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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是什么？ 恐怕每個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不過，作為一個中國人，四書五經應該是大多數人眼中經典的代表。只是光陰流轉，我們日常學習的東西早已經改變太多，“四書五經”已經退化成一個單純的名詞。五經暫且不論，估計很多人都不清楚四書指的是哪四本書。不過既然四書五經在華夏文明歷史上有過不可磨滅的印記，那必然有些厚重的因由。 今天這期就先來談一談“四書”，探討一下為什么這幾本書會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所謂“四書”，指的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在各個版本的教科書里都有涉及這四本書的原文。像《論語》就是個典型，每個中國人或多或少都會背幾句。這幾部著作不僅僅是影響了華夏文明的倫理形態，還深刻地塑造了我們的語言習慣。 雖然今天的傳統思想已然式微，但對于四書的重要地位，還是留有共識。不過，如果我們回顧歷史長河，會發現四書的地位也不是從一開始就這么高的，而地位提升的背后是整個儒家思想乃至中國哲學的演變。 四書，表面上指的是四本書，但仔細一看就會發現不對勁。你看，《大學》《中庸》兩本書，一個一千多字，一個三千多字，從字數上來看，其實就是兩篇短文。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大學》《中庸》原來就是《禮記》中的兩篇文章，分別是第四十二篇和三十一篇，所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都沒有被單獨拿出來，給予過多的重視，這種情況是到唐宋時期才大為改變。 《論語》雖然是記錄圣人言行的寶貴材料，但與五經相比地位還是不夠高。在漢初之時還是被看做是解釋“經”的“傳”或者“記”。翻看那個時期的史書，就會發現學者在引用《論語》時，都會稱之為傳或者記，直到東漢后期，《論語》的地位才逐漸確立為“經”，后來《論語》地位又幾經沉浮，直到宋代才完全確立為無上經典。 與前面三者相比，學者們對《孟子》的重視就更加不足了。《孟子》最初只是被當做經史子集里的“子”書，跟諸子百家的典籍地位類似，連“傳”的地位都不具備。所以這本書的地位提升也經歷了漫長歲月，先是由“子”入“傳”，再由“傳”入“經”，直到王安石之后，《孟子》的經典地位才得以完全確立。 所以實事求是的講，跟《詩》《書》《禮》《易》《春秋》這些無可爭議的儒家經典相比，四書最初本來都不是“經”，是經歷了漫長“升格運動”才有后來的經典地位，那儒家經典眾多，為什么就是這四本書脫穎而出呢，難道只是湊巧將這幾本書放在一起嗎？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我們看四書地位的躍升歷史，唐宋時期是個非常關鍵的階段，尤其是宋代，經典地位正是在這個時期完全奠定的。而之所以產生這樣的現象，就必須要提到唐宋儒學復興。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杜牧《江南春》中的名句婦孺皆知，雖是寫景名句，也可窺見一線歷史光影。南北朝時期，戰亂頻仍，生靈涂炭，眾生感于世間困苦，于是佛教大盛，寺廟之多前所未有。 而到了李唐立國，又尊崇老子為祖，于是道教開始興旺。不過尊崇道教也不妨礙唐代多位皇帝敬重佛教，光是迎佛骨這種盛事，就先后有七次。所以佛老二教受到統治者和普通老百姓的普遍歡迎。還有另一句詩：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這首詩的背景是由于勸諫唐憲宗迎佛骨，韓愈觸怒皇帝，被貶潮州，臨行前所作。 因為統治者的認可，和尚道士不交賦稅，不事生產，佛老興盛對世俗生活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不僅如此，由于佛老哲學高遠深邃，又直指心性，有極大的思想魅力，所以上至淵博學士，下至百姓婦孺，不歸于老則歸于佛，以世俗生活為根基的儒家思想面臨從未有過的挑戰。 面對這種現實，彼時扛起儒學復興大旗正是韓愈韓文公。巧的是，四書尤其是《大學》地位的提升跟韓愈是分不開關系的。韓愈有一篇文章非常著名：《原道》。在這篇雄文里，字里行間都可以看出韓愈對儒家道統失傳的痛心疾首。 他著重引用了《大學》里的八條目，作為反擊佛老的依據，韓愈指出儒家其實也強調修身養心，但目的是與佛老截然不同的。“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得其事。” 韓愈在這篇文章中還著重表彰孟子“斯道也，何道也？……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將孟子看做是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于孔子的道統“接班人”，這種道統傳承的說法影響巨大，也為后來《孟子》一書的升格奠定了基礎。對另外兩本書，《論語》和《中庸》的闡釋，韓愈和弟子李翱都有卓然成就，開宋代儒學發展之先河。 而到了宋代，由于文治之風盛行，誕生了一大批不朽的思想家，儒學也再次煥發了旺盛的生命力。宋初三先生奠基，北宋五子發展，再到朱熹集大成，在朱熹之后，四書替代五經，成為儒家治學的核心經典。 四書之所以在儒學復興時期如此被重視，是因為在以往的儒家經典中，在“心性”理論方面的內容比較薄弱。子貢就曾經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在心性問題上，孔子并沒有談論太多。五經或者六經也大都指向社會治理和行為規范，在心性上同樣提及不多，也難怪朱子曾說：“《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在這種情況之下，發掘儒家經典中關于“心性理論”的內容就成為一個很關鍵的課題，四書的升格就是結果。 四書之中，《論語》是記錄圣人言行的珍貴典籍，雖然沒有涉及“性與天道”，但對“仁”，“孝”這些非常核心的概念有大量闡發。《大學》是修己治人之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把儒者治學的框架給建立起來。《中庸》是儒者學習的最高境界，把天道和人性緊密聯系在一起，至高至妙，是探討性與天道的重要文本。而《孟子》中則是包涵了有關心性的大量探討，性善論，四端說，都是很有開創性的見識。 不難發現，四書的共同特點是都包涵了大量義理心性內容，給宋代文人提供了主要的思想養料，也給予了這些聰慧頭腦巨大的發揮空間。而在諸多學者中，朱熹可謂集大成者。如果說對“四書”的貢獻，朱熹不作第二人想，朱子幾乎是將一生都投注在“四書學”上，后來成為官方教科書的《四書章句集注》則是其中代表。 直到今天，任何想要對四書有相對完整認知的學生，都不可能繞開這本書，這本書的出現也標志著儒學形而上體系的建立，成為一個體用皆備，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足以與佛老哲學相抗衡。所以，歸根到底，如果想要了解儒家思想，乃至中國思想，四書都是無法避開的經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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