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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幾天前，老羊鏟史寫了一篇《四十多年前，承德有四萬多名知青上山下鄉，有多少人還記得他們》，很多知青和我聯系，講述當年的青春歲月。 有朋友和我說，天津知青的朋友圈里都在轉發這篇文章，文章中涉及到的李小芹大姐也在公眾號的私信和我聯系，并聯系現在雙灤居住的董老師又給了我一些資料。 其實，第一次接觸知青這個題材，還是去圍場扶貧的時候，村里的李書記給我講他們村里的土匪任芳伍和匪首白金輝等人，一起制造了“柴胡欄子事件”，在若干年后的一個晚上，天津知青李小芹參與了對一個土匪的秘密調查的記錄，這時，我才知道當年有那么多的天津知青在圍場。 2 昨天是小年前一天，我去村里看望我的扶貧聯系戶王玉。 王玉今年65，我問他當年村里有天津知青嗎？ 他說有四個，當時他還小，記得天津知青來村里的時候，先是住在老鄉家里，后來單獨給他們蓋了房子，2007年的時候，這幾位知青還回來看過老鄉，這些年沒有聯系了。 他還記得那四位知青的名字。 我回來查資料，當年在道壩子公社紅要子大隊下鄉的是：靳立華、苗長豐、汪永年和郭慶生。 不知道這四位天津知青現在哪里，紅要子的老鄉還記得你們。 3. 1987年，《中國教育報》組織了一個“我當教師第一年”的征文，其中白水寫的文章《夢中往事》獲得了二等獎。 白水本名楊聯嘉，天津市第一中學1967屆初中畢業生。他下鄉的村是道壩子公社查子下大隊。 到村里不久，隊長就派他到村小學校當老師。文章寫得是他初當老師的事情。 查子下大隊與我們單位幫扶的紅要子村是同屬圍場縣道壩子鄉，昨天是小年前的臘月二十二，正是道壩子大集，鄉親們都在購置年貨： 年關已近年味濃，滿街春聯似火紅。 呼姑喚嫂趕集去，且待三十鞭炮鳴。 現在豐衣足食的鄉親們，還記得五十年前這里的情景嗎？ 白水老師這樣寫到： 塞北窮、山溝溝更窮。一天，上課時我發現兩個男孩子呆呆地坐著，我就訓斥了他兩倆一頓，他們低著頭一言不發，可就是不動手寫字。我急了，氣呼地問道：“鉛筆呢?”他們伸出小手，每人手心里都握著一個雞蛋，我更惱了，這不是戲弄我嗎?于是我又發了一陣火，直到他倆抽抽搭搭地落了淚。 一下課，他就跑來請假，說去供銷社換鉛筆。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小小的雞蛋，竟是他們的筆和紙呢。 只一節課的工夫，兩個小孩子就回來了，通紅的小臉掛滿汗珠，望著那高高舉起的花鉛筆，還有那臉上淌著的小河，我說不出話來。這時我發現地上的四只小腳有三只是光著的，僅有的一只鞋，又小又破，只關住了兩個腳趾，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背過臉去... ... 讀到這里，我也忍不住流下眼淚來。 4. 從1968年9月到1970年8月，圍場共安置來自天津、南京、北京、承德等地知青1896人，其中天津知青1733人，因為當時的農村狀況太需要知識青年，有很多知青很快就被安排為基層干部、民辦教師、赤腳醫生、會計等。 常喻南是天津市第三十四中學的1967屆初中畢業生，下鄉的地方是姜家店公社二道溝大隊。 二道溝大隊有八個生產隊，圍場地廣人稀，從一隊到八隊將近十里路，因為居住分散，這個大隊就有五所小學分別在二、三、四、五、六生產隊。在校學生多的二十多人，少的只有幾個。 常喻南很快被選為二隊的民辦教師，他后來寫的文章《大山里的文化》，記錄了當時的學校： 二隊的學校在二隊下營子，與住家戶一樣的連三間土房，西邊一間是辦公室，另兩間中間的秕子墻被打通作為教室。屋內沒有吊頂棚，露著黢黑的房柁、檁條、椽子，兩個不太大的窗戶糊著窗紙，采光效果很差。不同時期造的課桌椅都已很破舊，高低不等地擺在一起，坑洼不平的地面使桌椅總是擺放不穩。學生們的文具非常簡單，就是兩支鉛筆一塊橡皮，沒有哪個學生擁有文具盒這種奢侈品，書包也都是家大人用破舊衣褲剪裁縫制的。冬天的采暖就靠一個小爐子燒些牛糞啥的，在塞北的寒冬里只是聊勝于無，實在凍得不行就在老師帶領下蹦跳一會兒，幾乎每個孩子手背上都布滿了皴裂。 各學校全部實行“復式教學”，就是幾個年級的學生坐在同一間教室內，由同一位老師分時段給不同年級授課。大部分老師都是民辦的，工分加補貼的那種，老師的素質良莠不齊，整體而言最多可算是差強人意，倒是從知青中選出的老師普遍有著較好的口碑。 業務能力只是體現老師素質的一個方面，有的老師很懶，講不了多少課就讓孩子們自習，自己去休息抽煙。還有的給學生布置一些習題，就去拾掇自家的自留地了。更有甚者，利用上課時間讓學生幫自己干活，干自留地的農活或是干家務。孩子們一般都愛聽老師的話，幫著老師干活比干自家的活還積極。家長們聽到或看到這種情況，大多也是睜一眼閉一眼，他們對孩子上學的要求不高，能識些字算個加減乘除就可以了。 這就是當時的農村教育，能有一個知青老師太是學生們的幸運了。至于學生給老師干活，稍微個子高一些、體格壯一些的，基本都給老師干過。 那個時候的民辦教師也不容易，我小時候上學，我的老師白天上課，早晨還要去和社員一起出工干活，這樣，一天才能拿到十個公分。 民辦教師也不易。 5. 徐晶是天津市第六女子中學1967屆畢業生，她下鄉的地方是塞罕壩機械林場聯營生產隊。 當年的下鄉上山也是不一樣的，1968年去豐寧壩上下鄉的知青仇承軒，后來做了《承德日報》的記者，他今年已經70歲了，前幾天我見到他，說起上山下鄉時，他說，1964年8月的“六女上壩”是有工資的，和我們掙工分的不一樣。 1969年，徐晶來到羊場村時，村里沒有小學校，全村一百多人沒有幾個識字的。村里的孩子們，十來歲的就參加勞動掙工分了，歲數小的就像放羊一樣，每天在山里、地里瘋跑。徐晶到村里第三年的時候，村里決定建一所小學校。 徐晶寫的《當年我是“孩子王”》這樣寫： 壩上一年只有四五個月不用穿棉衣，那時生活貧困，無論大人孩子都穿著空心的棉褲棉襖，棉衣從不拆洗，穿到一槽爛。孩子們沒有襪子，光腳穿著漏腳趾頭或漏腳后跟的棉鞋，很多孩子的腳后跟都裂著深深的口子，像張著的小孩嘴。無論男孩女孩，頭發都蓬亂地粘在一起，臉蛋由于長期不洗，灰土和著亂抹的鼻涕，在臉上結了厚厚的一層嘎巴。那年春暖花開后，我在家燒了一大鍋開水，把男孩和女孩分成兩撥，給他們洗頭洗臉洗脖子和手腳。我給腳后跟裂口的孩子擦上蛤油，盼望他的腳能早日養好。洗干凈的孩子們露出了廬山真面目，原來他們都那么漂亮可愛，一個個大大的眼晴，白皙的皮膚，面頰上的兩片高原紅，顯得他們更加清純美麗。 羊場小學采用復式教學，從一年級至四年級的孩子，在一間教室里同時上課，由一個老師授課，學習各自年級的書本知識。孩子們朗朗的讀書聲給這個偏僻的方圓二十幾里都沒有人家的小山村增添了無限生氣。老鄉們紛紛來觀望教室里面自己的孩子，欣賞著老師漂亮的黑板字。 6. 事實上，知青們在村里做民辦教師的時候，正是承德教育遭受巨大的損失的時候。 20世紀70年代初期，在“普及初等教育，大力發展中等教育”思想指導下，河北省不顧當時各方面條件的限制，盲目提出“上小學不出片，上初中不出村，上高中不出社”的口號，致使全區出現大量農村民辦小學、教學點及教學班，大量發展七年一貫制或九年一貫制學校。中學的惡性膨脹，大量擠占小學校舍，大批優秀的小學教師被拔高到中學任教，其結果，造成中小學兩敗俱傷的局面。 因批判列少奇倡導的“兩種教育制度”，農職中、技校全部停辦，造成中學教育結構的單一化，全區大中專學校基本上被撤并或停止招生，財物損失殆盡。成人學校形同虛設，青壯年文盲逐年增多。十年內亂，全區教育事業元氣大傷，造成了無法估量的損失和惡果。 ——焦廷勤 劉占廣《承德地區史錄·教育事業的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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