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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兩強沖突，挑戰者與衰落中的現狀維持者之間有一個基本的互動邏輯，即挑戰者一點一點地反復推進其權力利益邊界，缺乏弱化沖突動能的足夠意愿；與此同時，衰落中的現狀維持者陷入矛盾境地，一方面適度收縮和妥協，但另一方面繼續準備反擊，當認為退無可退時決心一搏。因此，挑戰者傾向于漠視所謂“勝利的頂點”，現狀者傾向于延遲確定“退縮的底線”，導致雙方大沖突動能一旦啟動就不易消除。 具體來看，兩強內部各自強化沖突動能，國內的鷹派總是在客觀上彼此互送彈藥，以便壓制各自的鴿派力量，鴿派暫時的成功往往最終引起失望，從而進一步增強鷹派勢力；兩強惡性互動中存在自動升級效應，雖然它們都不想打大仗，但同時也不想犧牲其各自界定的、往往是被夸大的緊要利益和民族尊嚴；兩強關系中的“第三者”經常起到激化沖突的負面作用，因為兩強都有戰略空間的廣泛利益，甚至擴展到模糊且廣泛的緊要利益，“第三者”廣而言之可以說是兩強間廣泛、復雜和多樣化的戰略外圍地帶，被牽連的兩強為了戰略利益和戰略尊嚴，不得不訴諸戰爭。 有沒有一種可能性，使兩強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或者在太晚之前還能走出陷阱？這當然主要看雙方意愿，但很困難。另外還有一個最后時間點問題。修昔底德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不可避免，當然有道理，在武力沖突爆發前的某個時間點上，當雙方認為還可以繼續比決心、比狠氣的時候，實際上已無法改變滑入戰爭的總進程。而另一方面，在最終戰爭之前，國家決策者仍面臨不同程度的開放選項，在若干可能性中自由選擇，從而或好或壞地影響大國命運。 我們剛才討論了公元前433年至前432年這個“時間點”，當時雅典正在懲罰帝國附庸波提狄亞的反叛，頒布整個雅典帝國對斯巴達的盟邦梅加拉施行禁運和抵制的《梅加拉禁令》，其目的是針對斯巴達主要盟友科林斯。雖然當時斯巴達和雅典剛宣戰不到一年，但仍是一個關鍵的扭轉節點。但是沒有出現奇跡，沖突繼續惡化。 最后關頭是在公元前432年7月的斯巴達公民大會上。最終表決之前，即使斯巴達主和派領導人、斯巴達王阿爾奇丹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講，力圖在和平避戰方向上打動公民大會，仍無濟于事。盡管可以歸咎于斯巴達公眾的非理性激情、粗糙理解、過度猜疑、過頭恐懼和一廂情愿，連同盟友科林斯的蓄意煽動，戰勝了理智、精細、分寸感、審慎與戰略傳統，但反過來說，雅典的帝國政策、波提狄亞事件和《梅加拉禁令》進一步加劇了對方公眾的疑懼和不可逆轉的敵意，各邦內部的主和派因此很難做出令人信服的論辯，事實上這些論辯本身已經失去意義。 另外一個教訓是伯里克利在內外政策方面的矛盾。他將自己在帝國內部及外緣地帶的強硬政策與帝國對斯巴達的溫和政策截然分開，認為只要對斯巴達溫和就可保持兩國和平，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所謂“雅典權勢的增長引起斯巴達的恐懼，使戰爭不可避免”，其悲觀含義在于，雙方相互妥協的空間和可能性本來已經如此之小，又深受恐懼、榮譽和利益、黨爭之影響，導致顛覆性的沖突動能過于迅猛強勁，超出一時可控范圍。總之，雅典力量上升導致兩強關系損毀，本質上是由于雙方互不相讓、缺乏信任引起的，但同時也有政策互動導致敵意累積、形勢誤判與故意而為的教訓，值得深刻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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