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朱文杰：魂牽《銅川文藝》四十年

黃堡文化研究 第239期

魂牽《銅川文藝》四十年

朱文杰

1973年創刊時的《文藝新作》，封面為耿建創作的國畫《礦山晨曲》

上世紀的1973年，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拐點，時值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期，暴風驟雨般地鬧騰已逐漸轉入低潮。而我由西安左遷煤城銅川已達五年，從銅川商業系統調入銅川歌舞團已跨過三個年頭。當生命進入了二十五歲之際，我的文學夢因一本刊物的誕生而被喚醒。

這本新創刊的雜志叫《文藝新作》，由銅川市中心文化館主辦。這本雜志刊發了我的處女作，一首名叫《選煤工》的詩歌。當拿著還噴發著油墨之香的這本雜志，看到自己涂鴉的鋼筆字變成了鉛字，心中那個激動，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因為，在那個萬馬齊瘖，文藝界百花凋零的日子，能發出一首詩，其中有多艱難，是今天文學青年難以想像的。這當然包括心中的忐忑，我明白因一首詩而被打成反革命，在那個極左泛濫的年月是多么的司空見慣。

記得負責編這本刊物的張治河到歌舞團里找我，讓我幫他編詩歌的稿子，並要我立馬也寫上一首。他說銅川寫稿子、寫詩的人太少了。張治河老兄是我到銅川來認識的第一個文化人，那還是1969年2月我參加銅川市副食站文藝宣傳隊時，好像是為寫演出的報幕詞而請教過他。記不清當時他是否也是宣傳隊的一員？但經常在一起諞閑傳，總之當年他對我這個從西安分來的二十歲剛出頭的毛頭小伙子很好，也很器重。治河老兄是銅川的名人，1964年到北京參加過全國青創會，因了他創作的一出戲，好像叫《一筐蘿卜》，在省上匯演獲過什么獎。

當時陸炳寰也從銅川一中調進文化館，和老張一起編《文藝新作》。記得老陸給歌舞團寫過歌詞，我們也很熟悉。當時我在歌舞團樂隊任副隊長，也是編導組的一名創作員。于是，我成了這本雜志的編外編輯。

而這本銅川第一本文藝刊物，匯聚了當時銅川為數不多的幾位文藝骨干創作的作品。有銅川市三中老師瞿云錦、宜古村火車站工人劉浩，歌舞團的李天增、寧爾、蕭建國、畢踐新和我；有文化館的張冶河、李皓宇、耿建、任超；礦務局宣傳隊張小平（張孝評）先生，西北大學畢業，后又調回西大當教授。還有礦工作曲家左東音，以及以集體名義隱去真名的徐家溝礦的張希巡。

從此，我與銅川這本文藝刊物結下不解之緣。雖然1973至1974兩年總計編輯四期刊物就停刊了，可我卻在其中三期上發表了3首詩歌作品。1974年刊物正式命名為《銅川文藝》。

1978年8月銅川市歌舞團解散了，我要求調回西安，向市文教局一說。領導不放人，文化藝術科科長董一俊找我談話，傳達局里意見要我到中學去當老師。我說到文化館還可考慮。董說：文化館各負其責，每個行當都配有專職干部，沒你的事干。我說：如能恢復《銅川文藝》，我去編，行不？老董說：哪得局里定，我向上匯報。于是，我就調入銅川市中心文化館，分在陸炳寰當組長的戲劇文學組，成了一名負責輔導業余作者的文學專干。

接著我與老陸還有蕭建國，馬上籌備《銅川文藝》的復刊工作。緊鑼密鼓的于1979年推出第一期。這一年出了三期，可謂碩果累累，前兩期在耀縣印刷廠印刷，第三期才轉入銅川市印刷廠印刷。從這一年開始，跑印刷廠成了我主要任務之一。我有了我熱愛的事情干，干得是非常地投入。關鍵的是刊物推出了當年銅川文壇的一批骨干作者，很快都成了我的朋友。他們中間有黃須進、劉昭堯（劉兆堯）、李祥云、黃衛平、劉國勝、秦鳳崗、范金濤、袁耀良、黨立敏、趙勃、楊宏宇、靳濤等，讓人倍感興奮。尤其是其中袁耀良，以一篇報告文學《馮玉萍》，在“文革”前享譽陜西乃至全國文壇。

館長劉本奇親自設計1979年第三期《銅川文藝》的封面

1980年似乎陷入低潮，僅出了一期刊物。新作者有楊新壽、黃金嶺。而其中的亮點是詩歌上出了個劉新中，記得當時新中投來一首260多行的中篇抒情詩，我一看馬上推薦給老陸、建國，我們幾個人齊聲稱贊。我并和老陸坐班車趕到黃堡鎮，到市電瓷廠找劉新中。回來后我負責把新中的詩縮編成160多行，發在1980年僅有的一期《銅川文藝》上，這可能是銅川文藝歷史上發的最長的一首詩了。從此，劉新中以這一首處女作叫響銅川，並再接再厲，接著在《詩刋》發了兩首詩《紅箭頭（外一首）》。成為在國家級詩刊發詩的銅川第一人。

1981年銅川市中心文化館改名為銅川市群眾藝術館，形勢略有好轉，這一年出了兩期刊物，作者隊伍變化不大，編輯部添了人手，增加了齊亞萍和成全民，新作者也增加了成全民和高興謙。而這一年對于我來說，可以說創作收獲不小，先在第一期發了小說《春天總是綠的》，第二期發了我的歷史小說《奇匾記》，原稿十五萬字，為了參加省上群眾文藝評獎，我把其中5萬6千多字從語言上略作調整，改為中篇評書，並獲當年陜西省文化局主辦1981年群眾文藝創作三等獎。如此長的篇幅，可能也是銅川文藝40年之最啦！這一期雜志我有點膽大不知羞，竟嘗試著設計了封面，還用空心字題寫了刊名。緊接著，我連著幾年在《延河》《長安》發了組詩、小說10多篇首，終于走出了銅川，並被特邀和李祥云、黃衛平、秦鳳崗一起參加了1983年陜西省作協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這當然要感謝《銅川文藝》，感恩銅川這塊文化厚土對我的培養和恩賜了。

在止園召開的1983年陜西省作協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合影，后排正中為朱文杰，前一排正中李祥云，第三排右起第七位為秦鳳崗，第四排右起第三位為和谷。

從1982年開始《銅川文藝》走上正規，刊物基本按季刊編輯。作者隊伍壯大了，好作品多了，發表作品有了競爭。新加入的作者中有影響是姚筱舟、惠永德、梁志民、劉俊華、鄭智云、豆冷伯、周荃、鐵明（王繼明）、王寶君、王云峰、岳從理、王磊、孫育林、郭志昌、楊巨盛、李孔學、史保民、趙斌、王世華、李建平、王英、馮普選、路如營、馬福元、吳川淮、龐捷、楊銅茂等。當然，姚筱舟是老人手，一首《歌支山歌給黨聽》文化大革命前早已紅遍全國，但當時因歷史遺留問題，加之有臺海關系等因素，礦上限制他的活動。為此，我和老陸到礦上多次協調爭取，才使老姚得以重新拿起筆來，老樹開新花，又寫出了新作品。我為此后來寫了一首詩《死海》，前二句就是：“詩人流放了，小舟/擱淺在地穴那石頭般沉重的死海里”。詩中還寫道：“逃脫了地面風風雨雨的侵襲/溶入黑夜，使你心中攥緊了拳頭。……突然,詩神竟然又一次撞響你的心鐘/礦燈的劍光劈來，不由自主/你粗大喉結顫動了，一支不朽的歌/使夜幕一下綴滿了那么多炫目的星星/歷史是被礦斗翻入煤倉的/可是煤海不會衰老……小舟起航了，風帆上/打著補丁，補著詩人的信念。”

這一年《銅川文藝》還舉辦了“銅川市1982年文學作品討論會”，邀請了《延河》副主編、老詩人玉杲和詩歌組組長聞頻，小說散文組組長徐岳；《綠原》小說散文組負責人李佩芝，詩歌組負責人葛佳映參加會議，銅川市委宣傳部、市文化局主要領導周鐵山、劉焰參加了會議。是銅川歷史上第一次最為重大的文學作品研討會。

1983年陸炳寰調到市文化局任副局長，我接任銅川市群藝館的戲劇文學組組長。更大一點的喜訊是耀縣、宜君和蒲城廣陽等地區劃歸銅川，我曾以銅川文藝責任人身份到宜君文化館聯系，見到了久負盛名老朋友王世雄先生，見面時的那份興奮、親熱，真正無法用語言來形容。世雄兄曾著文說：“1983年宜君縣劃歸銅川市所轄，文杰率先上山‘接收’我。我們拳腳相見，好不親熱。”王世雄老兄的特點是熱心幫助組織為業余作者編書、出書，這一特點也打開了繁榮銅川文學又一重要通道。數十年來，他幫助銅川三、四十位作者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功莫大焉、功德無量。還有耀縣水泥廠的路友為（蘆葦）、蘇盛柱、王維（王維亞），縣上的王明皋、鐘平、高野、徐忠仁等，一舉壯大《銅川文藝》的作者隊伍。加之，編輯部新添了從西北大學分配來了能寫能評能編多面手的封筱梅。

更為重要的是為應付日益繁忙文學活動，我又借調劉新中到編輯部，參與編輯和組織文藝活動等項工作。新中從1983年10月到1984年3月干了半年，我們的合作相得益彰，共同主持舉辦了銅川市首屆迎春詩歌朗誦會，還評了獎。一起去焦坪礦、省運司、耀縣水泥廠，組織鋪導基層一線的業余作者創作，為刊物拉贊助，為廠礦出專頁等。還在耀縣召開了一百多名作者參加的銅川市文藝創作座談會。再有《銅川文藝》還稍微提高了稿費標準，增加了印數，擴大了發行范圍，擴大了影響。而且很多活動都是第一次，具有一定的開創性，效果也顯著。

刊物也開始基本按文學刊物來編，主要欄目分成詩歌、小說、散文、評論，戲劇文學劇本、民間故事，尤其是約請一些骨干作者寫評論，逐步組織起銅川文藝評論隊伍，以促進提高銅川文學的整體水平。寫評論的有劉兆堯、楊新壽、樊金濤、鄭智云（藍芥）、冀平等，以及文化局的局長一葉增寬、陸炳寰，編輯部的我和封筱梅。我的第一篇評論是《煤礦題材的詩歌創作從何提高》。

再就是重視抓基層單位的文學創作，先后為焦坪煤礦、陜西省銅川運輸公司、耀縣、農村作者、耀縣水泥廠、東坡煤礦開辦了專頁，以及新人小說選和新人詩歌選。當年銅川的文藝類刊物，就此一家，報紙有才創辦的《銅川報》和《銅川礦工報》兩家，都開設了文藝副刊。為了給業余作者多開辟些陣地，在《銅川文藝》編輯部推動扶植，積極鋪導下，黃須進辦了份銅川工人文化宮的文藝小報《活動月報》、焦坪礦工人俱樂部也辦了份文藝小報《玉華》、豆冷伯在東坡礦辦了份文藝小報《晨曦》、劉俊華在王石凹礦辦了文藝小報《扶桑》、高興謙在桃園礦辦了《桃園礦工》、史保民在陳家山礦也辦了份文藝小報《柳林》，以及市師范學校《發源地》、市教育學院《風華》、礦務局供應處《含羞草》、李家塔礦《軍臺嶺》、莊里陶瓷廠《莊里工人》、鴨口礦《影迷之友》。另外加上不定期的《耀縣文藝》，和耀縣水泥廠《五彩石》等，銅川文學活動迅猛發展，異常活躍起來，各類文藝小報如雨后春筍，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形成了以《銅川文藝》為中心，有遞次的文學宣傳陣地。

正式命名為《銅川文藝》1974年第一期，辦一期即停刊

當年，銅川詩人力量強勁，其中東坡礦豆冷伯寫詩的經歷讓我感動，他是受了工傷，被井下冒落的煤塊砸成腦震蕩，住院療養期間才開始寫詩的，他出手不凡，在《銅川文藝》上幾次占據頭條位置。我為冷伯兄寫了一首詩《礦工詩人》：“煤塊在腦袋上/輕輕敲了一下/就把他敲進了詩人的行列/腦震蕩了，詩情也為之震蕩/靈智一閃，奔涌出多少東坡豪情/在煤層的夾縫中，沒有退卻過/在回潮似的退稿中，也沒有迷茫過/不悲不喜，不屈不撓/揮動如椽之筆/點染一叢山色/描畫迷人的晨曦/為礦山那批愛詩戀詩的黑哥們兒/迎來一縷朝暉/從此，身邊聚攏了/那么多的礦燈/密集的光柱/照亮了一條詩之銀河”
而刊物也擴大了發稿范圍，刊登幾位和銅川有關系的在陜西文壇有影響作家的稿件，有和谷的散文《故鄉的夏》、商子雍寫耿建同名國畫的隨筆《石涅神火》、聞頻的組詩《心，貼著黃河》、子頁的組詩《將軍奏鳴曲》。以促進影響銅川作者創作，開拓我們的視野。

從1982年開始，《銅川文藝》編輯部在紅星劇院、工人文化宮，以及一些廠礦舉辦文學講座，其中和西安市文聯《長安》雜志聯合舉辦文學講習所，銅川市委宣傳部長夏善林和《長安》副主編白浪主持了開學典禮。先后請來了省上來人路遙、陳忠實、賈平凹、商子雍、聞頻、子頁、白描、和谷、李建民、王曉新、賈玉森、李永生等陜西文壇著名作家、編輯，到銅川講課。那年月，文學熱得讓現在的年輕人無法想象，一千多人劇場，那可是坐無虛席，兩邊過道還有不少站著的文學愛好者。真正的一票難求。

其間，黃衛平已調入銅川礦務局宣傳部任干事和副部長，李若冰、路遙、陳忠實、賈平凹、商子雍、聞頻、子頁、和谷等到銅川，我倆一起接待，主要由他負責安排住宿，他在礦務局小學的家成了我們的接待站，對我的幫助是全方位的。衛平也和我成了摯友，他的第一篇小說就是經我手發在《銅川文藝》上的。我們一起合作創作了兩部電影劇本《團扇》、《危機之秋》，並應邀參加了省文化廳電影處1983年舉辦的為期一個月的電影文學劇本學習班。衛平是銅川小說創作的領軍人物，當年最早在《延河》《雨花》《中國煤炭報》發了一批質量不錯的短篇小說，在省內小有影響。記得衛平和我一起陪陳忠實下桃園礦煤井，幫路遙的在鴨口礦下井的弟弟王天樂改善工作生活條件，我手里還珍藏著一張1984年和路遙、黃衛平在銅川工人文化宮的彩色合影照片呢。

朱文杰題寫刊名并沒計封面的《銅川文藝》1981年第2期

陳忠實來講課時，沒有專車接，都是坐班車往返西安——銅川，一趟得5個多小時。記得我送老陳上長途汽車，怕他路上饑渴，買了一包銅川出的麻餅，號稱硬得扔出去能在你頭上打出個疙瘩，還有一瓶名叫格瓦斯的汽水，從車窗外遞給老陳的。就這么寒酸，但忠實先生還評價銅川人：“有農村人的憨厚，城里人的大方。”這讓我記了30年。

1984年是我具體參與《銅川文藝》編輯的最后一年，記得年底時，我十分敬重的銅川名望甚高的飽學之士杜發隆先生來到編輯部，吳樹民從礦務局，王文康從省藝術館先后調來當副館長，并先后分管刊物。

這一年還隆重地舉辦了《銅川文藝》“國慶征文”活動，豆冷伯、劉新中、鄭智云、王繼明分獲詩歌、小說獎；舉辦了“銅川文藝青年文學創作講習班學員習作評獎”活動，喬荷香、王恩長、史渭、馮普選分獲了詩歌、小說、散文獎。新作者中則涌現了范晉川、安黎、姚中文、王天樂、皇甫江、何文朝等，銅川文學活動進一步繁榮。

回憶起來，《銅川文藝》能得以持續發展、正常出刊，這是得到館里上下愛護幫助的，《銅川文藝》就是館里的香餑餑。同事之中對我影響最深的就是陸炳寰了，我們一間辦公室相處六年，從末產生過絲毫的齟齬和誤會，我雖然直呼他老陸，但心中一直視他為我人生中得遇的貴人，加知己、鐵哥們，和尊敬的道德君子、人格典范般的師長。我們的合作堪稱天衣無縫、親密無間。老陸出身不好，當年的他被一些館里老同志稱為“膽小殷勤”，在待人接物上更是忍讓為先、謙虛謹慎、友情為重、寧可吃虧、絕不逞強。但老陸不是那種明哲保身的懦弱之人，他內心正直、鄙視小人、悲憫為懷，例如那位作者因創作惹了事，被單位批判教育什么的，或者陷入困厄，他就敢一身正氣地親赴處理，毫不顧及自身安危，為作者解憂脫困。我記得，經他幫助的就有劉新中、李陜西、冀平、鄭智云等。老陸雖然作為市上一個藝術館的小小中層領導，但在基層廠礦，他就代表了市上，加之他的政策水平、協調能力、以及學者風度散發出的人格魅力，和那么一點不容置疑的威嚴，秉持的正氣，經常能使一些事件化險為夷，順利圓滿解決。

館里的領導鐘愛這份刊物，第一任館長劉本奇就親自設計過1979年第三期《銅川文藝》的封面；副館長顏志超負責審閱1983年《銅川文藝》“歡度新春佳節文藝專刊”，這一期與銅川市委宣傳部合編，封底剪紙就采用顏館長夫人楊文霞的“鳳凰戲牡丹”，獲得極大好評；還有館里幾位美術干部，耿建、任超、張秉元，他們幾乎包攬了刊物封面和封二、封三、封底，以及插圖的美術、攝影編輯工作。任勞任怨、不求回報、無私奉獻，都給我留下了難以忘懷而美好的記憶；接下來的繼任館長楊格善，副館長吳樹民、王文康，都是熱情關心刊物，從不干涉，對《銅川文藝》健康發展，銅川文學繁榮興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貢獻。在我記憶中這些領導首先都是好人、寬厚的道德之士。我和他們的相處是那么的和協自然，以及那種無言的信任，讓我工作起來，沒有任何的壓力。周圍的環境氣氛的寬松，讓人很舒服，沒有爾虞我詐，勾心斗角，沒有暗箭四伏，小心提防，這種情況和機遇，是我一輩子中工作過的五、六家單位中的唯一。

本文作者發表在《銅川文藝》上的作品

我于1985年元月調到西安市文聯《長安》文學月刊社，《銅川文藝》接著由杜發隆編輯，后來，劉新中調入，開創出一個嶄新的局面。劉新中調入省藝術館后，《銅川文藝》更名為《華原》，刊物風風雨雨，走過坎坷，走向興旺，堅持了40年，成為了銅川文化的一張名片，一面銅鏡，一種標志，一座豐碑。當然，長江后浪推前浪，雛鳳清于老鳳聲，后面的輝煌歷史應該讓新的當事人、主辦者來說了。

今年，恰逢《銅川文藝》和《華原》創刊40周年，感謝銅川市文聯主席張恩忠，倡儀并召開紀念座談會，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種與老朋友、老領導相聚的機會，十二萬分的難得！多年的朋友見面，有拉不完的話，道不完的情。有一種相逢更顯親情深，文友興會更無前的感覺，讓人深深陷入一種甜蜜的回憶之中，啊！魂牽夢繞、永難忘懷的四十年！

2013年6月2～7日于長安龍首苑

【編輯】孫    陽

【主編】秦隴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