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西吉縣是中國首個“文學之鄉”。有很多比較熟悉的作家在來西吉之前問過我，“聽說西吉是一個經濟欠發達，甚至不發達，相對貧困的的地方，但也聽說過是一個文學底蘊豐厚和文學創作非常活躍的地方。從表面上看文學與經濟雖然不是完全的成正比發展關系，但文學的繁榮往往也會受經濟發展的制約，所以，感覺似乎有些矛盾，更有些好奇”。也有作家曾問過我“這個殊榮是不是扶貧照顧給西吉的”。也有人就是帶著這種心里和看法走進西吉的。
那么，我現在就個人對西吉文學發展的觀點結合自己的創作經歷和大家談談這個問題。
我肯定的說西吉是一個多元一體的文化體系。我就從以下八個方面說說西吉有非常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
游牧民族是以游牧為主要生產生活方式的民族。這種生產生活方式基于依賴稀缺的水資源和可持續輪換使用不同的草場，在游蕩和半定居的生產中形成的人類智慧和文明。西吉游牧文化具備以月亮山草場，葫蘆河水源為基礎的原始游牧文化的所有基本要素。
在最早的游牧民時代，西北地區就是以黃河兩岸為主的游牧生活，也就是后來的黃河文化的最原始元素。其實游牧業和中世紀畜牧業經濟活動基本大同小異,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認知過程,是人在適應和改造自然界的勞動過程中,依據自然條件選擇的必然形式之一。廣袤無垠的草場資源是游牧民族賴以繁衍生息的空間。但又因草料充足的地方大多在高原深處，存在著地勢復雜,氣候寒冷,土地貧瘠,溝壑縱橫,災害頻繁，有機植被薄、降水量少、蒸發量大不足之處。也就是說,水草豐美的牧場是有限的,牧場的養畜量是有限的,牲畜提供的生活條件也是有限的、資源是緊缺的。而西吉的游牧條件正是在游牧民逃避這樣一種環境下選擇的最適宜生活的地方，所以有著最原始的游牧文化。
那時起，西吉就有以月亮山游牧為中心地，也就是形成西吉最早的獨特的游牧民文化。從這些文化的基調中可以考證當時的人們是以牧為生，居無定所的生活。這也是西吉文化最原生態最原始最流傳廣的民間文化，直至現在，還流傳著很多的早期原汁原味的民歌、牧歌、民間小曲、原始花兒等。早期的游牧民文化給西吉扎下了原始的文化之根。游牧民文化其實就是我們的祖先隨著自然規律尋找一條生存之道，當時看到黃河沿岸水土肥沃，水草茂盛，就一路游蕩形式的放牧，后來才慢慢的定居下來了。
人們把這條流經神州大地心臟地區的濁流升華為"圣河"，《漢書·溝洫志》 就把黃河尊為百川之首：“中國川源以百數，莫著于四瀆，而黃河為宗”。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印記也就深深烙在這片古老的黃土地上。在考古中發現，早在舊石器時期，固原這塊土地上就有人類活動的足跡。為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農耕文化、中西方文明的結合帶，有兩千三百多年的歷史。《中原文化研究》記載：秦始皇置三十六郡，固原為北地郡，明朝設立固原衛，清代升為直隸州，秦始皇、漢武帝、成吉思汗都到過固原巡視。西吉自古就有畜牧發達，因氣候涼爽有豐足的牧草，早在西周時期，周武王、周穆王先后遷西涇洛上游的“大元”，這說明西周時期的西吉就已經牧業很發達了。
有古語云“天下黃河富寧夏”，就可以考證老祖宗隨黃河游牧，從那時就認識到黃河水資源的重要性。自那時也就留下的生活足跡，這些生活中的原始文化也就扎根在西吉月亮山自然生態區及周邊。這其實是最早的黃河文化之一，也就是以后的甘肅古文化。寧夏文化除西夏文化比較帶有地域性以外，其它的都是甘肅文化，到現在也屬同一個體系的文化。
農耕生產的出現代表著人類社會進入農業的產生，也是人類歷史上出現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事變，中國是世界上農業發生最早的國度之一，同時也是世界上出現的少數幾個農業文明中心之一。黃河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農耕文明。農耕文化是指由農民在長期農業生產中形成的一種風俗文化，是在以為農耕生產服務和農民自身娛樂為活動內容，長期積累的過程中形成規律的民間文化。最早時期的這種民間文化屬半坡文明，半坡文明在西吉留下了許多器具如半坡人面網紋盆，半坡陶器，也有生產工具和一些動物骨骼。在規模最大黃河流域、月亮山一帶殘缺的遺存了原始社會母系氏族村落痕跡。
中華文化有著上萬年的文明起步歷史，中國最古老的傳統社會生產經濟形態是農耕經濟，農業給古老的中華民族提供了基本的衣食之源，創造了相應的文化環境。中國傳統文化最深厚的基礎源于農業。由于西海固地區氣候偏低,空氣暖濕、為古人的生存、發展提供了相對優越的農耕環境。考古西吉古文化，農耕興盛于新石器時代的中期和晚期。這個時期在西吉是以畜牧并兼農耕為特色的經濟文化，在二者相互并存但又彼此沖突的發展過程中,直接促進了西吉地域特色文化的快速發展。
從游牧到定居是游牧民族傳統生產生活方式的重大變革，也是由游牧文化向農耕文化過度的進程，人們過上了由游離到穩定的生活，文化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那時就有以生活為原型的屬于西吉這片土地上的獨有的以農為主，橫向發展的文化。位于黃土高原西北邊緣的西吉，境內以月亮山為主脊柱，將全縣分為南北兩壁。沿山脈形成的駝峰形、云霧山、月亮山等大小高低數十座山峰，構成北高南低的地勢結構。縣內氣候溫差較大，有利于多種農作物耕種，這就促使農耕文化相對穩定時間最長。這種文化由于人們逐漸定居的生活方式也就形成了一種很樸素的口口相傳的帶有各地不同地域性的文化在此相融合成西吉地域性文化，可以說是各地游牧民定居后相互融合的獨特綜合性的西吉文化。這種文化成型后就出現了很多不同方式用文字能記載和傳承的方式。當然這也是西北文化大海的一個支流。
在《西吉史話》一書也詳盡的記載了“葫蘆河沿岸是人文始祖伏羲、女媧的故鄉，早在一萬年前的遠古時代葫蘆河的葫蘆就開始種植食用”直至現在這里仍流傳著很多關于葫蘆的故事。黃河農耕文明是以北方旱作農業為基礎而形成的社會經濟文化體系。但是不同的歷史時期對西吉文化產生重大作用與影響的，仍為厚重的黃河農耕文明。《孟子》 中記載了三皇五帝在塞上北牧地區燒山林改墾種的“功績”：“當堯之時......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谷不登，禽獸逼人......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在《詩經》中，我們聽到了先民們砍伐時的吟唱：“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伐木叮叮，鳥鳴嚶嚶。”
農耕時代人們更依賴于黃河的水資源，沿黃河兩岸游蕩放牧的生活過渡到了依河而居，開始農耕。當然，隨著這種生活過程的變化也就促使社會進步和文化更新。時代的更新首先是人們觀念和文化的更新，也是生產力發展的過程。在西吉就特別明顯的看到人類曾依山而居，依河而作的農耕文化遺產。葫蘆河沿岸至今流傳最早的民間花兒、小曲、故事就是最好的考證。
西吉的邊塞文化具有獨特的大元素，包容著長城邊塞文化、絲路邊塞文化、西域邊塞文化。秦漢時，西吉是中原王朝的邊疆地區，也是抵御匈奴的前沿。邊塞，顧名思義就是邊關要塞，一般邊陲蒼涼、金戈鐵馬、邊塞烽火、大漠孤煙、長河落日，這些化成軍旅詩人筆下的壯麗邊塞詩篇，同時也構成了具有中原文化西海固地域特色的邊塞文化。高誘在《戰國策·秦策》中說“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兆關”這四關之間的地域既是關中，蕭關可稱北面門戶，西吉當屬北面前哨。這里還是中原文化的交匯處，當時由于漢胡雜居，形成一種胡漢文化相互滲透相互交融的邊塞文化。“左控五原，右帶蘭會，黃流繞北，崆峒阻南，據八郡之肩背，綰三鎮之要膂”、“回中道路險，蕭關烽堠多”，可見西吉自古就是關中通往塞外西域的咽喉要道上的關隘和軍事重鎮。在西海固我們可以從頭營、一營、二營.....七營、八營，在西吉有上營、大營、馬營等這些地名考證得知這里曾一度是屯兵駐軍兵家必爭之要地。西海固的邊塞詩具有鮮明的西海固地域文化特色，有些詩句再現了西海固邊塞風光和地域風情，而有些則揭示邊塞戰爭的艱苦，具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價值和審美價值。“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使至塞上》唐·王維）。“出塞入塞寒，處處黃蘆草”（《塞下曲》唐·王昌齡），我們從王維奉命赴邊疆慰問將士途中所作的一首紀行詩，也可以從盛唐著名邊塞大詩人王昌齡以登第之前赴西北邊塞所作邊塞詩就知道這里不但是邊塞之地，而且是邊塞戰地。“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訴衷情》》宋·陸游）“塞上今年有事宜，將軍承詔出全師。精金錯落八尺馬，刺繡鮮明五丈旗。上谷飛狐傳號令，蕭關積石列城陴。不應幕府無班固，早晚燕然刻頌詩。”（《塞上》宋·陸游）。明代巡察使李素“路人入城苑，臨風獨愴神。四年三度旱，十室九家貧。凍霧渾米日，寒蕪尚待春析聲烽火塞，偏切宦游人。”描寫巡邊途中在固原一代所見自然環境之惡劣和百姓生活之疾苦及作者內心之悲愴。明代中葉著名的政治家，重臣清吏楊一清的長詩《開府行》后序《題固原鐘樓》一詩闡明固原是邊塞重地和抵御蒙古韃靼、瓦刺各部勢力的第一線，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更可從邊塞古長城、古道、古墓葬等遺址考證西海固特殊的邊塞文化。
春秋戰國時期，固原的北方游牧民文化和中原農耕文化交匯之處，生活著史書上記載的“西戎八國”中的義渠戎等，它們創造了先進的青銅器等，1960年在西吉白崖半子溝村率先發現有青銅文化遺存，20世紀末，在固原發現挖掘有青銅墓址百余座。由此考證，西吉是關中的北邊門戶。縱觀西吉歷史，現存的古長城、關隘、烽火臺、堡寨、烽燧、古道、古戰場殘存的遺留物、眾多邊塞歷史遺跡,西吉的民族生活，各種不同的邊塞文化藝術，都見證了古老的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交匯過程，都彰顯一種邊塞文化的特征。西吉獨具地域特色邊塞文化資源不外乎是西吉文化的又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據《中國遼西夏金元史》載：立西夏王朝的黨項人是中國古代羌族的一支，黨項人積極吸收先進的漢族文明，憑借宜農宜牧的自然條件，創造了獨具特色的西夏文化，推進了西北地區的統一及民族融合、經濟發展，為中國元代大統一奠定了基礎。西夏文化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吸收了儒家文化作為其治國之本。比如，創建西夏的黨項人本來是比較原始的游牧民族，不但吸納了漢族的農業和手工業，還有文字等文化。西夏文字與漢字就有都屬于表意文字體系，都屬于方塊文字共同之處等。西夏社會風俗和生活習俗也在不斷的和漢族文化相互滲透，彼此融合。尤其西夏國與宋的決定性戰役就在寧夏西吉境內，把宋夏的戰事史詩文化也留在西吉。
西夏是一個以游牧立國的小國，西夏建國后多次與宋、遼交戰，好水川之戰中擊敗北宋，并于遼夏第一次賀蘭山之戰，大勝遼國，奠定西夏在遼、宋兩國的地位。西夏文化（也叫大夏文化、黨項文化）的地位也隨之提升，乃至占據當時所統治地區的主流文化。西夏文化是自景宗元昊建國后，隨著其封建經濟的發展和黨項族漢化的加深，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西夏文化由于吸收了周邊名族及鄰國文化的養料，取長補短，融合為一。因此，西夏文化不僅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而且對元代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成就不僅表現為儒學佛教的興盛，還表現在管制、兵制、法律、禮樂等典章制度，以及文字與書法、文學與史學與歷法。西夏崇尚漢文化，比如：崇宗乾順特別重視文學，本人有很高的文學修養。尤其諺語是西夏文學的寶貴遺產，內容廣泛地反映了西夏與黨項社會的各個方面，揭露黑暗、鞭韃丑惡、贊頌美好生活，并涉及社會生產、生活、風尚習俗、宗教信仰、倫理道德等內容。
西夏文化是寧夏文化獨有的瑰寶，在西海固的滲透是西海固文化主流發展的催化劑，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是把固定的，成型的一種以農為主的文化格局徹底的打碎，這種打碎不是破壞，而是糅合多元素文化基因，是文化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相互補充的有機結合。可以說是已經形成了混血文化并且得以生根落地和發展。西夏三大戰事即好水川之戰、定川寨之戰、三川寨之戰。其中起決定性戰役的好水川之戰就在西吉。天都山、西華山、月亮山就是西夏向南進攻發起三大戰役的的據點。在單家集到好水四十華里的地段曾經發生歷史上著名“好水之戰”（這兩處古文化現存的遺址離西吉縣城也就是不足40公里）。就在西吉縣興隆鎮、單家集、陳田玉一帶，農民打莊整地、挖渠開溝時翻出成堆的白骨。在單家集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生產隊組織開挖水渠時，就發現了大量的人骨和馬骨，一坑一坑地埋著，最厚疊壓骨層達2米左右。在西吉興隆鎮陳田玉村北紅崗遺址沿山崖邊，到處是層層的白骨，有距崖頂幾米的，也有距崖頂十幾米的。在農民耕田取土時，還挖出豆綠瓷盞、銅（鐵）箭頭、四系灰陶背壺、馬刺、瓷蒺藜、將軍罐、陶燈、鐵琉球、瓷片、鐵甲和一把鐵刀（鐵器出土后基本腐爛）。插在人馬頭顱的鐵箭長約6公分左右，三角菱形，證明西夏當時使用武器主要是鐵器（這與史料記載吻合）。后來，在寧夏的考古隊努力下，相關一系列文物的出土進一步有力證明好水川之戰古戰場，在寧夏西吉縣興隆鎮王溝、陳田玉、姚杜村一帶。
好水川之戰后，宋軍大潰敗，宋軍副帥范仲淹獨坐帳中感嘆的寫下了《漁家傲·秋思》“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西夏軍師張元在大敗宋軍后率部經羊牧隆城行進賀蘭途中趾高氣昂地在界上寺墻壁上題詩一首：“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輦，猶自說兵機。”從而可知，西夏文化最早就扎根西吉。這些遺痕在將臺堡火家集的羊牧隆城還可看到。我曾在《葫蘆河》期刊（2018第4期）發表過一篇散文《古城之行》就是介紹這個的。現在已在西吉單家集依歷史資料開發修建了“好水川之戰”古戰場遺址旅游地（點）并開辟了好水之戰旅游線。
戰爭雖然給人們帶來了不可辟免的災難，但毫無疑問也因此留下了文化更新，促使著文化的發展，一個歷史代替另一段歷史是社會的發展，肯定也是文化的發展，西夏文化在西吉就是一部戰爭史詩寫實的文化。
“絲綢之路”僅指自中原經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到中亞和地中海的貿易路線。沿途各種民俗各種文化各種地域風情都隨這條路上的商隊南北交融、東西互補，形成了非常豐富的文化，而且也是歷史上中國與歐亞大陸各國文化交流的“符號”。歷史上，“絲綢之路”主要存在于和平時期(戰亂時往往中斷)，因此，絲綢之路的具體線路和空間走向隨著地理環境變化、經濟發展狀態以及政治和宗教演變而不斷發生變化。在西海固的蕭關古道，就是歷史悠久的“南方茶路”和北方草原貿易路線。做為當時商貿主要的交通驛站，就會把南來北往，亞歐一線不同的文化遺留下來，再得以積淀、發展并與當地的本土文化交融滲透互補。伴隨商品貿易和人員交流，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的文化相互借鑒，產生了燦爛的文明。漢唐時這里是絲綢之路東段北道必經之地。關隴河西道，東段又分為南、中、北三道。固原是絲綢之路北道東段上的邊關重鎮，有兩千三百多年的歷史，地處中原農墾文化與北方游牧文化的交匯帶上，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地。絲綢之路的開辟,有力地促進了中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對促成漢朝的興盛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歷史悠久的“南方茶路”和北方“草原貿易”路線，以及自宋、元開始的海上貿易路線，必經西吉。西吉的地理位置，正處在東段北道的交通要道上，在古絲綢之路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中西方文化在這里碰撞、交匯，西吉自然處在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上，也可以說西吉見證了當時東亞強盛文明象征。從戰國至唐宋，這條道路上的文化傳播與交匯都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址。開鑿于北魏盛于唐的須彌山石窟，蕭關古道是絲路的要塞，商隊屯住固原須彌至西吉丹霞一帶，途經西吉過敦煌再入騰格里沙漠。絲綢之路的開辟,有力地促進了中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對促成漢朝的興盛產生了積極的作用。西吉，是絲綢之路上的樞紐，也是東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佐證，更是絲路文化重要承載與最大吸收地。
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民族文化，它來自這個民族每一階段的發展的價值取向，也是一個民族生存、生產、生活的體驗和積累。它既有中華文化的普遍性，又有自己民族生活積淀的獨特性。在祖國大家庭里，回族是一個獨具特色的民族共同體，有悠久的歷史和獨特古老的文化，回族是一個從經濟結構和職業結構多元化的民族。有牧有農有林有商有加工業等。回族在我國以寧夏為主，人口較多、分布較廣。同時，由于回族有小集中、大分散的居住特點。在內陸，回族主要與漢族雜居；在邊疆，回族主要與當地少數民族雜居。回族文化又是在以漢文化為主體的多種文化圈生長、繁衍而形成的多重性、復合型的民族文化，它是華夏文化的組合體。當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地域性、局限性。西吉的回族主要是從云南和陜西遷入西吉的，這樣就把云南的邊塞小文化和陜西的六朝古都的大文化同時都帶到西吉，是西吉文化的多條支流相互交融，彼此滲透。這里我要補充說一下，為啥我把云南的回族文化叫小文化，而把陜西的回族文化叫大文化呢。是這樣的，云南文化是地域文化（更多的是邊塞地域文化），這樣的文化是具有地域局限性的，尤其是在當時那個封建社會不像現在的信息技術時代，比較封閉的時代所有的地方文化都具有局限性。邊塞的回族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少數民族發展歷史的一種文化沉淀，充分體現了回族的民俗風情與文化信仰。而陜西是六朝古都，是全國文化薈萃之地，不但沒有地域的局限性，反而是多種文化以最雄厚的基因相互糅合到一起的，打破了狹隘地域文化和單純的民族文化，促成了大一統的國學文化（也叫大唐文化、長安文化），所以是大文化。不管是小文化還是大文化同時落戶西吉就是西吉文化。
紅色文化有別于其他文化的根本點在于紅色。紅色文化是廣大人民群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把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有機結合，把人文文化和革命理想有機結合，是中國現狀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為指導而生成的革命文化。紅色文化作為一種重要資源，蘊含著豐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歷史文化內涵。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會師將臺堡給西吉文化注入了紅色的血液，也堅定了西吉文化從此走向方向明確，目標一致，這使得文化成了一種武器。紅色文化從思想上、人文理念上改變了西吉文化的原始狀態，走向了新生的文化，甚至很超前的走向了“二為方針”的社會主義文化。因為紅色文化就是最初的社會主義文化。當人們盲目地為文化尋找標簽的時候，紅色文化指明了、也見證了文化為人民服務的文化導航。因此，中國人的紅色情結與生俱來，它流動在民族的血脈里，遺傳在民族基因中。西吉的紅色文化不是空話，也不是大話，更不是高調，是實實在在的一塊文化豐碑。就西吉的民族團結而言，長征途經單家集，偉人進居單義堂，毛澤東主席夜宿單南寺，與回族阿訇徹夜暢談，把革命的主義和宗教的信仰統戰在同一條路線上，那真的是把一筆紅色文化財富留給西吉。新民主主義文化是紅色文化的主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先進文化是紅色文化的傳承、豐富與發展。西吉回漢民族是有著強烈紅色情結的民族，西吉的紅色文化元素也是“文學之鄉”的最新鮮大動脈血液。
現代文化又把文化細化了，文學是文化的長子，西吉文學就是這樣一種多元一體的文化結晶，在作家眼里三元一體的文化就是成熟的文化，那么西吉至少已經是八元一體的文化了，這就促成了西吉文化在經濟相較落后的情況下文學能走在全國的前列。也就是向朋友們揭開了“多元一體”的文化積淀是首個“文學之鄉”的謎底或說是真相吧。
第二：我再從兩個方面談談近幾年西吉文學發展的個人看法1、文聯的重視程度高，能從專業系統的角度激發文學愛好者的內在潛能。
西吉文聯在培養新人方面確屬走出了一條很獨創的道路，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出了文學大家，出了優秀作品，但總會多多少少出現文學斷層現象，這一點在好多地方都有，在西吉就沒有出現過。就全國來說，文學接力這一點陜西省一直走在全國最前列，西吉毫無疑問也列在第一階梯里邊。這些都歸功于文聯、作協對新人的挖掘、培養。文聯不定期的邀請區內外著名作家、知名編輯舉辦各種文學授課、講座，面對面的改稿會，各種征文大賽，想方設法激發成熟作家的引領導向作用，青年作家的努力學習，文學新人對文學的熱愛。
在西吉參與文學創作人員近三百之多，有十多位中國作協會員，五十多位寧夏省級會員，百余名市縣級會員，從專業作家到業余作者，從小學程度到博士研究生，有機關干部、在校學生、商人、農民等各行各業、各年齡段、各文化程度不同層次都有，這樣一支龐大的文學愛好隊伍在全國各刊物發表體裁不同的作品。尤其農民作家的成熟是西吉文學的最大亮點。中國作協主席鐵凝這樣說“文學是西吉這塊土地上長勢最好的鐵桿莊稼，西吉是中國文學最寶貴的糧倉”。在這一點上，一縣走出兩個“魯迅文學獎”（郭文斌、馬金蓮）是鐵的見證。
西吉文學團隊精神強，首先從各機關單位和學校可以看到創辦內部刊物，依次為相互交流的平臺之一。說實話有很多的內刊辦得質量非常的高，這樣就有很多文學愛好者能有發展的平臺和提高的空間。讀書社的創建為文學事業的普及和發展打下了基礎。最突出的將臺堡農民文學社、中學文學社、單家集紅色文學社、龍王壩文學社等30余家極具規模的文學社團的創建及飛速的發展，也成為了西吉文學的半壁江山。而且定期都會出版自己的內部刊物。這些團隊之間合作意識，團隊精神可以說是空前的高漲，也給西吉文學注入了強心劑和安裝了助跑器。也有以西吉為中心，向四周輻射，乃至發展到了有八個省份的會員加入并長期投稿。
2、充分利用網絡資源發展文學事業，文學創作群體大，團隊精神強。
就西吉一家，已有成型的網絡文學公眾號八家，定期發表西吉作家作品，甚至發表個人專刊，吸收外來優質作品，同時為文聯推薦高質量作品。比如《甘寧界》《葫蘆河文學微刊》《六盤山詩文》等有很多國內知名作家長期投稿，交流。已經跨國形成交流圈，互動網。在充分而又科學利用現代化網絡資源為西吉文學服務這一方面，我敢說西吉走在最前列。
總之，西吉文學已經形成了以下屬性：不脫離普遍性，挖掘地域性、打造獨特性、揭示生活性、開創引領性，貫徹自信性綜合性極強的、有機結合的文學體系。這種體系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也非一兩個人而是廣大作者群力開創出來的。任何文化只要形成自身慣性或體系就是強大的，具有前瞻性和自發性。就像中國現在已形成的多支流匯集而成的古長安文化一樣，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中國文化不同歷史時期，不同人文環境下所發展成相同的大中國文化一樣的文化，因為它是一種文化體系，而非單純的局限性文化。西吉文化正是這樣一個多元一體的發展態勢。所以，揭開“文學之鄉”的謎底談文學就是談現在的西吉文學。其實，西北文學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以原始的農耕文化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尤其陜西、甘肅和寧夏、青海都有古黃河文化和中原文化結合的元素，最值得相互交流學習和雙重互補及共同糅合全面提高。
2018年6月，我和西吉作協的幾位本土作家陪同來自甘肅平涼作協的同仁，今天又和甘肅華亭市來西吉采風的作家團共聚一堂，兩地作家就這個問題也做了深入的探討和交流，我也就西吉為什么會是中國首個“文學之鄉”談及了個人觀點。當然，能和遠道而來的各位作家一起談文學，談寫作我很高興，也是給我的創作一個學習和提高的契機。
綜所上述，我就談這么一點個人不成熟的觀點，希望各位同仁提出寶貴的批評意見！
限于篇幅，不多贅述。
注：【本文根據作者在2019年7月“西吉縣、平涼市兩地作家團采風活動《文學調研討論交流意見發言稿》原件整理”】
參考文獻：
《西吉史話》（寧夏人民出版社）2011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范曄《后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高誘《戰國策·秦策》商務印書館1987
《中原文化研究》 2015年5期
作者申明：本文版權屬作者所有，未經授權，不得引用。如授權引用須注明出處和作者，違者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