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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邳縣縣委在群眾自發合作的基礎上，自1953年1月始，組織全縣人民認真貫徹執行黨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經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三個階段，到1956年4月，基本勝利完成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任務。 一、全縣基本情況 據權威部門統計資料表明：1949年，全縣總人口637429人，其中農業人口629140人，農村勞力276822個，耕地面積246萬畝，糧食作物面積318萬畝，總產176975斤；工農業總產值11094萬元，其中工業總產值4萬元，農業總產值11090萬元。牛、馬、驢、騾等大牲畜存欄47885頭，豬存欄61000頭，羊存欄2378只。 人民翻身得解放，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來。 二、當時社會背景 建國后，由于洪水自然災害的侵襲，全縣糧食作物大面積減產，缺糧、斷炊、逃荒、討飯戶不斷出現。因戰爭創傷、自然災害的摧殘，1949年，全縣73%的村莊遭受水災，倒塌民房12534間，死傷13人，有6392戶、14676人逃荒、要飯，有9個村莊發生賣兒賣女達11起之多。 一家一戶分散經營，個體耕種，生產力不能合理的組合，土地等生產資料不能合理使用，勞力、畜力、肥力、財力等不能合理調配、支配，生產力低下。 還有一些“四屬戶”（軍、烈、殘、職）在土改中分得的勝利果實，如土地等，苦于勞力、畜力不足，或根本無勞力、畜力，沒法從事正常生產。有的貧困戶受到天災人禍的侵擾，生活無法維持，便出賣了土地。當時，部分基層干部、農民則受到“發財致富”思想的影響，尋找門路，買地、借糧放債。據計，土改時，全縣108915戶貧農，改合作社時仍有54840戶過著貧困生活。 當時，邳縣、邳睢縣同全國其他地區一樣，一些鄉村的農民為了維持生產，便自發地組織臨時互助組，助畜、拉犁、拉耙、拉車、搶收搶種。十一區（原邳睢縣八義集鎮）埝西村婁培蘭1950年春耕春種時，組織9戶貧農成立了臨時互助組，至1951年秋，該組發展到13戶，其中貧農12戶、中農1戶，成為長年互助組。時值全縣人民積極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熱情投身于抗美援朝，擁軍優屬，愛國增產，抗災救災之中，以參加互助的實際行動支援國家建設。至1951年12月底，邳縣成立互助組990個，入組戶為全縣總農戶的7.4%，入組人數為全縣總人口的5%。 以上社會背景，為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開展，為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在全縣全面實施，注入了諸多因素及活力。 三、邳縣農業合作社的三個階段 （一）互助組階段 1951年9月，中央召開第一次農業合作會議，討論決議草案的基本出發點和指導思想，提出要重視農民的兩個積極性：一方面是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是勞動互助的積極性。 “黨從來認為要克服農民在分散經營中的困難，使貧困農民增加生產，走上豐衣足食的道路，并使國家得到更多的糧食和原料，就必須提倡‘組織起來’，發揮農民互助的積極性”（《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1951年至1952年，中共邳縣縣委認真貫徹執行黨中央農業互助合作會議精神和《中共臨沂地委關于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的決議》，結合本地抗災自救、合作增產的具體實際，提出“后方多流一滴汗，前方少流一滴血”，“支援國家恢復經濟、建設新中國”，“挖斷窮根、栽富根”等口號。全縣各區黨委分別組織召開了誓師大會，以憶苦思甜、控訴大會等多種形式激發群眾愛國增產、互助互救的熱情，促進合作運動的發展。 1951年夏，婁培蘭、馬志堂等互助組分別向全省、全縣發出了挑、應戰書，接著全縣開展了區與區、鄉與鄉、村與村、組與組、人與人的互助互救、愛國增產競賽運動，訂立、補充、完善愛國公約。一系列挑、應戰活動，激發了農村干部群眾的互助合作、愛國增產的積極性。至1952年底，全縣已成立互助組4574個，入組23096戶，占全縣總農戶的39%；入組勞力39399個，占全縣總勞力的34%。 （二）初級社階段（即建立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在農民分得土地以后，分散、脆弱的農業個體經濟怎樣才能適應工業化和工業原料作物迅速增長的需求？怎樣才能避免兩極分化？根據當時的經驗和認識，黨認為只有組織起來互助合作，才能發展生產，共同富裕。黨中央經過認真地醞釀，形成和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中共邳縣縣委認真學習文件，貫徹黨的總路線和黨中央關于農業合作社的指示精神，按照自愿互助、典型示范和國家扶持的政策，確定一區安賢鄉常莊村為縣委互助合作試點鄉、基點村。 在縣委的正確領導和縣委基點工作組的坐鎮指導下，安賢鄉常莊村以常年互助組為基礎，動員組織成立農業合作社。組員們在充分認識到合作社的優越性可充分發揮人盡其能、勞盡其力、地盡其用的作用，消除入社吃虧、入社不自由等顧慮，深入貫徹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則，在水到渠成的有利條件下，該村于1953年1月由13戶組成的長年互助組成立了農業初級合作社。這是邳縣第一個初級社。社名叫馬志堂初級社。該社成立了由5人組成的社委會，社長、副社長各1名，委員3名（其中婦女1名），會計、保管員、技術員各1名。該社下設2個農業組、1個副業組。社里有黨員2名，團員3名，他們在社內工作中發揮了一定的模范帶頭作用。 在此之前的1952年2月，原屬邳睢縣八義集鎮（1953年9月劃歸邳縣第十四區）埝西村由3個互助組發展成為初級合作社，社長婁培蘭，這就是有名的邳睢縣第一個農業初級合作社。自動報名入社的是13戶貧下中農，計64人；入社的生產資料是土地142畝，牲口兩頭。該社當時具有典型的示范作用。中共邳睢縣委將該社作為全縣示范社，將其辦社經驗在全縣推廣。 1954年2月1日，中共邳縣縣委制定了《互助合作社運動計劃（草案）》；5月19日，制定了《邳縣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幾個政策性問題》。 9月25日，邳縣縣委召開互助合作代表會議。縣委要求各區委認真貫徹執行中央農業合作化要“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為全縣在年底前再創辦302個初級社作貢獻，入社農戶要占全縣總農戶的40%。縣委要求一定按照以下三條辦社：1、入社要自愿；2、要有領導骨干；3、要有互助合作基礎，要經區委研究后報省委批準。 至1954年底，邳縣互助組已由1953年的7176個發展到8626個，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合作社已發展到242個。 1955年7月31日，黨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毛澤東主席在會上作了《關于農業合作社問題》的報告。毛主席在報告中強調：“我國廣大農民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社會主義工業化不能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只有實現合作化才能鞏固工農聯盟，因此，農業合作化必須趕快上馬。”（《中共執政的四十年》） 毛澤東同志批評主張發展合作社要適應群眾的覺悟程度穩定前進的同志像小腳女人，對合作社運動過多的評頭論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戒律，看不到主流，犯了右傾的錯誤。報告認為這些同志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具有自發資本主義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少數人打主義。報告認為，“農村不久將出現一個全國性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見《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 1955年秋，中共邳縣縣委在全縣干部黨員大會上傳達了毛主席對農業合作社問題的指示，大大激發了干部群眾辦社的熱情。至當年年底，全縣已成立了1699個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三）高級社階段（即建立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全縣廣大干部群眾從合作社運動的實踐中，認識到合作社威力大，普遍認為：互助優于單干，合作社優于互助組，紛紛要求入社，尤其是黨員干部發揮了模范帶頭作用。平墩鄉75名共產黨有74名加入了互助合作組織。在他們的帶動下，該鄉80%的農戶于1955年底都走上了互助合作道路。 但是，由于當時邳縣縣委一些人受到“小腳女人”、“右傾”保守思想的影響，在一個時期內沒有認清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已經來臨的新形勢，機械地執行上級有關“控制、鞏固”的規定，采取了“停、清、整、發”等措施，致使所實行的工作步驟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清規戒律。諸如，當時縣委規定：“不經縣委批準不得辦社，老社擴社不得超過五十戶。”這在實際上限制了農民辦社的積極性。全縣要求辦社的有一千多個，而縣委僅批準辦社280個。有27個地方干部群眾要求辦社都得不到承認，只好以互助組的形式出現，名義上稱為互助組，而實際上已辦成了合作社。尤為典型的是，運河區黃海鄉一個12戶組成的互助組，要求辦社未被批準，先后五次到縣委合作部要求批準而未果，仍繼續自發辦社，因而有人稱其為“黑社”。 毛主席《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一文的發表，對廣大干部群眾教育鼓舞很大，辦社熱情十分高漲。對縣委領導觸動很大。1955年8月，中共邳縣縣委認真學習了毛澤東同志《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深刻領會“書記動手，全黨辦社”、“只許辦好，不許辦壞”等方針、指示，明確認識到“黨在農村中長期的中心任務，即組織領導以合作社為中心的農業增產運動”。初步吃透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精神實質，統一了大辦農業合作社的思想認識，為迎接農業合作化新高潮奠定了組織、思想基礎。 1955年秋，邳縣第一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運河鄉邵場、吳閘等村組建。全社2054戶9525人，擁有土地33697畝。社長由中共運河區委副書記劉景勝兼任，副社長王振剛、劉尚勤，會計楊中桂。這個高級社的誕生，為全縣合作化運動形成高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為使“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落到實處，至1955年年底，全縣相繼舉辦了三期農業合作社骨干訓練班，2487名骨干分子受到了訓練，明確了意義，提高了認識，增強了辦社的信心和決心，搞清了辦社的一般步驟和應掌握的問題。這批骨干在發展農業合作社運動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1955年10月，邳縣最大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官湖區成立，取名光明社。她是在陳樓、左莊、平墩三個小鄉范圍內建立起來的，入社計2877戶12603人，有土地35113畝，牲口715頭。該社劃為8個作業區。縣委任命中共官湖區委副書記吳作義任光明社社長，左莊鄉書記陳國棟和陳樓鄉書記陳煥禮、王奎英為副社長，平墩鄉書記吳為俊為監察書記。 這兩個高級社的成立，對全縣干部群眾鼓舞極大，全縣人民大辦合作社的熱情更高。 1956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草案發布后，全縣人民迅速掀起了生產運動的高潮，這年年底，全國四十多萬人投入積肥造肥運動，在2個月里積肥造肥達50多億斤，全縣80%以上的麥田追施了苗肥，占城、土山一帶的合作社社員用汪塘泥壓蓋鹽堿地，以此改良土壤，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這在某種程度、某種意義上顯示出農業合作社的群體力量，顯示了農業合作社運動的威力。 為推動全縣農業合作社運動健康、迅速發展，邳縣人民委員會適時召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化干部代表會議，代表723人，會期3天。縣長王亞明在會上傳達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和1956年～1957年邳縣農業生產規劃。與會代表經過學習討論，提高了認識，統一了思想，為推動合作社運動、完成生產規劃任務打下了基礎。 繼后，縣委為促進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順利穩步地轉化為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徐塘鄉組織建立了規模為1萬余戶社員（轄徐塘、吳閘兩個鄉）參加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命名為燈塔社。當天，全縣各地派來了農民代表和基層干部，以及廣大社員群眾參加了大會。縣委第一書記王建祥、縣長王亞明分別在會上講了話，燈塔社黨委書記作了規劃報告。 燈塔社是毛主席《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在邳縣貫徹落實的結果，是“書記動手，全黨辦社”的結晶。燈塔社象燈塔一樣照亮了全縣農村干部群眾的心，鼓舞人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激發農民積極投入合作社運動的熱情，促進全縣各地掀起了大辦高級社的高潮。至1956年4月，全縣2262個初級社整頓后，合并為387個高級社和5個初級社。當年年底，清理整頓為404個高級社。入社農戶計158944戶，占全縣總農戶的97.28%。 至此，邳縣基本上完成了偉大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任務。 四、邳縣農業合作社運動的成效 邳縣農業合作社運動，就其基本方面來說是成功的。其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是顯而易見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農業合作社運動，促使全縣97.28%的農戶走上了社會主義集體道路，從根本上改變了邳縣農村的生產關系，即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確立了按勞分配的原則；確定了統一經營管理的原則。 （二）為實現國家工業化和推進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及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至1956年上半年，全縣95%的商販走向了社會主義道路；農忙時，70%的商業人員將社員生產生活資料送到鄉村，密切了農商關系。 （三）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1956年，全縣完成大型水利工程16項，完成土方550多萬立方米，石料15892立方米，修建石橋涵洞40多個。該年完成的工程量相當于解放后前7年的總和，是1952年的10倍。 （四）加強了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培養了一批農村管理人才。這些人才一直為農村的經濟發展、文明建設、社會進步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五）鞏固了人民民義專政的基礎——工農聯盟，消滅了富農階級，阻止了貧、富兩極分化。 （六）提高了全縣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 五、邳縣農業合作社運動的基本經驗 （一）積極領導 中共邳縣縣委認真貫徹執行“書記動手，全黨辦社”的方針，縣委、區黨委、鄉黨委乃至村支部成員積極領導本地互助合作社運動，多以區委、鄉黨委的書記或副書記兼任合作社的社長或副社長，強化對合作社運動的領導，起到了組織保證。 （二）穩步前進 為穩妥起見，引導干部群眾采用過渡的形式，即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的步驟，啟發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自覺性。 （三）執行政策路線 縣委始終認真貫徹執行黨在農村的階級路線，依靠貧農，團結中農，孤立富農，打擊地主。縣委于1954年在清理整頓合作社中，清理富農274戶、不法地主35戶、反革命分子52人出社、出組。有力地保證了農業合作社運動的健康發展。 （四）宣傳教育 縣委組織力量，采用多種形式宣傳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總任務，進行廣泛地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教育，提高了廣大干部群眾走合作化道路的自覺性，紛紛自愿報名入組、入社。 （五）典型示范 縣委在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的發展階段，都是以典型引路、示范推廣為主要促進措施，始終倡導“老社帶新社，新社靠老社”。 （六）勞動競賽 縣委不失時機地組織各種類型、各種內容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區與區、鄉與鄉、社與社、組與組、人與人之間開展挑應戰、勞動競賽活動。如1954年麥收前，十四區以互助合作為中心，區、鄉分別召開互助合作代表會，會議倡導開展“四比”活動：比愛國、比勞動、比增產、比團結。有力地推動了生產率的提高。1956年的各種競賽活動促進了統購統銷工作順利進行，103個增產社多征公糧574萬斤，占增產總數的30%，支援了國家社會主義建設。 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縣委在實施“準備一批，發展一批，再準備一批，再發展一批”的步驟時，有時機械地執行有關規定，缺乏靈活性，一度阻礙了合作化運動的發展，挫傷了部分群眾入社的積極性。 （二）有的合作社干部瞞地畝、瞞產量、私分糧草。因分配不公而上告的現象不斷出現。 （三）有的合作社領導不力，一度讓富裕中農掌握了領導權，1954年新成立的277個合作社中，有64個社中農占著優勢，合作社的領導權被中農占據。 （四）1955年秋、冬，全縣合作社要求過急，工作偏粗，情緒浮躁，改變過快，方法過于簡單，社社合并過急、過快，以致遺留了一些問題。 正如薄一波在回憶錄中所說的那樣：“合作社的前進步伐不搞得那么急促，堅持從各地不同條件出發，充分尊重自愿互利原則，廣泛探索各種合作形式并穩步發展，工作可能會搞得更好，成就也可能會更加偉大。”（《中國共產黨歷史講座》社會主義時期P37） 此話，同樣適用于對邳縣農業生產合作社運動的評估。 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合作互助形式及其互助合作精神，對新的歷史時期農村實行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度，起到一定的啟發、借鑒作用。 （撰稿 退休干部婁培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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