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趙輝）夏朝是否存在？夏朝文化中心在哪？夏朝國都在哪？對于中國人來說，至今還是個迷。對于中國歷史學者和考古學者來說更是一個無解之謎，以致有學者認為，夏文化探索是中國考古學的“哥德巴赫猜想”，是考古學能否重建古史的試金石。 雖然從上世紀二十年代以來，到近二十年來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國歷代歷史學家與考古學家做出了前仆后繼的艱苦努力，在黃河流域也找尋到了二里頭遺址之類的疑似夏文化的遺址，但二里頭遺址考古情況與文化內涵顯然無以支撐夏朝國都所代表的高度文明的華夏文化與歷史。 考古學家鄒衡曾說，“在古代文獻記載中所見夏商兩族活動范圍即在黃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區，已經不太可能再發現什么新的考古學文化了。同時，因為夏朝同商朝一樣是客觀存在的，所以，考古學上的夏文化必然就包含在這一空間和這一時間已經發現的諸文化諸類型的各期段之中。我們說，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認它” 做為中國考古學的重要代表人物，當代著名考古學家鄒衡先生，基本客觀陳述了目前考古學界對夏文化探索的現狀。但對過去夏文物考古的成果與未來在夏文化研究的方向上，發生了重大錯誤，將為夏文化研究帶來指導性的錯誤，使得夏文化研究成為各路歷史學者相互之間個人觀點的爭論，而背離了中國歷史學界與考古學家對夏文化研究的初衷：破解夏文化的中心——夏朝國都，使之成為中華民族、華夏民族民族自信的精神來源，中華歷史源遠流長的歷史事實。 通過考古學這一現代學問尋根問祖，重建中國上古史，探索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本源，成為中國考古學自誕生伊始直至今日的一個最大的學術目標。 孔子思想與孟子思想，是中華儒家思想的精髓，代表了中華文明的思想內涵，被稱為孔孟之道。孟子依據前代歷史的文化的梳理與總結，形成的孟子思想稱為儒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孟子思想產生的本質來源于對歷史人文的總結，孟子所述歷史，就稱為我們破解夏朝歷史的最原始史料，而且是最生動、最細致的史料，其歷史價值遠遠超出其他編年體史書的價值。 《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叛），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正是這樣一篇包含重要夏文化研究意義的論述。 孟子的“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正是對夏朝最后一位帝王夏桀因眾叛親離，而導致夏朝滅亡時，對夏朝國都規模、環境、地理的詳細生動描繪。 司馬遷《史記?夏本紀》記載“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尚書?湯誓》記載，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臺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臺？』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從《史記?夏本紀》和《尚書?湯誓》兩部中國文史最重要、最可靠的記述來看，夏朝夏桀時期，眾叛親離、失道寡助、天下畔之、親戚畔（叛）之是夏朝夏桀失國的根本原因。《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與《史記?夏本紀》《尚書?湯誓》三者所述完全為同一歷史事件，那么，《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述天子失國時的城郭，正是中國歷史學界與考古學界久尋無果的夏桀夏朝國都。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孟子的這些對夏朝文明發展的高峰階段夏桀失國時夏朝國都城郭的描繪，是我們破解夏朝歷史最關鍵、最重要的歷史信息。中國歷史學界與考古學界對夏朝國都遺址考古的確定，必須符合這些描繪，否則結果只能是水中撈月。從這一方面來說，二里頭文化遺址完全可以排除其為夏朝國都、夏文化遺址的可能性。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如此規模宏大的城郭，不僅是夏桀時期的國都規模，而且是4100年前大禹父親鯀治水時期，大禹氏族部落的都城規模。在《淮南子·卷一·原道訓》記載：“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由此可見，大禹之所以能成為萬國諸侯擁戴的天子，成為四方來朝、四方來賀的天下共主，大禹的仁德是最主要的，但當時大禹部落積累發展形成的高度文明形式，也是夏朝能成為中國第一個世襲王朝的基本原因。這也是筆者判定夏朝470年歷史，只有唯一一個國都的根本原因，其他所有文化遺址對夏都的附會只能是貽笑大方。而歷史學家鄒衡關于“考古學上的夏文化必然就包含在這一空間（黃河流）和這一時間已經發現的諸文化諸類型的各期段之中。我們說，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認它”顯然是錯誤的，因為現在考古界發現的所有文化遺址類型中，沒有一處符合孟子的描述。 天道循環，成也城郭，失也城郭。大禹因“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而夏桀卻因“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叛）之”而被夏朝時的偏遠氏族部落商湯所滅亡，不能不讓孟子感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歷史教訓。其歷史經驗教訓，也成為孟子主導思想“仁德”施政的儒家文化來源。 那么，孟子所描述的夏朝國都“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究竟在哪里呢？這才是破解夏朝歷史、夏文化的關鍵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所有對夏文化的研究，只能是紙上談兵、盲人摸象、失之毫厘謬以千里。 根據筆者個人對夏文化多方面的綜合研究，位于大禹“合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的淮河流域涂山北二十公里處的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遺址，正是具有“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等多重特征的大禹至夏桀時期的唯一夏朝國都。 為什么淮河流域的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遺址成為夏朝國都，而不會是其他地區，尤其是黃河流域呢？ “通過綜合研究，我們現在已經基本可以肯定，中國史前農業萌芽于上萬年之前，但是經過漫長的積累、發展，直到大概距今6000年或者稍早一點，成為了一個相對成熟的農業體系，這個體系也就成為了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西遼河流域這樣一個廣大地區內，人們主要的生產、生活活動的內容，也是他們社會發展的一個最主要的基礎。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從距今6000年左右我們看到了相關區域里各地方文化向文明化發展的加速度過程。”（趙輝，北京大學文博學院院長、先秦歷史教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非筆者）。 根據中國文明歷史發展歷程研究，在距今10000~8000年間，中國早期農業已形成了以粟為代表的北方旱作農業和以水稻為代表的南方水田農業兩大系統，以及與手工業、家畜飼養業相結合的南稻北粟格局。而孟子所述的“米粟非不多也”正隱含了夏朝國都具體地理位置的重要信息，在遠古年代只能是位于氣候溫暖濕潤、河流湖泊縱橫、水源豐富、土地肥沃的淮河流域。 在淮河流域的氣候條件，不僅同時適宜種植以粟為代表的北方旱作農業和以水稻為代表的南方水田農業；而且淮河流域豐富的水系，更是人類文明發展前期的漁獵文明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在前期漁獵文明的基礎上，走向更加高度的農耕文明，是一個地區物質文明與文化長期發展形成的物質基礎。離開這一人類早期文明發展基礎條件，只是以文獻或考古為依托的夏文化研究，也就稱為空中樓閣，與事實背道而馳。 筆者通過對四方湖畔的古城遺址獨立個人自費考古考察發掘，古城遺址從6000前的仰韶文化啟始，延續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殷商文化的各種文化類型，完整地記錄了中國所有代表性的文化歷史時期，與趙輝教授的論述中華文明發展歷程存在一定程度的吻合。 至于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遺址，究竟是華夏文明發展的最高峰，四方湖文明“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并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中華文明探源成果發布會）；還是中華地區四方區域文明，向四方湖地區“輻射文化影響力”形成四方湖畔的夏朝國都，相信在四方湖文明的后續深入研究中，自然會得到一個符合華夏文明自身發展規律的本源答案。 夏朝歷史、夏朝國都、夏文化已經破解，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相信不久的將來，中國考古學的“哥德巴赫猜想”終將解開。現在剩下的重要工作就是國家考古部門、專業人員以其權威職責對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遺址的考古驗證，相信他們必能完成這一華夏民族的歷史使命，為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自信做出杰出貢獻。（作者：趙輝）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