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與皮諾切特

哈耶克最具爭議的政治參與發生在智利。哈耶克雖然不像米爾頓·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學派那樣與皮諾切特（Pinochet）政權“同謀”，但他公開支持擁護市場意識形態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的強人，而反對民主選舉的社會主義領袖。這凸顯了體現于新自由主義計劃中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之間令人不安的緊張關系。1977年，皮諾切特（Pinochet）邀請哈耶克前往智利，這是在皮諾切特（在美國支持下）通過暴力政變于1973年9月11日推翻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政權的四年之后。在哈耶克出訪之時，國際媒體廣泛報道了皮諾切特發動的鎮壓和謀殺。這些報道激起了全世界的抗議活動，與皮諾切特政權有關的知識分子，如米爾頓·弗里德曼，成為公眾憤慨的對象。最著名的是，維也納計量經濟學家格哈德·廷特納（Gerhard Tintner）抨擊弗里德曼支持智利的“納粹”。幾名對奧地利學派友好的自由主義者甚至警告哈耶克，他的訪問將會引起巨大的反彈。但哈耶克還是去了。

這次訪問給哈耶克留下深刻印象。他會見了政治家，商人和政策顧問。他稱智利官員為“有教養的，理性且有見識的人”。在與皮諾切特的二十分鐘的會見中，他討論了無限民主（unlimited democracy ）的弊端以及強有力的領導的必要性，特別是在危機時期。哈耶克承諾將《法律，立法和自由》一書的摘錄送給他，以幫助他重建智利社會。回到英國后，他寫信給瑪格麗特·撒切爾，敦促她進行類似的自由化改革。但撒切爾沒有接受，因為她意識到皮諾切特為實施那些政策而采取的鎮壓性措施對她來說不適用。在隨后接受圣地亞哥報紙《水星報》采訪時，哈耶克重申了他對皮諾切特和以自由價值為名義的“臨時”獨裁的支持：

“好吧，我想說，我當然反對一項長期的獨裁統治制度。但是獨裁統治可能是過渡時期的必要制度。有時，一個國家必須在某個時期擁有某種形式的獨裁權力。如您所知，獨裁者有可能以自由的方式進行統治，而民主政體的統治完全缺乏自由也是有可能的。就我個人而言，我寧愿一個自由的獨裁者，而不是一個缺乏自由主義的民主政府。我個人的印象是，我們將目睹從獨裁政府到自由政府的過渡，這對南美，比如智利是有效的。在此過渡期間，可能有必要維持某些作為臨時安排而不是永久性安排的獨裁權力。”

在支持自己的這一立場時，哈耶克給出的例子不僅有皮諾切特，而且挑出了葡萄牙的安東尼奧·薩拉薩爾（Antonio Salazar），英格蘭的克倫威爾（Cromwell）和西德的第一任總理康拉德·阿登納爾（Konrad Adenauer）和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他把他們作為威權主義領導的典范。

如在《自由憲章》，《法律、立法和自由》中重復的那樣，哈耶克認為只有堅強的領導人才能引入“作為建立穩定的民主和自由，清除雜質（impurities）之手段”的規則。沒有規則，“無限”的民主國家就有淪為非自由的，民粹主義政權并最終成為極權國家的風險。但是，哈耶克未能解釋為什么獨裁者就不會在治理體系中加入“雜質”。

哈耶克在第二年繼續在西方媒體中捍衛皮諾切特。他認為歐洲人對該政權有錯誤的印象。集體主義思想使國際社會對建立強大的自由主義國家的迫切需求視而不見。他還猛烈地抨擊了智利威權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比較。甚至自由主義的“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也拒絕發表這些觀點。但是，他的熱情得到了智利人的贊賞。皮諾切特在1980年出臺新的威權主義憲法時，他用《自由憲章》來命名它。與此同時，哈耶克從未放棄對他的支持。實際上，哈耶克加倍努力，在他的幫助下，他將朝圣山學社的區域會議帶到了1981年的智利海濱度假勝地比尼亞德爾，也就是皮諾切特起家的地方。

（節選自Janek Wasserman, Marginal Revolutionaries: How Austrian Economists Fought the War of Ideas,Yale University Press,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