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左權將軍犧牲，眾元帥陷入悲痛

左權將軍出生于1905年的湖南醴陵。他自幼胸懷大志，據載，他10歲那年，也就是1915年，還在上小學的左權得知北洋政府接受“21條”的消息后，憤然寫來了“毋忘五九國恥”的標語。

1923年，18歲的左權滿懷報國熱情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和同學一起去到了當時的革命圣地——廣州。

一年后，他考入了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為黃埔第一期學員。和他同期的有：徐向前、陳賡、許繼慎、王爾琢、周士第、胡宗南、侯鏡如等等。

在完成對陳炯明的第二次東征后，因表現優異，左權在1925年被組織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后又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他留蘇5年，直到1930年才回國。

回國后的左權擔任過很多職位，有參謀處長、紅軍學校的教育長、也有軍長、政委，職位變動很快，直到1933年12月他被任命為紅一軍團參謀長，他的職務才固定下來。

紅一軍團是中央紅軍的三大主力中的“老大哥”，其前身為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后整編的朱毛紅軍（即紅四軍），無論是履歷還是實力，在紅軍中都是最為拔尖的。它同時還是后來的八路軍115師的前身。

當時紅一軍團的軍團長是林彪元帥、政委是聶榮臻元帥、羅榮桓元帥也在紅一軍團擔任過政治部副主任及主任。

左權擔任紅一軍團參謀長期間，協助林、聶指揮了很多著名的戰役，比如溫坊戰斗、強渡大渡河，攻占大樹堡、湘江戰役、四渡赤水等等……他工作細致，表現出色，獲得了林彪和聶榮臻的一致認可。

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由于作戰任務減少，林彪出任抗日紅軍大學校長（即后來的抗大），暫時離開了紅一軍團，在此期間，組織任命左權代理紅一軍團軍團長一職。隨后左權和聶榮臻一起參與指揮了山城堡戰役、直羅鎮戰役。

抗戰爆發后，左權沒有留在紅一軍團（115師）工作，而是被調到了八路軍總部，擔任副總參謀長（總參謀長為葉劍英），直到他犧牲于遼縣。

聶榮臻和左權早在黃埔軍校時期就認識了，當時聶榮臻是黃埔的教官，左權是學員，兩人在某個程度上說，有師生的情誼。

多年之后，聶榮臻元帥撰寫回憶錄的時候，依舊記得自己當年和左權將軍在長征路上的一幕幕往事，他們并肩作戰，同生共死，一起度過了那段最艱難的日子。

聶榮臻也記得，36年12月的一個夜晚，他和左權擠在一條炕上睡覺，老鄉把炕燒得太熱，半夜褥子都被烤糊了。他們從睡夢中被熱醒，這時候中央發來了通報，說蔣介石在西安被張、楊二位將軍抓住了。他和左權高興壞了，一夜沒睡，熱烈地討論著怎么處理蔣介石。

紅一軍團一別，聶榮臻和左權就再也沒有正式合作過。1942年，左權在太行山區的反“掃蕩”中犧牲，聶榮臻忍不住流下了熱淚。聶帥在回憶錄中是這么寫的：

對他的犧牲，我是非常悲痛的。聽到這個噩耗，我淌著淚水，寫了一篇《祭左權將軍》的文章，登在《晉察冀日報》上，寄托我對這位可敬戰友的哀思……

林彪在擔任一軍團軍團長期間，也和左權參謀長有過非常愉快和密切的合作，在聽聞左權犧牲的消息后，他罕見地寫下了可能是他一生中唯一一首存世的悼亡詩：

你處理的事情是最繁的事情/你真正盡了組織戰斗的責任/白天行軍作戰，夜間又要計劃周詳，指揮有方/電話機子成了你枕旁經常的陳設/電話的鈴聲一夜不知道多少次地催你醒來/你倦極了……

林彪曾當面向左權的夫人劉志蘭女士誦讀過這首詩，對于較少流露自己情感的林彪來說，這樣的事情確實不多見，哪怕是后來和他關系非常好的劉亞樓上將逝世，都未見林彪有如此舉動。

（注：悼亡詩一般是丈夫悼念亡妻之作，現廣義也指對亡故親人或朋友表達追悼、哀思的詩歌。）

同樣為左權將軍的犧牲而陷入深深的悲痛的還有彭德懷元帥。

左權將軍時任八路軍總部副總參謀長，但是由于總參謀長葉劍英是不負責軍事工作的（主要負責統戰工作），所以左權才是那個八路軍總部里主理日常事務的人。他也是彭總最為得力的助手，不僅在軍事指揮上對他多有幫助，就是在人事往來上，也能很好地彌補彭總的不足。

左權把繁忙的軍務事無巨細地攬在自己的肩上，讓彭總有更多的時間去考慮戰略性的問題，兩人一個負責戰略謀劃，一個負責具體實施，配合得天衣無縫。

在私人情感上，他們有深厚的革命戰友情誼，他們互相關心，彭總知道左權愛抽煙，每次得到煙就留意為他留下；左權知道彭總愛喝茶，每次找到茶葉，也第一時間給彭總送去。1940年5月，左權的女兒出生，彭總攜夫人浦安修第一時間去看望，并給左權的女兒起名叫“左太北”。

十字嶺突圍時，是左權下令警衛員把彭總扶上了馬先進行了轉移，自己卻永遠地留在了那里。

在得知左權犧牲的消息后，彭總悲痛萬分，在為他舉行公葬時，彭總親筆為他撰寫了《左權同志碑志》，彭總在其中說：“德懷相與也深，相知更切”。

朱老總在回憶起左權時，盛贊他是一位“模范軍人”，是擁有“鋼鐵般堅強，獅虎般勇猛的優秀將領”。

劉伯承元帥后來回憶起左權時也說：“左權同志部署作戰是細致周密的。1936年雙十二事變前夜的陜北山城堡戰斗，就是一個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