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中國作為世界上歷史最為悠久的文明古國，有著四千余年的文化傳承。而我們之所以能夠保持中華文明綿延不絕，優秀的歷史學家是作出了極大的貢獻的。正是因為他們對于歷史的詳實記載，才讓我們能夠追根溯源，了解我們祖先的事跡，從而積累足夠的人生經驗，來應付出現的一切難題。 記錄歷史的竹簡 而在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歷史文獻就是以紀傳體編寫的二十四史了，這些史書用客觀的視角和精煉的語為我們還原了一幅幅生動的歷史畫面，這些都是中華文化的寶貴遺產。而在這些史書中，尤其以最開始的兩部最為人稱道，一來司馬遷和班固都是當時的文學大家，他們的文章在記述歷史的同時還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但是班固和司馬遷的史觀和價值觀還是有著比較大的區別的，這與兩人所處的政治環境有很大的關系，我們不妨從班固父親班彪的觀點入手，來詳細分析兩漢政治環境的異同。 東漢著名學者班彪 班彪對于司馬遷的第一問，儒家還是黃老雖然說司馬遷和班彪都生活在漢朝，而且兩人所處的時代也沒有相距太遠，但是東西兩漢的政治環境已經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一切的基礎，在于國家文化氛圍的變化。 我們先來看看司馬遷所處的時代，當時的西漢王朝正處于鼎盛期，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建立了不世之功勛，將中華民族推向了第一個高峰。但是在文化界，另一個對漢朝乃至于整個中國歷史都造成了深遠影響的變革也在悄然發生。在董仲舒的建議下，漢武帝接受了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正式將儒家文化定為了漢朝政府的政治綱領，將中華文化引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提倡獨尊儒術的董仲舒 之后漢武帝便重新規定了西漢政府太學中教授的課程，用儒家思想培養一批又一批的官員，當時凡是要在朝中任職之人，必須接受過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而其余的文化流派在此之后都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而且當時的官員為了讓自己的子孫能夠進入仕途，也會從小向他們傳授儒家知識，而班彪就是出生在這樣一個官員世家之中。這讓他從小就堅定了儒家乃是國家正統學說的認識，這也對其人生觀和價值觀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反觀司馬遷生活的時期，雖然儒家文化已經成為了朝堂主流，但是畢竟不似東漢時期那樣壟斷，其他學說尤其是西漢初期國家奉行的黃老學說還有不錯的接受程度。再加上司馬遷為了整理史料，對于各種學說都有著比較深入的了解，而司馬遷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獨立看法。 西漢著名歷史學家司馬遷 如果朋友們熟悉《史記》的話，應該知道相對于儒家文化，司馬遷更加傾心于黃老之學，這在西漢時期自然無可厚非，但是到了班彪所處的東漢初年，就是政治不正確的體現了。因此班彪對于司馬遷批判的第一條就是司馬遷不把儒家文化視為正確，而是推崇道家文化。這個觀點在《史記》中有明確體現，現摘錄如下：
班彪對于司馬遷的第一個疑問，其實可以被視作中國史官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司馬遷之前，史官的職責主要是記錄史實。當時一般會配置兩名史官，一名記錄言行，另一名記錄發生的事件，除此之外，他們很少會對事件進行評價。 但是司馬遷在編寫《史記》的時候，開創了在文章末尾用一段話描述自己意見的形式，雖然這與歷史記錄所需求的客觀性有一定的沖突，但這也讓我們能夠快速樹立起對傳中人物的第一印象，這樣的傳統也被后面的正史傳承了下來。 司馬遷畫像 司馬遷對于人物的品評顯然是基于其個人價值觀的，這本來是作者的天然權力。但是到了東漢初期的時候，我們可以發現班彪的話已經表示出，對于人物的品評是要在儒家文化的評價體系中完成的，這樣的意見毫無疑問地顯示出了在東漢時期，儒家文化已經占據了絕對的主流位置，并且控制了輿論話語權，這也讓之后的所有正史里的評價都成為了儒家的一家之言，這讓司馬遷這種自由的文風成為了真正的"史家之絕唱"。而且這還讓班彪提出了第二個疑問，這個疑問直接指向了漢王朝的核心變化。 刺客重信不重義，儒家思想對于人的禁錮司馬遷所著的《史記》一書，之所以千百年來一直為人們所稱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帝王將相這些大人物的背后，司馬遷對于一些小人物的事跡也進行了詳細的記述，他們的故事讓我們對于過去的年代有了更加全面的認知。 西漢著名游俠郭解 在這些列傳之中，《史記》中的《游俠列傳》更是其中經典。讓我們看到了當時那些江湖人士的豪氣干云，一諾千金，司馬遷也對他們大加贊賞。司馬遷對于游俠的態度在《史記》中有如下描述：
司馬遷對原憲的高貴品格十分贊賞 不過在班彪看來，這些游俠的行為有很多都是不值得贊揚的，相反其中的不少人還應該受到批判，因為以下犯上，以武犯禁在儒家文化體系中就是混亂和大逆不道的表現，而守信用，重義氣這些事情都是細枝末節之事，根本不能影響對這些人的根本評價。因此班彪主張之后不再單獨為這種人列傳，這不得不說是中國歷史的一大損失。 但是在這件事情的背后，我們卻能看到更深層次的社會變化。在封建時期的中國，每個人都處于不同的階層之中，在最開始的時候，針對不同的階級會有不同的評價體系，而且其評價標準也是因人而異的，比較全面的，這讓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涌現出了大批的英雄豪杰，他們各不相同，卻都有著令人神往的特點。 《史記》書影 但是從班彪的評價來看，到了東漢時期，即使是遠離朝堂的游俠們也是要接受儒家道德體系的評判的，這一方面意味著國家統治能力的上升，但另一方面也表示著價值觀的單一。更可怕的是，自此之后所有人都要被同一套價值體系所束縛，這對中國的文化多樣性造成了比較大的影響。 更重要的是，這會讓許多發自人性的優點不再被人承認，這在一定方面上也是一種對于人性的壓抑，從班彪對于《游俠列傳》一文的評價中我們可以看出東漢時期的文化自由度已經被極大的削弱，而之所以東漢社會會走上這樣的發展方向，與我們提到的第三點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深入人心的皇權，儒家思想的終極目的漢武帝之所以會把儒家思想定為國家的政治綱領，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思想可以很好地為皇權服務。相較于西漢初年政府奉行的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對人的行為有更加嚴格的規范，其中對于君主的忠誠是最為重要的一點。 西漢末年割據勢力領袖隗囂 而且隨著漢朝的發展，春秋戰國時代給人們帶來的影響也在逐漸消失，這從班彪早年在隗囂手下任職時，其與隗囂的對話中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當時隗囂向班彪詢問現在自己能否向戰國時期的諸侯那樣割據一方，班彪從兩個理由入手，認為不可能。班彪的論述在《后漢書》中有如下記載：
郡縣制建設完成加強了皇權 雖然隗囂沒有聽從班彪的意見，依然保有割據統治的野心。但是從他們的對話之中，我們不難看出，經過漢王朝的二百年統治，天子是天下共主的概念已經進入了每個漢朝子民的血液中，這證明了皇權的極大加強，而且這不同于秦始皇依靠苛政，逼迫人們臣服的時代，這是人們自覺相信的事情，而這正是漢武帝采用儒家文化作為國家政治綱領時希望看到的局面。 而這樣的社會現狀折射到史學界就意味著史料記載以及人物品評的角度只能從皇權出發，這無疑是一種思想禁錮。而在《史記》之后的史書，我們便再也難以感受到和史學家交流的感覺，而更像與政府直接對話，這也是為什么《史記》會被魯迅先生稱為史家之絕唱了。
《漢書》作者班彪之子班固 結語在中國歷史上《史記》是我們十分珍貴的文化遺產，這不僅僅因為她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正史，而且還因為這部書具有極高的文化價值，司馬遷對于社會的全面描寫讓我們對那個年代有了深刻的認知。而且在這部書中我們也能看到司馬遷本人對于歷史事件的真實看法，這讓我們能夠讀到有溫度的歷史。 而在此之后的正史都不再有《史記》中的瀟灑與尖銳，這與時代文化背景的改變有著直接的關系。在東漢初年的時候，隨著儒家文化的普及，皇權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與此同時儒家文化也成為了中國所有階層百姓的共同道德標準，這讓社會語境下的評價體系變得愈加單一。 許多有價值的人或事都因為與皇權無關，與儒家精神不符而不能進入正史，只能存在與野史之中，這不得不說是中國史學界的損失。從班固父親班彪對于《史記》的評價我們可以看出僅僅過了一百余年，中國的文化氛圍就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這里我們也能看到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后，對于社會的改造是多么成功。 參考文獻 1《史記》 2《漢書》 3《后漢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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