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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古城位于今重慶市渝中區，地處嘉陵江與長江交匯的半島尖端，三面環江，西面接陸（圖一）。西側陸路鵝嶺陡狹，兩江緊束，鵝嶺以西佛圖關高踞山脊，形勢險要，為重慶城的重要門戶。《讀史方輿紀要》載：“府會川蜀之眾水，控瞿塘之上游，臨馭蠻剪，地形險要”，歷為兵家必爭之地。自巴人據此為都以來，歷代皆以此天險為城。周慎靚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滅蜀國、巴國，占領江州后，秦國丞相張儀于此筑江州城，《華陽國志》云“儀城江州”，成為文獻所載重慶城最早的筑城記錄。蜀漢建興四年（226年）江州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修筑江州大城，《華陽國志》載：“后都護李嚴更城大城，周迥十六里，欲穿城后山，自汶江（長江）通水入巴江（嘉陵江），使城為洲”。南宋嘉熙四年（1240年），為抵抗蒙古入侵，四川制置副使兼重慶知府彭大雅搶筑重慶城，“為蜀根本”【1】，后成為宋末余玠構筑的川渝山城防御體系的指揮中心。明洪武六年（1373年）重慶衛指揮使戴鼎在舊城基礎上重修，正德《四川志》卷一三《重慶府》載：“本府石城，因山為城，低者壘高，曲者補直，洪武初指揮戴鼎重修，高一丈八尺，周圍二千一百三十六丈”，形成九開八閉十七門的城垣格局。歷經明中后期至清初的多次補筑，形成了“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的城垣布局。此后，因災害及自然坍塌重慶古城垣又經過了多次補修，直至民國時期城市拓展時被拆毀或填埋，逐步退出歷史舞臺。
近年來，隨著渝中區下半城舊城改造項目的進行，重慶城的一些城垣遺跡逐步顯露，特別是太平門、朝天門城墻遺址的搶救性發掘，使重慶古城垣再度回歸公眾視野，掀起了新時代重慶母城的保護熱潮。為廓清城垣的布局、年代，更有效保護重慶城古城垣遺址，2015年10?12月，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渝中區文物保護管理所對重慶城的古城垣遺址開展了專題調查，共發現城門4座、城墻16處約4360米、炮臺1處（圖二）。現將此次工作的基本情況簡報如下。 
圖二 重慶古城垣現狀分布圖
重慶古城垣遺址調查發現城門4座，分別為東水門、太平門、通遠門及人和門。具體可分為開門和閉門兩類。 位于渝中區望龍門街道湖廣會館社區東水門正街1號附近。地理坐標為N29°33′41.9″,E106°35′01.8″,海拔201米。城門依山就勢砌筑而成,坐西南朝東北，方向28°。城門址由內、外兩重城墻圍合而成，形成類似于甕城的空間格局。內城墻用寬約0.3、高約0.3米的條石錯縫丁砌而成，殘高4.25米。外城墻用寬約0.4、高約0.35米的條石錯縫疊砌而成，平面呈曲尺形圍合內城墻，二者之間為近似“Y”字形的道路布局，一條經平街子、豬十字、大什字可到川東道，一條經月亮街到太安門。城門位于外墻中部，現存有城臺和門洞。城臺長約11、寬約6米，其東端向南延伸5.2米圍合門洞南部通道。城門洞為拱券式，一券一伏（圖三；圖版一）。券頂石厚0.4、伏厚0.25米。門額原刻有“東水門”三字，已風化。門道底平面呈“亞”字形，道路呈三級平臺通往城內。門洞中部兩側壁均發現有4組對稱分布的栓眼，下方路面上各鑿有一個長方形門臼。門洞寬3.15?3.95、高2.65?4.45、進深6.6米。
圖版一 東水門
位于渝中區望龍門街道四方街與白象街交匯處西南部。地理坐標為N29°33′18.3″,E106°34′43.3”，海拔196?206米。曲門兩重甕城形制，由主城門和外甕城兩部分組成，均石構。主城門坐西北朝東南，方向118°。城門洞為石構拱券式，外低內高雙重券頂，一券一伏，白灰勾縫。外門額原刻有“擁衛蜀東”四字，現已缺失。門道平面呈“亞”字形，寬4.4?4.6、高5.7、進深6.3米，底部保留有石階道路、門臼、排水溝等附屬設施。 甕城平面呈長方形，由東、南、西三面圍合主城門，甕城門設于西墻中部，門額陰刻“太平門”三字。l927年修建碼頭和道路拆除甕城門及西墻，目前僅存東墻、南墻和甕城內東部地面。 位于渝中區七星崗街道金湯街社區中山一路、和平路、金湯街交匯處，系控扼重慶城西部陸路交通的重要城門。地理坐標為N29°33′28.3″，E106°33'46.2″,海拔272米。曲門兩重甕城形制，甕城已毀,現存主城門。主城門形制較為特殊，為石構券頂“閘版”門（圖版二）。坐東南朝西北。門道底平面呈“亞”字形，面闊約3.5、進深9.3、高5.33米，底部道路被破壞。內、外門洞外側為一券一伏結構，內側為雙層券頂結構，中門道前端兩側壁均發現有對稱分布的栓眼。門額原刻有“克壯千秋”，現已破壞。閘版槽口位于外門道后側，槽口寬約0.3米，底與門道底部齊平，向上穿過券頂通入城墻內，深度不明。
圖版二 通遠門 1座,人和門。位于渝中區望龍門街道郵政局巷41號西側。地理坐標為N29°33′13.11″，E106°34′34.15″,海拔184?193米。亦稱仁和門。夯土甃石結構，包石墻體以錯縫丁砌為主，少量為順砌，白灰勾縫。城門兩側墻體向外伸出形成城臺，城臺伸出城墻約2.4米。城臺用寬約0.3?0.35、0.24?0.35米的條石砌筑而成，立面呈梯形，頂端面闊8.6、底端面闊9.22米，殘高約7.18米。城門洞為拱券式，一券，無伏。門洞寬1.78、高4.34米。門洞內側被封堵，內部結構不明（圖版三）。 
圖版三 人和門 重慶古城現存城墻約4360米，均夯土甃石結構，主要分布于東水門至儲奇門、南紀門至通遠門一帶，另外在翠微門、金紫門、鳳凰門、定遠門、臨江門、洪崖門、千廝門、朝天門等地附近有段狀城墻遺跡分布。 位于渝中區朝東路中段東側，為朝天門至翠微門段城墻，保存較好,現存長度約120、高約6?7米。城墻頂部被道路堡坎疊壓，底部被現代建筑物遮擋。 城墻近南?北向，砌筑方式差異較大，大體有三種：最頂部多用長約73、寬約40、高約40厘米的長方形條石錯縫順砌，石灰勾縫；右側主體部分均用寬約24、高約22厘米的近方形條石錯縫丁砌，石灰勾縫；左側局部用寬約20、高約35厘米的縱長方形條石錯縫丁砌。 位于渝中區朝東路至長濱路芭蕉園，為東水門兩側城墻，保存較好,現存長度約425、寬4?8.6、高約2?7米。城墻底部為高低不等的石壁，以崖為城的特點非常明顯。城墻呈東北?西南向，東水門往北至翠微門之間的城墻主要利用崖壁的高險作為天然的屏障，墻體普遍較矮（圖版四），高度多數在2米左右，局部有內墻，最寬處約8.6米，砌筑方式有三種，頂部用長約70?73、寬40、高40厘米的長方形條石錯縫順砌，石灰勾縫；中部用長30?40、高約40厘米的長方形條石錯縫順砌，石灰勾縫；底部用寬約22?24、高約22?24厘米的方形條石錯縫丁砌，石灰勾縫。南側至湖廣會館段的城墻多以低矮的崖壁作為基礎，其上構筑高大的墻體，高度一般近7米，城墻頂部為順城道路及建筑群，無內墻。墻體砌筑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為寬約22?24、高約22?24厘米的方形條石錯縫丁砌，石灰勾縫，底部疊壓有南宋瓷片；二是用寬20、高約35厘米的縱長方形條石錯縫丁砌，縫隙處填塞有南宋瓷片。
位于渝中區望龍門至白象街，為太安門兩側城墻，保存較好，現存長度約464、寬約6、外高3.2?9米。 城墻隨地形走勢蜿蜒前行，平面近“S”形。太安門東側望龍巷段城墻基本外露（圖版五），南側城墻多被道路、堡坎遮擋，局部有零星露明。城墻外側砌筑條石包邊，內填夯土。望龍巷段城墻砌筑方式主要有三種：頂部少量用長43、高35厘米的條石錯縫順砌，白灰勾縫；其下用寬約30、高約30厘米的條石錯縫丁砌，白灰勾縫，墻面風化嚴重；底部用寬26?28、高約26?28厘米的近方形條石錯縫丁砌，底部略有收分，未風化條石表面保留有斜向鏨痕，白灰含糯米漿勾縫。該段中部內側夯土裸露，為紅褐色黏土,包含少量鵝卵石、石塊及宋代青釉、白釉和黑釉瓷片，其外側墻體用寬26?28、高約26?28厘米的近方形條石錯縫丁砌而成。 圖版五 太安門望龍巷段城墻
位于渝中區四方街至郵政局巷沿線，現存長度約265米，保存較好。由主城墻和甕城墻組成，均夯土甃石結構。 主城墻呈東北?西南走向，長約195、寬6.3米，外高6.3?8.4、內高3.3?6.4米。包石墻體砌筑方式不同，從下往上可分為四種：第一種位于太平門以西，是整段城墻的主體，用寬25?33、高24?35厘米的近方形條石錯縫丁砌包邊，墻基略有收分，條石外立面自帶斜面，丁砌條石規格由下往上逐漸變小；第二種以城門為中心，用長60、寬30?35、高30?35厘米的條石錯縫丁砌包邊，石灰勾縫，條石切面中部鑿痕細密、周緣抹光;第三種用長約68?70、寬35、高34厘米的條石錯縫順砌而成,石灰勾縫；第四種石料較凌亂，規格不一，以順砌為主。 甕城從東、南、西三面圍合主城門，甕城門位于西墻中部，西墻及甕城門已毀，僅存東墻和南墻。城墻包石墻體砌筑方式與主城墻主體一致，用規格25?33、高24?35厘米的近方形條石錯縫丁砌包邊,壁面略有收分，頂部有晚期補筑痕跡（圖版六）。
位于渝中區長江濱江路139號至153號凱瑞大廈沿線，現存長度約281、高約3.2?7.5米。 該段城墻貫通人和門兩側，隨仁和灣地形走勢而建，整體呈東北?西南走向。外立面包石墻體暴露在外，墻體經過多次修補，石料規格較凌亂，大致可區分出三類：城門北部最底部墻體用寬20、高35厘米且自帶斜面的條石錯縫丁砌，白灰勾縫；其上主體用寬30?35、高24?35厘米的條石錯縫丁砌，個別條區域順砌較長的條石；最頂部順砌有少量長方形條石，為后期補筑。人和門以東約150米的城墻下部有石構拱形出水口，寬約1米，高度不明（圖版七）。
位于渝中區長江濱江路153號凱瑞大廈至儲奇門行街大慶碼頭地段，現存長度約166米，保存較差，部分包石墻體垮塌后經過修補，多數被護坡封護而情況不明。城墻為夯土甃石結構,用方形條石錯縫丁砌，偶見石灰勾縫痕跡，墻體高約5.8米。位于渝中區解放西路中段南側，現存約130、外高約2.5?3.5米，保存一般。城墻被現代房屋割裂為東、西兩段，東段疊壓在解放西路小學西南部堡坎下，主要用寬40?50、高30?35厘米的條石錯縫順砌，石灰勾縫；西段被江風雅居建筑群利用作圍墻墻基，下部用寬28?30、高約30厘米的條石錯縫丁砌，上部用寬20?24、高20?24厘米的條石錯縫丁砌，均用白灰勾縫，多數縫隙有現代勾縫痕跡。
位于渝中區解放西路西段南側，現存約243、外高約3.2米，多數被建筑遮擋，僅局部地段暴露在外。城墻呈東南?西北向，構筑于原生砂巖之上，砌筑方法主要分為兩類，上部用長約70、高35厘米的長方形條石錯縫順砌，下部用寬、高約22厘米的方形條石錯縫丁砌。位于渝中區雷家坡至山城巷體心堂。現存約245、外高0.5?3米不等，多數可見，僅部分被遮擋。
城墻依山而建，呈東南?西北走向，砌筑于天然崖壁之上，崖壁上下最大高差約35米。墻體隨崖壁走勢開鑿基槽而建，頂部被山城步道疊壓，僅可見墻體外立面包邊石。墻體外立面包邊由條石疊砌而成。墻體砌法分為四種：一用寬18、高約28厘米的長方形條石錯縫丁砌，部分條石設有卡槽，白灰勾縫（圖版八）；二用寬28?30、高18?22厘米的條石錯縫砌筑，白灰勾縫；三用寬30、高30厘米的方形條石錯縫丁砌，石灰勾縫；四用長約60、寬34、高32厘米的長方形條石錯縫順砌，石灰勾縫。 圖版八 南紀門山城巷段城墻位于渝中區山城巷體心堂至鼓樓巷。現存約656、外高0.3?6.5米不等。多數城墻暴露在外，打槍壩水廠外側大部分城墻下部抹有一層灰漿封護，鼓樓巷少數城墻被擋墻加固。 墻體依崖壁走勢開鑿基槽而建，山崖最大高差約50米，呈東南?西北走向，于打槍壩開始轉向東側。墻體砌筑于山崖外側，條石包邊，可能無內墻。墻體砌法分三種：一用寬18、高28厘米的條石錯縫丁砌，二用寬28?30、高18?22厘米的條石錯縫砌筑，三用寬44、高32厘米的條石錯縫砌筑，均白灰勾縫（圖版九）。
圖版九 金湯門打槍壩水廠段城墻
位于渝中區鼓樓巷至通遠門。多數城墻裸露在外，部分被現代建筑疊壓，現存長度約368米。這里是城內制高點五福宮山（后稱“打槍壩”）東北邊緣地帶，地勢由西南至東北逐步降低，城墻據山體外緣走勢而建，隨形就勢特點明顯。通遠門以西地段地勢高凸，城墻多依山而建，外側沿巖體外緣壘砌包邊石，內側用泥土和石塊填平即可，無內墻；通遠門及東側區域地勢略低，內外高差較小，失去了憑借地勢防御的優勢，城墻為平地起建，兩側用條石壘砌包邊石，中部泥土和石塊夯實。下面分別以鼓樓巷段和通遠門段為例進行介紹。
鼓樓巷段城墻頂部大部分被建筑疊壓，外側包邊石保存較好，高近5米。包邊石砌法主要有五種：一用寬18?35、高35?40厘米的條石錯縫丁砌，墻體傾斜，條石外切面自帶斜面；二用長約40?60、高約28厘米的條石錯縫順砌，其間不等距的用條石丁砌加固；三用寬約18?22、高18?22厘米的條石錯縫丁砌；四用長約70、高約35厘米的條石錯縫順砌。通遠門段城墻主要位于通遠門及東側，由內、外包邊墻和頂部道路組成，寬9.4?10、外高6?7.4、內高6?8.4米（圖版一〇）。墻體修葺頻繁，所用包邊石規格多樣,其中內墻的包邊石營建順序較為清楚，包邊石由下往上主要有四種砌法：一是用寬18?25、高約28?35厘米的近梯形條石錯縫丁砌，墻體傾斜，條石外切面自帶斜面；二用寬18?35、高約35厘米的條石錯縫丁砌，墻體垂直，條石鏨痕細密，石灰勾縫；三用寬約30、高約30厘米條石錯縫丁砌，墻體垂直，石灰勾縫；四用長約30?60、高約25厘米的條石錯縫順砌，石灰勾縫。圖版一〇 通遠門段城墻 位于渝中區民生路至民生巷，為定遠門兩側城墻。現存約309米，呈東北?西南向，多數露明，部分被建筑疊壓。城墻多順山崖邊緣圍砌，充分利用巖體的落差構筑防御。以保存較好的安樂洞段城墻為例。 該段墻體砌筑于“安樂洞”崖壁外側，崖壁高差近30米，外側包邊墻高約3.1?5.2米，砌筑方法主要有三種：一用寬18、高28厘米的條石錯縫丁砌，二用寬28、高28厘米的條石錯縫丁砌，三用長40?70、高30厘米的條石錯縫順砌，均白灰勾縫（圖版一一）。
位于渝中區臨江路北側，為臨江門內城墻西段。近東?西向，現存約73米，僅局部暴露在外，大部分被民國時期修建的路基包裹。城墻用寬約22?25、高約25厘米的條石錯縫丁砌，白灰勾縫，外高約4.8米，寬度不明。位于渝中區戴家巷至洪崖洞，為洪崖門西側城墻。近東?西向，現存約281、殘高0.4?3.7米。墻體用條石砌筑，砌法主要有三種：上部用長約40?60、高約30厘米的條石錯縫順砌，中部用寬約22?25、高約25厘米的條石錯縫丁砌，下部用寬18?25、高28?35厘米的條石錯縫丁砌，多為白灰勾縫（圖版一二）。 圖版一二 洪崖門戴家巷段城墻 位于渝中區朝千路，東鄰東和灣小區，北臨嘉陵江，為千廝門東段城墻，包含主城墻和甕城墻各1段。主城墻近西南?東北向，現存約66、外高2.9?4.8米不等。城墻構筑于基巖上，砌筑方式由上往下主要有三種，上部用長約60、高約30厘米的長方形條石錯縫順砌，石灰勾縫；中部主要用長40?60、高20厘米的長方形條石錯縫順砌，部分為丁砌，石灰勾縫；下部用寬約25、高約25厘米的條石丁砌,偶見石灰勾縫痕跡。主城墻中段解剖情況表明，該段城墻由頂部順城道路、女墻、外側包石和內部夯土等部分組成，頂部殘寬5.8、外殘高3.3米，出土物主要為清代青花瓷片及少量明代瓷片，外部包邊石主要為上述兩種順砌的條石。該段城墻西南端下部有石構長方形出水口，寬約40、高約100厘米。甕城墻接于主城墻西南端，被高架橋墩疊壓，現存約23、殘高約2.3米。城墻東端有90。轉角，并與主城墻相接，結合歷史地圖判定此段城墻應為千廝門甕城東北部城墻。城墻外側包邊石用寬約25、高約25厘米的條石丁砌，白灰勾縫（圖版一三）。圖版一三 千廝門主城墻及甕城墻 位于渝中區朝千路至朝天門，北臨嘉陵江，為西水門至朝天門段城墻。2015至2016年對遺址進行了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清理出內、外兩重城墻。
內城墻發現約70米，被外城墻包裹。城墻沿基巖外側砌筑，先開鑿基槽，再用長約90?100、寬18?25厘米、高26?37厘米的條石錯縫丁砌，細膩白灰勾縫,墻面鑿紋細密，壁面規整，傾斜度約72°。墻基厚6.1、頂部寬5.15、高約3.3米。城墻頂部有一層厚約0.2米的黑灰色活動面，質硬密，包含較多瓦片及少量宋代白、影青及黑釉瓷片（圖版一四）。
圖版一四 朝天門宋代城墻 外側城墻距內城墻約1?4米不等，將山體包裹在城墻內，墻體直抵山腳。現存約218、高約10米，呈西南?東北向，頂部有女墻和鋪石道路。城墻外側包石墻體砌筑方式主要有四種：一用長約50?70、寬約40厘米的條石錯縫順砌，內有清代青花瓷片；二用長約60?70、寬約20厘米的條石錯縫順砌，夯土內出土有清代青花瓷片；三用寬約35?40、高約40?45厘米的方形條石錯縫丁砌，白灰勾縫，壁面斜直，夯土上部有青花瓷片出土，下部零星出土有宋元瓷片，可能存在修補跡象；四用寬約40?45、高約50?58厘米的條石丁砌，層層收分（圖版一五）。圖版一五 朝天門明清城墻 位于渝中區通遠門巴郡坊西北部、緊接于城墻外側，僅1座。用加工規整的方形條石錯縫丁砌而成，局部用條石順砌。平面呈方形，夯土甃石結構。邊長6、高4.8米。結合形制及位置分析，可能為拱衛通遠門的炮臺遺跡（圖版一六）。 圖版一六 通遠門炮臺 通過本次考古調査，基本摸清了重慶城古城垣的現狀，對古城垣的年代、布局和價值有了新的認識。從調査情況看，重慶古城垣所用石料規格不一、砌筑方式多樣，明顯為不同時期修筑而成。根據石料規格和砌筑方式的不同，可大體分作五類：A類城垣用外立面呈縱長方形的砂巖條石錯縫丁砌，部分條石結合處鑿有槽口進行咬合，條石間嵌合緊密，墻體傾斜明顯,均用石灰作為勾縫黏合劑；B類城垣用外立面近梯形或方形的砂巖條石錯縫丁砌，嵌合緊密,墻體傾斜明顯，石灰勾縫黏合，部分灰漿內摻有糯米；C類城垣用外立面呈方形的砂巖條石錯縫丁砌，墻體高聳的一般略有傾斜，低矮的均為均較垂直，石灰作為黏合劑；D類城垣用外立面呈短長方形的條石錯縫順砌，墻體較垂直，石灰勾縫黏合；E類城垣用長方形條石錯縫順砌，墻體較垂直，石灰勾縫。調査過程中，在朝天門城墻遺址發現E類疊壓C類并包裹A類城垣的跡象，太平門遺址發現B類城垣被E類、C類依次疊壓，通遠門城墻遺址發現A類被E、D、C類城垣依次疊壓，各類城垣按照由早及晚的營造順序應為A、B、C、D、E,相對早晚關系基本清楚。 根據太平門、朝天門、千廝門等地點城垣遺址發掘結果，A、B類城垣時代為南宋，C類城垣基本為明代，E類城垣時代為清代晚期；D類城垣在已清理地點未有發現，但東水門、通遠門城垣剖面呈現的營造順序清楚表明，D類城垣的營建時代介于C、E類城垣之間，因此將其時代界定為明清時期。綜上，重慶城古城垣遺址現存城垣始建于南宋，歷經明、清兩代的重修和補筑而成。調査結果表明，重慶古城垣遺址的南宋城垣主要發現于朝天門至翠微門、東水門至太安門、太安門至太平門、太平門至人和門、南紀門至金湯門、金湯門至通遠門、通遠門至定遠門、定遠門至臨江門、西水門至朝天門之間，呈不連續分布，除西水門至朝天門段城垣被明清城垣包裹外，余者多疊壓于明清城垣下部。結合太平門、西水門至朝天門段城墻遺址發掘情況看，南宋城垣在規劃布局上，充分利用了重慶山水合一的優勢，“踞山圍城、依江為壕”，塑造了山水城三位一體的空間格局，盡管范圍小于明清城垣,但近世重慶古城垣的基本格局業已形成。 明代城垣在宋代城垣基礎上，“因山為城，低者壘高，曲者補直”【2】，部分區域城垣往外推移將山體包入城墻范圍，城垣范圍略大于宋城。結合明代萬歷《重慶府志·輿圖》與清《渝城圖》、光緒《重慶府志全圖》的對比，發現南紀門由內甕城向外甕城的變化、儲奇門從無甕城到有甕城的變化，說明明代萬歷以后至清代不僅僅修補了城垣，還增筑了部分甕城，逐步形成了清末民國初重慶古城垣的范圍，圍合面積近2.4平方公里。 重慶古城垣遺址是見證重慶城市發展的“活化石”，其“踞山圍城、依江為壕”的規劃布局、“城堤一體、隨意賦形”的筑城理念、“夯土甃石、外高內低”的營造技術及“九宮八卦、開閉相間”的堪輿文化，具有鮮明、濃厚的地域特點，充分反映《管子》“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的城市營建思想，堪稱中國古代南方山水城市的杰出代表。附記：本次調查領隊為鄒后曦，參加調查的工作人員有白九江、代玉彪、孫治剛、蔡亞林、許文英、丁韋強、劉遠堅、劉楊、高波、徐曉渝、胡珍、上官林全，攝影由孫吉偉、王銘完成，繪圖由張鎮山、白瑩、許文英完成。 執筆：孫治剛 蔡亞林 代玉彪
[1] “淳祐三年……劉晉之言：'蜀當置閫重慶。彭大雅守重慶時，蜀已殘破，大雅披荊棘，冒矢石，竟筑重慶城以御利、閬，蔽夔峽，為蜀之根柢’”，【元】佚名撰、王瑞來簽證：《宋季三朝政要簽證》中華書局，2012年,第139~140頁；“四川制置知重慶府彭大雅筑重慶城。大雅自記云：'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為蜀根本'”，【明】張文耀修，鄒廷彥輯，舒德裕訂：萬歷《重慶府志（殘卷）》卷五十九，蘭勇等編：《稀見重慶地方文獻匯點（上）》，重慶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25頁。 [2] 【明】熊相撰《四川志》卷一三《重慶府》，正德十三年刻本。 本文原載于2020年出版《江漢考古》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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