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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13363832368 固話：010-88430281微信：lhcq6666 郵箱：lhcqzk@126.com本文所闡述的“作戰能力評估”，是指戰略、戰役指揮機構，對籌劃、組織所屬聯合部隊實現特定目的的聯合作戰的實際能力，所進行的綜合評價與衡量。它是指揮機構戰時高效組織、籌劃與實施聯合作戰，平時牽引條令編修、聯合演訓、戰備建設的重要活動。美軍術語概念體系中，雖無明確的“作戰能力評估”概念，但相關評價活動始終存在。基于長期戰爭實踐與探索，美軍適應其自身特點特色的能力評估思路與方法。由于該領域內容涉密程度較高，因此僅能依托現有開源資料，結合美軍聯合作戰組織籌劃活動，以及其他類型、領域評估活動的典型思路和方法，有邏輯地外推并設想其作戰能力評估活動的可能路徑與方法，具體能力評估流程、步驟還需進一步研究探討。在美軍術語體系中，涉及很多“評估”概念，諸如作戰凈評估（ONA），現仍沿用的作戰評估（OA）、戰斗評估（CA）等等，但并未直接提出“作戰能力評估”的概念。實際上，美軍對特定層級聯合指揮機構組織、籌劃與實施聯合作戰的綜合能力評估，是其重要的“知己”認知過程，廣泛地散布于戰區組織籌劃聯合作戰的各類評估及相關業務流程中。根據目前掌握的開源資料，本文所稱“作戰能力評估”曾包含在美軍2000年前后提出的“作戰凈評估”概念中，但后者隨著聯合部隊司令部（JFC）裁撤而被廢止，然而相關評估活動始終存在。作戰凈評估（ONA），是美軍聯合部隊司令部（JFCOM）早年提出的重要概念，適用于各地理作戰司令部結合各自責任內的安全形勢、特定潛在/現實對手，綜合分析敵、我、環境，進而形成相應判斷結論。根據JFCOM定義，作戰凈評估是“整合（分析）人員、流程和工具，運用多維信息源和協作性分析，構建對敵方、環境和己方的共享認知[OPERATIONAL NET ASSESSMENT：A Framework for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Requirements for Critical Debate,Michael J. Hannan, Lieutenant Commander, U.S. Navy, p2.]”。強調采用體系分析方法（SoSA），尋求在綜合考慮政治、軍事、經濟、社會、信息和基礎設施（PMESII）因素的大背景下，辨識、分析和關聯敵、己、環境因素，找到不同類別要素之間的關聯及其性質、特征。從而為更具效率地運用己方作戰資源/能力、有效打擊對手，最終實現作戰意圖提供分析支撐。顯然，準確評估己方作戰能力，建立對己方作戰體系的正確深刻認知，是作戰凈評估活動中的重要環節。作戰凈評估概念廢止后，為實現“知己”的己方能力評估活動散布到其他流程、分析活動中。據2015年1月頒出的1-15號聯合條令注釋出版物，“作戰評估”（Operational Assessment）被定義為“一套連續進行的過程，它可通過衡量作戰行動是否正朝著完成任務、創造行動所需的某種條件或實現作戰目的，以支持指揮官的決策活動[Joint Doctrine Note 1-15, Operation Assessment, Joint Force Development,2015.1, B-C-1。]”。作為一種在（戰役級）作戰中以評估結論為導向的經驗汲取方法，“作戰評估”為指揮官及其參謀團隊提供對行動未來發展的洞察力，使其能把握住修正、糾偏作戰行動發展趨勢的機會。與本文界定并論述“作戰能力評估”相比較，作戰評估是典型的事后總結性評估，它聚焦于復雜的戰役級行動；而作戰能力評估，屬于事前的預測性評估，更突出提前預判行動資源的運用效能。戰斗評估，處于美軍評估概念體系的最底層，它被定義為“對軍事行動期間部隊運用整體效能的判定。戰斗評估由以下三個主要部分組成：1.戰斗毀傷評估（BDA）；2.彈藥效力評估（MEA）；3.再次攻擊建議。其目的在于為戰術作戰行動的進程提供建議[ JP 1-02《國防部軍事和相關術語詞典》，2014年1月3日。]”。與作戰評估類似，戰斗評估也是一類事后總結性評估，更專注于戰術層級具體行動的事后效果評估。美軍在設計作戰能力評估活動時，很可能運用“基于效果”思維。“基于效果”思維源自“基于效果作戰”（EBO）理論[“基于效果作戰”（EBO），是指行動中不再單純強調軍事力量的應用結果（或軍事行動直接造成的毀傷效果），而是以改變敵方體系狀態以實現直接或間接的政治目的為目標，綜合采取各種國家實力要素工具，以達成預期行動效果，實現特定政治、軍事目的為最終指向。2010年前后，美軍雖然反思“基于效果作戰”理論在全球反恐戰爭中的運用缺陷，但基于效果的思路仍廣泛存在于其組織、籌劃和實施聯合作戰的各類業務流程中。最典型的，如美軍在目標工作中基于行動預期效果，優選排序目標、設計打擊行動；作戰評估活動中基于效果評估作戰進程、實施情況等。]，是適應實戰化運用需求、化繁為簡的一種思想方法。運用于能力評估領域，“基于效果”思維更為強調聚焦主體行為及其能力產生的直接或間接結果（即“效果”），而不刻意要求搞清楚行動及能力具體運用的復雜過程（即下圖中黑箱內的細節），這適應了臨戰或戰中背景下對作戰能力評估的各項要求。在能力評估領域，“效果”（effect）可被視為：行動資源/能力運用后，所導致的作用對象呈現出的實體和/或行為狀態的變化。預期的（資源/能力運用）效果，也可被認為是一整套預測性的、能夠支持實現指揮官運用某項/多項職能實現特定目的的條件集，這意味著（資源/能力運用）的預期效果應可被分解、觀測與衡量，從而實施對特定職能發揮時相關聯作戰資源/能力運用效果的評判。對特定層級的聯合部隊而言，根據其在近期實戰、逼真演訓中的表現，復盤分析資源/能力運用的多維效果，綜合評估其作戰能力。基于效果的作戰能力評估，正是將傳統上注重考查作戰資源/能力運用細節的“過程評估”，轉化為以職能為主、強調資源/能力運用所產生結果的“效果評估”。在此基礎上，繼而需要解決如何剖分作戰能力的問題，以便對復雜多維作戰能力進行具體評估。美軍認為，要在廣泛和復雜的聯合行動中充分發揮聯合部隊的效能，需要有宏觀掌控部隊的能力與流程，幫助指控官及其參謀團隊整合和協調聯合部隊行動[ JP-1《美國武裝部隊綱要》。]。為此，將聯合部隊的各類能力，基于減少重疊、降低復雜性的原則，進行分類劃分被稱為“聯合職能”。當前，美軍聯合條令將作戰能力劃分為六類職能：指控、情報、火力、投送與機動、防護、維持[ 2017年版JP 3-0《聯合作戰綱要》，第三章聯合職能。]。六類職能，是美軍從習慣角度對作戰資源多樣化能力的劃分，是對相關聯的資源/能力與活動群聚后形成的職能集合，用以幫助指揮官融合、同步和指導聯合作戰行動[ 2008年版NWP3-22《戰役級海上作戰行動》，第7章第3節。]。六類職能的劃分適用于各個層級的聯合部隊，且與美軍日常作戰的組織、籌劃與實施流程深度耦合、嵌套。例如，歷次更新的《通用聯合任務清單》（UJTL）手冊中，大量具體任務（task）都以六類職能作為劃分框架，而對這些具體任務實施能力的評估，正構成對作戰能力綜合評估的底層基礎。上述六類職能，涉及的資源與能力運用必然存在著大量交疊與重合，例如某項通信資源/力量，既可能發揮指控功能，又可能是火力、情報發揮職能的必要部分；而諸如指控和情報職能，更廣泛存在于所有作戰行動中。故而，特定職能在發揮作用的過程中，必須涉及對大量不同資源/力量抽組調用的同步、協調和沖突消解，整個過程不僅極為復雜繁瑣，而且還受到運維人員經驗、協作默契度的重要影響。因此，強調實用主義的美軍為實現精準“知己”，而評估己方作戰能力時，會選擇運用基于六類職能，來衡量評價作戰能力的具體運用效果。在各類職能共同運維、發揮其效能的行動期間，通過賦予各職能所關聯資源/能力的具體任務（tasks），觀測、收集并分析其實現的運用效果（effects），來衡量、評價各項職能及其關聯資源/能力的運用目的（objectives）是否達成，進而形成評估結論的過程。指揮機構運用所屬聯合部隊實施作戰的綜合性能力，是一套具有多重呈現維度的“復合體”，理論上檢視衡量綜合作戰能力涉及多學科理論方法、大量數值分析與模型計算。但美軍認為，包含作戰能力在內的多種評估活動，需要考慮到作戰實踐中指揮機構可用時間的剛性約束，以及參謀人員素質的客觀限制。例如，在實時、近實時衡量作戰行動效果的作戰評估（OA）領域，美軍就高度強調評估方法與思路的時效性和易用性，至于精準性則置于次要位置[ 可參見《美軍作戰評估理論與實踐》相關章節，知識產權出版社，2017年，第一章第4節。]。類似的，對指揮機構指揮所屬聯合部隊遂行特定使命的綜合性能力評估，美軍很可能仍強調從作戰視角設計評估方法、制定指標體系，即結合作戰背景與對手情況，由本級或上級評估部門參謀團隊完成能力評估，進而即時反饋、影響指揮機構對作戰行動的組織、籌劃與實施過程。首先，基于安全保密考慮以及評估主體的能力屬性要求，評估過程需要簡單易用。具體層級聯合指揮機構對本級作戰能力的評估，涉及部隊核心能力與缺陷，評估過程與結論高度敏感，因此只能主要以本級或上級參謀團隊完成，這些軍事人員的能力素質與知識結構決定了評估過程應強調實用性，摒除過于復雜的理論方法。其次，美軍認為評估部隊作戰能力必須放在環境、對手等作戰背景下綜合考慮，意味著評估活動需要在緊張的臨戰或戰時狀態下展開，而作戰目的及具體行動的多樣性，決定了評估作戰能力通常會面臨剛性時間約束，這同樣要求評估方法與過程簡潔易用。最后，對作戰能力的評估衡量，必須適應美軍的聯合作戰思想與聯合作戰行動的組織流程，從而無縫嵌入到聯合作戰的組織、籌劃與實施過程中，因而必然要求適應整體上強調簡單、實用的作戰組織籌劃與實施流程。例如，美軍從指控、情報、火力、投送與機動、防護、維持等六類職能對作戰能力的分類，極有可能也應用到作戰能力評估領域。簡言之，基于效果的作戰能力評估，采用面向實戰、強調實用的評估路徑，盡管它在科學性方面仍有欠缺。基于效果的作戰能力評估思路，是美軍基于效果的戰爭哲學思維在評估領域的具體運用，它在具有獨特優點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內生有難以克服的缺陷。首先，評估活動雖然簡單易用時效性強，但缺乏精準、邏輯化的能力運用過程評估，是一類概略性、趨勢性的評估方法。其次，難以獲得特定資源/能力投入多寡，及其運用策略的選擇，與獲得的具體效果提升/降低之間的明確因果關系。而只能形成相關資源投入/策略選擇，與效果/狀態變化之間存在相關性的概略認識。最后，作為預先性評估活動，基于效果的能力評估只能依賴近期實戰和演訓中的數據與經驗，無法充分地確保對未來作戰組織籌劃具有指導價值。當然，在臨戰或戰時狀態缺乏必要條件與充裕時間的條件下，這種思路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做法，符合戰時狀態下指揮機構“知己”的客觀現實與要求。但在平時，為提高評估作戰能力對指導戰備建設和作戰訓練方面的效率，還需要結合各種資源/能力和不同職能業務流程中的具體運用，通過采集大量數據進行更為定量精確的評估分析。基于以上推定，美軍進行“知己”評估時很大程度上會遵循以下評估原則。如前文所述，美軍為實現“知己”展開的評估，往往放在對抗性背景中，與對作戰環境的分析評估以及對方作戰能力的評估共同展開。在以往的“作戰凈評估”中一向是如此，該概念被廢止后，此過程在組織籌劃聯合作戰的JOPP流程中仍有體現。例如，在JOPP第二步“任務分析”期間的“初始行動風險評估”中，就蘊含著對己方部隊作戰能力的評估。在此計劃制定環節中，己方參謀團隊將檢視未來可能的作戰環境中，敵方采用特定行動策略或方案后，己方任務部隊及能力可能會遭受的風險。美軍在實戰背景下評估作戰能力，具有如下優點。首先，有助于充分考慮己方作戰資源在與作戰環境及敵方的多維互動中，能夠發揮的能力以及多樣化的行動策略選擇。原因在于，任何聯合部隊的任務能力，都受到運用環境、對手能力及其力量運用策略選擇的深刻影響，脫離環境與對手單論作戰能力評估容易陷入純粹的理論化分析而變得意義有限。其次，在實戰背景下評估作戰能力并融入到作戰組織、籌劃環節，有助于將評估結論及時作用于后續的計劃制定活動中，充分發揮對己方作戰能力評估結論的作用。例如，針對對方投入作戰資源及其選擇的特定方案，評估己方某類作戰能力存在差距后，就將影響己方作戰方案確定、任務力量編組、后勤支援計劃等籌劃內容。美軍在評估己方作戰能力時，按六類職能剖分其作戰能力，進而展開分項分析評估。縱向上，區分各作戰域（空中、海上、陸上等）的主要作戰力量編組，分別從指控、情報、火力、投送與機動、防護、后勤等六類職能領域，形成分類相對清晰的能力評估體系。但在橫向上，單一特定作戰資源/力量的能力具有多維性，其運用于某個職能領域后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獨占性和排他性，因此如果要衡量單一資源/力量的能力發揮，必然涉及該類資源/力量在不同作戰職能、業務流程之間的抽調、釋放、同步與沖突消解，過程將異常繁瑣。因而運用突出能力運用結果的基于效果的評估方法，是化繁為簡的重要思路。具體而言，這主要通過設計簡潔且適宜的評估指標集來實現。作戰行動涉及的環境、對手千差萬別，針對每次作戰設計整套獨立評估指標并不現實。結合在其他基于效果的評估指標制定經驗，美軍在評估己方作戰能力時，往往從衡量、判斷特定作戰職能發揮后（即具體運用發揮此職能的資源/能力）所呈現的（己方能夠觀測收集）的實證性情況/狀態變化，形成特定職能域作戰能力的評估結論。這通常涉及兩大類指標：績效評估指標（MOP）和效力評估指標（MOE）[ 對MOP和MOE的深入探討，及其區別與聯系，可參見《美軍作戰評估理論與實踐》第二章相關內容，知識產權出版社，2017年。]，美軍相關條令中常見這兩類指標的運用案例[ 參見JP 5-0《聯合作戰計劃綱要》相關章節內容。]，這類評估指標同樣也是美軍在進行作戰評估（OA）、戰斗毀傷評估（BDA）時的標準做法。具體設計這兩類指標的思路可描述為：針對各類作戰資源/能力運用后實現的具體結果，從作戰資源/能力需實施具體行動（設計MOP指標），以及這些行動所預期實現的直接/間接效果（設計MOE指標），設計精簡易用的指標集。以評估某次聯合空中行動中指揮機構及其所屬聯合力量的指控職能能力為例，行動的指控職能涉及后方指揮控制機構/系統、預警機、中繼節點、前沿終端火控人員等多類力量的協同配合，需要各環節資源/力量按照時間、空間或效果多維邏輯序列精準同步協作。行動中，如出現突發情況涉及特定指控資源/力量的抽調、重組，將引發整個行動鏈條上關聯資源/力量的同步調整與重新適配，涉及大量的任務規劃調整活動。為應對行動中的不確定性相關資源的微調與重組（幾乎不可避免）。在戰役及以上層級指揮機構，忽略特定職能（及關聯資源/力量）具體實現過程，以其最終實現結果/效果為導向進行評估，是較為可行的方法。同樣在上例中，為實現特定指控職能而臨時群聚的指控資源/力量，將根據需要被規劃完成一系列具體行動或動作（如預警機、前沿火控人員前出至特定區域完成的具體動作），這些可定量設定并觀測的具體行動/動作的實施情況，可作為指控職能的能力評估MOP指標；而所有這些資源同步協作、發揮指控職能用于實現的預期打擊任務效果，則可用于設計定性的、描述性的MOE指標。從而，運用這樣兩套精簡易用的指標集，用以對行動期間指控職能能力發揮情況進行綜合性判定。現有美軍開源信息中，涉及對己方作戰能力進行基于效果評估衡量的闡述與案例非常少見。具體而明確的評估活動流程很少見諸于各類文獻。但根據上述總體思路，可以明確其進行基于效果的作戰能力評估時的一些根本要點。無論何種層次的聯合作戰行動，最重要的是根據近期實戰和演訓經歷，分析評估指揮機構及部隊六類職能的能力上限。在當前的信息化乃至日益臨近的智能化戰爭形態下，作戰行動的整體節奏空前提速、戰場態勢變化頻繁激烈，對此各界早有共識。這表明未來戰場上，以六類職能為代表的行動資源/力量在投入戰場時具有顯著的“高頻定制編組[ “高頻定制編組”，是指對聯合作戰部隊各類功能/模塊要素的進一步精細劃分，根據各類任務即時需要，在功能/模塊要素顆粒度更精細的基礎上即時組合編組，形成適應任務所需的、高度定制化的的作戰功能/能力，精準投入戰場發揮預期功能。美空軍2019年底發布的《馬賽克戰》作戰概念，中心思想就是不同作戰資源的功能/模塊，以更精細的顆粒度被“高頻定制編組”投入戰場的前景和構想。]、脈沖運用釋能[ “脈沖運用釋能”，即各類作戰資源或功能/模塊經定制組合編組后，在短時段內、多波次高強度投入戰場運用，這有助于增加對方實施防御及其他行動的難度，同時也對己方指控、情報、火力等職能發揮提出更高的要求。]”的特征。因而在臨戰前或戰中，通過作戰能力評估形成對己方各職能領域的能力上限的正確認知，才能為行動的快速組織、籌劃與實施提供基礎依據。例如，大規模作戰時聯合指揮機構能夠在特定單位時段內，可同時組織、規劃和指控多少架次戰機完成任務，能夠實施多大規模/類型的火力投射（同步打擊的目標數量）等；解決對這些能力的疑問，無疑直接影響行動的組織與籌劃。任何一類行動資源/力量，其能力/功能都是多維度的，它應用于某個職能領域的數量、時段，直接影響其他職能領域對該資源/力量的運用。尤其是在密集組織實施多次作戰行動時，必然會對一些類型的有限資源/力量造成擠兄，如果資源運用策略選擇不當、配置失調失序，即有可能造成各類資源的整體運用效能降低。從該角度看，非實戰背景下單論某項職能域的能力強弱、多寡，其實際運用價值有限。因此，在評估作戰能力時必須以樹立整體性思維，充分考慮到作戰全過程中，大量不同作戰資源/能力會在不同職能、行動流程之間抽調、釋放、重組，進而通過人/機的自適應同步、沖突消解，實現磨合并相互適配后，所能綜合發揮出的作戰能力。為此，需要構建整體性、聯動性的六類職能評估指標體系，特別是要構建接近真實戰時環境下極端困難和復雜的運用背景，分析評估不同職能在相互適配、同步條件下的能力運用上限[ 例如，美軍在重返大國競爭時代后，強調主要攻防行動的組織、籌劃與指控，都要考慮因敵方刻意的信息作戰/指揮控制戰行動，導致美方力量所處的“指揮控制拒止或降級環境”（C2D2E）。相關論述及規范，在2010年以后頒布的美軍聯合和軍種3系列條令中高頻次出現。]。復盤近期實戰或演訓實踐，形成最新的作戰能力評估，是為了積極影響即將發生的戰爭實踐。因而，作為正確且深刻“知己”的作戰能力評估活動，是一類行動前先驗性判斷己方各類能力的分析活動。這意味著評估所需的數據與經歷活動，最好是源自上一次由類似指揮機構組織實施的、類似規模的實戰行動（或高度實戰化演習）。脫離這樣的能力評估實踐背景，評估活動都有可能失準、失焦并失效。例如，對任何層級的指揮機構、任務部隊而言，如果其主戰裝備、作戰理論出現重大變化、參謀團隊人員出現大幅更替，其以往實戰經驗與數據將很難作為最新能力評估的依據。就此而言，高度還原戰場特征、極致貼近實戰要求的大規模演訓，對于評準、評精和評細實際作戰能力的意義將更加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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