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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西南新軍之冠——云南新軍 清末新政期間，編練新軍是被清政府列為重中之重的頭等大事，而成效最為顯著的就是北洋六鎮和湖北新軍。不過在遙遠的帝國西南邊陲，經清政府高層與地方督撫的努力，云南也編練出了一支僅次于北洋軍和湖北新軍的新軍，即云南新軍。 云南特殊的地緣戰略地位： 云南地處中國西南邊疆，內和西藏、四川、貴州、廣西毗鄰，外和緬甸、老撾、越南交界。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先秦時期 ，云南就是中國從大陸通往印度和東南亞各國的門戶。中國歷朝歷代，有云南則西南安，無云南則西南危。唐中期云南為南詔控制，蠶食西南危害川黔，成為帝國尾大不掉的邊患。兩宋云南為大理國，蒙古斡腹之謀，攻滅大理，南宋幾乎被包圍。這些都證明了，云南對國家的重要性。 清朝初年，云貴為平西王吳三桂所控制，清廷號令在西南實際非常有限。吳三桂后以云貴兩省兵力舉兵叛亂，席卷幾乎整個南方，能與朝廷相持八年之久。三藩之亂后，清政府重新安排部署云南的防務。設云貴總督管轄云貴兩省，總督駐昆明府，云南提督駐大理府，控扼要沖。整個云南的綠營兵力在三萬多人，與四川基本相同。 云南在中法戰爭中的特殊地位： 中法戰爭，法國奪取了越南后，從兩個方向開始謀劃窺測中國的南部，一個方向是從海上謀劃攻取臺灣，另外就是以越南為根據地進軍滇桂兩省。清政府對法國的的圖謀大體上是清楚的。以勛臣岑毓英坐鎮云貴，張樹聲、張之洞先后鎮守兩廣，閩浙方向以左宗棠鎮守。 整個中法戰爭的陸地戰場，主要的作戰區域就是滇桂越地區，而云南駐軍在中法戰爭中也得到了發展，云南各方面也得到了加強。云南因地處西南要沖，保住了云南，也就保住了四川和整個西南。故而，南北洋大臣在清政府的嚴令下，不斷向云南支援軍餉和彈藥，云南駐軍的裝備和戰斗力得到了提升。到了光緒十年底和十一年初（1884-1885），云南軍隊在岑毓英指揮下向法國駐守的滇越重鎮宣光發起了進攻，雖然未能殲滅法軍和拿下宣光城，打通與諒山一帶的聯系，但卻包圍了宣光，沉重打擊了法軍，客觀上為鎮南關大捷創造了機會。這也是近代史上云南第一次參與到對西方列強的作戰，這標志著云南已從地緣政治的邊緣地帶演變成中心舞臺之一，已從西南內陸的邊陲小省躍升為扼守西南門戶的邊疆重鎮。同時，中法戰爭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中國軍隊充分發揮傳統陸權優勢取得陸地勝利的戰爭，也是唯一一次主動出擊御敵于國門之外并取得勝利的戰爭。 而在戰后，鑒于戰時云南與內陸聯系不暢的局面，云貴總督岑毓英奏請清政府鋪設云南與兩廣和內陸的電線。戰后的十余年間，云南與外地的電訊建設取得了不小的進展。光緒十二年底，在蒙自建立云南最早的官電局，隨后又在開化、廣南、宣威等地設立官電局。1887.2.1清廷 在云南府設立云貴電報總局，附設電報學堂以培訓專業人才。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全省有官辦電報局27 處 （含貴州省威寧、畢節2處）。宣統三年增加到 31 處。線路方面：1886 年由廣西百色接線，經剝隘、廣南、開化、蒙自依次架線而聯昆明，并設電報總局等機構。是年12.26開局通報。同時設立省際與國際間的通報線路：東路干線由昆明經宣威、畢節，然后分兩路東至貴陽，北至瀘州，于1887.3通報；西路干線由昆明經大理至騰越，于1888.9通報；1890.3由蒙自分設線路經蠻耗至河口，與越南老街接線通報；1898.2由騰越展設線路經蠻允與緬甸八莫接線通報；1897.3由通海增設經元江、他郎、普洱至思茅線路并分別通報。 總體上來說，中法戰爭將云南推上了歷史的重心舞臺，也使得清政府加強了云南的建設，云南成為了西南諸省中開風氣之先和建設頗有成效的省份，這也為日后的云南發展打下了基礎。 英法謀劃西南和滇越鐵路： 甲午戰爭后，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而在西南方向主要的競爭者就是英國和法國。英國以英印政府的緬甸為依托，向滇緬地帶擴張，法國以越南為基地向滇南擴張。法國通過光緒二十一年（1895）的中法續議界務條約，英國則趁機通過光緒二十三年（1897）的中英續議緬甸條約，強迫清政府割讓了云南騰越廳、永昌府、普洱府的一些土地。 除了直接要求割讓土地外，法國更是覬覦云南豐富的資源，欲獨占西南，謀劃在云南修鐵路即滇越鐵路。滇越鐵路的越南段于1901年開工，1903建成，為了連接云南方向。光緒二十九年（1903），中法簽訂《中法會訂滇越鐵路章程》，隨即法國派人踏勘路線，繪制藍圖，并正式成立滇越鐵路法國公司。次年開始動工，宣統二年（1910）建成。當然，畢竟這段路是在中國國內修建，而且共有6、7萬中國工人死在工地上，法國還要面子上給中國一些所謂的優惠。《滇越鐵路章程》第23條規定：“凡有運送中國各色兵丁以及兵丁所用槍械、火藥、糧餉，并中國賑撫各處偏災之糧，均盡先運送，其運費減半”；第24條規定：“萬一中國與他國失和，遇有戰事，該鐵路不守局外之例，悉聽中國調度。” 滇越鐵路的建成，方便了法國對云南的資源掠奪，也使得云南受法國的影響日益加深。滇越鐵路也被人們稱為云南十八怪之一，即鐵路不通國內通國外。不過客觀而言，滇越鐵路的修建也打破了云南落后封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迎來了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和工業文明的信息，激活了云南經濟的發展。但更重要的是刺激中國必須加強云南的國防建設。 錫良、李經羲督滇及云南新軍的發展： 自中法戰爭后，云南雖然備受英法的侵略和滲透，但是并沒有大規模的作戰，故而云南的局勢相對太平一些，因此也使得云南的督撫對邊防的重視有所懈怠。自光緒二十四年（1889）經歷過各種戰亂和中法戰爭的云貴總督岑毓英去世后，直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錫良總督云貴前，歷任的云貴總督譚鈞培（1889署理）、王文韶（1889－1894）、崧蕃（1895年－1900）、魏光燾（1900－1902）、丁振鐸（1902年－1906）、岑春煊（1906年－1907）等，要么任職時間太短，要么有心無力，要么 因循茍且，對云南的局勢始終難有開拓性的進展。加上當時東北局勢緊張，清政府的重心也不在西南 光緒三十一年（1905）四川西藏巴塘叛亂后不久，清政府加速了對川滇邊的改土歸流建設，次年成立了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任邊務大臣。因為川省與云南是鄰省，四川的局勢必將牽涉到云南，而且川滇邊務大臣的南部轄區有部分確實和云南北部接壤。故而云南的邊防建設終于開始被重視了起來。 晚清十年新政期間，編練新軍又是重中之重的頭等大事，光緒三十三年（1907）軍機處、陸軍部又以北洋新軍為標準制定了全國編練三十六鎮（師）新軍的龐大任務。而在西南各省中，貴州每年收入才150萬兩左右，要求是一鎮；四川收入最高，有1500多萬兩，開始被要求編練三鎮，后改為兩鎮；云南剛比貴州富裕一些，也只有600多萬兩，卻也被賦予了四川同樣的任務，要求五年內編練成兩個鎮。而新軍一個鎮的人數是1.2萬，每年不說別的裝備訓練教育經費，僅人員餉銀就要一百多萬兩，這對云南著實是個沉重的負擔。 光緒三十三年(1907)正月十九日，內閣奉上諭:岑春煊調補四川總督，云貴總督著四川總督錫良調補，均著速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可是這道命令，兩個人都不想接受。岑春煊也沒有出任川督，后赴京出任郵傳部尚書。而錫良也不愿意出任云貴總督。一方面因為云貴較之四川施政更難。四川素號“天府之國”，清末雖社會問題叢生，但比其他省仍以物產豐盈著稱。另一方面因為岑春煊一直拒任云貴總督并和奕劻、袁世凱一派勢力形成對峙，錫良不愿卷入爭斗之中。 正月二十二日，清廷著趙爾豐暫行護理四川總督，以便錫良迅速啟程履新。二十四日，清廷又諭軍機大臣電寄錫良，聲稱“錫良辦事認真，必能不辭勞瘁”，促其馳赴新任。眼見推辭無望，錫良遂于正月二十七日交卸四川督篆，二月二十九日由川起程，四月六日抵昆明，十日接云貴總督督篆。 在交卸川督與接任云貴總督間的70余天里，錫良確立了練兵為云南施政之根本的思想。他認為云南“今日至要至切之圖”莫如練兵、鐵路，然兩者相較亦有緩急之分。鑒于英、法有通過攫取鐵路修筑權將勢力滲入云南的企圖，錫良提出應練兵為先:“欲顧全局必先救滇，救滇必先贖路，贖路必先籌款，理不誣也。然不練兵，路雖贖回不能保。”然云南財才兩乏，練兵亟難。錫良在交卸四川督篆當日致電軍機處，力陳其窘境，固為爭取清廷支持，亦是向清廷表明施政云南之成效實難預料。考量邊防情勢，錫良赴滇前即提出云南至少編練一鎮陸軍的方案。對于稍后清政府規劃的云南五年內練成兩鎮新軍的方案，錫良并不認同，直陳練成新軍一鎮常年不敷經費已在百萬之外，兩鎮更無論矣，且邊防局勢危急，五年之期斷不能待，仍主編練一鎮。陸軍部從其議。 錫良總算是讓清政府同意了自己關于練兵的計劃。來到四川后，考察了云南編練新軍的情況。前任云貴總督丁振鐸曾練成新軍步隊一協共 6個營，炮隊2個營，并成立教練處、參謀處、執法處。錫良經過兩個多月調查，了解到已有新軍有名無實，“練兵與不練同，且有兵直與無兵同”，并毫不避諱地將原因歸結為丁振鐸“于練兵、興學、課吏、理財各要政多不講求”。同是云貴總督，錫良和當年的丁振鐸面臨相同困境，卻如此指斥丁振鐸，無疑是對己之施政的自我加壓，這顯然需要超凡勇氣。進而，錫良表達了徹底整頓既有新軍的決絕之心:“滇至今日而言練兵，非徹底改張，固有名而無實;非通盤規畫，仍有初而鮮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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