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讀《論語》的七個切入點

《論語》

論仁愛

“仁”是孔子思想學說的核心，是孔門哲學中最高的德行。在《論語》中，談論“仁”有58章，用“仁”字109次。孔門弟子多次向孔子請教“仁”，但孔子每次解答都不一樣，共有孝悌忠恕恭寬信敏惠，剛毅木訥讱愛人、立人、達人、好人、惡人、博施、濟眾、有勇、無怨、不憂、不佞、克己復禮、先難后獲、殺身等二十幾種釋義，幾乎包括了人間的一切美德。其中，“仁”最核心的解釋是“愛人”，即人與人之間的相親相愛。其他大多是針對性的解釋。
  在《論語》中，“愛人”是仁的本質，蘊含著孟子所說的“自愛”“親親”“仁民”“愛物”四個層次。但孔子并不糾纏于仁的概念定義，他更重視的是“為仁之方”，即如何培養(yǎng)仁德。

孔子認為，“忠恕”是“愛人”的基本方法，是通向仁道最基本可行的門徑。“忠”是盡自己的全部能力，“恕”是推己之心以待人，二者體現(xiàn)了對自己的高度自律和對他人的充分尊重、關心和體諒。此外，孔子重視行仁的環(huán)境，認為“里仁為美”；強調立志求仁、不懈努力的重要性，認為“未見力不足者”。孔子還把行仁與守禮聯(lián)系起來，強調要“克己復禮”；把行仁與孝悌聯(lián)系起來，認為孝悌是人之本……總之，孔子把最高的道德理想追求，化為實實在在的為仁行動，使受教育者在追求“仁”的道德理想中能從身邊小事做起，積小善而成大德。

論修養(yǎng)

一部《論語》，約一半的篇章在論說品德修養(yǎng)。孔子培養(yǎng)學生，就是要讓他們成為君子，成為仁人。在《論語》中，他提出要塑造君子人格，這種人格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和修身準則，也是中國歷史上激勵志士仁人追求自我完善的光輝典范。
  為了塑造君子人格，《論語》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標準和道德修養(yǎng)方法。在進德修業(yè)方面，孔子要求以道義作為做人的根本，按禮儀來實行，用謙遜來表達它，用忠誠來完成它。孔子強調先進修德業(yè)后學習技藝，通過學習實踐，具備全方位的德才，以期名揚于世。孔子提出仁智勇這三種最高的品德標準，認為仁者要智勇兼?zhèn)洹Ｋ麖娬{三省吾身，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有過則改；強調自身的多學、多思、多見和多聞；強調要戰(zhàn)勝自我，克制欲望，抵御誘惑；重視道德實踐，注重實效，反對空談；強調終身修煉，反對功虧一簣、半涂而廢。在道德行為規(guī)范上，孔子強調容貌要謙和嚴肅，臉色要正派莊重，說話要得體合宜，心境要安寧而不傲慢，態(tài)度要莊重而不與人爭吵，與人相處要能合群而不結黨營私。在道德要求上，孔子強調要“三戒”“三畏”和“九思”，戒除個人的欲念，心存敬畏之念，處處嚴于利己，寬以待人，以直報怨，貧而無怨。對善德善行，孔子給予高度贊頌；而對失德、惡德之人，孔子則公開表示憎惡之心。

論教育

孔子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他重視教育的社會作用，把教育作為安邦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強調以文教來感化百姓。他甚至認為，靠道德和禮的教化，有時比政令刑法還更加有效。他也重視教育在個人發(fā)展中國的作用，他認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勉勵人們通過學習提高自身修養(yǎng)。

在教育對象方面，孔子主張有教無類，即不分地位貴賤，家境貧富，天資賢愚，地域遠近，品質優(yōu)劣等，只要誠心求學上進，孔子就一視同仁，教導他們。這種教育主張，打破了教育的等級界限，擴大了教育對象，使教育擴及廣大平民，在當時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在教育的培養(yǎng)目標上，孔子希望通過教育，培養(yǎng)一大批有志于弘揚和推行仁道且德才兼?zhèn)涞闹臼亢途樱瑏頌楫敃r的社會服務。在教育內容上，孔子始終把道德的修養(yǎng)放在首位，勉勵學生立大志，求大道；同時，他用“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shù)這六個方面的知識技藝）來教授學生，使他們獲得知識，培養(yǎng)才能。在教育方法上，孔子主張“因材施教”。他認為對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對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為能因材施教，孔子很注意對學生的觀察了解，在此基礎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即重視言傳，也重視身教；他善于研究學生的學習心理，重視啟發(fā)式教育，對學生循循善誘；他認為學無常師，經(jīng)常與學生一起相互切磋，互相促進，教學相長。

論禮樂

“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孔子認為，應該用禮作為行為規(guī)范的立足點，用樂完成人格修養(yǎng)和社會之治。他尊奉的禮是周禮，提倡的樂是《韶》樂和《武》樂。
  孔子所處的春秋末期，原有的整治規(guī)則和倫理道德逐漸被顛覆，禮崩樂壞，諸侯割據(jù)，互相征伐，周王得不到尊重。孔子對社會的動蕩深感憂慮，希望借助周朝原有的禮儀，重新建立井然有序的統(tǒng)治秩序。為了實現(xiàn)周禮所強調的尊卑有序、貴賤有別的社會秩序，孔子提出了“正名”主張，認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法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他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君臣夫子各安其分，各盡其職。孔子反對各種失禮非禮違禮行為，對臣弒君子弒父這種嚴重破壞周禮、破壞國家秩序的行為予以強烈的譴責。

在孔子看來，禮追求的是秩序，樂追求的是和諧，禮和樂只是工具、形式，和諧仁愛才是根本。所以孔子再三強調禮要注重誠篤恭敬的實質，而不能只追求外在形式的鋪張奢侈。為了達到“仁”這一最高的道德標準，孔子主張“克己復禮”，對各種不符合禮儀的言行做到不看不聽，不說不做，時時處處嚴格按照禮儀行事。孔子還提出了音樂的美善標準，對弟子的禮樂之治實踐給予鼓勵和支持。

論天命

天命觀，是關于人與天地、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論語》中的“天”字用了19次，有時指自然的天，有時指宇宙萬事萬物的主宰。《論語》中的“命”字用了21次，其中言天命的只有少數(shù)幾個。《論語》中，孔子直接言天命的，只有兩次：一是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一是孔子說自己“五十而知天命”。

在孔子看來，作為宇宙主宰的天具有懲罰人的力量和主宰人禍福的力量，因而被人誤解時，他指天以發(fā)誓；身處逆境時，他談天以自堅；遭困惑時，他對天浩嘆。孔子認為天不可欺，強調行事要光明正大，仰對蒼天而心無愧疚；孔子不怨天尤人，強調用達觀的態(tài)度去對待人事的否泰。孔子承認天命，認為“天命”主宰著宇宙，是人所不能選擇和決定的，要求對天命心存敬畏之心。孔子不聽天由命，盡管在現(xiàn)實中推行自己的主張?zhí)幪幣霰冢冀K保持積極用世的心態(tài)，“知其不可而為之”。對于鬼神是否存在，孔子并未多加評說，也不反對別人對鬼神的信奉，而是采取“敬鬼神而遠之”的態(tài)度，他更關注的是如何為現(xiàn)實服務。

論中庸

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雍也》）盡管《論語》全書中只有這一章提到“中庸”二字，但《論語》所記的孔子的全部理論和實踐，包括孔子“仁義禮”結合的思想體系，因材施教的教學實踐，因時制宜的出入進退和待人接物的活動等，都貫穿了中庸思想。“中”是折中、調和，無過無不及，不偏不倚；“庸”是平常，普通，循常規(guī)常理（順其自然）而不變。把日常生活處理得恰到好處就是中庸。中庸思想的核心是中正，孔子高度贊美堯舜“允執(zhí)其中”的治國方法，強調治理天下，處理一切問題，辦一切事情，首先要中正，要做得不偏不倚，恰到好處。中庸之道不是折中主義，它具有鮮明的原則性。對貌似中庸，處處搞折中主義的老好人“鄉(xiāng)愿”，孔子斥之為“德之賊”。在處理各種矛盾關系上，孔子主張“和而不同”，承認矛盾和差異，強調各種矛盾的和諧共處。在人際關系上，孔子強調適可而止，不可則止，不自取其辱。中庸具有較強的靈活性，孔子自稱“無可無不可”，認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條件，可以采取不同的做法。

論其他

孝是道德的倫理基礎，是仁的起點。孔子把孝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并有嚴格的要求：第一是“養(yǎng)”，即在物質生活上高度關懷和用心贍養(yǎng)、護理父母。要做到“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論語·為政》）第二是“敬”，即孝順父母，在外表上和顏悅色，真誠自然，從而使父母內心欣慰，精神愉快。第三是做到“無違”，即對父母，一切必須按照禮的要求做。

孔子認為，提倡“孝”可以預防犯上作亂，求得政治上的穩(wěn)定。“孝慈則忠。”（《論語·為政》）“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言語是人們最方便靈巧的交際工具。孔子認為，言語不僅有成事的功能，而且還有傳達的功能。孔子說：“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論語·堯曰》）也就是說，知言才能知人，言語具有傳達人的思想感情和道德品質的作用。

孔子認為，要發(fā)揮言語在交際中的作用，必須遵守一些準則。概括起來，有信實、慎實、篤行、德操、恰當?shù)葴蕜t。言語交際中，話不在多而在于精當，所以孔子總是教導人們，說話必須謹慎，并以此作為對君子的一項基本要求。

孔子還把一個人的言語同他的德操聯(lián)系起來，認為君子應當首先修養(yǎng)自己的德操，然后再應用精當?shù)难哉Z。

來自：宋老師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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