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產力和交通都不發達的遠古時期，人們如果想要生存下來，就必須聚集起來抱團取暖，也必須在聚集地周圍建起高大的石墻、土墻或者木墻來保護自己，這就是后世城墻的雛形。到了周朝甚至對城墻的形制和規模也有了嚴格的限制“匠人營國，方九里”。
濟南府城圖
不過到了后來，隨著我國國土面積的不斷擴大，人口不斷增多，以及州、郡、府、縣等形式多樣、層級繁多的行政管理方式的不斷涌現，出現州城、郡城、府城、縣城等多種多樣的行政區域管理治所，雖然孔子一直提倡“復禮”，但也已經無法嚴格按照周朝的建城制度來套用了。但是不管怎么樣，到了明清時期因為經濟、人口等因素，各級城市的規模也差不多固定了下來，例如府城一般為十里至十二里的周長，州城一般為七里至十里的周長，縣城一般為三至六里的周長。
東昌府城
以明末清初的山東省為例，濟南府城周十二里有奇，兗州府城周一十四里二百步，而東昌府城卻僅周七里有奇。明朝和清朝初期東昌府還管轄臨清州，此時的臨清州城卻是周圍九里有奇，比東昌府城規模還要大。不但這樣，臨清因為運河而逐漸興盛起來，到了明弘治二年（1489年）“城西及南隅，商賈叢集，自弘治而后，生聚日繁，城居不能什一”，州城里已經裝不下這么多人了，在州城外西部和南部臨運河的地方還形成新的居住、商業空間，后又加上明正德五年以劉六、劉七為首的農民起義軍對臨清的襲擾，于是就在在會通河與磚城之間掘塹濠、筑土圍，“以衛商賈之列肆于外者，延袤二十里，跨汶衛二水”，修建了名為“邊城”、亦名“羅城”的土圍子，長二十里，并且跨越了運河和衛河，擁有水、陸6個門。這樣一來，臨清的城池建設已經遠遠超過了它的上級東昌府城。
紅色范圍為磚城，黃色范圍為土城
上個世紀60年代末衛星地圖上的臨清磚城及土城
臨清城池的周長不但比東昌府的府城以及其他州城、縣城要長，在高度、寬度上也比起其他城池要高大、雄偉，比如東昌府城高三丈五尺，基厚二丈，臨清州城則高四尋（八尺為一尋，為三丈二），基廣三尋（二丈四），除了府城之外，再沒有能夠和它相比的了。
清朝大運河圖上的臨清地圖，紅圈為土城
另外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在城墻的材質上，是其他的州、縣城甚至是府城也無法相比的。
據清朝初年編撰的《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的數據，東昌府其他的州城、縣城城墻均為土質，而臨清州城為磚城，并且這個磚城還有個特點，就是所用城磚是和北京城出自于同一片窯廠，這樣的待遇甚至連府城東昌府也沒有享受到（據《重修東昌城記略》記載：洪武五年，守御指揮陳侯鏞，始甃以磚石，周七里有奇。而臨清磚被工部設置專門衙門當做貢磚督辦則始于永樂年間。）
臨清城磚
為何建北京城要選擇臨清附近燒制的磚呢？
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土質好，細膩無雜質，沙粘適宜，用這種土燒出的磚，敲之有聲，斷之無孔，堅硬茁實，不堿不蝕。二是運輸方便，其磚窯設置在以臨清為中心，北到今天德州市的武城縣、夏津縣，南至現在河北省館陶縣境內，城磚燒好后即可通過衛河（今稱衛運河）運輸至京；三是因燒磚是一種群體性行為，比如：《館陶縣志》記載館陶縣境內有三座窯廠，都是由周邊相鄰府、州、縣的人來燒磚，窯廠的土地也屬于有燒磚任務的縣，南館陶廠屬于由東昌府所轄州縣及平山等衛、馬欄廠（由尖冢鎮往南）屬于廣平府所轄廣平等六縣共十四座窯、拳兒廠（今屬臨清）屬于廣平府管轄的成安和肥鄉兩縣共八座窯。正是因為這些窯廠需要各縣派出徭役進行集中勞動，容易滋生事端，如果不慎就會釀成大亂，而臨清是衛所重鎮，擁有重兵，就可以防止這一情況的發生。
清朝臨清城池圖
臨清因為擁有這些優勢成為了北京城貢磚的生產地。在永樂年間，由工部營繕員外郎、郎中甚至侍郞到臨清，督征山東、河南、直隸、河間諸府在臨清建窯廠事宜，每年需要運到京城貢磚百萬。所以也就有了“先有臨清磚、后有北京城”的說法。曾有清代康熙時江南文士詠詩：“秋槐月落銀河曉，清淵土里飛枯草。劫灰助盡林泉空，官窯萬垛青煙裊。”
臨清州志記載的工部督征臨清磚的機構
臨清的幾個窯廠
館陶的幾個貢磚窯廠
也正是沾了燒制貢磚的“光”，臨清城所用城磚也是來自于這些窯廠，每磚都印有“臨清城磚”字樣。當然，為了避免“逾制”，臨清的城磚還是做了一些技術處理的，比如燒制時用分窯燒制，城磚個頭上也僅有一尺三寸五分、寬七寸、厚三寸，而“貢磚”則長一尺五寸，寬七寸五分，厚三寸六分。臨清城所用城磚比起“貢磚”要小一圈。此外貢磚的價格為每塊二分七厘，如果燒制的磚發啞者僅按一分計算。
再多說一點，其他地方的府、州、縣城如果建設的時候，往往是需要自己砍柴、買碳、燒磚，比如同屬于東昌府的清平縣城，于清朝嘉慶元年開始由土城改為磚城時，需要“購炭于夏鎮、覓灰于陶家嘴”嘉慶三年秋才修好，磚城改建難度之大可見一斑，而臨清則避免了這一囧況。
今天的衛星圖和上個世紀60年代末的疊加效果
但是就是這樣的雄城、堅城，先后經歷了乾隆三十九年的王倫起義軍、咸豐年間的太平軍、宋景詩黑旗軍等兵燹戰火，到了民國時期已經破敗不堪。即使是這樣，日軍后又憑借堅城成為了其在魯西北最頑固的據點。1945年臨清解放后對城墻進行了拆除，新中國成立之后由于城市大規模的建設使城墻逐步銷聲匿跡，而殘余的土城也隨著衛河的治理、河道和河堤的取直，同河堤內的幾個老市鎮一起迅速消失、了無痕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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