝與開明獸直接組合在一起的畫像還見于江蘇徐州銅山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畫像石墓，可證前者并非孤例，也非隨意的組合，而為一種特定觀念的表達。山東鄒城高莊鄉出土的一方畫像石上，憑幾戴勝的西王母旁有眾人參拜，其下有龍、虎、鳳鳥等神獸，其中有一肥軀長嘴（鼻）之獸，收錄此石的圖錄中均將其認定為象，參考前述大象畫像往往失真和該獸的總體形象，筆者同意此說。陜西定邊郝灘新莽至東漢早期壁畫墓墓室西壁上描繪西王母端坐于三個蘑菇狀平臺的昆侖懸圃之上，其前有一幅眾神獸樂舞的場面，其中就有一頭白象正在彈琴（雖然鼻部稍短，但筆者同意發掘者的意見，也應為象）。四川廣漢連山出土的一件彩繪搖錢樹座，整體呈山形，其上的主體部分刻畫西王母端坐于雙闕之上，這里的雙闕當為天門，而整個山形樹座即象征昆侖，而西王母和天門之下正有大象一頭。類似的圖像還見于三臺永安出土的一件山形搖錢樹座上。上述這些材料廣泛分布于山東、江蘇、陜西和四川地區，可見并非是一種特殊現象，而為一種流行觀念的表現。我們知道，東漢以來昆侖與西王母信仰已經完全合流，共同構成一個關于西方的升仙信仰的主體。作為西方之獸的大象和駱駝出現于此種場景中，為這個關于西方的升仙信仰增加了奇異的內容。
江蘇徐州銅山出土的一方畫像石上，刻畫有一幅乘坐魚車的河伯及風雨雷電諸神出行的圖像，其中心部位有一人持鉤乘象（圖八）。筆者已經討論過，魚車出行及河伯畫像與昆侖升仙有密切關系，而風雨雷電諸神出行也與升仙信仰有關。上述郝灘壁畫墓中象出現于昆侖、西王母場景中，而其中正有魚車出行的圖像。魚車出行與大象和駱駝的組合絕非偶然，在河南南陽出土的一方畫像石上也有表現，其上魚車之前除大象外，還有虎，畫面充滿云氣。山東鄒城出土的一方畫像石上，魚車之上乘坐兩位深目高鼻、頭戴尖頂帽的胡人，魚車后也有一胡人乘騎跟隨，該人乘騎的動物也似駱駝。除魚車之外，還有各種神獸所拉之車。如陜西靖邊楊橋畔壁畫墓中，整個墓室描繪出乘坐各種神獸向仙境飛升的眾多圖像，尤其以前室東壁壁畫最為突出。其中除象車外（象頭部涂紅色，身軀為白色），還有虎車、蛇（龍）車及乘騎各種神獸的圖像，象車之上有一帶有華蓋的神船。聯系時代、地域大致相同的郝灘壁畫墓中帶有帷帳神船上的“大一坐”題記，筆者認為該神船與太一信仰有關，而漢代太一信仰又與昆侖升仙信仰有密切關系。則這里的象車仍然與昆侖升仙有關。山東微山出土的一方畫像石上，駱駝與大象之前有帶翼的龍一只（圖九）。陜西神木大保當畫像石墓M24門楣中間刻畫有一人持鉤導引一頭大象，其前為有翼天馬一匹，畫像上滿布云氣。河南南陽出土的一方畫像石也刻滿云氣，其上有大象、鳳鳥及獨角獸各一頭。前述河北定縣漢墓中出土的銅車飾上除了大象和駱駝外，還有有翼天馬、龍、鳳鳥等神獸，整個圖像上充滿云氣（見圖三）。大象、駱駝與這些神獸組合在一起，顯然具有濃厚的神仙信仰色彩。
大象與駱駝出現在車馬出行場景中，最為壯觀的應數前述孝堂山祠堂上的畫像。其宏大的車馬出行隊伍中有并列的一象一駝，而且象和駝處于車馬出行的前端，其前的導騎和步卒前已為面向出行隊伍的迎候者了（見圖一）。孝堂山祠堂上的車馬出行畫像不能等閑視之，因為其最下端還有魚車、鹿車等神獸出行的元素，而作為前端的大象、駱駝這一列隊伍之上即是山墻上的西王母、東王公和伏羲、女媧等神仙。筆者推測將西方之獸組合于車馬出行的前端，其目的地應該就是西方的神仙場景。雖然與此處大象、駱駝畫像直接相連的上部為以東王公為中心的場景，但眾所周知，漢代東王公圖像更多時候是對應西王母出現的，其意義顯然一以貫之。漢畫像中的車馬出行前端有些就有胡人牽駝和騎駝的圖像，筆者已經討論過，此種畫像中車馬出行的目的地為西方的昆侖、王母之地。江蘇連云港海州區雙龍村西漢中晚期墓中出土一把木尺，木尺兩面均有大致對稱的漆畫。圖像主體均為車馬出行，其中一面中間為一輛象車，車上載建鼓。象車隊伍朝向的一端為一位憑幾戴勝的人物，是否是西王母仍然存疑（圖一〇）。但無論其是否為西王母，該出行圖像中滿布云氣，顯然不是現實中出行的表現，而與升仙有關。
可見，從漢代大象與駱駝畫像出現的場景來看，其意義往往不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和夸張，而是充滿了神仙色彩。其中能推測其具體意義的往往都與昆侖、西王母信仰有關。大象和駱駝不僅直接出現于昆侖、西王母場景中，而且經常與其組合的開明獸、魚車出行、神獸出行和胡人等圖像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出這一意義。綜上所述，漢代大象和駱駝的圖像往往組合在一起，乘騎者和馴象人往往也是西域胡人，盡管從理論上和文獻上來說，當時的象多來自南方，但社會上的一般觀念中更多是將它們一起作為西域之獸來看待的。其畫像雖然在各地墓葬中十分流行，但當時的絕大多數人是沒有親眼見過它們的，尤其是大象，人們一方面憑借傳說中的特征來想像和刻畫其形象，另一方面將之作為一種來自西方的神獸予以表現。以往的研究中已經注意到這一點，但往往聯系瑞應文獻將其作為一種祥瑞來看待。將大象作為祥瑞固然也符合當時人的觀念，但為何其主要出現于墓室之中，一般人為何要在墓室中刻畫祥瑞圖像,值得探討。從大象和駱駝畫像出現的場景來看，它們絕大多數都不是出現在表現祥瑞的圖像中，而往往與升仙信仰有關，其中最為直接的是與昆侖、西王母信仰有關。漢代已經形成了一個以昆侖、天門、西王母為主體的關于西方的升仙信仰體系。而隨著西域的開辟，人們將昆侖、西王母的所在逐漸向西域推移。這樣，許多西域的奇聞異事就有可能與這個關于西方的信仰結合起來，西域之獸駱駝和被當作西域神獸的大象自然也被人們利用起來，作為去往西方昆侖、王母之地的乘騎和導引。如此便很好地解釋了它們組合在一起共同出現在墓葬畫像中，尤其是具有濃厚的升仙意味的場景中的意義。屈原《離騷》云：“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王逸注：“象，象牙也。……象玉之車，文章雜錯”。賈誼《惜誓》云：“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王逸注：“朱雀神鳥為我先導，遂乘太一神象之輦”。王逸將屈原詩歌中的“瑤象”解釋為車上的裝飾應該是正確的，但將賈誼詩歌中的“象輿”解釋為畫有太一神像的車子，似乎就有些不妥了。筆者曾經論證過，漢代的太一信仰與昆侖有著密切關系，而象輿就是升往昆侖的象駕之車。《韓非子·十過》云：“昔黃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這里“象車”的意義可能更與“象輿”接近。《漢書·禮樂志》中載武帝時所作表達升仙愿望的郊祀歌云：“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顏注：“象載，象輿也。山出象輿，瑞應車也”。王褒《九懷》云：“天門兮墬戶……乘虬兮登陽，載象兮上行”。王逸注：“遂騎神獸，用登天也。神象白身赤頭，有翼能飛也”。既然與“乘虬”相對，那這里的“載象”必定是象載之車了；東漢的王逸也將其解釋為白身赤頭有翼的神象，而上述楊橋畔壁畫墓中升向太一座的拉車之象正是描繪為白身赤頭，前述有些大象也正好被添上了羽翼。因此，漢代文獻中同樣存在乘坐象車升仙、升天的想像，而且也多與昆侖、天門、太一有關。另外，敦煌佛爺廟灣魏晉十六國墓葬的照墻上也有不少大象的圖像，這些大象與眾多神獸排列在一起，以前也往往將它們都當作各種祥瑞圖像來看待。但有些照墻上出現了十分突出的天門圖像，恐怕其意義更多地還是延續著上述漢代的升仙信仰。甘肅嘉峪關魏晉壁畫墓中也出現有不少駱駝的形象，這些駱駝造型準確、刻畫生動，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甘肅西北部本來就有駱駝分布，又為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作為絲路主要運輸工具的駱駝自然為人們熟知，應該是現實和理想生活的反映，沒有多少神秘氣息。漢代北方草原流行的一些銅牌飾上也有駱駝的形象，當然也與升仙信仰無關。不過，前述的駱駝畫像尤其是與大象組合在一起者，還是應該作為與西方升仙信仰有關的事物來看待。《山海經·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后漢書·西域傳》云：“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可見，在時人心目中昆侖、西王母處于西域流沙之地，駱駝無疑是穿越流沙到達其地的良好載體。因此，漢代墓葬中的駱駝圖像除了實際貿易、文化交流的意義外，還應該考慮某些情況下的喪葬信仰意義。除大象與駱駝以外，漢墓中還有大量西域之獸的圖像，如獅子、大雀（大鳥、孔雀、鴕鳥）和有翼神獸。其中獅子往往用虎形有翼神獸的形象予以表現，其與升仙信仰的關系顯而易見。而大雀、大鳥，則往往被作為鳳鳥而與升仙信仰有關。對于大象與駱駝畫像的深入認識，有助于進一步對漢代墓葬中這些西域異獸和神獸的理解。附記：本文系2018年度四川大學創新火花項目（批準號2018hhf-35）、2018年度四川大學“區域歷史與邊疆學”學科群項目的階段性成果。(作者：王煜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原文刊于《考古》2020年第3期 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