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南齊宣城太守謝朓與宣城關系新論（上）

陳虎山

謝朓（464—499），中國歷史上著名文學家和最為知名的宣城太守。“宣城謝守一首詩，遂使聲名齊五岳。” 唐代政治家、詩人劉禹錫所盛贊的名齊五岳之山，便是享譽中外的敬亭山。明朝進士、興國知州高維岳在《敬亭山記》中曾這樣寫道：“敬亭混沌于上古，疆理于周漢，而名勝于晉唐。玄暉發其藻，太白揚其輝，云蒸霞蔚之色，珠蜚玉貫之文，漸振振矣。” 一個千年前的太守與他任職之地文化建設的肇始與流播，關系如此密切，實屬罕見。謝朓和宣城究竟有怎樣的關系呢？一言以蔽之，便是朝廷的重用者、美麗宣城的發現者、中國詩文化的創新者，并因此奠定了宣城在中國文化史上的“三地”特質，即重鎮之地、秀美之地、創新之地。新常態下，圍繞謝朓創造的“三地”打造宣城的文化品牌，或可為古老宣城別開文化強市之蹊徑。

在謝朓與宣城的關系中，首要一條，即謝朓任宣城太守是被貶斥還是受重用？習慣說法是，謝脁是作為一個失意文人被人排擠到宣城的。其實不然。

謝朓，字玄暉，祖籍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縣），南齊著名的山水詩人，出身世家大族。其高祖謝據為東晉大政治家謝安之兄。祖父謝述，吳興太守。祖母是曾任宣城太守的著名史學家范曄之姐。父親謝緯，散騎侍郎。母親為宋文帝之女長城公主。

謝朓與中國山水詩開創者謝靈運同族，因其青年時代即以文學知名，時稱“小謝”。《南齊書》本傳稱其“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謝朓既出生貴胄世家，又少年才俊，故得以早入仕途，為南齊多個藩王所重，先后在隨王蕭子隆、竟陵王蕭子良幕下任功曹、文學等職，頗得賞識，為“竟陵八友” 之一（蕭子良為南朝齊武帝第二子，喜好文學，招納名士，一時天下才學皆游集府中。其中王融、任昉、謝朓、沈約、范云、陸倕、蕭衍、蕭琛聲譽最隆，人稱竟陵八友）。永明九年（491），隨王蕭子隆出任荊州刺史，謝朓也跟著到了荊州。由于謝朓文名日高，遭人陷害，于493年被調還京都，任新安王中軍記室，兼尚書殿中郎，掌中書詔誥，為皇帝起草詔書政令，因禍得福地成了皇帝的近臣。

但在接下來的兩年里，回到京城的謝朓親眼目睹了廟堂之上腥風血雨的權力爭奪，先是宰相蕭鸞相繼廢殺兩個荒淫的暴君——郁林王蕭昭業和海陵王蕭昭文，接著當了皇帝的蕭鸞又大殺齊高帝蕭道成的子孫，與謝朓關系較深的竟陵王蕭子良、隨王蕭子隆都在這場權力的爭奪中被殺，特別是有恩于謝朓的蕭子隆的死，對謝朓打擊很大。

所幸的是，建武二年（495）夏，謝朓終于得了一個外任宣城太守的機會，因此得以暫時逃離他并不善于應對的政治漩渦。謝朓離京出任宣城太守，素有被貶之說，認為“（謝朓）由京官出任宣城太守，正是政治上受排擠而造成的一次跌宕。他的心情是極端痛苦和矛盾的。”其實，考校歷史，謝朓外任宣城太守，不僅不是貶職，相反還是他深得新任皇帝蕭鸞（齊明帝）信任而被重用的結果。理由是：

第一，從東晉至隋朝統一的整個南朝近300年間，到宣城當太守的，都有一個“非親賢不拜”的規矩，所謂“親賢”照現在的話講，就是“靠得住有本事”。

第二，更重要的是，宣城是齊明帝蕭鸞的封地，蕭鸞在當皇帝之前曾經先后被封為“宣城郡公”和“宣城王”。蕭鸞挑選謝朓到自己的封地任太守，說明他視謝朓為親信。

第三，從謝朓出任宣城太守的心情和作為看，謝朓的心情是興奮的，作為是積極的，完全不是受打擊、遭排擠的模樣。謝脁在離京赴宣城途中，曾興奮地寫下了一首名詩《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鶩。天際識歸舟，云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游昔已屢。既歡懷祿情，復協滄州趣。囂塵自茲隔，賞心于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謝朓在詩中淋漓盡致地抒發心中所懷，慶幸自己得到皇帝的賞識和理解，“既歡懷祿情”“終隱南山霧”，既無需放棄仕途，又能遠離爾虞我詐的現實，在追求“仕隱”的境界里實現“自保”和心理平衡，真是一舉兩得的選擇。在謝朓看來，世上簡直沒有比這更讓人愜意的事了，“囂塵自茲隔，賞心于此遇”。

所以到宣城后，謝朓在陶醉于敬亭山的奇異美景之余，第一個想到的便是如何報答皇帝的知遇之恩，“皇恩既已矣，茲理庶無睽”（《游敬亭山》），無睽，就是沒有背離的意思，表示只有把宣城治理好，才能對得起皇帝的信任。或許，正是這樣的感恩之心和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兼濟天下”之情懷的合力作用，促使謝朓為宣城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官清政廉，治績顯著。如他一到宣城就整頓吏治，“止貪競”“厲廉恥”（《始之宣城郡》），并深入民間慰問百姓，撫恤貧病，重視生產，“視農正”“抑工商”“省兼并”（《賦貧民田》），如此等等，深受宣城百姓愛戴；兩年后，即建武四年（497），治理宣城有功的謝朓受到齊明帝蕭鸞更大的信任，被任命為皇長子蕭寶義的鎮北諮議，兼任地位比宣城更重要的南東海郡太守（治所今江蘇鎮江）。也正是在此任上，謝朓“大義滅親”，向明帝告發了岳父王敬則的謀反活動，倘若不是深得皇帝信任，一生謹慎的謝朓斷不會有此“逆親”之舉的。事后，謝朓因功升任尚書吏部郎。對皇帝的重用，謝朓再三上表辭讓，皇帝堅決不允。499年，謝朓遭到圖謀篡奪的始安王蕭遙光的陷害，被下獄致死，一個重要的原因，還是謝朓認為自己受恩于高宗（即齊明帝蕭鸞），不肯與反叛者同流合污。

謝朓在宣城除了整頓社會風氣，重視農業生產，關注民生外，對當時朝堂之上的紛爭也沒有忘懷，相反，對國家的前途還表現了深深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集中體現在他的另一首名詩《高齋視事》中：“余雪映青山，寒霧開白日。曖曖江村見，離離海樹出。披衣就清盥，憑軒方秉筆。列俎歸單味，連駕止容膝。空為大國憂，紛詭諒非一。安得掃蓬徑，銷吾愁與疾。”這是謝朓任職宣城期間抱病工作時寫的一首詩，病中的詩人想到的是國家之病，是朝堂內外“紛詭”“非一”的權力之爭，想的是如何實現政通人和，是“安得掃蓬徑，銷吾愁與疾”。這些詩句，讀后頗能讓人聯想到范仲淹所說的“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的“憂樂”情懷。試想，一個因政治上遭受排擠而一心悠游山水的人，思想能達到這樣的高度嗎？謝脁后來之所以在世人的心目中成了失意文人，大概與他的悲劇結局和李白“世路如秋風，相逢盡蕭索”的吟詠多有關系。

總之，謝朓不是以遭受壓抑的“悲戚”心情來宣城上任的，正因如此，他才以詩人的慧眼發現了宣城的大美。

（作者系中共宣城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宣城市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