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2020【獨立】前沿11-【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評論3

◎西  域

 在我看來，《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不僅是彝族文學的金質光亮，而且它推高了地域詩歌的向度，即發星在2002年主編《當代大涼山彝族現代詩選》首次將地域詩歌從公開渠道推出以后，《全集》再次將這一趨勢拔高。所以《全集》即時彝族詩歌軍團的整體出擊，又是地域詩歌的延續、刷新與豐富。

 從內容上看，《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至少為當代地域詩歌研究提供出以下三個方面的新材質，這也是《全集》自身的特點與附加價值。

 一、彝族詩歌的強勁的整體勢力。

 地域詩歌作為漢語詩歌的一個書寫分子，因它的長期的不死的連續出版，越來越展現出它旺盛的生命力，日益在紛亂、繁雜、熙熙攘攘的當代詩歌中爭得自己的一席生存之地，又因它從混沌到明晰的澄清式書寫，如它從詩歌文本到理論的逐漸豐富，而找到了自身的合理性與生存的“合法”性。

 作為更植于漢語語境之下的文化區域現象，彝族詩歌因整體的力量而呈現出強勁的勢頭。，猶如從山谷里奔流出的大水，挾執著石塊、沙礫、泥土、樹枝而附具了強勁力量不可阻擋，這在漢語詩歌因狷狹、傲慢、自私而日益封閉、沉寂的當下越來越映襯出蓬勃的勢頭和震動大地的聲音。我注意到，作為彝族詩歌的領袖人物，發星一直注意整體性建設，在作為陣地的《獨立》刊物上的每一次亮相，無不是作為整體勢力的集結。現在新一代的接力者阿索拉毅不僅繼承了發星發揚彝族詩歌的精神，也繼承了注重整體這一好習慣。因為我們看到當前的彝族詩歌的發展只有作為整體才會具備力量，才能形成合力，就目前來說，除了少數幾位成名詩人，如吉狄馬加、阿庫烏霧、發星等人，多數人尚不具備“自立門戶”的實力，當然彝族詩人中有很多具備了上升的潛質。在目前情況下，作為一種整體勢力的出現，對于彝族詩歌的發展具有相互促進、彼此鼓勵的作用。這應該作為地域詩歌的傳統一直保留下去。

  二、新一代地域詩人與評論者的成長。

 在第12期《彝風》上，阿索拉毅把彝族現代詩歌分為四個階段，即：從80年代彝族詩人吉狄馬加到九十年代后期為第一階段；發星九十年代創辦《獨立》、《彝風》為第二階段；2000年后隨著《當代大涼山彝族現代詩選》的出版，以及阿庫烏霧、阿卓務林、餓尼·牧莎斯加等詩人寫作的興起為第三階段；阿索拉毅創辦“中國彝族現代詩歌資料館”與《此岸》的創刊為第四階段。這個劃分毋庸置疑有一定道理。在我看來還可以把第二與第三階段合為一起，而把阿索拉毅與《此岸》視為第三階段的潛在出現，似乎更為合理。但不管哪種劃分，都只是一種階段性文化浪潮的波動起伏而已，最為重要的是要奉獻出與時代相呼應的作品與擔當的魄力，從這一向度來觀察，新一代彝族年輕詩人涌現出來的勢頭的確給我們眼前一亮的感覺。

 一個詩歌流派得以確立，除了有完整與整齊的寫作趣味與意旨大致相同的詩歌作品之外，還必須有扎實的理論來支撐，這種關系猶如肉體與骨架的聯系。而作為地域詩派的彝族詩歌從一開始就注重這種作品與理論的雙向映照的建設，從創立初期，發星與夢亦非對地域詩歌的闡釋與建構，到2005年以后，圍繞《獨立》，由大涼山以外的詩人與詩歌批評家朋友的持續加入，讓地域詩派得以豐富與鞏固，這些人包括：張嘉諺、西域、姚新勇、吳若海等人，以及更為著名的周倫佑、海上、楊遠宏、張清華、孫文濤等人間斷性的關注。正是在這種由一批具有公義與良知之心的詩人、詩評家的關愛與維護的氛圍之下，地域詩派與彝族詩歌得以建立起信心與獲得能量。而阿索拉毅、沙輝等年青一代具有批評眼光與實力的詩人兼詩評的崛起勢頭，讓地域詩派的評論傳統得以延續與延伸。

 三、彝族詩歌所面臨的提升、突破、轉型等潛在問題。

 毋庸置疑，《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凝結了主編阿索拉毅的孤心苦旨，他集結了大涼山之外包括云貴川在內的彝族詩人的作品，這不僅讓這本詩集具備了權威性與資料性，而且對于彝族詩歌未來的走向起到了某種推動作用。他前所未有的將彝族詩歌分為諾魂、諾骨、黑巫、諾虎、諾神、諾雷、諾經、諾豹、諾徽、諾雪、諾狼、諾血、諾火、諾鷹等十四個大系，猶如軍隊的陣列，而且通過它，讓地域詩歌的脈絡日漸清晰。

 但也應該看到，彝族詩歌說面臨的問題：許多詩人的作品從純技術的角度來看，還顯得單薄；部分詩人在民族的本位性與外來文化的排他性之間猶豫不決；還有的作品既看不出本民族的個性，也看不出“外文化”的現代性；這都是彝族詩歌面臨的現狀與所要解決的問題。具體說彝族地域詩歌一直都面對著提升、突破與轉型的問題。提升是指沉入到本民族文化內部，進一步挖掘地道的本民族特色與符號性文化內質；突破是指打破本民族語外來文化的界限，吸納彝文化之外的營養，豐富與優化彝族詩歌的外延；轉型就是把民族文化置入更廣闊的現代性域場，體現出更高遠的普世文化價值。在這一點上，在前輩的吉狄馬加、阿庫烏霧、餓尼·牧莎斯加、發星等詩人的寫作中有很好的借鑒。

 從1998年6月8日，《獨立》《彝風》創刊以來，迄今，發星扛著彝族地域詩歌的大旗已經走過了近15個年頭，這些年來，作為地域詩派的朋友，我看著發星為彝族地域詩歌嘔心瀝血，我曾經擔心過他煢煢孑立的孤單背影還能堅持多久，而阿索拉毅的挺身而出，讓我看到了彝族與地域詩歌傳承的希望，作為80后出生的阿索拉毅具有年輕的活力與直接介入當下彝族詩歌既成環境的優勢，我希望他能接過發星的大旗，以他決斷的勇氣、深入的學風和出于藍而勝于藍的愿景，迫使我們把關注的目光慢慢向這一方分過來。

2012-11-9于鄂西北  寓中

 20世紀80年代初期，在大西南這片雄奇而又寂寞的土地上，出現了一個以彝族詩人為創作主體的詩歌群體，這個詩歌群體的代表，既有老一代的吉狄馬加，又有年輕一代的阿卓務林、阿庫烏霧、周發星等人，他們以雄渾悲壯的大涼山作為詩歌的地理空間，以彝族豐厚的民族文化作為創作依托，在新時期以來的詩壇上發出了屬于彝民族自己的聲音。

 近些年來，一方面，彝族詩人們正在致力于詩歌文本的創作，目前他們的作品已經卷帙浩繁，蔚為大觀，另一方面，如周發星、阿庫烏霧等人，他們還一直堅持不懈地進行著彝族詩歌的搜集整理和彝族詩人的發掘工作，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就。早在2002年，他們就曾出版過《當代大涼山彝族現代詩選(1980-2000)》（發星工作室編,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2年版）一書，對新時期以來彝族詩人的詩歌創作進行了全面展示。最近，又有詩人阿索拉毅主編的《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一書問世，全書收錄了包括彝族著名詩人吉狄馬加、阿卓務林、阿庫烏霧、倮伍拉且、周發星、俄尼·牧莎斯加、普馳達嶺、沙馬、吉木狼格、阿蘇越爾、阿諾阿布等人在內的100多位詩人的代表性作品，成為我國迄今為止第一部完整的彝族詩人詩歌作品集。在這些詩人中，吉狄馬加無疑是彝族詩人的一面精神旗幟，而阿卓務林、阿庫烏霧等人則是杰出的后起之秀。這是我國少數民族詩壇上又一次“集體出擊”，顯示了彝族詩人的強大陣容和輝煌影像。他們之中，有的人們已經非常熟悉，有的可能才剛剛走進公眾的視野；他們的作品，有的已經通過各種形式在公開刊物上發表，有的是詩人們近期的新作，總之，透過他們的作品，可以看到一個民族的精神面影，他們用自己的詩歌言說構建了彝民族精神的群體雕像。

 彝族歷來就有諾蘇(即黑色的民族）等不同的自稱，這部詩集以“諾”的系列，勾勒出一種民族生存的圖景和民族精神的圖譜，形塑出一個處于傳統與現代、自我與他者、地域性與全球化、民族與世界等錯綜復雜的各種糾葛之間的有著血肉和靈魂的特殊混合體。猶如面對一座突兀樹起的大山，我們有幸目睹了一個年輕的詩群已經于這個貧乏的時代悄然崛起。

傳統與現代

 對于每個民族詩人來說，民族傳統是他們文學創作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在彝族詩人們的詩歌里，彝民族所特有的民族風情、民俗事象已經成為他們詩歌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大凡生老病死、婚喪嫁娶、時令節日、神靈信仰、民間娛樂等等，都是他們入詩的對象，這一切都構成了一幅無比生動的世俗生活畫卷。

 老一代詩人吉狄馬加的詩歌，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在對民族傳統文化的言說中，開拓出一片詩意的沃土，展現了一個古老民族的心史。他熱情地歌唱雄壯的大小涼山、烏蒙山，秀美的金沙江、紅河，歌唱祖輩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彝人，歌唱他們如同衰老的斗牛般“你竟可以把他消滅掉，卻就是打不敗他”（海明威語）的堅強的民族性格。尤其是他們的生生死死，更加成為吉狄馬加吟唱不已的詩歌主題，于是，在他的詩歌里就出現了諸如葬禮、葬歌等等事象的描寫，從死亡的角度彰顯出他詩歌里的生命意識。在這類敘寫中，最令人難忘的是他關于母親葬禮的描寫：“彝人的母親死了，在火葬的時候，她的身子永遠是側向右睡的，聽人說那是因為，她還要用自己的左手，到神靈世界去紡線。”（吉狄馬加《母親們的手·題記》）這種通過葬禮儀式對于母親的敘寫，使母親的形象具有了既充滿神性又富于人性的雙重特征，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成為人類母親的一種文化原型。另外，吉狄馬加曾經說過：“我個人深受彝族原生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彝族的創始史詩和古老民歌。詩人需要從原始文化中汲取營養，這對詩人來說很重要。”（吉狄馬加《一個彝人的夢想》）在他的詩歌里，充斥著諸如口弦、獐哨、火鐮、鷹爪杯、獵槍、頭巾、英雄結等彝民日常生活中習見的事物，古老的神話傳說、巫術文化、畢摩文化等等，在他的筆下重新煥發出時代的光彩，比如，吉狄馬加在詩歌里守望著畢摩，因為“畢摩死的時候/母語像一條路被洪水切斷”，所以守望畢摩也就是“守望一種文化”(吉狄馬加《守望畢摩》)。并且，由于有了神話傳說、民間巫術、宗教習俗等不同文化因素的參與，使他的詩歌呈現出神性的意味，于是，天地萬物都具有了靈性，出現了如吉狄馬加所描寫的“大涼山男性的烏拋山/快去擁抱小涼山女性的阿呷居木山”的詩意情境(吉狄馬加《黑色狂想曲》) ，事實上，彝族人民正是生活在這種神性的家園里。

 在彝族詩歌里，這種民族傳統的影響，還體現在詩人們對彝族民間傳說、民間故事、民歌、俗語等民間文學形式的借鑒和倚重上，體現出他們對母族文化赤子般的情感皈依。在這里，還有他們對于民族文化的堅守和民族意識的尋根，是面對強勢的漢文化的情勢下眾小民族的文化生存與突圍策略，因而具有重要的人類學意義。

 除了民族傳統特色以外，在彝族詩人們的作品中，我們還能夠感受到撲面而來的現代氣息，無論是在彝族詩人的詩歌主題上，還是在他們的詩歌形式上，都留下了現代性的深刻印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彝族漢語詩歌發展的必然結果，因為他們選擇了漢語，也就選擇了一種表達上的現代性。早在老一代詩人吉狄馬加那里，對于民族意識的發掘、對于民族傳統的審視，以及對于民族未來的想象，就已經具有了鮮明的現代性特征；這種情形，在新一代彝族詩人們的詩歌里得到了更加強有力的體現，使他們的詩歌表現出強烈的現代主義的色彩。比如，在阿庫烏霧的詩歌里，作為現代文明象征的城市，只是一座布滿了蛛網的精神圍城：“蛛多 蛛網多/道路與方向四通八達/線形的陷阱毫無破綻”，“人蜘蛛 氣蜘蛛/語言蜘蛛 圖畫蜘蛛/詩人形同蒼蠅/受困于一種成就”（《蜘蛛經》）。在這樣的城市里，到處是“流水的街/流蜜的街/流血的街/流膿的街”（《街譜》），這些街道，仿佛“引起黑螞蟻啃噬后的/棄骨”（《雨城》）……阿庫烏霧的詩歌意象，是詭異而且怪誕的，他對于浮華喧囂、躁動不安的現代文明持有明顯的質疑和拒斥態度，喜歡用不合常規的語言挑戰漢語語法的既成規范，顯露出一個詩人獨立不倚的精神姿態和卓越不凡的人格形象。

自我與他者

 在許多少數民族的文學作品中，他們始終講述的是一個民族自我的歷史和現實，向外界傳達著一個民族的文化形象，彝族詩歌也是如此。在彝族詩人們的筆下，家鄉是一片“群山護衛的山野”，這片土地是“埋下了祖先頭顱的土地”（吉狄馬加《古老的土地》），在這里，生者是流動的河，死者是寂靜的山（吉狄馬加《黑色的河流》）；這里有著“我傳統的父親/是男人中的男人/人們都叫他支呷阿魯/我不老的母親/是土地上的歌手/一條深沉的河流/我永恒的情人/是美人中的美人/人們都叫她呷瑪阿妞”，由此他發出了“我——是——彝——人”的宣告（吉狄馬加《自畫像》）。從這樣的詩句里，可以看出詩人對于民族身份的認同，對自我文化角色的確認，其中顯然洋溢著一種自信與自豪的民族情懷。

 一方面，彝族詩人們立足民族傳統和文化，發出了本民族堅定的聲音，但另一方面，由于國家一體化的發展，彝族作家和詩人也不可避免地被裹挾其中，他們已經很難保持其民族文化的單純（自然，也沒有必要那樣做），而具有了文化多元化的特點，這種現象被阿庫烏霧稱為所謂的“語言混血”和“文化混血”。許多彝族詩人都深刻地感受到了這種文化裂變之痛，于是，就出現了如吉狄馬加“我看見一個孩子站在山崗上/雙手拿著被剪斷的臍帶/充滿了憂傷”這樣的詩歌意象 (《一支遷徙的部落——夢見我的祖先》)，成為一個民族面臨文化斷裂和重塑時期的充滿迷惘的精神姿態。自然，對于一個民族來說，外來文化的滲透，絕非僅僅是一種難以愈合的文化創傷，這既是一種強勢文化的滲透，同時又是民族文化自身的敞開。正如后殖民主義理論的代表薩義德所說的：“每一種文化的發展和維護都需要一種與其相異質并且相競爭的另一個自我的存在。”（薩義德《東方學》）漢文化的強勢滲入，一方面對彝族傳統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使其喪失了許多獨異的民族性的東西，但也為彝族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正是在漢語的燭照下，彝族作家和詩人們才找到了屬于自己民族的本質的東西，獲得了對于本民族的文化確證。

 在漢語詩歌藝術方面，各個少數民族詩人們都進行過自己的探索。比如，被稱為“彝族母語詩人”的新生代詩人阿庫烏霧就曾提出了著名的“第二母語”的理論，他認為：“在漢語的語境中，就必然是用漢語的語法來表達”（羅慶春（阿庫烏霧）《雄鷹與太陽的歌者——吉狄馬加詩歌的精神世界》）， 同時，他又指出，少數民族詩人在運用漢語的時候，不是被動地順從規則、全盤接受，而是根據自己的需要，作出相應的調整和選擇：“但是在用漢語來表達自己的民族性的時候，就有一些既有漢語無法暢達地傳達的意思，于是詩人便對漢語進行一些改造和變形。”（同上）在新生代的彝族詩人中，阿庫烏霧、阿卓務林、倮伍拉且、吉木狼格、阿蘇越爾、魯娟等人的詩歌都體現出同時代漢語詩歌充滿叛逆性的語言和藝術特征，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彝族詩歌融入了當下漢語詩歌的發展主流，極大地彰顯了少數民族詩人的藝術創作活力。尤為可貴的是，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的文化抗爭，沒有使自己淪為漢文化的附庸。彝族詩人們的這種文化抗爭，表現為對自我民族身份的深刻認同，以及對于本民族語言的自覺堅守，在這方面，尤其以阿庫烏霧為代表，他一直敏銳地關注著少數民族的語言問題，在他的詩歌里，出現了“那些偷學漢語的少數民族/使一些漢字走向貧血/……詩人重新建立自身與語詞的關系/在詩歌繁榮的時節/消滅詩歌”（《蜘蛛經》）的詩句，對少數民族與漢語在語言上發生的悖謬關系，進行了反諷式的描寫，揭示了彝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深刻的文化沖突。另一方面，彝族詩人們也開始自覺地以他者作為文化參照，反思自我文化中某些落后的甚至屬于糟粕性的東西，如阿庫烏霧在《雛鷹》一詩中所寫的：“一只鳥兒的陰影/整整籠罩了一個民族/全部的歷史”，體現出彝族現代知識分子自覺的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識，而這一切都是在他者作為文化參照的背景下產生的。在漢語語言的建構過程中，彝族詩人們也留下了寶貴的探索足跡，為豐富和發展漢語文學，作出了屬于自己的貢獻。

 王家新曾經指出：“‘傳統’的被重新發現和認識，完全是因為對‘西方’的敞開。”（王家新《中國現代詩歌自我建構諸問題》）同樣地，彝族詩人對自身的發現和認識，也是因為對漢文化的全面敞開。于是，彝族詩人由原來的自發狀態走向高度的自覺，由原來的分散狀態走向民族意識驅動下的高度整合，一支由彝族人組成的創作群體正在形成。他們立足于彝族文化的久遠傳統，向外界訴說著一個民族的昨天和今天、幸福和苦難、記憶和夢想，以詩歌的形式抗拒著對歷史的遺忘，抗拒著被強勢文化同化的危險。由此，吉狄馬加、阿卓務林、阿庫烏霧……一個個閃光的名字，匯聚在彝族詩歌這面大旗之下，凝聚成為所謂的“諾魂”、“諾骨”、“諾血”的“血肉之軀”（ 阿索拉毅《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顯然，在漢文化的映襯下，一個逐漸崛起的詩群開始慢慢凸顯出它日益清晰的輪廓，并將在未來的文化舞臺上，留下自己輝煌的身影。

地域性與全球化

 彝族是我國所謂眾小民族之一，目前人口800多萬，主要分布在我國四川、云南、貴州三省和廣西的西北部一帶。由于生活區域的限制，使其文化也具有了地域性的特點，更由于漫長的歷史文化積淀，已經形成了內涵深厚、獨具特色的彝文化景觀。如同所有民族文學一樣，民族、地域、風俗、鄉土等等文化元素，構成了少數民族作家創作的精神徽記。

在彝族詩歌里，大西南狂野雄奇的土地，大涼山悲壯蒼涼的蠻荒景象，眾多流淌過這片土地的美麗河流，所有這些，都共同構筑了他們苦難而又詩意的生存家園。在詩人們筆下，土地、群山、河流、石頭、泥塊等等，都在講述著一個個關于民族的故事，也因此而都具有了靈性和生命化的特征。可以說，這樣的地域滋養了這群稟賦異常的詩人，這群詩人又用自己充滿民族血性、富有異質性的語言，傳達著這一地域、這個民族獨特的聲音，這種情形，用詩人吉狄馬加的話來說，就是：“我的部族就生活在海拔近三千米的群山之中，群山已經是一種精神的象征。在那里要看一個遙遠的地方，你必須找一個支撐點，那個支撐點必然是群山，因為，當你遙望遠方的時候，除了有一兩只雄鷹偶然出現之外，剩下的就是綿延不斷的群山。群山是一個永遠的背景。在那樣一個群山護衛的山地中，如果你看久了群山，會有一種莫名的觸動，雙眼會不知不覺地含滿了淚水。這就是彝族人生活的地方，這樣的地方不可能不產生詩，不可能不養育出這個民族的詩人。”（吉狄馬加《一個彝人的夢想——漫談我的文學觀與閱讀生活》）

 地域性的文學必然有著一些特殊的地域性的文化符號。在彝族詩歌里，大涼山、巫術文化、畢摩文化等等，業已構成了這類富有地域特征的文化符號。這類文化符號，作為彝族詩歌的一個文化元素，散布在彝族詩人的作品中，幾乎無處不在。比如，彝族自稱為諾蘇，因此他們對黑色有著特殊的感情和特別的感受，尤其對吉狄馬加來說，黑色已經成為他詩歌的一個基本色調，在他的詩歌里，河流是黑色的，人流是黑色的，黑色構成了他詩歌的獨特靈魂，也構成了一個民族的獨特靈魂，正如詩人自己所寫的：“是我從源頭啜飲了/我們種族里黑色靈魂的乳汁”(吉狄馬加《想念青春》) 。另外，在彝族詩人們的詩歌里，還出現了老虎、雄鷹、蜘蛛等等動物的意象和文化符號，既表征了他們的民族圖騰，又構成了彝族詩歌地域性的一大表現；而他們對祖先的歌唱，如“我們的老人已經制造了一萬次愛情/我們的老人已經制造了一千顆太陽”（吉狄馬加《做口弦的老人》）， 等等，都具有祖先崇拜的特征。總之，這類地域性文化符號，與一種民族精神相結合，成為彝族詩歌中詩性而澄明的存在，這使他們的創作具有了某種原鄉色彩。

 如果以一個漢文化中心論者的視角看來，包括彝族在內的少數民族文學無疑是處于邊緣化的地位的，但是，已經有許多少數民族詩人意識到了這種邊緣性的好處，因為這正是一種“邊緣的活力”（楊義語），也正是一些少數民族詩人，包括彝族詩人所追求的地域寫作的要義所在。在這一層面上，彝族詩人周發星等人提出地域寫作的詩學概念，并且身體力行地進行相關理論的倡導和實踐，的確具有重要的文學史意義和理論價值。

 在文化全球化的時代語境中，彝族文化已經受到了巨大的沖擊和深刻的影響，這在彝族詩人們的詩歌里也得到了顯明的體現。比如，在早期詩人吉狄馬加詩歌里，傳統的民族意識被轉化為一種具有現代意識的宏大的“人類友愛”。相對來說，他更關注那些弱勢民族，他總是以充滿悲憫的目光敘寫印第安人、黑人、猶太人、吉普賽人和雅利安人，也許，正是從這些不幸的民族身上，吉狄馬加找到了彝民族相近的歷史遭遇和苦難經歷，找到了表達民族心史的契合點和突破口。所有這些，都昭示出彝族詩歌的開放姿態和藝術活力，使彝族詩歌獲得了在地域性與世界性之間對話的可能，這也是我們對于彝族詩人這一群體的殷殷期待之所在。

——評《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

◎邱  婧

 彝族是一個詩歌的民族，作為一個熱愛彝族詩歌的人，即使阿索拉毅不提出為《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寫一篇評論的要求，我也會忍不住分享對這場詩歌運動的些許看法——這并不僅僅是一場單向度的詩歌活動，而是數個繼發性的、組織性的、山地色彩的詩歌陣地的有機組成。可是在某種意義上，作為以研究彝族當代詩歌為業的人，我對這片熾熱的土地又靠的太近，實在不敢輕易下手妄加評論——何況我并不是一個彝人，這樣的身份和距離又塑造了我有限的彝族經驗。

 夏季的時候，阿索拉毅每天在網絡上張羅編選詩歌的事情，而我也去黃山的途中收到未曾謀面卻神交許久的發星大哥的郵件。我從拉毅的身上能看到發星當初在上世紀末苦心編選《當代大涼山現代詩選》的影子。從浩如煙海的詩作中挑選結集，從來都不是一件易事，更不用說從彝民族八十年代以來如此輝煌和震撼的詩歌大潮中遴選了。于是我一邊做手頭的博士論文，一邊期待這本詩選的誕生。終于，這場閱讀的盛宴從我在喀什的旅行開始。在收到拉毅的評論寫作邀請之后，我關于彝族詩歌的博士論文也近過半，因此為《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寫一些自己的想法，實在變成了一種享受。

 由于研究的關系，我先于這本詩集接觸到的是轉型期彝族詩歌的全貌，這種全面而日常的詩歌接觸使得我對彝族的古老文化產生了濃烈的興趣。彝族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詩歌始于大涼山、詩人吉狄馬加，他在八十年代初開始寫作，不僅在彝族詩壇、也在漢語主流詩壇揚名。其后涼山地區以及云南、貴州的彝族詩人們，以代際的力量推動了彝族詩歌創作的大潮，西南民大更是成了培養彝族詩人的練兵場。發星是對詩歌創作大潮整合、記錄的先驅者，他在2000年出版了親自編選的《當代大涼山現代詩選》。如阿索拉毅般的投身于彝族文化整合大業中的青年們緊隨其后，給詩歌愛好者帶來了更加全面而豐富的詩歌盛宴。

 另一個令人驚喜的事實便是，拉毅編選的這本《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收集了大量青年一代彝族詩人的優秀作品，既有生于八十年代的詩人，也有生于九十年代的更年輕一代詩人，恰恰是這股新鮮的黑色血液的不斷流入使得彝族詩歌能夠長青——作為一個有著如此眾多的高質量的詩歌作品的民族，有著一群充滿朝氣的年輕詩人，彝族無疑是幸運的。

 在《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里，編者將彝族詩人分為十四個大類，這樣的分類方法，或者因詩人的年歲、性別、或者因詩人的呼聲、或者因詩人的教育背景……讓我頗感安慰的是，在數年的研修生涯中，我聽說過或者研讀過《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中絕大部分的詩人的作品，也和其中一部分詩人成為朋友，他們的熱情和詩作的魅力十分令人難忘。在這里，我無須著力稱贊這部詩集和各個詩人的著作是多么優秀，因為那是顯而易見的。我僅僅是為詩歌編選本身提供一些新鮮的觀點，另外發掘一些彝族文學內部的、深處的、細微的東西，以此證明“彝族詩歌”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高度同一的詩歌流派，也不是一個長期被“他者化”、“民族化”的單向度的文學活動，而是有著雙語雜糅經驗的彝族詩人們，創作出的枝蔓錯雜的、具有差異性的，同時擁有不同程度的族裔本位性的“民族”詩歌，而這類詩歌在中國主流漢語詩壇發展中的地位是至關重要的，它們填補了主流詩壇中缺乏的諸多異質性元素，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文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專論技藝來說，少數族裔的生命體驗與西方現代主義詩歌話語的碰撞和結合，更為多民族文學的發展增添了諸種亮色，當然，更不用說，彝族詩歌在多民族文學中所表現出的優秀與重量。

 “諾魂系”是編者列出的第一類詩人。諾魂，顧名思義，諾蘇之魂。而諾蘇又是彝族人的自稱。這些被稱為“諾魂”的詩人，大多同樣出現在發星在世紀之交編寫的那本《當代大涼山現代詩選》中，比如吉狄馬加、阿庫烏霧；當然也有不曾出現在發星那本詩集中的，比如吉木狼格。發星在后記里陳述了吉木狼格之所以沒有被選入《詩選》，是因為他“不存民族之根”，也就是說，吉木狼格的詩歌中很少能窺見彝族元素。當然，我并不完全認可這個判斷，吉木狼格是八十年代“非非主義”詩歌流派的重要人物，他同樣具有彝族身份，口語詩歌抹去了宏大敘事的色彩，使得主體日常化并且降格，因此在他的詩歌中，存在著兩重反叛：一是對彝族身份的反叛，二是對主流詩歌宏大敘事的反叛。在《詩選》出版的十二年后，我們欣然看到，青年詩人阿索拉毅對篩選詩歌的寬容度有所提高，他將吉木狼格的詩歌收錄在內，另一方面，收錄進來的這幾首，彝族元素的痕跡略微可見，可以說，阿索拉毅的編選盡管盡量寬容，但是他和先驅者發星的方向都是注重彝族身份的詩人對彝族元素的表達和彰顯，顯然在這一點上，兩位不同代際的編選者是高度一致并且殊途同歸的。

 寬容度有所提高，并不僅僅歸功于編選者的思考，也于編選的成熟程度和時間有關。現在彝族詩歌的編選已逐漸走向成熟。我曾收集了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期間的少數民族詩歌集，詩歌高度統一的主題讓人無法分辨族別和具體時間段。比如彝族詩人替仆支不的《我握著毛主席的手》與蒙古族詩人納·賽音朝克圖的《我握著毛主席的手》一詩的題目相同，此外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60年還出版了《我握著毛主席的手》一書。題目如此雷同，內容的相似度就不難想象了。

 這次，彝族詩人孫子兵的詩歌入選《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又折射了寬容度的問題。我曾經對云貴川三大彝族地區的詩人詩作做出比較研究，由于云南和貴州很多彝族人民處于散雜居的分布狀態，其生活方式與四川大涼山地區的彝族人會有不同程度的差異性，如果這種生命體驗注入寫實詩歌之中，差異就更加明顯了。如果說非非主義的領軍人物吉木狼格是故意避開其族裔身份，那孫子兵便是無意識的“顛覆”。他是貴州晴隆縣人，如果閱讀他的詩歌，很難能彝族身份聯系起來。一般意義上，如果一個彝族詩人書寫鄉村的日常生活，肯定充滿了彝族的色彩：坨坨肉、擦爾瓦、蕎麥、鍋莊。而孫子兵恰恰不符合這個法則，他筆下盡管一再書寫自己的鄉村、母親、過年的體會……但大多是“麥田”、“田埂”、“養雞”這樣的字眼，這一切似乎和彝族元素無關。

 尤其有意味的是《西南》一詩。在詩人的話語體系中，將自己的鄉村“雞場”，置于“晴隆”縣之中，又將“晴隆”，置于“貴州”之中，最后將“貴州”置于“祖國”之中。這樣的架構在彝族詩歌中相當少見。在轉型期彝族漢語詩歌中，我通常看到詩人們會將自己的歸屬感從“故鄉”擴展至所有的族人，并以神話傳說中的英雄的形象為符號，填充到這個“天下彝家是一家”的話語體系中。簡而言之，孫子兵與大多數彝族詩人不同的是，他從“原鄉——民族”的體系中突圍，然后又融入了頌歌式的以行政區劃為符號的另一套“個人——故鄉——國家”的話語體系中。反觀我選擇的孫子兵的《冬月》：“放牛看山”、“秋收的苞谷”、“麥苗”“鏵犁”……這明明是一個典型的漢族式的農耕社會的意象，在彝族詩人的筆下卻看起來如此不協調。詩人孫子兵雖然是彝族身份，但他的生活方式和對待族屬身份的態度都隨之而不同。由此可見，這種成熟的詩歌編選機制的寬容度延伸到了單純具有族裔身份的詩人，是一種能夠接納多元化的態度。而這種態度，是十分值得肯定的。不僅主流漢語文學需要承認，少數族裔文學是多民族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族群內部的文學評價體系也需要承認，具有族裔身份的詩人也可以書寫超越單個族裔的思考。

 另外，我避開被諸多評論家盛贊的吉狄馬加和阿庫烏霧，因為無需在此贅述他們為彝族詩歌八十年代以來的大潮做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在這里，我更想談一下阿蘇越爾。拉毅曾經對阿蘇越爾的長詩《陽光山脈》做出很高的評價，在這次的《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中也選擇了這個文本當作阿蘇越爾的代表作。他的詩歌在某種程度上更溫和客觀。涼山地區的彝族，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依然留存了較為獨特的家支制度和等級制度，在阿蘇越爾史詩般的詩作中，他試圖重現這樣一幅場景，既是日常的、生活的，又是遠古的、神秘的、布滿光芒的，這些場景里不乏真實，例如家支之間的械斗，當代鄉村里的“罌粟”，他并不像大多數彝族詩人那樣去回避這些曾經出現和正在發生的問題。這是頗為難得的一點。通讀全詩，詩人試圖表達的是對固有的彝族鄉村漸漸被城市化所吞噬的惋惜和憂傷，然而這一切通過動態的、史詩般的圖景表達出來，修辭依然占據了詩歌的主體。與其相比，阿庫烏霧使用了另外一種直接的修辭方式，并用大聲的呼喊替代了阿蘇越爾的夢境，同樣表達了彝族知識分子的憂心。

 《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的另外一個不可磨滅的貢獻在于“全”。彝族是中國第六大民族，其人口分布在云南、貴州、四川等地。發星之前編選的《詩選》是專門針對了四川大涼山地區的彝族詩人，回族學者馬紹璽曾經選編了一本《小涼山詩人詩選》，然而真正將作者為“彝族”身份的詩歌作品統一進行編選的詩集，大概這是第一本了。一方面，這是文學發展的正常規律，從無到有，從小處到大處，從同一到重視差異性。比如，少數民族文學的官方獎項是駿馬獎，第十屆獲獎者之一、彝族詩人木帕古體是以彝語創作的詩歌而獲獎，可以看出，政府對民族文學獎的獲獎范圍界定不斷拓展，將母語創作納入其中，開始注重除漢語作品以外的創作類型。這恰恰是構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一種途徑，加大政策的扶持和導向會激勵詩人用母語創作的熱情。另一方面，從《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可以看出彝族詩人們不斷整合、聚集的愿望，這與詩歌中日益增長的族裔本位性不無關系。《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里出現了大量的云南、貴州的彝族詩人的作品，而并不再局限于大涼山的合唱團。

 依照我看到這本詩集之前的判斷，在我早期關于彝族詩歌分布的研究中，得出幾大彝族地區的創作分布趨勢：上世紀80年代之前，云南、貴州的彝族漢語詩歌作品最多，那時涼山地區的漢語水平還在逐步提高之中。上世紀80年代之后，彝族的創作大軍主體驟然由涼山地區的彝族詩人承擔起來，倒不是創作者本身的位移，而是涼山地區用漢語創作詩歌的人數大大超過了云南和貴州地區的人數，而且如火如荼。然而，當我看到阿索拉毅的《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之時，又一次發現了新的變化。很多更為年輕，甚至不到20歲的詩人們出現在彝族詩歌全集的舞臺上，而他們的所在地均勻分布在四川、云南和貴州。在此之前，我僅認識一位1993年出生的云南彝族詩人羅洪達汗，這次在《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里看到了太多的同樣年輕的彝族詩人，可見彝族人才輩出，有了這些新一代的思想者，彝族的文化傳承應該不會太令人擔憂。

 我發現，畢摩傳統入詩，在《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體現的尤為全面。在彝族詩歌中，有一部分是單純歌唱日漸消失的民族傳統的，比如吉狄馬加、吉狄兆林，另外一部分卻是和畢摩傳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比如巴莫曲布嫫、阿庫烏霧、普馳達嶺、俄狄小豐、牧莎斯加等人。當然，這幾位的創作路徑也大相徑庭。如巴莫曲布嫫用儀式性的話語直接介入詩歌，而阿庫烏霧則以雜糅性（前期語言的混雜和中后期文體的混雜）入詩，普馳達嶺直接化用畢摩傳統典故和史詩，而牧莎斯加是在諸種現代詩嘗試中摻雜畢摩傳統的元素……這樣的驚喜是接連不斷的，因為我曾經做出判斷，年輕一代的詩人似乎更傾向于寫實詩歌，看到《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之后這一判斷同樣被顛覆了，盡管有寫實的現象存在，但這絕不是全部。還有很多青年詩人可以嫻熟地將詩歌創作和畢摩傳統。宗教符號不露痕跡地結合起來。

 《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還集中體現了詩歌之“新”，作為持續關注彝族詩歌的研究者，我在《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很容易發現我從未讀到過的詩歌，詩集除了收錄了吉狄馬加所作的一些頗為人知的作品以外，還收錄了大量各個年代詩人的新作，這能夠帶給讀者全新的閱讀體驗。比如麥吉作體，我第一次讀到他的詩，是在發星和阿索拉毅熱心提供的另外一本詩集里，他當時僅僅寫了半年詩。他有一種迸發力蘊藏在詩歌的內部，隨著語句而擴散開來。我對獨立19期中麥吉作體入選詩歌做出了這樣的評論：“最后一首幾乎是一個男孩對離去情人的內心獨白式的囈語。然而，誰又能否定其民族寓言式的特質呢？詹明信在講述第三世界文學的時候，反復強調私人經驗和國家寓言之間的曖昧關系，其實在麥吉作體這里，對離去情人獨自吟唱的私人經驗，完全可以承載到一個更加宏大的主題上，那就是從極其細微的向度上去處理“原鄉”和現代社會的關系。如《一個男孩的情魂戀曲》，第三曲和第七曲的首句如果放置在一起，便構成一個完整的寓言式的對應關系”。那時候，我讀到的還是他早期的作品。然而這次的《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里，麥吉作體的創作又變了一種風貌，詩歌都是2012年夏季所作的最新作品，他對母語的關注開始逐漸增多，而話語的直接性和力度也隨之增加。拉毅所編的《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為彝族詩歌研究做了許多工作，譬如“全”、譬如常見常新，將新作納入詩歌編選之中的做法是大膽的嘗試，因為很多時候他并沒有經過時間的沉淀和作者猶疑的修改，但是新作能讓研究者更新自己的研究視野。這點與拉毅的勇氣不無關系。

 將女詩人的詩歌組合到一起，也是一個有新意的嘗試。彝族女詩人的代際性尤其明顯，巴莫曲布嫫、祿琴、魯娟，之后便是8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青年女詩人們。她們的詩作，除了開拓者巴莫曲布嫫的大部分作品之外，性別表達都相當明顯。當然其中也有異質性，但是均能夠填補、填充彝族詩人群中較為粗獷、豪放、猛烈的一面。她們是溫婉的、憂傷的存在，有時候，女性視角更能夠替代民族寓言而存在。有意思的是，拉毅選擇了一首女詩人2004年所作的詩《在車上》，這首詩后來被學者姚新勇敏銳的捕捉到內部微妙的含義，詩中陳述了這么一件事：主人公應該是在回鄉的列車上，哪怕“我”在車上被一群男人用猥褻的眼光去評頭論足，“我”依然覺得是美好的、不忍心去打斷的，因為他們說著“我”的母語，是“我”民族的男人，而不是他者。這樣的女性視角不僅僅是作為女性的敘事而存在，這更加貼近了民族寓言的性質。這里的女性“我”處在被看的一面，又處在少數族裔的一面，意即“我”兼任了邊緣民族和邊緣性別（或者說弱勢族裔和弱勢性別）的雙重身份。這樣的詩歌已經不再需要修辭來表達深重的含義，敘事已經足夠。其他女詩人的詩歌同樣巧妙地利用了性別視角來影射或者指涉族裔關系。這個女詩人的分類為整個《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增色不少。

 拉毅對文體的寬容度有所提高，散文詩同樣被作為詩歌的形式選在《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里。阿庫烏霧、吉布鷹升等詩人對詩歌文體的拓展，在發星后來編選的幾部詩集里也均有體現，然后在阿索拉毅這里得到了延續。

 寫到這里，我似乎又一次看到阿索拉毅整個夏季和秋季在埋案苦讀、辛苦遴選詩歌的場景。我注意到，他不僅收集了詩人新近的作品，還不分年代地收集了八十年代以來彝族詩人們各個時期的詩作。超過100號的詩人和如此具有優秀品質的作品，我實在無法用笨拙的筆觸一一點擊、評論，但是縱觀《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他為彝族詩歌走向中國、世界詩歌舞臺邁開了重要的一步，也為多民族文學的發展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作出了不少努力，我想這應該了實現阿索拉毅編寫這本《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的初衷吧。借用我上次對《獨立》19期的評論來結尾吧：在這塊 “中國詩歌最隱秘圣地”的涼山，有這樣的詩歌運動倡導者，有這樣的熱衷于公益和詩歌的青年們，有這樣的為族群歌唱和憂慮的年輕詩人們，彝族無疑是幸運的。

 邱婧：女，廣州暨南大學博士邱婧，研究方向：少數族裔漢語詩歌。

——兼論《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

◎海  訊

 彝族是一個詩的民族，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彝族漢語詩歌作為當代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部分，有著自己獨立存在的價值體系和美學空間。據不完全統計，僅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多年來，云、貴、川的彝族詩人群就出版了約160余部詩集，其中四川吉狄馬加的《初戀的歌》《一個彝人的夢想》《吉狄馬加詩選》、阿庫烏霧的《走出巫界》《密西西比河的傾訴》、倮伍阿且《大自然與我們》、吉木狼格《靜悄悄的左輪》、海訊《海天密語》，丁長河的《紅紅的雪》，云南李騫的《彝王》、李智虹的《云南高原的手勢和嗓門》、趙振王的《公仆本色》、普馳達嶺的《臨水的翅膀》、阿卓務林的《耳朵里的天堂》，貴州祿琴的《面向陽光》、魯弘阿立的《月琴上的火焰》等詩集，在文壇上都有著一定影響。還有最近幾年如雨后春筍般破土而出的新人新作，及那些散見于全國各報刊數以千計而尚未結集出版的作品，同樣閃耀著詩的美學光彩與獨特價值。我認為，當代中國彝族漢語詩歌，作為新的歷史時期中國文學的一個特殊文化現象，是應該給予關注，也應該得到公正的評價的時候了。

 新時期中國彝族漢語詩歌和當下文學被邊緣化的情勢有所不同。由于彝族是個詩的民族，加之彝族詩人們的生活閱歷，審美情感不同，他們的詩雖然在社會轉型時期難免也受到各種思潮的沖擊，卻不但不失去各自獨特的光芒，相反，獨特的地域，獨特的民族，獨特的文化，獨特的思潮，獨特的視角，在獨特的歷史時期所涌現出來的豐富而宏大的詩歌景觀，更令當今萎靡不振的中國詩壇增添了不少亮色。本文不準備對新時期中國彝族詩集或詩作進行精密的評價，只根據彝族漢語詩歌的現象本身，大體劃分出幾個階段，簡單地進行梳理，以期引起專家，學者及同行更多的注目與評價。

 一、考古與發現——新時期彝族漢語詩歌的歷史文化背景

 彝族是個具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的一個民族，考古研究表明，彝族先民在史前已創造了以彝文為標志的燦爛文明。考古發現了9000——8200年前的古彝文，在長江中上游乃至輻射到黃河流域都有古彝文的考古發現。在中原夏商之際，彝（夷）系統民族已在長江中上游獨立存在，并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王國，創造了獨自的文化體系，彝族先民以西南這片廣袤、富饒、峻拔的山地為歷史舞臺，在同自然與社會的生存抗爭中創造了自己的輝煌文明和文明史，并逐步扮演起長江文明初始劇的主角，繼而形成以古滇國、古蜀國、古夜郎國和楚國等長江中上游“四大文明古國”為雄厚根基的長江文明主體民族，其文明光芒輻射到了中外。直至秦漢后彝族文明才日漸衰落，而文明的余暉至今仍有余存。

 考古還發現，古彝文早于世界上的任何一種古文字，而且是迄今為止唯一還鮮活著的文字，彝經“猴變人”的進化論早于達爾文上千年。彝族大多居住在大西南云貴高原西部及青藏高原東南邊緣的大涼山、烏蒙山、哀牢山等山脈一帶和金沙江、元江、南盤山、雅礱江，大渡河和紅河等沿岸。勤勞樸實、善良堅強的彝族人民世代在這里繁衍生息，發明創造了獨樹一幟的語言文字，用詩譜寫了族群記憶輝煌壯麗的歷史篇章。

 考察當今世界上的任何一個民族，沒有哪個民族能像彝族一樣什么東西都用經文（詩歌）的形式記錄著自己的生產、生活、遷徙和族群發展脈絡的，可見詩歌這一形式對于表現彝族人的思想情感交流等方面的重要性，及其在彝族人民心目中的歷史地位與作用。在廣大的彝族民間，我們隨便回眸一下彝族的歷史，你就不難發現被譽為彝族百科經典的《勒俄特依》，倫理教育經典的《瑪木特依》、宗教哲學經典的《尼木特依》、英雄神話史詩《支格阿魯王》、充滿機趣、幽默、智慧和哲思的《克哲爾比》、敘事長詩《阿詩瑪》、抒情長詩《媽媽的女兒》等等，如此卷帙浩繁的經史典籍無一不是以詩寫下的。不僅如此，關于彝族詩歌早在南北朝時期，彝族大學者舉奢哲與阿買妮，就創建了彝族自成體系的詩學理論，提出了“詩骨論”。因此，彝族民間有“不學詩，無以言”之說。由此可見，彝族是個詩的民族，彝族的歷史是完全用詩寫下的，這一點都不為過。

 古代彝族詩歌，在詩歌格律方面講究押韻，壓調，諧聲，扣，連，對等，特別是扣，是其他民族的詩學中所沒有而只有彝族文藝理論和詩歌創作實踐才有的；在詩學范疇方面，彝族詩歌獨具一格地提出了主、骨、題、根、影、魂、風、味等等獨特的詩學理論，而這些詩學理論中的根、主、骨等理論范疇更是其他民族的文藝理論中所沒有的。因此，考古還發現，彝族詩歌的歷史背景是源遠流長的，也是有著其特殊的人文、地理和文化根脈可尋的，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和文學寶庫中輝煌燦爛的一朵奇葩之一。

 二、回歸與重構——新時期彝族漢語詩歌的發端和崛起

 新時期最具影響力的彝族漢語詩歌起于吉狄馬加，吉狄馬加的詩歌一開始就自覺地在地域和文學的邊緣地帶，堅持用詩歌傳達民族文化的內涵，堅持關注人類的環境，堅持關注生命的存在，并且成功地運用彝族漢語詩歌的新的表達方式，準確地表現出彝族漢語詩人出生地域的獨具特色，所以他開始寫詩之初，就用詩的藝術形式，反復詠唱生養他的這塊古老土地。不過，詩人一開始就卓爾不群地意識到，長久停頓在對故土的表達，詩歌的創作風格就會越來越窄。所以，吉狄馬加剛步入詩壇就高瞻遠矚地提出：“詩人是人類最后的良知與道德底線”，并自然而然地回歸與重構了新時期彝族漢語詩歌的價值取向，響亮而極其特殊地抒寫出了“我是彝人”的根性力作，由于他的詩歌精神內核的回歸與外在表現方式的重構，加之，他在彝族文化與主流文化，乃至于世界文化之間存在著深深的“壑溝”時，恰到好處地脫穎而出，他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彝族文化與主流文化，甚至是彝族文化與世界文化這一文化壑溝上里程碑式的一座橋梁，一座讓封閉了千萬年的彝人以他的詩歌方式與世界進行前所未有的溝通的橋梁。在這一點上，吉狄馬加的價值與作用至今都是無人能夠匹敵的。繼而阿庫烏霧、李騫、祿琴等自覺地運用漢語來進行詩歌創作，激起了彝族漢語詩歌創作的千層浪花，在彝族漢語詩歌的發端與崛起這一時期，他們都在自己不同的位置以風格迥異的作品，為彝族漢語詩歌的發展與崛起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阿庫烏霧用彝漢雙語進行創作，不僅成績蜚然，而且還開了新時期彝族彝漢雙語詩歌創作之先河，可謂卓爾不群，影響深遠。李騫以獨特的彝山地理為寫作背景，以彝人的文化心理結構為詩歌藝術的表現契機，展示個人詩歌話語的新天地。其堅韌、本真的生命寫作行為，使他的彝族漢語詩歌一開始就呈現出詩意盎然的生命活力。還有祿琴等一批彝族女詩人的出現，單從彝族文學發展的角度而言，她們的出現和對寫作活動的參與，其價值和意義都是深遠的。它標志著彝族女性第一次擁有獨立發言的權利，用文字的方式表達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和態度。她們在民族文化熏陶下形成的獨特思維方式，和女性特有的纖細、溫婉的情懷，使她們的作品充滿特殊韻味，也為中國當代文壇增添了新的審美內容。

 除此，新時期的彝族漢語詩人們經歷了詩歌內在精神的回歸與外在表現方式的重構之后，正如王蘭香所說：開始更多地尋求更寬闊的詩歌創作之路，力圖“用詩來探索宇宙，解釋自然，破譯人生，以期達到詩歌內在涵義的寬闊和厚度”。年輕的彝族漢語詩人們有意識地偏離自己熟悉的環境，去重新定位詩歌的源流，這是現代主義詩歌實驗精神的一次頓悟。他們背離自己賴以生存的地域，從生存的空間突圍出去，這完全是出自于對生存悖論的深刻體驗。故鄉的風土人情是他們詩歌創作的原始資源，但是故鄉之外的大千世界又是他們取之不盡的生活素材。于是他們走出彝山，走進喧囂嘈雜的現代社會。像云南的王紅彬關心現代人的生活節奏，如《等待敲門》描述了個人命運的幻覺和焦慮；李騫則以長詩《圣母》《創世紀》《彝王》表達一種詩歌的“新神話主義”；李陽喜傾向描繪現代人的心理結構；柏葉關注塵世中蕓蕓眾生的情愛世界；李畢通過詩來表現人生的艱難；蕭從斌思考的則是生命與自然的對立與和諧；米切若張的詩歌有“土”的民族文化韻味，同時也散發著現代詩藝的多種氣息；趙振王關注生命本質的提升，訴說軍營生活的快樂；李果用心靈與土地對話，表達鄉村大地上的民生疾苦。還有攀枝花沙馬，這匹彝族漢語詩歌創作中不聲不響地殺出的“黑馬”，他詩歌的山地氣質，原汁原味的淳樸風味，以及對傳統的堅守與獨立大膽的探索等等。對于這批年輕的當代彝族漢語詩人而言，他們出生的地域環境作為一種特殊的存在方式，是他們初學寫詩時的最佳表現客體。但是，對自己熟悉環境的認同，并沒有束縛他們詩歌的創作思路向現代思潮靠近，他們在詠唱傳統古老歌謠的同時，其詩歌的美學指向，仍然朝著開放的現代主義邁進。就創作而言，雖然他們的生活經歷不同，寫作風格各異，或傳統，或現代，或溫婉，或雄渾，但他們都用自己的歌唱，表達了一個古老民族在這樣一個急劇變動的歷史時期跳動的脈搏，他們的焦慮，他們的期待，他們的迷惑和他們的更生。再從新時期彝族漢語詩人和作品本身而言，我們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難看出，相對于云南、貴州較為松散的彝族漢語詩人群，涼山彝族漢語詩人群的數量和實力都明顯處于強勢，這不僅僅是因為吉狄馬加、阿庫烏霧等人的出現，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涼山彝族漢語詩歌不僅有一批優秀的詩人，而且有不少極有分量的詩歌作品支撐。這批詩人和作品的出現，不僅給當今日漸凋零的中國詩壇注入了新鮮的血液，而且從自身產生的歷史背景、內部結構和發展潛力上看，一開始就強盛得不可思議，自信得不可思議，質樸流暢得不可思議，別具特色得不可思議，后勁十足得不可思議。這已成為新時期中國詩壇不可忽視，也無法忽視的一道亮麗風景線。

 尤其值得我們留意的是新時期中國詩壇出現的一批又一批彝族漢語詩歌優秀詩人及作品的不斷涌現，都無一不約而同地把思索與筆觸聚焦于世紀之交彝族歷史文化背景，倫理道德思想的追問、審查與體悟上，反映了我國彝族漢語詩歌審美文化活動的一種新指向：即叩問雜亂的現實，呼喚回歸祖先本真的純粹，肯定人倫親情的真實，弘揚人文精神的魅力，努力重構彝族漢語詩歌精神領域的新版圖，這樣一個非同尋常的歷史使命與現實意義中。這就更不得不令人深思，而應該引起中國詩壇的關注了。

 大凡人世間的事物都先有品質，再有品格，然后才能談得上品味。

 彝族歷史文化背景制約影響著新時期中國彝族漢語詩歌藝術，新時期彝族漢語詩歌藝術又反作用于彝族歷史文化背景。同其它藝術一樣，新時期彝族漢語詩歌也根植于特定的社會語境之中，真正優秀的詩歌文本往往是時代社會生活的折射與預示，其藝術的活力感與審美價值深寓于詩歌本身與現實社會的互動與對話中。新時期中國彝族漢語詩歌精神，作為在強勢文化與市場經濟雙重沖擊下的藝術，初露出了當今中國文壇上罕有的活力與潛力。

 新時期彝族漢語詩歌發端與崛起以來，吉狄馬加、阿庫烏霧、李騫、祿琴、倮伍拉且、沙馬、巴莫曲布嫫等一批詩人及作品，從各自不同的精神層面都透出他們傲骨錚錚的“詩根詩骨”，也在萬事浮于面上的這個時代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他們精神回歸的渴望與追思，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一開始，就站在時代潮流的前沿極其清醒地完成了自己詩歌精神的自我回歸、救贖和重構。新時期彝族漢語詩歌和詩人的發端與崛起，實際上只是中國詩歌史上一個實力雄厚的個例。但他們在民族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探索上，已取得一些令人矚目的成績，在世界邊緣民族日益稀少，邊緣文化日夜消融，甚至滅亡的今天，他們的這種作為和意義之非凡，已難免沉沉地敲響了我們這個世紀上空的這口巨鐘，成為中國現代文化與現代詩歌史上，乃至于世界的一個壯舉與奇跡。

 三、理想與荒蕪——新時期彝族漢語詩歌遭遇的漠視和冷遇

 當前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利益的日益分化和社會的急劇變遷，社會糾紛大量涌現，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在社會控制機制相對削弱和社會管理體制嚴重滯后的情況下，人心浮動，精神空虛，道德淪陷，信仰喪失，理想荒蕪等等，這一系列問題已經成了我們這一代人正在面臨和必須面對的諸多嚴峻問題。

 在人類社會普遍存在苦悶、孤獨、抑郁、煩躁、多疑、健忘，甚至幻覺和厭世的今天，無論世態怎么炎涼，無論我們看破了什么，淡漠了什么，作為一種理想的崇高，一種空想的虔誠，在我們體內的某處，或社會的某個角落，始終在著，并且牢牢地被堅守著。這個始終被牢牢守著的東西，就是新時期彝族漢語詩歌的理想，也正是這種理想，促使新時期的彝族漢語詩歌在文學越來越邊緣化的當今世界，更加顯現出其強盛的生命力，而涌現出那么多具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優秀詩人和作品的一個關鍵原因。

 新時期的彝族漢語詩歌的崛起，從時間上看，始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而迅速發展和大批新人新作的大量涌現是最近幾年的事。最近幾年極具影響的彝族詩人有李智紅、海訊、普馳達嶺、阿卓務林、丁長河、趙振王、米切若張等。李智紅被稱為“云南紅土高原的文學騎士”，其詩韻味悠長，意象簡約，思想厚重，富有濃郁的紅土高原氣息與強烈的時代特色，代表作有散文詩集《云南高原的手勢和嗓門》、詩集《永遠的溫柔》等。海訊早年在部隊上就被譽為“文壇奇才”，出版散文詩集《海天密語》后，更有中國散文詩壇“南海訊北靈焚”之譽。其散文詩文字簡約立體，意象奇峻詭異，語境大氣磅礴，內容充滿哲理，大多揭示人類生存的樂觀、豁達、曠遠的際遇，展示出一幅幅極其深邃遼闊而博大的心靈畫卷：沉著、豪邁、堅定、遼闊、超脫、奇絕、至真至純之情至善；尤其是他寫彝人的部分，最近在國外引起極大的反響，美國的《國際日報》、菲律賓的《商報》《世界日報》和泰國的《世界日報》等報刊相繼不惜用二分之一的極大版面配作者簡介和照片隆重推出他的散文詩組章，有專家評價稱“海訊散文詩正帶著他的彝人精神不斷地走向世界”。普馳達嶺，根盤在南高原的高空，葉展在四季飛花的春城，果結在皇城根下的首都，是這一時期最為活躍的一只彝家神鷹。他的詩集《臨水的翅膀》以深沉憂傷的隱喻，雄健飽滿的筆調，唱出了新一代彝人心中的痛與快。阿卓務林的詩，在繼承民間傳統的基礎上，抒情意味濃，讀后又有渾厚感；并從“小我”天地中走出來關注他人的生存狀態，使詩人和讀者的視野更加開闊；從文化的源頭尋找詩意，讓作品有了厚重感；除此之外，詩人注重語言的超越，力求進入一個奇異的意境領域，故，我在前幾年評論他的詩歌時，就高度地定位“矗立山頂的鷹不飛也高”——海訊。丁長河一個飽讀詩書的資深編輯、記者，通曉經卷的彝族酋長，他光光的頭顱上沒有幾根雜草，但永遠地棲居著無數智者的神靈與魂魄。他的詩似畢摩的經卷，蘇尼的吟誦，多數有神靈的詭異色彩，但曲經通幽處無一不是一片廣闊的思想天地，茂密的知識林子，淙淙的智慧甘泉。詩集《紅紅的雪》里，一個個靈動的文字在那里閃著奇異的光芒，等待神來臨的儀式。趙振王的詩無論反映豐富多彩的軍營生活，再現軍人的奕奕風采；反映滇西大地壯懷激烈的歷史，謳歌先烈的豐功偉績；歌唱生養自己的紅土高原，描繪彩云之南的靈秀風光和民俗；在行走中捕捉瞬間的美麗，表現對人生對生活的感悟等，大多直抒胸意，情真意切，沒有世俗雜念，讀罷令人痛快淋漓。米切若張的詩，意象開闊，想象豐富，具有強烈的邊緣民族憂患意識和穿透力。

 還有一大批早年就一直活躍在當今中國彝族漢語詩壇和近幾年涌現出來，且有一部或多部著作問世的就有霽虹、魯弘阿立、程韻、木帕古體、曉夫、倮伍沐嘎、馬德清、阿蘇越爾、瓊夢石加、英布草心、羿子·伊薩、魯娟、楊佳富、吉狄兆林、發星、阿洛可斯夫基、阿索拉毅、巴莫曲布嫫、李阿芝、俄尼木莎斯加、沙輝、吉狄吉萬、吉布鷹升、阿克鳩射、孫子兵、王明貴、柏葉、米切若張、施袁喜、師立新、李果、黃光平、崔籬、李陽喜、李運華、李志恒、劉存榮、楊繼淵、、張寒、張昆華、周祖平、龍天堯、紹春生、吉洛打則、的惹木呷、麥吉作體、曲木伍合、蔣志聰、吉克·布、俄狄小豐、魯子元布、貝史根爾、阿黑約夫、羅劍平等等。這些人對生命與生活的熱愛，藝術、理想的執著追求，以及對新時期中國彝族漢語詩歌的卓越貢獻都是顯而易見的，更是不同尋常的。

 美國弗朗西斯·福山的《社會資本》中有一句名言“文化是制度之母”。在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民族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身處邊緣地帶的彝族漢語詩人們在外來文化和外族文化大量洶涌般的影響與沖擊下，他們的堅守與努力就顯得尤為可貴，他們作為敏感地站在時代前沿的詩人，一方面自覺或不自覺地學習、借鑒、交流、傳播著文化，而另一方面，他們也不可避免地在經濟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不可抵擋的外來文化、外族文化的強烈沖擊下正經歷著這樣那樣的疼痛，他們的前所未有的熱情與理想也遭遇著各種各樣的冷遇和漠視，但他們都是一些自覺地傳承和弘揚著自己民族文化獨特個性的先驅，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又都是些文化的自覺者，道德與良知的自我救贖者，是民族文化的瑰寶，理應受到公正的評價，更應該得到足夠的重視。但現實的實際情況是經濟過熱，文化過冷，甚至，強勢的外來文化和外族文化將弱勢的邊緣文化碰撞得體無完膚，彝族漢語詩歌雖然發展勢頭強勁，卻徹底地被冷落，而完全處于自冷自熱的荒漠化狀態。這不光是邊緣地帶彝族漢語詩歌的悲哀，也是整個人類文化的悲哀。

 四、熱鬧與落寞——新時期彝族漢語詩歌民刊的探索和處境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全國各地層出不窮地涌現了一批又一批致力于民間詩歌民刊的辛勤工作者，這些人為了促進中國當代詩歌的全面發展，歷盡千辛萬苦，投入全部精力，不惜甘冒各種風險，積極地投身于民間詩歌民刊創辦事業中，用自己的才華、智慧、心血創辦出數以千計有一定的影響和質量的民間詩歌民刊，為后人留下了一部部精彩的中國民間詩歌民刊史，這就是新時期中國詩歌民刊的雛形。

 新時期中國詩歌民刊的出現，毫無疑問，是時代的產物。中國當下的詩歌民刊，有人稱道是詩歌的繁榮，是文藝的百花齊放；有人慨嘆為雜亂無序，擁擠不堪，散兵游勇，難成大器；也有人冷眼漠視，甚至不屑一顧，認為充其量是自娛自樂。同中國當下詩歌民刊的狀態一樣，新時期中國彝族漢語詩歌民刊的處境也看似熱鬧的背后卻有著幾多的落寞，看似夜夜笙歌，時有狂歡的背后，有著無盡的酸楚與尷尬。關于這一點，我們不說全國林林總總，多如牛毛的各種民刊，光從涼山發星主編的《獨立》《彝風》和阿索拉毅主編的《此岸》兩份民刊上，就足以一孔窺全豹。

 首先涼山彝族漢語詩歌民刊的殷實業績是值得肯定的，但回望它的生命來路卻又伴隨著幾多坎坷與酸澀。我們必須正視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從邊緣出發的彝族漢語詩歌，經歷無數次的拼搏廝殺，至今仍沒有完全接近中心，獲得統領詩壇主潮的風騷和殊榮，并且在生存方式上還遠遠沒有擺脫和主流文化相對的邊緣文學所特有的亞文化特征，依舊在文化的邊緣吶喊著、抗爭著，這種地位和讓所有公眾認可還存在著很長一段距離。當然，彝族漢語詩歌民刊如同其它有影響的眾多民刊一樣，有著它存在的價值意義和超前觀念，但這種價值意義和超前觀念的存在仿佛是種先在的命運邏輯，一切有價值意義和超前觀念的東西總是和孤獨結伴而行，他們要么承受先驅成功的輝煌，要么品嘗冒險徹底的失敗。彝族漢語詩歌民刊似乎不管這一切，他們一直以簇新思想和開拓精神活躍在當今的亞文化領域，既不以悖論式地蜷曲于文化邊緣一角；也不怕受到某些程序控制、選擇、組織和重新分配的尷尬，反而在當今詩歌產量很多卻倍受冷落和發表渠道十分狹窄的殘酷現實中，大有蓬蓬勃勃地自個兒生長著的勢頭。

 由于中國政體、歷史、文化和現實的特殊性，中國民刊的歷史可謂悠長，而目前中國民刊的數量更是數不勝數，但說到新時期中國彝族漢語詩歌民刊，我們就不能不再次提及兩份民刊和兩個人，這兩個人及兩份民刊便是發星主編的《獨立》和阿索拉毅主編的《此岸》。我們姑且不論這兩份民刊的作用大小，也不談它以后的命運如何？至少它在極其艱難的處境里和生存競爭的夾縫中所作出的抗爭與自我救贖精神，在當今是極有現實意義的。

 當今中國，由于詩歌生命力的旺盛，民間詩歌產量的繁多而且龐大，加之，官方刊物靠國家撥款，他們還處在計劃經濟和壟斷中享有特權，有傳言個別編輯互相發稿，甚至大有詩權、詩錢交易的現象存在，這使得官方刊物的聲譽和口碑日益下降，但能夠提供發表的渠道又非常狹窄，且因官方編輯大多老愚遲鈍，難于接受新銳觀點，很多最好的詩歌在官方刊物很難發出來，可在民刊中卻得到重點推薦。在現行的審核制度下，官刊發出來的一般都是二、三流的詩歌，真正的好詩卻在民間。所以早在七十年代民間的詩歌民刊一出現就大有“后來居上的勢頭了。

 新時期中國彝族漢語詩歌民刊，地處邊緣的邊緣更是在不得已的前提下產生的，它的出現，無可非議地給廣大民間詩歌愛好者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廣闊空間和相互溝通、交流、學習的平臺，滿足了各種需求，但它畢竟是內刊，影響面小，發行渠道窄，還有好多外在和客觀上的束縛，有些太尖銳太偏激，甚至沒有多少分量的作品和不成熟的作品，可謂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所以，因我看來，眾多民刊的出現，實際上是順應民心對官方刊物不足的一種彌補。

 這幾年，我冷靜地觀看了一下很多民刊和我們涼山的《獨立》與《此岸》他們都有許多可取之處，卻也有著不少顯而易見的問題。比如民刊有很多靈活性、新銳性、尖銳性、獨特性、趣味性、互動性和大眾性等等。但民刊都因缺少資金、主編者和寫作者水平參差不齊，甚至，有些民刊的主編因自己文化功底薄弱只能迎合低層次的寫作者和讀者，有些民刊又故弄玄虛，嘩眾取寵等諸多方面的局限，一直處于被歧視、冷落的尷尬處境，雖然，這種處境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觀念的改變，而在逐步地改變，但這種改變畢竟是悄然的，緩慢的。就發星和阿索拉毅主編的《獨立》與《此岸》而言，由于他們的無私奉獻和不懈努力下，他們不斷地關注社會底層和底層人們的生活空間，以自己默默的堅持寫作與獨立思索意識，鼓舞和感染尚未成名的底層文學愛好者，著實培養了不少新人，也為高雅的文學植根廣闊無垠的民間作了功不可沒的嘗試與探索。但我始終固執地認為：中國人向來愛吵鬧，而在當今世界，彝族本來就已經成為了一個特有的符號，不管為了標新立異還是別的什么，不必刻意打出什么“黑族”、“諾族”或這樣那樣的“流派”、“運動”之類，甚至是“蠻夷”、“夷蠻”等隨意偷換概念的東西，是金子永遠都不會變成石頭，而是石頭就絕不可能孵出小雞，那些浮于面上的東西，不管它的演技有多高，大不了就是個故技重演，卻沒有出新，也并未出奇。再說，發星和阿索拉毅都是兩位有思想、有見地，有理想、有毅力的人，大可不必人云亦云。當然，我提出自己粗淺的看法，他們執意非要如此不可，那也沒啥什么不妥。試想，別說是彝族或一兩份小小的民刊，就算將世界上最強大的任何一個民族放置在當今社會飛速發展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中，它都僅僅是一葉扁舟，更誰何堪一種稱謂的對與錯否？

 不過，我斷斷續續地在寫這篇綜述時，我的腦海里始終縈繞著一個形象，一個不滅的形象，它便是：虎！一群長嘯于山林的猛虎。它們曾經威震山林，但至今世界各地的虎，幾乎都要滅絕了，這不是因為它們它們脆弱，相反是因為它們曾經太強大。彝族漢語詩歌無論從歷史背景、文化淵源、發展現狀等哪方面考察都與虎的處境大相徑庭，這不是危言聳聽，倒非常地令人心酸。不光我們涼山的兩份民刊和廣大的民刊寫作者、讀者如此，連全國的民刊寫作者和讀者也都這樣，大多浮于面上，大有熱情過余而底氣不足，熱衷喧囂而缺少冷靜，刻意追名逐利而難成大器者眾，卻真正深入底層，縱貫古今者少。我以為：在當今這個過于追求物質享樂的年代，我們既然選擇了文學，那么，“自古文章千古事”，我們還是盡力多思考該取些什么，舍些什么？這才是關乎詩歌發展的，也是關乎自己成就大業的重要之事。至于哪個人怎么了，哪個刊如何了，甚至是某個流派又怎樣了等等之類，我看，這不是哪個名人能說了算，也非哪群人吵了就能成的。任何東西都有其發展的自然與必然，我們不必杞人憂天。當下我們要做的是：“盡管我一向身無分文，他仍囑托我要有男子漢的氣概，因為一個缺乏誠實、果敢心靈的人，根本不值得尊敬。”一個人也許除了勤勞、節儉和誠實這些品格，并沒有什么身外之財，但這些絲毫不妨礙他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成為一個大寫的人。而發星和阿索拉毅等人在彝族漢語詩歌和民刊的開拓、探索與實踐，大有“道格拉斯雖死猶榮，因為他的英名贏得了戰斗”之勢，同時，他們也在塑造著自己，這正是彝族漢語詩歌的光芒所在，更是作為人的精神之光芒所在。

 十六世紀德國宗教改革運動的發起者，新教路德宗的奠基人，馬丁·路德說：“一個國家的興旺，并不在于國庫之殷實，城堡之堅固，也不在于公共設施之華麗，而在于教養公民之數量，在于具有良好教育、品格和開化的人們，這些是一國之真正厲害所在，是其主要的實力和真實的力量。”彝族漢語詩歌民刊及詩人們雖然身處這個時代，處境十分尷尬，也非常艱難，但他們畢竟是一些有品格的人，他們所從事的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因為，無論在他們的身上還是作品本身所展示出來的都是人性最美好的一面。我想，因勢加以利導，適當予以關注，并給予一點支持，是可以“開化”一些人，也能利國利民的。畢竟“品格高尚的人是他們所屬的那個社會的良心”——愛默生。而好的詩人恰恰是“社會最后的良知和道德底線”——吉狄馬加。

 五、優勢與薄弱——彝族漢語詩歌及詩人群體全面展示的思考

 彝族曾經輝煌過。彝族作為一個詩的民族，它的詩歌不僅過去曾經輝煌過，目前它的詩歌也雖然深處在邊緣地帶的邊緣文化夾縫中，但它仍有“即便沖鋒陷陣，他也仍然機智過人，光明磊落，從不在刀口留下心靈的污點”的豪情，況且，正如一首詩里所說，評判一民族不能根據它的版圖大小，而只能根據它的民眾：“民族的繁榮，是要讓人民變得高尚，而不是樹木的成長，只是讓樹木變得粗壯。”對于一個國家來說，雖然疆域遼闊往往是和偉大聯系在一起的，但是，一個民族的偉大，并不一定非疆域遼闊不可。國土遼闊，人口眾多的民族，也可能毫無真正的偉大可言。以色列民族曾經是一個小民族，但是，他們卻開創了多么偉大的生活，他們對人類命運所產生的影響多么巨大，多么深遠！希臘也并不是個大國，阿提卡的人口比南部蘭卡西爾郡的人口還要少。雅典的人口也遠不如紐約人口眾多，然而，希臘在藝術、文學、哲學和愛國主義等方面的成就令人嘆為觀止！同樣，現如今的我們彝族更是個弱勢民族，但是，我們的歷史文化，我們的文學藝術，宗教哲學和愛國思想并不等于比任何一個民族遜色。

 總而言之，通過阿索拉毅的努力，《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即將較全面地展示新時期彝族漢語詩歌及詩人群，它至少說明，在當今人們都深陷物質享受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而渾渾噩噩時，至少我們這個民族“我們身上，每個人身上，都有著相等的勇士精神，時間和命運使某些人變得脆弱，但那些真正的強者，必將上下求索，永不屈服”——丁尼生，這是十分令人慰藉的。不過，新時期彝族漢語詩歌及詩人群的集體亮相雖然顯示出一種與眾不同的精神向度、維度與崇高追求，然而他們的水平、境界和層次仍然是深淺不一，有待提高的。特別是這次入選的不少新人的新作，有才氣與才思的不少，但真正有深度、力度、厚度、高度的不多，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但我堅信，與完美一樣，遺憾也無疑是來自上天的恩賜，然而它對一個詩人及作品磨練的影響遠比完美要大得多。它磨練和美化詩人及作品的個性，教人以耐心和服從的精神，提升出最深邃和最高尚的思想。讓我們還是切記德克的這幾句詩吧：“地球上生活過的最優秀的人，必定是經歷過大苦大難的人，他必定溫順、謙恭、耐心、謙遜而又心平氣和，他才是地球上所生活過的第一位真正的紳士”。我們來到這個美麗的世界，并不一定都非要成為名人、偉人，但只要我們通過不懈的努力，擁有高尚的品格，深邃的思想，無限的希望，在為自己謀利益的同時也會為他人著想，那么，我們的生活就會充滿歡樂，充滿希望，我們的作品自然也就不會空洞，不會膚淺。

 這才是當前我們大家都應該反復深深地思考的，對吧！

——由阿索拉毅主編《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想到的

◎孫守紅

 本世紀初，張家諺先生無情地指出了：中國新詩向下的圖譜。前不久，張清華感嘆：今天的中國只有極端寫作，而先鋒已經終結了。這里引證兩位先生的觀點，并不是要去論證他們的觀點正確與否，只是想說明一個問題：面對商業消解文化娛樂的灰茫背景，一直笑傲江湖的現代漢詩，已經是一幅衰竭的凄慘景象。正是這個時候，一種如火如荼、光芒四射、鮮艷奪目的詩學，一種迷戀于山川河流、熱情奔放的詩學，在中國大西南的上空呈現出來了。在那里，我看見年輕而激蕩的心靈傾向于浪漫的熱忱，傾向于對商業和娛樂化的蔑視，傾向于山間翱翔雄鷹般的堅毅和高傲；在那里，詩的宗教，對于詩歌自由的狂熱，頃刻間占據了所有年輕的心靈；在那里，詩是至高無上的，詩是光明，詩是彝人手中的火把，詩是一切的一切，唯有詩的美和詩性的恣意，人生才會被賦予相應的價值；在那里，青年一代在童年時期，就在吉狄馬加和發星等人高亢的歌聲中，火把下，走進了詩的世界。

 任何時代的詩歌和詩人，對于我來說，都只存在兩種人，充滿激情的人和陽痿的人。前一種人，他們精神飽滿、生機勃勃、熱血沸騰，讀他們的詩歌，你會感到他們的人生豪放恣肆；后一種人，卻是循規蹈矩、膽小怕事、俯首低眉、一臉奴才，讀他們的詩歌，才原來精神陽痿，人生黯淡無光是怎么一回事。被消費主義和娛樂主義搞得烏煙瘴氣的今天，我們的精神急需獲救，詩歌卻不失拯救我們精神最好的良藥，尤其是精神飽滿、生機勃勃、熱血沸騰的詩歌。

 正是懷著這樣愿想的時候，我知道了地域詩學。知道了地域詩學后，所以我遇見了一群寫詩的彝人，他們精神飽滿、生機勃勃、熱血沸騰地以大涼山為中心，把民族生存的環境、民族的創造性、民族的潛意識、以及民族那種未經浸染的詩性，置于一切已有的文明之中。茁壯的詩性精神在大涼山開始呼嘯。

 收到阿索拉毅發來彝民族第一次全景式的詩歌大展《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的電子文稿時，我的感覺到：本次對現當代彝族詩歌進行的歷史回顧與展示，不管是從時間的跨度上還是從歷史的深度上，這都是一場壯闊的民族性詩歌爆炸運動。看著磅礴的詩人名單，紛繁的詩句，我雖然平常也了解彝族詩人的創作，但我還是被這支彝人詩歌的雄師震撼。

 自“五四”新詩誕生以來，地域性的新詩，可以說是一直未引起批評家們的重視。在文學史和批評視野中，洗掉地域性的漢詩一直是被關注的對象，而地域性的詩歌卻并未被單獨提及，這不能不說是地域詩歌在當代詩壇的缺失和遺憾。地域詩歌，作為詩歌詩學的一種“新型”詩學，并不是因其缺乏自身的魅力，未能在當代詩壇大放光彩，而是被主流漢詩界所忽視，使地域詩歌一直處于邊緣狀態。

 值得慶幸的是，由于黑俠詩人發星不斷的發掘、整理和推介，地域詩學終于隨著發星和麥吉作體的歌聲，唱響中國詩壇（2012年中秋，地域詩學派作為中國先鋒詩歌十大流派之一，參加了在福建漳浦召開的新死亡派成立二十周年暨中國先鋒詩歌十大流派研討會）。在批評家沈奇的眼里，地域詩歌是大涼山松樹林中一朵一朵神奇的蘑菇。

 熟知健康飲食的人都知道，四條腿的沒有兩條腿的食物好，兩條腿的又沒有一條腿的佳。這一條腿，說的正是蘑菇。蘑菇一樣的詩學，相對于久居都市的漢詩詩學來說，她無疑是獨特的，新奇的，一朵奇葩。它是詩人雨后響晴的情感。然而，在一般的詩歌愛好者眼中，地域詩歌無疑是陌生的，也許單從名稱上，大家可能難以推斷出地域詩歌的整體特征，誤解地域詩歌還是“鄉土詩歌”的內核。

 現代彝族詩人群出現，正是大涼山的特殊地理環境造成。黑俠詩人發星如是說。大渡河和金沙江的激流包圍了大涼山。大山大川的特殊地勢，使大涼山與外界幾乎隔絕（解放前，大涼山與外界的交往，只是與南絲綢路上的馬幫交換一些生活必須品。），難以與山外的文明進行及時的碰撞、融合和交匯。三千年的彝族文化，殷商遺跡血脈，在金沙江、大渡河的護衛下，免于十九、二十世紀的民族文化大融合，保存了下來。十九、二十世紀，漢民族在強烈的中西文化強烈沖突中，不但目光轉向了西方，而且腳也轉向了西方。可作為一起生長與華夏文明天空下的彝族文明，卻因險惡的地勢阻隔，得以原生態地保存了下來。當漢文明在向西前行的途中困乏，難以為繼之時，大涼山的彝族詩神，輕輕抖開三千年的黑披風，展現一身的神秘。這神秘的詩神們，用他們古老的聲音，歌唱詩意的生活，憧憬著古老的夢想。他們在大涼山清脆的陽光下，肥沃的土壤里，整理著自己民族的亙古憂思，播種世間幸福的種子。

 所以，當我們驚呼喊當代漢詩陽痿的時候，身上充滿著詩性、神性和夢幻的大涼山詩人們出現了，在他們那古意文化的詩歌圖騰里，雪的洗滌，使漢文明的向西腳步中成長起來的孩子，于整心物欲滿目娛樂的悲情中，發現了丟失已久的華夏詩性的純凈與透明，讓饑渴已久的我如逢甘霖。

 本次阿索拉毅主持推出的彝民族第一次全景式的詩歌大展《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便更顯其意義和價值：阿索拉毅以其淵博的彝族文化與詩歌功底對當代彝詩給予了歷史的記錄，試圖以此來記錄下當代地域詩歌的發展歷程（發星正是在彝族詩人們的創作中，發見地域詩學這一理論的），可以說是為地域詩歌在文學史上留下了經典的一筆。

 詩人這個詞到底代表什么？詩人在給誰吟唱？他是在給我們歌唱嗎？我們又在他們的語言里得到些什么啟示呢？在我的字典里，詩人比一般人都敏感、熱忱和溫情，他們有著獨立、自由的開闊靈魂。他們了解人性，所以容易為自然界的事物感動。所以他們所吟唱的真理，常常能憑借其熱情深入人心。在仔細翻閱這部詩集，我們不難發現：題材，多是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情節；語言，也是其在山間生活的語言。閱讀它們，我感覺自己又回到了《詩經》的十五國風里，并常常被那些民族感情惹的熱淚盈眶。

 在漢文化的傳統源頭哪里，孔夫子曾經告誡過我們：“不學詩，無以言。”何以會有這樣的說法？其一，是多讀《詩經》，能多識草木之花；其二，可以群，可以怨。這也就是說，詩歌之所以為人民喜愛，是對生命真實的永遠追問，是對精神家園的書寫，是對世間苦難永遠的悲憫。在《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中，我們看到，從吉狄馬加一直下來，彝族詩人們也一直展現著這樣的清晰傳統，并且從未中斷過。

 翻閱《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的詩歌，我們不難發現，里面無不充滿了：炊煙、故鄉、火、火塘、灑拉地坡（向陽坡）、板瓦屋、寨子、竹子、森林、河流、乳汁、永恒的情人、畢摩、母親的手、彝經、山羊、斗牛等人間溫情的意象。當我們讀到這些詞語時，才猛然驚覺：很長的一段時間以來，在中國當代已經在政治的歌功頌德、娛樂到死中丟失這些真實的情感，忘卻了詩人應該時時保持個性的真實，保持內心的真誠，“自然著人的欲望，絢麗著憧憬的夢幻。”（發星語）閱讀到《母親的手》《大涼山的十二座山》《大涼山的人文志》等這樣真切銳利的文字，我們被其內在的激情和穿越時空的力量，直逼內心失落已久的靈魂。

 英年早逝的王小波，在他的《一只特立獨行的豬》中就發出了對人類生存狀態的質疑和嘲笑：人不如豬。在面對自由獨立的豬，人類一直被自己鑄造的枷鎖（異化的文化、權利）禁錮著，放棄了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理想之情懷。學者詩人阿庫烏霧，就一直在描寫著生命的異化。在他的《蜘蛛經》《切割》《性變》等一系列作品中，無不是對生命本真的追求，對自我內心的反省。人類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文明的前行中，只有在不斷地反省，意識到人類的局限性，再突圍前行，始能前行如故；如不能自省，其必是自掘墳墓、自取滅亡。然而，先行的文明恰恰常常得意忘形政治經濟，忘記了對自然和世界的關切，從而喪失了反省的能力。在這樣閱讀時，我越發感受漢文明這個權力自我中心主義者對自然對人性的破壞和控制欲，感受到他的野蠻掠奪和資源浪費。

 黑俠詩人發星，一直表現出對獨立知識分子人格的追求，對獨立精神的強烈熱愛。熱愛生命熱愛生活，熱愛我們的現在，這幾乎成為發星創作和生活的主題。在主編《獨立》《彝風》的選稿、用稿中，發星一直堅持著民刊主編們少有的對獨立人格的尊重，對自由思想的尊重，對理想情懷的憧憬。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正是有這個詩意的黑俠詩人引導和提倡，彝族詩人把中國歷代文人對獨立精神的自由人格不斷求索的傳統繼承下來。我們知道，獨立精神的自由人格的重要性，如果沒有了她，我們必然喪失了自我認識，而喪失了對自我認識的作品，其必然不能撼動人心。詩歌是屬于人類內心世界和與之相關聯的世界的書寫。沒有了真實的內心世界，詩歌的魅力定然黯淡無光。

 吉狄馬加以他的詩歌創作成就見證著中國彝族詩歌的發展，同時也用他長期不懈的創作哺育著彝族青年們的詩歌成長。他絕對是中國彝族詩歌史上不可忽視的先鋒。他的作品和產量以及他漫長創作生涯都足以成為后人的表率。他就像他“一團火”，在彝族青年的“那里瘋狂地燃燒”（吉狄馬加《老去的斗牛》），他向世人宣告：“我是這片土地上用彝文寫下的歷史\是一個剪不斷臍帶的女人的嬰兒\我痛苦的名字\我美麗的名字\我希望的名字\那是一個紡線女人\千百年來孕育著的\一首屬于男人的詩\我傳統的父親\是男人中的男人\人們都叫他支呷阿魯\我不老的母親\是土地上的歌手\一條深沉的河流\我永恒的情人\是美人中的美人\人們都叫她呷瑪阿妞\\我是一千次死去\永遠朝著左睡的男人\我是一千次死去\永遠朝著右睡的女人\我是一千次葬禮開始后\那來自遠方的友情\我是一千次葬禮的高潮時\母親喉頭發顫的輔音\\這一切雖然都包含了我\其實我是千百年來\正義和邪惡的抗爭\其實我是千百年來\愛情和夢幻的兒孫\其實我是千百年來\一次沒有完的婚禮\其實我是千百年來\一切背叛\一切忠誠\一切生\一切死\啊，世界，請聽我回答\我——是——彝——人”（吉狄馬加《自畫像》）在這里，我們聽見了彝人一致的告白：“是一個剪不斷臍帶的女人的嬰兒”，是千百年來“正義和邪惡的抗爭”，是千百年來“愛情和夢幻的兒孫”，當我們漢文明在權勢和金錢的誘惑下，被活生生地塞進冰冷的鋼筋混凝土中時，才發現原來早已割掉了與母親血脈相連的臍帶，失去了和邪惡抗爭的勇氣，丟失了愛情和夢幻的能力。

 隨手點擊翻閱《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我注意到遍選者有意識地將老一代和新一代詩人劃開，并以彝人的方法把他們歸類為不同的諾魂系列，我想編者有自己的用意，就是上世紀以來，由于政治經濟的消解，中國的傳統詩學已經被迫潛流。阿索拉毅的這樣劃分，我認為他是為了更好地給人展示各種彝人詩神的創作特點和走向。閱讀他們的詩歌文本，感覺他們雖然風格各異，表現的東西也不盡相同，但都沒有網上流行的當代漢詩那種千篇一律的小感傷、小隱情、小抒懷和小我的濃詞艷語。閱讀他們，我們看到了靈魂真實的悸動，看到充滿陽光的文字，看到蘑菇一樣遍地生長的文字，他們恣肆而有活力，如野草、如樹木、如狂風，如驟雨。大涼山所有一切都在他們的筆下，鮮活了起來，成了愛的化身，成了充滿理想和活力的幻境。在詩人的筆下，他給了大涼山以生命，也給了讀者以新奇的視角，感受到來自文字的溫暖。就像發星要抱一座山送給他的情人。這里我們感到了詩人傳達出的美好情感，他的情感不僅僅屬于他自己，而是人類需要傾聽到的來自上帝的愛情話語，那是美好和粗獷的愛意。也是人類之所以能活下去的愿意，因為他們能讀懂生活的詩意和生命的盼望。在阿索拉毅的作品《骨魂系列》里，我們看到了詩人對現實的形而上的剖析和認識，看到了詩人的思考和努力，這是詩歌追求的境界，不放棄對世界思考和判斷，不停止我們對真相的認識。這文字如同對所有的詩人，我們需要去認識和逼近真相。

 情感在文字中泛濫麻木的今天，我一直渴望與高貴而充滿情感的文字相遇。在這些文字里，我們都能夠以溫情的文字一起感受這個時代，從“個人”到“族群”，從“遠古”到“現代”，從“凡人”到“神人”，從“孤獨的沉思”到“愛的絮語”。對蟲魚鳥獸的獨到的見解、以及對社會、人生和對生命的哲學思考，讓平凡的生命都充滿鮮活的張力，平凡的生活都得到詩意的張揚與提升，在抒發自我情感的同時，對社會的沉思和人生的關注，像彝人的火塘一樣，有著激情的蕩漾和炫目而深邃的溫暖。值得慶幸的時，自從遇見了發星和認識了阿索拉毅后，這樣的文字也被我遇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