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國歷史上，從沒有一個人像孫中山那樣，以高遠的雄韜大略、至尚的人格魅力，矢志不渝的追求和血肉之軀的代價，推翻了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開啟了中國進步的閘門和“振興中華”的道路，并創建了名將輩出，名聲顯赫的黃埔軍校。 在人類的軍事史上，也沒有一個軍事院校像中國的黃埔軍校那樣，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能夠那樣大的影響一個國家的歷史。 在這場波瀾壯闊的歷史變革時期，就有這樣一群棗莊（嶧縣、滕縣）人，懷揣報國之心，離別親人，遠赴黃埔，從筆從戎；從東征北伐，到十年內戰，從抗日戰爭，到二次國共內戰，榮辱間或，名揚齊魯，都是國共兩黨歷史的書寫者，是魯南人生百態的映鑒者，更是從棗莊大地上走出來的一個梟雄群體！ 黃埔軍校最早名為陸軍軍官學校，成立于1924年6月16日，因校址在廣州黃埔，人們習慣稱之為“黃埔軍?！?。后分別設立了十個分校；即潮州分校、長沙分校、洛陽分校/漢中分校（一分校）、武漢分校（二分校,后遷移至湖南武岡）、江西分校（三分校）、廣州分校（四分校）、昆明分校（五分校）南寧分校（六分校）、西安分校（七分校）、湖北分校（八分校）、迪化(今烏魯木齊)分校（九分校）、鳳山（今臺灣）分校（十分校）。1949年12月，解放軍占領成都，黃埔軍校停辦，前后共開辦23期。 在這前后25年的時間里，據筆者調查走訪，現已了解到棗莊黃埔人物九十人 ，且有以下幾個特點： 人物眾多，涵蓋寬泛。 涵蓋了棗莊五區一市，其中滕縣地區（含山亭區）二十八人，嶧縣地區（含韓莊、蘭陵）二十一人；臺兒莊區十一人，薛城區十六人，市中區十四人。 入校較早，影響巨大。 
棗莊第一個黃埔軍校學生是韓莊人劉安祺，他是第三期（即1924年12月進校，1926年1月畢業）學生。 劉安祺進入黃埔軍校，是源于嶧縣第一個私立中學——嶧陽中學的創始人、山陰人武璋（武學璋，字明齋，畢業于北京大學堂，日本早稻田大學，早期同盟會員，曾官至北伐軍副師長，擔任過山東省政府議員，1948年病逝于徐州）。雖然嶧陽中學只開辦了短短的一年，但通過武璋的推薦，先后有二十多人進入黃埔軍校學習。 其中，共產黨方面以朱道南和孫伯龍為代表。 
朱道南原名朱本邵，1902年出生，今薛城區張范鄉北于村人，1922年6月到濟南山東省立師范讀書，1926年秋參加共青團，同年10月，受中共地方組織的委派去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習，后考入黃埔軍校長沙分校。 192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隨葉劍英率領的部隊離長沙到廣州，參加了張太雷、葉劍英領導的廣州起義；廣州起義失敗后，朱道南與幸存的同學追趕部隊，被編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師，朱道南任該師第十團的排長，后與部隊失去聯系，在經歷了九死一生的牢獄之災后，1930年夏末，與黨組織失去聯系已近兩年、貧病交加的朱道南回到了家鄉──山東嶧縣北于村。因有老師同學和親戚的關照，朱道南回到家的第五天，就被人叫到了嶧縣黨部，被安排到齊村小學教書；1937年秋天，朱道南又親自組織策劃著名的“鄒塢暴動”，除掉了鄒塢鄉農學校校長漢奸王效卿；1938年4月6日，朱道南帶領部隊在薛城區的甘霖一帶伏擊了逃竄的日軍，初戰告捷，旗開得勝，軍威大振，又截獲了日軍運送骨灰的牛車。用朱道南自己的話說，魯南人民抗日義勇總隊，在魯南是“第一個建軍”，“第一個打鬼子”。后來朱道南又整合組建了著名的抗日武裝隊伍——運河支隊，先后斃傷日軍近千人，偽軍4000余人，對魯南地區的日寇給予了沉重打擊，被羅榮桓同志稱之為“敢在鬼子的頭上跳舞”的一支隊伍。 1950年9月，朱道南調往上海工作，曾任上海市房地產管理局黨組書記、黨委書記兼副局長等職，后按上海市副市長級待遇離休。1959年開始，朱道南發表許多革命回憶錄，其著作《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一書被改編成電影《大浪淘沙》后，受到了周恩來、葉劍英、陳毅、賀龍、徐向前、陶鑄等國家領導人的充分肯定和關注。1985年3月1日朱道南因病逝世，享年83歲。 
孫伯龍，原名孫景云，現薛城區周營鎮人。1901年出生，比朱道南早一年（1921年）考入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畢業后（1926年）考取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后，隨北伐軍北上到山東，在國民黨嶧縣縣黨部做黨務工作。隨后他隨后辭去職務，回嶧縣籌備文廟小學。1938年6月，經朱道南提議，與鄰近活動的邵劍秋等部組成山外抗日軍四部聯合委員會，孫伯龍任該會副會長。1939年12月，經朱道南做工作，孫伯龍和邵劍秋率部參加八路軍，成立了一一五師運河支隊，孫伯龍任支隊長。1942年1月2日拂曉，孫伯龍率領部隊突圍，與敵人浴血奮戰，不幸中彈犧牲，年僅39歲。 而國民黨方面，以劉安祺和高魁元最具代表性。 1949年6月2日，劉安祺精心策劃了十萬學生、軍人及家眷的大撤軍行動，更重要的是，他帶走了大量的物質和美元、金條銀元等物品，記有細布32萬余匹，美鈔現金三千多萬，僅在基隆三號碼頭卸貨，就花了幾天的時間；這在當時各項事業都非常薄弱的臺灣，這些物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是那些優秀的學生和知識分子，更是為臺灣日后的發展做了很好的人才儲備。 當代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曾著文說：父親當年也是隨劉安祺去臺灣的，當時父母曾在張學良先生創辦的東北大學讀書，父親讀的是經濟系，母親讀的是化工系。他們畢業的時候已經是1949年了。我的父親隨即加入國民黨劉安祺將軍的部隊，他一參軍即被授予上尉軍銜；撤退的時候每一個軍官一般都帶一箱子的黃金、白銀，但我的父親這個人特別有趣，他帶了一箱青島啤酒、三塊大洋和我的母親就上路了....... 
高魁元，生于1907年3月26日，薛城區鄒塢鎮人，其小時在鄒塢街東首的東大廟讀小學，而后入武璋所辦的嶧陽中學讀書；后又轉到濟南，進入私立正誼中學繼續讀書。后經嶧陽中學的同學劉安祺來信相邀，考入黃埔軍校四期，與劉志丹、趙尚志、林彪、張靈甫、胡璉等是同窗同學。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開始，時為國軍第83團團長的高魁元奉命參加了后被日軍稱為“人肉磨坊”的羅店保衛戰，最后打到全團只剩下12人；而后又相繼參加了昆侖關及湘西會戰等抗日戰役，后累升至軍長；1949年任國軍十八軍軍長，駐守金門，因“古寧頭戰役”居功至偉，后升任“陸軍總司令”、“參謀總長”，授“一級上將”軍銜，官至臺灣“國防部長”。 同學親友，相互影響。 自第三期的劉安祺伙同李大中（今賈汪區崮峴）、趙毓嶺、趙逢覺等同學考入黃埔后，薛城區鄒塢鎮的高魁元又伙同陳敬、曹世偉、閻毓棟等四人進入黃埔，后又影響到同里胡玉庭、劉學斌、高維民、高殿元等四人考入黃埔；一個小鎮能先后有十一人考入黃埔軍校（后有閻毓珠、張孝先等三人），這在當時還是比較少見的；朱道南、孫伯龍、宋東甫、黃僖堂等四人則同為黃埔六期同學。而滕縣的幾個黃埔四期學生也是如此，其中既有同學兄弟，又有同族叔侄；四期的陳傳釗、陳傳鈞為同族兄弟，湯震方、湯美亭為同族叔侄關系；更為罕見的是市中區的田培相、田培桂、田培才，一門三兄弟，同入黃埔軍校學習。 官階較高，將軍不少。 除了劉安祺、高魁元為國民黨陸軍一級上將之外，還有不少將軍級的高官，其中既有諸多營、團以上職位，也有不少上將、中將、少將代表人物： 孫蘭峰，滕縣姜屯鎮大彥村人，第9兵團上將司令官（黃埔軍校甲級將官班）。 湯震方，滕縣城北湯莊村人，福建綏靖公署中將部員（黃埔軍校四期）。 李大中，滕縣人，少將副司令（黃埔軍校三期）。 朱興汶，滕縣南沙河鎮馮莊村人，少將高參（黃埔軍校四期）。 陳傳鈞，滕縣人，少將旅長（黃埔軍校五期）。 閻毓棟，薛城區鄒塢鎮人，少將高參（黃埔軍校五期政治科）。 黃僖棠，臺兒莊區馬蘭屯人，少將高參（黃埔軍校第六期步兵科）。 …… 同出黃埔，命運不同。 除少數黃埔人去臺灣外，大多數是命運多舛，所走的道路也不盡相同。據筆者不完全了解，棗莊籍的九十位黃埔軍校學生，只有十幾人去了臺灣，絕大多數人都留在了大陸。 他們當中既有響應共產黨號召，參加起義的國民黨將領，又有在抗戰中光榮犧牲和不幸病逝的英雄人物；既有被共產黨被俘鎮壓的國軍將領，又有被紅軍打死的國軍營長；既有為共產黨奮斗終生的戰士，又有甘為鬼子充當漢奸被八路除掉的民族敗類。 ......
1949年9月9日，身為國民黨兵團上將司令官的孫蘭峰，向毛澤東主席發出起義通電，宣布脫離蔣介石的國民黨集團，后官至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副主席等職，1987年2月27日去世，終年92歲。 而有兩次起義經歷的國民黨陸軍少將高參朱興汶，日后的命運則坎坷許多，1950年被送到設在重慶山洞的西南軍大高級研究班學習（針對國民黨軍隊中起義、投誠的團以上人員而設），1952年5月10日遣返至滕縣馮莊的老家，直到1954年9月才被安排到兗州縣葦園小學教書，1969年12月31日去世，終年62歲；現在說起朱興汶家門的不幸，依然令人感嘆；“布衣大師”劉子衡曾在給朱興汶的來信中說：“你兄弟四人（朱興汶行四），自參加革命后，就受到張宗昌的摧殘，幾乎家破人亡。你參加革命不久，你母親便服毒死了，你三哥朱殿元在武漢分裂不久，大約被北洋殘余軍閥所捕，遭毒打，終至吐血而死；朱殿元之妻因家貧改嫁；你的大哥朱東渠因革命關系，遭滕縣國民黨的嫉頑，通過韓復渠的力量，在滕縣槍斃了；你的父親在滕縣窮無立錐，連遭不同的打擊，精神失常，逃亡乞食，最后得知在南京投江而死了………” 身為少將副司令的黃埔三期學生李大中，在1938年的武漢保衛戰中壯烈犧牲，只有短暫的三十歲。黃埔四期的陳敬，在1937年11月的太原保衛戰中，對日浴血奮戰，后不幸身染肺病，英年早逝。還有黃埔11期的張揚和馬鎮，在1944年的洛陽保衛戰中一個被日軍擊中眼睛，一個被打出了腸子，壯烈殉國；更有前文提到的黃埔六期的運河支隊隊長孫伯龍，浴血抗日…… 而黃埔五期的陳傳鈞，曾任過滕縣公安局長，后隨張靈甫的國軍整編第74師，任51旅少將旅長，在1947年5月16日的孟良崮戰役中被俘，鎮反時被政府鎮壓。 還有一個在山東黨史上有較高地位的黃埔人物湯美亭，下場也是令人唏噓感嘆。1927年2月經國民黨左派領袖人物鄧演達介紹，湯美亭以山東農民代表的資格，參加了毛澤東主辦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特別訓練班，又經鄧恩銘介紹加入共產黨。1930年9月，被選送到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后任山東省委組織部長兼任青島市委書記，后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在獄中變節，而后入了黃埔軍校成都分校第九期高教班學習，并留校任教，1951年12月，成都鎮反開始，湯美亭被槍決。 黃埔四期的范錦員，時為國軍第十四軍第十師二十八旅57團1營營長，在1932年10月19日的湖北棗陽新集烏頭戰役中，被徐向前的紅軍擊中腹部陣亡，時年26歲。最令人不齒的是黃埔四期的曹世偉，喪失民族氣節，日偽時期任甘霖鄉鄉長，在北于村（今屬薛城區張范鄉）的大坑邊看玩龍時，被八路軍一槍擊斃，可謂是罪有應得。 被滕縣百姓稱為一代鄉賢的黃埔四期學生湯震方，一心報國，矢志革命；反蔣十年，九死一生；在福州即將解放的前幾天，湯震方退出部隊，全家搬到廈門鼓浪嶼經商。1952年夏天把家搬到西安后，在第二年秋末，湯震方被俘獲解往老家滕縣，作為戰犯關押，1975年3月19日獲特赦，后任西安市政協委員。1981年7月28日，82歲的曾經的國軍陸軍中將湯震方，在落寞中悄然去世。 縱觀棗莊黃埔人物，大多人物已經故去，目前筆者唯見到兩位健在者，黃埔十六期第二分部的嶧縣人尤廣才，和韓莊人孫晉良老人，二人今年均為93歲；1943年，尤廣才參加了中國遠征軍，任54軍50師特務連連長，在西保戰役中榮立戰功，遼沈戰役中被俘，也從此開始了長達32年的厄運，從牢獄之災到“歷史反革命”的帽子，直到1980年才得以翻身。同為遠赴緬甸的中國遠征軍戰士，蘭陵的黃埔軍校學生王毓珍，則是一生的悲情；1935年，王毓珍考入南京的黃埔軍校，畢業后任國軍炮兵部隊的團長；內戰時，他看清了人心向背，不忍見同室操戈，兄弟相殘，毅然舍棄高官厚祿，于1946年2月向軍隊請了長假，經武漢到貴陽，再至呈貢，最后回到抗戰時他曾駐軍的云南省呈貢縣的洛羊堡村隱居，一九五六年肅反時，遭他人誣陷，判刑入獄20年，直到1976 年刑滿釋放；1984年元月6日蒙冤多年的王毓珍含著一腔悲怨去世，其侄兒旅美的著名華人作家王鼎鈞曾在其回憶錄《怒目少年》中著有相關章節，并連續多年給其五叔鳴冤叫屈，呼喚正義，直到一九九三年五月三十日，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才給王毓珍平反昭雪。 而十六期的黃埔人孫晉良，高小畢業后考入滋陽鄉村師范學校（即今日曲阜師范學校），“7.7事變”后已沒法畢業，便于1937年11月，18歲的孫晉良南下南京，經歷了南京屠城期間的九死一生；1938年10月進入黃埔軍校，成為第十六期被分到黃埔軍校成都本校第一總隊炮兵二隊，后又參加了1944年5月22日的洛陽保衛戰，是1.8萬國軍浴血拼殺日軍5萬人，苦苦支撐二十一天僅存的2000余人之一。與王毓珍一樣，孫晉良也從心底厭惡這場同胞之間的內戰，便要求回老家務農。然而，在那個特殊的政治大背景下，“文革”期間孫晉良，戴高帽子游街，跪舞臺上挨斗，甚至連兒子都找不上對象，最后只好采用農村最愚昧、最無奈的“轉親”才得以成家…… 世事如煙，亂云遮目。 無論是與非，功與過，一切都如過眼云；無論榮與辱，成與敗，都嘆時局太弄人。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發展大勢；這些一言難盡的棗莊黃埔人，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敬畏與悲憫，還有對歷史的深刻反思！
文：王功彬 微游棗莊編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