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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桐鄉->海寧->杭州->蕭山->上虞漢庭酒店，124公里 今天早餐是分開吃的，還好整個行程中除了這一頓是分開吃，另加在溫州那天晚上，小方因為腳痛，沒有參加和溫州騎友的晚餐，其他時候我們都是在一起吃飯的。八點鐘出發，向西穿過桐鄉市區，半小時后，匯入G320，K154是今天遇到的第一塊里程碑。 五水共治，不知是哪五條河水？ 一個小時后，終于要離開G320了，也可以繼續往前進到杭州市區，但繞的路就遠了。 從X712縣道直接到錢塘江邊 譚其驤教授說過：“今浙江地方多以句、於、姑、馀、無、烏等為地名，與古代吳越語的發音有關。”有人經研究后認為這些地名都是“齊頭式”地名，而且都屬于前加式，譚教授提到的這些字都是地名的首字，只是發語詞，沒有實義。類似于現代吳方言在單音節人名前所加的發語詞，如阿根、阿土，其結構模式跟古越語同。 把譚教授提到的這些字分類，從韻母角度，於、烏、馀、無、蕪、夫均屬魚部；句、鳩屬侯部。而魚侯為鄰韻，可以相通。從聲母角度，姑、句、鳩為見母；於、烏為影母；馀為于母；無、蕪為明母；夫為滂母。 可以把姑、句、鴻歸并為一類，因為韻母則魚侯相通，聲母則均屬見母。可以把於、烏、馀、無、蕪、夫歸并為另一類，因為韻母則均屬魚部，聲母則又可分為兩小類：屬于喉音的影母和于母，屬于重唇音的明母和謗母。喉音和重唇音似乎距離較大，但從吳方言中保留古音較多的溫州話來看，於、無、蕪、馀同音，即〔vu〕，夫則讀〔fu〕，區別僅在于重唇和輕唇。 在今天浙江、蘇南、皖南、贛東一帶，春秋戰國時代是於越族居住的地方，這一帶的地名，原來都是越語地名。秦始皇建郡縣制，漢族移入這個地區，原來的越語地名，就發生了漢化或者半漢化的過程。《漢書·地理志》會稽郡下屬的山陰和海鹽，因為查有實據，都是漢化的例子。前者在《越絕書》卷八有明確記載：“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東游之會稽……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陰。”證明山陰這個漢語縣名，是公元前210年從越語地名大越改稱的。后者在《越絕書》卷二也有確證：“海鹽縣，始為武原鄉。”在同書卷八還有一條旁證：“越人謂鹽曰馀。”這說明漢語中的鹽，在越語中稱馀。所以海鹽是漢語縣名，它是從越語武原改稱的。至于由拳，應該也是越語發音的地名，由和馀的發音近似，只是后世不明所以，寫成了由字。 馀杭、馀暨、馀姚這些地名保留至今，山陰之前的地名大越，或許更早時叫於越、馀越，加上改成漢語地名的海鹽，正好環繞杭州灣，應該是於越人最早開發的曬鹽區，是越國的經濟支柱，被楚人、秦人占領后，這些新來的統治者看重的估計也是此地出產的海鹽。 三國吳大帝黃武二年（223年），析海鹽、由拳，置鹽官縣，后改名海寧。從元朝開始，海鹽產地北移，明清時期的鹽商、鹽官都集中在揚州、兩淮，淮鹽占據鹽業市場的主流，這也許是最終改名海寧的主要原因。 在縣道上騎了45分鐘左右，一道江堤出現在眼前，錢塘江到了。 今天的海寧觀潮很熱鬧，錢塘潮有時候還是挺壯觀的，我不清楚一千多年前的海堤和眼前這道江堤是什么關系，那條海堤是中國史書中記載得最早的海堤，那時候叫防海大塘。 關于杭州灣的防海大塘，酈道元在《水經注》中，從劉宋劉道真所撰的《錢唐記》中鈔錄了一個關于防海大塘的故事：“（靈隱）山下有錢唐故縣，浙江逕其南，王莽更名之曰泉亭。《地理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錢唐記》曰：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許，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與錢一千。旬月之間，來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復取。于是載土石者皆棄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錢塘焉。” 案我國古籍引及《錢唐記》防海大塘的，除《水經注》尚有《后漢書·朱儁傳》和《通典》卷一八二，內容基本相同。這是一個荒誕不經而卻具有價值的故事。其所以荒誕不經，只要引一段后人的校語就可以說明，全祖望的《五校水經注》中，在此防海大塘下，有一段施廷樞手寫的校語：“錢塘得名以錢水也。《國語》：陂唐污庳，以成其美。蓋唐即后世之塘字，《說文》無塘字，可按也。則錢塘者，錢水之塘。非如所傳華信千錢誑眾之陋也。” 在這樣一條怒濤洶涌的大河之口，要修建一條海塘談何容易。而《錢唐記》卻把此事當作一種兒戲。修建一條海塘，有許多工作要做，其中工程最大的，除了運土以外，還有夯土。哪里是挑幾擔土石就可以完成的？若是先來者不給錢，后者也就不會再來，哪能積得起修建一條海塘的土石來。而且，既然把海塘的名稱與錢聯系起來，那么給錢才能稱錢塘，不給錢怎稱錢塘？ 但這個故事所說的卻是我國史書上記載的第一條海塘。酈道元撰寫《水經注》，他是十分重視水利工程的，諸如《河水注》的金堤和八激堤，《鮑丘水注》的車箱渠，《沮水注》的鄭渠，《江水注》的都安大堰等等，不勝枚舉，其中有的記載得非常詳細。但是在全國漫長的海岸線上，卻只能在《漸江水注》中記及這個防海大塘的工程。說明沿海的開發遠遠落后于內陸，所以直到酈道元的南北朝時代，沿海的水利工程還無足稱道。因此防海大塘實是我國最早的具有一定規模的海塘。雖然故事語涉無稽，但它所反應的今錢塘江口修建海塘，應該是真實的。當然，初期修建的海塘，工程可能是相當簡陋的，但如施廷樞所說，絕不會是“千錢誑眾之陋”。 由于劉道真的《錢唐記》早已亡佚，我們無法核實內容，但據《漸江水注》所引的幾句，從中可以看出一點端倪。其中一句說“（靈隱）山下有錢唐故縣”，這個錢唐故縣，當然是秦所置的錢唐縣。錢唐縣建立在靈隱山下，當然是由于當時平原上有海潮之患的緣故。另一句說“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許”，這里所說的縣，顯然不是秦代故縣，而是劉宋時代的錢唐縣。劉宋錢唐縣位于防海大塘西一里許，說明縣治已經遷出山區而進入平原。縣治能離開山區進入平原，顯然就是因為沿海修建了防海大塘，足以屏障海潮的緣故。所以說，故事雖屬荒誕，但仍然具有價值。 和笛子、范約好了中午在瓜瀝鎮碰面，沒有在此停留。沿著江邊一路向南騎到江東大橋，橋很高，非機動車可以搭電梯到橋上，從橋上騎過去，到江的另一邊搭乘那邊的電梯下橋，很方便的事，但偏偏過橋時出了狀況。先是有二個騎共享單車的女孩說她們恐高，要我們帶她們一起過橋，但磨磨蹭蹭好久才坐電梯上橋，上橋后以爬坡的速度往前騎，其中那個恐高的女孩寧愿不斷地撞擊靠路中間的攔網，也不敢往靠江心的一邊看一眼。如此高度的大橋，橋上的風還不小，這樣的反應純屬正常，不知道她下來推車是否會好點。 一邊的攔網被風吹得搖搖晃晃，另一邊的江水在幾十米之下翻滾 過江是蕭山區了，最早叫馀暨 好不容易折騰過了橋，這兒的電梯壞了，據說還是經常壞的，而且這邊的層數是五層，比剛才上來的那邊高了二層。有二個騎電瓶車的大媽央求我幫她們把電瓶車推下去，據她說，以前有人是幫她開下去的。我說，推車下去我可以試試，只要車子的剎車靈敏，在這么高的樓梯上開下去，我沒有這個本事。車子順利推了下去，但需要再爬上去，這兒的五層抵得上家里樓層的十層樓，我今天還要騎七十公里路，實在無力把另一輛電瓶車推下去，再爬上來推自己的車，只好婉拒了。 這樣一來，我們在橋上耽擱了有一個小時，下橋后找路又花了些時間，回頭望望，如果我們繞行杭州市區和西湖，一個小時是否也夠了？ 《水經注·漸江水》：“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圍，其上開散，狀如蓮花。”靈隱山的位置，歷來并無定論，晉咸和元年（326年），印度僧人慧理看到今靈隱一帶的山峰奇秀，以為是“仙靈所隱”，遂建靈隱寺，故后來一般認為靈隱山指靈隱寺附近諸山。但據歷來方志及目前地形圖，靈隱寺附近諸山均各有其名，其中并無靈隱山。康熙《靈隱寺志》卷一說靈隱寺“在武林山”，雍正《浙江通志》卷九說“武林山即靈隱山”。 按《漢書·地理志》：“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則所謂武林山或靈隱山，可能是西湖群山的總稱。但《水經注》云“山在四山之中”，以下又有“有高崖洞穴”數句，顯系喀斯特地貌的描述。今西湖外圍高山如北高峰、天竺山、五云山等，多由泥盆紀的千里崗砂巖構成，絕無喀斯特現象。這一帶砂巖山岳的內側，分布著若干石炭二疊紀的飛來峰石灰巖所構成的丘阜，如吳山、將臺山、玉皇山、南高峰、飛來峰等，其中吳山、將臺山、玉皇山均瀕江或旁湖，不“在四山之中”，南高峰周圍有山，但其東麓均為培塿，北麓的三臺山亦僅海拔80余米，并不瀕湖，亦非“在四山之中”。唯有飛來峰，高僅稍過海拔百米，而其周圍有不少砂巖群山如北高峰、天馬山、天竺山等，都是海拔三百米乃至四百米以上的山岳，其位置確“在四山之中”，其喀斯特地貌與《水經注》文亦頗相類，故靈隱山當以今飛來峰的可能性最大。 關于西湖，自來學者多以明圣湖為西湖，但也有提出不同意見的，清代趙一清認為明圣湖在定山鄉（今杭州市西南郊）。按《藝文類聚》卷九引《錢唐記》云：“明圣湖在縣南，父老相傳，湖有金牛。”《水經注》云：“縣南江側有明圣湖。父老傳言，湖有金牛，古見之，神化不測，湖取名焉。”此文也可能從《錢唐記》引來。據此，明圣湖可以肯定在錢塘縣境內的錢塘江邊，也可能就是西湖，但是由于秦錢唐縣治究在何處？從西漢到南北朝末，錢唐縣治的遷移過程如何？目前都尚未確切查明，故“縣南江側”、“去縣三里”等句，都還不能正確解釋，所以明圣湖究竟是否西湖的問題，猶待繼續研究。 1980年3月的《杭州大學學報》載徐規、林正秋的文章《杭州西湖非明圣湖考辨—兼論“西湖”名稱的沿革》，提到漢魏時期的錢唐縣治在靈隱山麓，那時縣城的范圍大致是：南到五云山麓的江邊徐村、范村（即梵村）一帶，西北至粟山石人嶺、西溪為止，東及寶石山麓的大佛寺附近。而今天的杭州城區在那時還是隨海潮漲沒的沙灘，尚未成陸居人。今天的西湖卻在古錢唐縣治的東面，仍處于若有若無的“瀉湖”階段，人們稱它為武林水。由此可見，古代錢唐“縣南江側”的明圣湖不是今天的杭州西湖。 到了南朝及隋唐時期，錢唐縣的政治、經濟地位起了很大的變化。其重要變化有： 第一，錢唐縣成為郡治的所在地。南朝末代的陳朝（557— 589 年），錢唐縣已成為錢唐郡的郡治。可見錢唐縣的政治地位在提高。 第二，縣治東移與州城的興建。隋文帝滅陳后，就撤銷了錢唐郡，設置杭州。其州治初在余杭縣（杭州市的西面），次年又搬回錢唐縣。這時錢唐縣治也沿江向東遷到鳳凰山麓的柳浦一帶，縣境也較以前有所擴展。從此錢唐縣由僻處山中的小縣變為交通便利的江邊大縣。開皇十一年（591年），隋朝大臣楊素又發動杭州居民依鳳凰山修筑州城，周回三十余里。縣治東移平陸和州城的興建，對當地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第三，南起余杭郡（即杭州）、北到琢郡（今北京市）的大運河的通航。隋場帝時大運河的通航，從而鞏固了錢唐縣治東移的新局面，并加速了經濟、文化的發展。這些變化是顯而易見的，但唐代一些學者所編纂的《藝文類聚》、《初學記》等書在介紹杭州錢塘縣時，仍抄錄劉道真《錢唐記》的“明圣湖在縣南”舊文而不加以必要的說明。 那么，古明圣湖究竟在古錢唐縣的何處？從劉宋到南宋的記載來看，在古錢唐縣南江側是無疑的。據清人的考訂，此湖的確址乃在杭州城西南四十多里的定山南面一帶。它在漢代已經形成，附近有曇山，相傳金牛常在大霧時出現，故有金牛湖之名。又說金牛出現，五谷豐登，是祥瑞的象征，故又有明圣湖之稱。南宋時，明圣湖屬于錢塘縣定山南鄉，稱為石湖。此湖在唐宋以后，因城區東移而地處僻壤，遂逐漸淤塞無聞，但直到清代還有人把它叫做銅鑒湖的。 隋唐之際，西湖已脫離了“瀉湖”階段，湖水淡化，可供飲用，故錢唐縣治也跟著移向今西湖之東的平陸上。那時，由于這個湖泊在錢塘縣境內，故定名為錢塘湖，或寫作錢唐湖。又由于坐落于州城之西，當地人士把它叫做西湖。唐朝后期，大詩人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內曾寫有《西湖晚歸》、《早春西湖閑游》、《西湖留別》等詩，也有《錢塘湖春行》詩以及“且向錢塘湖上去”、“湖號錢唐寫綠油”等詩句，而且白居易在長慶四年（824年）撰有《錢唐湖石記》，又在《別州民》詩末句“唯留一湖水，與汝救兇年”下注云：“今春增筑錢唐湖堤，貯水以防天旱，故云”。可見當時尚沿用錢塘湖與西湖兩個名稱。 直到北宋初期，這種情況基本未改。如宋初文學家王禹偁在太宗至道二年（996年）撰有《寄杭州西湖昭慶寺華嚴社主省常上人》詩，是采用“西湖”這個名稱的。而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知杭州事王隨在所撰《放生池記》一文中說：“羅城之西，有湖曰錢塘，或謂上湖，亦云西湖”。可見在真宗末年，錢塘湖的稱呼，仍處于首要的地位。 大約北宋中期開始，西湖之名才正式取代了錢塘湖。這從當時一些名家詩文集中以及《咸淳臨安志》卷三十三《山川·題詠西湖》條下著錄林逋、范仲淹以下諸人的詩篇，可以窺知。熙寧、元佑年間，大文學家蘇軾曾先后兩度來杭州任地方官，寫了很多膾炙人口的詠西湖詩，使杭州西湖揚名遠方。宋室南渡，定都杭州，西湖得到進一步的疏浚與整修，聞名的西湖十景也在此時形成，杭州西湖達到了歷史上的鼎盛時期。綜上所述，南宋時，臨安府官修的志書記載明圣湖與西湖為錢塘縣境內不同地址的兩個湖泊是比較清楚的，是后人誤把這兩個湖泊作為一個湖泊的古今名。 一路向南猛蹬，路過蕭山機場，終于在十二點一刻的時候趕到瓜瀝鎮，笛子和范聿敏已經等了一會了，我們抵達時，他們正在談論范的兒子，正在比利時交換的帥哥，估計只有他將來會接我們這幫同學的班，去做一個和電子相關的工程師。 近四年前的一個臺風天，我騎車趕到杭州，第二天開始和笛子一起騎去南昌，那天晚上阮闖和范聿敏都在杭州，四個人聚在一起，恍如昨天。現在笛子已經向范學習，鳥槍換炮，騎上了摩托，常能飆到120邁，威風凜凜，應該是一種刺激的體驗，不知道那一天我也轉去這個方向。 飯后，開始下雨，笛子和范是騎摩托來的，至少范是沒有帶好雨具，于是大家匆匆告別，期待明年大學畢業三十年全班同學能夠相聚。 今天原本計劃到紹興市區，這樣明天去天臺的路程有130多公里，中間要翻越天姥山區，可能是個問題，就臨時改為去上虞，從上虞去天臺是120公里不到。前往上虞有兩條路：一個是從紹興市區過，頗多的名勝古跡，但遠十多公里；一個是從紹興的北面走，直接到上虞，一路上沒什么風景，但近。如果不下雨的話，我可能會選前者，但雨不停地下，時大時小的，我們就選了后面一條路。事實上我們后來在益農村附近走錯路，多繞了六公里，算起來走紹興市區也繞不了多遠。 今天，曹娥江和浦陽江是錢塘江下游的二條大支流，其中曹娥江是錢塘江最大的支流，在酈道元《水經注》的年代，這兩條河還是同一條江，明朝之后，筑壩強行將浦陽江上游導入錢塘江，其中下游成為單獨的一條支流，即曹娥江。如此改造后，浦陽江的洪澇災害頻繁，有“浙江小黃河”之稱，是浙江省四條洪澇災害最嚴重的河流之一。春秋時代，西施曾在浦陽江上浣紗沉魚。 《水經注》記載：“江之道南，有《曹娥碑》，娥父旴，迎濤溺死。娥時年十四，哀父尸不得，乃號踴江介，因解衣投水，祝曰：若值父尸，衣當沉；若不值，衣當浮。裁落便沉，娥遂于沉處赴水而死。縣令度尚，使外甥邯鄲子禮為碑文，以彰孝烈。”看起來，南北朝的時候，這兒還沒有曹娥江的說法，曹娥只是一個孝女的象征，這和后世的天姥、媽祖的意思差不多，只是這些半人半仙的女性神，一步一步地向東南沿海推進。 曹娥江的上游有四源，即澄潭江、新昌江、黃澤江和長樂江，現代水文以澄潭江為源。中游在嵊州附近，又稱剡溪，上虞境又稱上虞江，百官附近古稱舜江。晉《太康地記》曰：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縣，百官從之，故縣北有百官橋。亦云：禹與諸侯會事訖，因相虞樂，故曰上虞。過了百官的舜江一段，為曹娥江的下游，古稱東小江，現在把上虞江、舜江和東小江統一叫成曹娥江，曹娥江在上虞境內先由東南流向西北，再轉一個九十度的角，往東北流入錢塘江。 我們騎到致遠中大道的大橋，橋下就是曹娥江最后東北注入錢塘江的一段，河面非常寬闊，在橋上的一陣似乎是下午雨勢最大的時刻。 寬闊的曹娥江下游段 橋上雨大風大 下橋后繼續往東，一直到城東路轉向南，之后就沿著曹娥江北岸騎向上虞市區。這一段的江面依然寬闊，岸邊芳草萋萋，晴朗的日子里，應該是一個不錯的去處。東漢的少女曹娥是否就在此處“號踴江介”的呢？
之前有段路在修，濺得滿車的泥斑 東晉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年僅17歲的司馬元顯執掌東晉政府大權，為了擴充兵員，征調江南諸郡已免奴為客者，到建康服兵役，稱為“樂屬”，此舉激起當地門閥的憤怒不滿。五斗米教大教主孫恩，乘著人心不穩，率教眾進攻上虞，殺上虞縣令。當時的會稽內史王凝之也是五斗米教徒，死活都不相信跟他一樣信仰五斗米教的孫恩會謀反！等叛軍逼近時，他才不得不相信，卻不組織軍隊抵御，而是踏星步斗，拜神起乩，說是請下鬼兵守住各路要津，賊兵不能犯。結果當然是城被攻破，王凝之依然不相信同一教派的孫恩會殺他，并不逃走，結果和四個兒子一起被孫恩梟首。 王凝之是書圣王羲之的次子，可能是王羲之幾個兒子中最迂腐的一個，他娶的老婆是才女謝道韞，謝才女不僅有才，亦有勇有謀有見識。會稽城破，謝道韞面對叛軍，鎮定自若，手持利刃而前，凜然面對心狠手辣的孫恩。孫恩也不由得為之心折，竟不敢傷她。孫恩要殺她的外孫劉濤，謝道韞亢聲而辯：“事在王門，何關他族？此小兒是外孫劉濤，如必欲加誅，寧先殺我！”擲地有聲，孫恩為其所懾，放走兩人。此后謝道韞忍受夫死兒亡的悲劇，寡居終老。 孫恩攻克會稽后，部眾增至數萬人。當時會稽郡、吳郡、吳興郡、義興郡、臨海郡、永嘉郡、東陽郡及新安郡皆有人響應孫恩叛變，三吳八郡于是一時皆叛，孫恩部眾亦增至數十萬人。孫恩是低門第的士族，對高門第的士族刻骨仇恨，在這些地區大開殺戒，王謝堂前雙燕子，就是從孫恩開始，飛入尋常百姓家的。 到達漢庭上虞舜江路酒店時，似乎有一個團隊在辦理入住，看樣子是參加第二天上虞馬拉松賽的，不知道是否參賽選手還是工作人員，我們在另一個柜臺辦好手續，進房間，今天要把車子好好整理、擦拭一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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