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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的幾篇文章中簡要的介紹過中華民國時代，山西閻錫山采用的“地域家族式”管理體制；廣西李、白、黃采用的“軍事法西斯式”管理體制；陜甘寧邊區管理體制。這三種區域性質管理方法，橫向的比較，在當時的歷史時期都給當地帶來了相對的穩定和小范圍的繁榮。 可是接下來，就會有一個疑問產生。為什么同樣可以給小范圍區域帶來繁榮和穩定的三種不同制度，當面臨外部壓力的時候，廣西和山西的制度不具備堅韌的抗壓能力呢？ 了解歷史的人都知道，1939年10月26日娘子關失守，緊接著太原陷落。閻錫山在山西既組織不起有效的正面抵抗，也不能進行有組織的敵后反擊。一個全新的作戰形態開始登上戰爭舞臺，這就是以中共為領導的華北敵后游擊戰，一直到戰爭結束，日軍都沒有踏進陜西一步，太原成了日軍向西的最后一站。 在廣西，1939年和1944年日本兩次打穿廣西。1939年的桂南會戰中方損失慘重，蔣介石大為震怒，對白崇禧等人采取了降職處理。 1944年豫湘桂會戰，廣西又被日軍擊破，此時美國已經參戰，稍微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日本人已經蹦達不了幾天了，最終必定會失敗。南京汪偽政府的很多漢奸要員，甚至開始與重慶國民政府暗中聯系，給自己留后路了。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廣西還是出了漢奸，配合日軍沿重要交通線建立了很多偽政權和維持會。 而陜甘寧邊區，胡宗南的30萬大軍占領空城延安后，幾十萬國民黨中央軍被彭德懷率領的到三萬人的西北解放軍，牢牢的牽制在陜甘寧動彈不得。當時中央社的記者到延安采訪，夜晚整個延安城外圍騷擾的槍聲不斷，記者們紛紛給南京發電稱：延安實際上還在共產黨手中。很快彭德懷就在青化砭等地打得胡宗南損兵折將。 在隨后的國共內戰中，徐向前用山西本地的”子弟兵”組成的地方部隊就解決了閻錫山。四野和二野四兵團橫掃了廣西。 這三種管理體制的差別，用畢生探究中國大歷史規律的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的一個觀點可以闡述的很清楚，廣西和山西的“這種組織體系根本不具備機構上的穩定性和實用的靈活性?！?br>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是現代政黨管理體系體制，而是附著在土地私人擁有基礎上的封建官僚管理體制。 所以人民解放軍對山西和廣西兵臨城下時，對他們來說是降維打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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