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平臺用工的合同定性及法律適用

互聯網平臺用工的合同定性及法律適用

王天玉

來源：《法學》2019年第10期

摘要：當前我國司法實踐對于互聯網平臺用工的合同性質存在分歧，形成了居間、勞動、勞務或雇傭等多種判決。自平臺用工興起之初，互聯網平臺與網絡勞務提供者之間究竟屬于何種合同關系的問題就一直處于爭議中，至今仍無確切定論。事實上，平臺用工雖有創(chuàng)新，但并未完全脫離既有勞務給付方式。從合同的類型上看，典型合同對應常規(guī)用工模式，包括自治型平臺的居間合同、組織型平臺的勞動合同；非典型合同對應創(chuàng)新用工模式，組織型平臺與勞務提供者雙方均負承攬合同與勞動合同給付義務，屬于“類型融合契約”，應區(qū)分義務屬性以適用不同的法律規(guī)則。依此做法可基于現有法律規(guī)則和概念為司法提供一種裁判方法，減少法院因對平臺用工創(chuàng)新模式的合同定性分歧導致的“同案不同判”結果。

關鍵詞：互聯網平臺用工  典型合同  非典型合同  合同類型  法律適用

一、當前互聯網平臺用工的合同定性分歧

互聯網平臺用工是基于網絡平臺提供勞務的一般性表述，在實踐中多表現為網約車、代駕、外賣配送等。在共享經濟的推動下，平臺用工已成為新興的就業(yè)形態(tài)。時至今日，一個懸而未決的關鍵問題是：互聯網平臺與網絡勞務提供者之間究竟屬于何種合同關系？該問題自平臺用工興起之初就一直處于爭議中，隨平臺運營模式的幾經嬗變仍然未有定論。

現有規(guī)范性文件未明確規(guī)定平臺用工的合同類型。2016年11月1日起施行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第18條規(guī)定“網約車平臺與駕駛員根據工作時長、服務頻次等特點簽訂多種形式的勞動合同或者協議”，此規(guī)范屬于“當事人選擇模式”，在實質上回避了合同定性問題。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電子商務法》第9條規(guī)定了“電子商務經營者”，在外延上涵蓋了平臺用工中的勞務提供者，將其作為“平臺內經營者”的一種類型，即“通過電子商務平臺提供服務”的自然人。但是，該法未在“服務”項下區(qū)分雇傭、承攬、委托等具體勞務類型，亦未指明平臺內經營者與平臺之間的合同類型，而是在第47條中規(guī)定“電子商務當事人訂立和履行合同適用本法、《民法總則》和《合同法》等法律規(guī)定”，可被理解為是以民事合同為基礎之特別規(guī)定。該法規(guī)定特別之處僅限于登記豁免，即第10條所規(guī)定的“個人利用自己的技能從事依法無須取得許可的便民勞務活動”無需進行登記。

立法不清導致了司法實踐中的分歧。筆者通過“裁判文書網”對2014~2018年平臺用工爭議案件判決進行檢索、梳理后發(fā)現，法院就平臺與勞務提供者之間的合同定性問題形成了兩類觀點對立的判決。

第一類判決認為，勞務提供者與網絡平臺構成勞動關系、勞務關系或雇傭關系。此類判決數量較少，均是勞務履行過程中發(fā)生人身或財產損害，其中少數是勞務提供者自身損害，多數是勞務提供者造成第三人人身或財產損害。法院通過判斷勞務提供者與平臺之間的法律關系以便確定責任主體，考察的要點包括勞務提供者從事平臺經營的業(yè)務、接受平臺的管理并受相關制度約束、由平臺給付勞動報酬等。不同法院在合同關系定性上分別使用了“勞動關系”、“勞務關系”、“雇傭關系”的不同概念，也有個別法院未明確予以定性，僅使用“工作人員”“執(zhí)行職務”的描述性概念。

法院在此類判決中采取了兩種分析路徑：一是依據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fā)布的《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勞社部發(fā)[2005] 12號）所列舉之要素進行勞動關系認定，確認勞動關系由平臺承擔用人單位責任；二是少數法院不進行勞動關系認定，藉由“勞務”“雇傭”“工作人員”“執(zhí)行職務”等替代性概念，只要能夠引入《侵權責任法》第34條第1款“用人單位的工作人員因執(zhí)行工作任務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用人單位承擔侵權責任”，由平臺承擔責任，即可完成歸責的裁判任務，無須延伸至勞動法體系，亦可回避基于勞動關系的其他保障事項。

第二類判決認為，平臺與勞務提供者不構成勞動關系。此類判決數量較多，包括兩類：一種較少的情形是勞務提供者訴請法院認定勞動關系，以便獲得工傷救濟等勞動權益保障；另一種較多的情形是勞務履行造成第三方人身損害，法院為歸責之需判斷平臺與勞務提供者之間的合同關系。法院的依據是勞務提供者的工作特征，包括其有權自主決定是否工作以及工作時間和地點，工作所得不屬于勞動報酬；平臺不提供勞動工具，對勞務提供者無管理、支配或強制性約束，不符合從屬性特征，雙方不構成勞動關系。因此，平臺不對勞務提供者承擔勞動法上的用人單位義務，也就不對勞務提供者造成的第三人損害承擔賠償責任。

在否定勞動關系的同時，部分法院對合同性質予以進一步分析，指出網絡平臺以提供信息的方式從事居間服務，其與勞務提供者之間屬于居間合同關系。此外，在第三人主張損害賠償的案件中，少數法院并未以勞動關系認定為起點，而是直接根據網絡平臺的行為和功能將其認定為居間人。

綜合上述兩類判決，法院對事實基本相同的案件形成了多種裁判邏輯，如圖1所示。

*圖1  法院多種裁判邏輯示意圖

居間、勞動、勞務或雇傭等多種合同定性的分歧顯示，平臺用工在法律的視野中是碎片化的。法院缺乏分析平臺用工合同關系的學理框架，以至于在使用勞務和管理控制這樣基本的事實判斷上都未能形成共識。平臺用工雖形式多樣，但究其實質仍屬“勞務之債”，“以勞務履行為內容，自不外雇傭、承攬、委任，乃至于其他無名契約形式”。也就是說，平臺用工在實踐中形成的具體樣態(tài)須定性為某種合同，這就能夠在“典型合同與非典型合同”的基本分類下予以認識和分析。平臺用工若符合雇傭、居間、委任、承攬抑或勞動合同等典型合同特征，則應認定為特定典型合同，依據相應規(guī)則予以調整；若不符合典型合同特征，則屬于非典型合同，應分析其在非典型合同中的具體類型，再確定法律適用方法。

二、互聯網平臺用工實踐類型化下的合同關系

互聯網平臺用工雖有創(chuàng)新，但本質上仍屬提供勞務的一種交易形態(tài)。就以勞務為標的之合同類型而言，“民法上之勞務契約很多，諸如：承攬、出版、委任、經理人、代辦商、居間、行紀、寄托、倉庫、運送等等，均為適例。”勞務類合同因勞務內容、勞務提供者之技能與獨立性、勞務對價等要點差異，劃分出雇傭、委任、承攬等典型合同類型，在此基礎上再根據專業(yè)化勞務交易之需，進一步提煉出特別勞務合同類型，例如勞動合同是雇傭合同社會化的產物，實質是產業(yè)雇傭契約；運送合同在性質上屬于承攬合同。法律針對特別勞務合同在民事合同規(guī)則的基礎上構建專門調整機制。

平臺用工雖實現了交易過程的線上線下分離，但常見之網約車、代駕、配送等勞務給付仍是以自然人為主體在現實場景中發(fā)生。前述法院判決使用居間、勞動、雇傭等典型合同概念進行分析，雖有局限性，但仍能證明平臺用工的行為特征并未超越現有勞務類合同的概念體系。即便平臺用工的外在形式復雜多樣，但在基本構成要素上仍未徹底脫離典型勞務合同，并未新穎到完全無法用現有的概念體系加以認識和解釋之程度。故此，應在平臺用工的基本模式中發(fā)現典型合同。

（一）自治型平臺

此類平臺的功能是提供虛擬交易場所及交易規(guī)則。勞務供需雙方分別在平臺上注冊，相當于進入交易場所。勞務需求者發(fā)布工作任務、期限和報價，勞務提供者選取工作任務，完成“要約—承諾”的交易過程，平臺不參與定價和締約，但在交易成功后收取一定的費用，具有代表性的平臺如亞馬遜Amazon’s Mechanical Turk（AMT）等。

該平臺上的勞務類型通常是僅需基本計算和語言能力的小額工作（microwork），例如選取圖片、修改文章、段落翻譯、調查問卷等。在勞務供需雙方交易成功后，勞務需求方應向AMT平臺繳納其支付勞務對價的20%作為平臺使用費（MTurk Fee），最少為0.01美元。平臺處于中立地位，勞務提供者亦不將平臺視為勞務交易合同相對方。例如，在“Crowd Flower案”中，Crowd Flower是數據分析公司，其將工作任務進行拆分，并在平臺上作為勞務需求者（Requesters）發(fā)包給多位勞務提供者（Turkers）。勞務提供者起訴Crowd Flower公司，要求其承擔雇主義務，但并未將AMT平臺作為雇主或連帶雇主。此類平臺交易的結構如圖2所示。

*圖2 自治型平臺的交易結構示意圖

（二）組織型平臺

此類平臺提供的不是虛擬交易場所，而是基于互聯網創(chuàng)設遠程交易路徑（access）并制定交易規(guī)則，統(tǒng)一集成在終端APP中。勞務供需雙方注冊并使用該APP的行為包含承認平臺交易規(guī)則和使用網絡交易路徑兩方面的內容。與自治型平臺不同，組織型平臺的交易路徑并不聯通勞務供需雙方，而是使二者分別與平臺鏈接。勞務供需雙方分別與平臺進行締約，兩者間無直接的締約行為。平臺通過勞務定價、接收勞務要約、配置勞動力的方式組織整個交易鏈條，形成了“勞務需求者—平臺”和“平臺—勞務提供者”兩個合同關系。勞務需求者作為客戶通過APP向平臺發(fā)出勞務要約，該要約是平臺定價及服務規(guī)則與具體勞務需求的計算結果，平臺基于技術設定予以快速承諾，成立勞務需求合同。為了履行該勞務需求合同，平臺以一定的方式組織和配置勞動力。可見，平臺的作用是勞務交易組織者，或言其在本質上已不是具有承載性的平臺，而只是交易渠道。目前，對于“何為平臺用工的最優(yōu)合同形式”并無一個標準答案，在不斷的嘗試中平臺探索形成了不同的合同組合。在一起案件中，某大型網絡配送平臺說明了其三種勞務提供方式：一是“自營騎手”，即平臺與勞務提供者訂立勞動合同；二是代理商騎手，由平臺代理商與勞務提供者訂立勞動合同；三是APP眾包騎手，由自然人下載并注冊平臺APP，利用自己的業(yè)余時間接單進行配送。此三種方式可分別界定為組織型平臺A、B、C三種形態(tài)，基本能涵蓋現有組織型平臺的運營模式。平臺在不同運營模式下配置勞動力的能力、成本、風險均不相同，各有利弊。

1.組織型平臺A。在A模式下，平臺直接雇傭勞務提供者，二者訂立勞動合同，適用勞動法，除了平臺通過APP發(fā)布指令的形式變化外，與常規(guī)勞動關系無區(qū)別，通常被稱為“重資產模式”。該類平臺的合同關系如圖3所示。

*圖3 組織型平臺A合同關系示意圖

2.組織型平臺B。B模式是A模式的衍生品。由于重資產模式的運營成本較高，平臺將其特定區(qū)域的工作量整體外包給代理商，由代理商組織勞動力完成工作任務。代理商為確保運力與勞務提供者簽訂勞動合同，勞務提供者作為代理商雇傭的勞動者，接受指揮管理。平臺與勞務提供者之間無直接合同關系，此為“輕資產模式”。該類平臺合同關系如圖4所示。

*圖4 組織型平臺B合同關系示意圖

3.組織型平臺C。C模式是真正共享經濟意義上的互聯網平臺用工，即勞務提供者在平臺APP上注冊并接單，可自主決定是否提供勞務、何時以及何地提供勞務，享有完全不同于勞動法上勞動者的自主權。以網約車為例，司機以此種方式提供勞務的程序一般包括：第一個階段是注冊，司機提供姓名、身份證號、駕照等相關信息，平臺審核信息并通過視頻告知軟件操作、服務流程等即可完成注冊；第二個階段是司機打開軟件，平臺派單，司機確認接單并完成工作任務。雖然在操作上存在派單、搶單等差別，但此流程可反映出共享經濟意義上的勞動參與方式，體現出對閑置勞動力的開發(fā)與整合，其中部分勞務提供者已演進為零工就業(yè)形態(tài)。代駕、配送等其他主要網絡勞務亦是如此。該類平臺合同關系如圖5所示。

* 圖5 組織型平臺C的合同關系示意圖

三、互聯網平臺用工模式中的典型合同及其規(guī)范意義

（一）自治型平臺用工的居間合同屬性

自治型平臺上的勞務供需雙方就工作內容、完成期限、報酬等進行協商并達成合意，勞務提供者利用其自身的技術、設備完成工作任務，由勞務需求者驗收并支付報酬，平臺在交易達成后收取一定的費用。楊立新教授認為，網絡交易平臺提供者（平臺）與服務者（勞務提供者）之間法律關系的性質是網絡交易平臺服務合同。在該合同關系中，“網絡交易平臺提供者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中間媒介服務（intermediary service），為平臺用戶之間的交易提供信息通道，具有明顯的技術性、自動性和被動性特點，網絡交易平臺提供者對平臺用戶具體交易內容的知曉程度和控制力很低。”那么，平臺的定位應是信息媒介，在于創(chuàng)造勞務供需雙方之交易機會，并通過信息匹配促成合同締結。平臺與勞務提供者之間符合《合同法》第424條規(guī)定的“居間人向委托人提供訂立合同的媒介服務，委托人支付報酬”，構成居間合同關系。該居間合同定性在網絡勞務致人損害的規(guī)則適用上得以驗證，“網絡交易平臺提供者與服務者的行為不是共同侵權行為……網絡交易平臺提供者并不具有特別的關聯，而僅僅在提供訂約條件、價金給付方面提供服務，因而與損害行為不存在因果關系。”

借此可歸納自治型平臺居間合同的三個要點：

（1）平臺不使用勞務提供者所為之勞務，當然也就不涉及管理控制。平臺的功能僅為提供信息，勞務供需雙方之間須存在明確、獨立的締約行為。這一點是其與組織型平臺的根本區(qū)別。

（2）平臺作為居間商相對于一般民事居間的特點是其在網絡空間中實現批量化信息匹配，使得交易機會突破地域限制，“降低了與匹配交易方有關的成本，降低了實際交易成本。”但是，平臺在實現量化居間的同時并未改變居間之本質，仍屬于訂立合同的媒介服務，在交易達成后收取報酬。

（3）平臺提供交易信息是認定居間合同的必要但不充分條件。前述案例中部分法院認定居間關系僅依據平臺提供信息的功能，而忽視了平臺是否參與交易、是否使用勞務、勞務供需雙方是否有締約行為等相關因素，混淆了不同類型的網絡勞務交易。各類平臺依憑技術特點雖然均有提供信息的行為，但是提供信息的法律意義并不相同——自治型平臺提供的信息是交易媒介和居間服務，而組織型平臺所提供的信息則可構成指令。

（二）組織型平臺用工包含的勞動合同

勞動合同意味著平臺對勞動提供者不僅有使用勞務，還存在管理控制。平臺對勞動力的配置能力強、用工成本高，便于形成數量穩(wěn)定的勞務提供者群體，此為平臺所稱之“基礎運力”，是完成常規(guī)數量訂單的人力基礎。

A模式下平臺直接雇傭勞務提供者，勞動合同定性明確，勞務提供者穿著平臺制服、使用平臺標識、佩戴工牌等行為外觀與其勞動者的身份相符，其提供勞務的行為是職務行為，由平臺承擔相應的后果，體現的法律關系簡單清晰。但是，由于A模式的成本較高，平臺在開拓市場、運營穩(wěn)定后一般采取“去勞動關系化”策略，轉向B模式，并擴大C模式。如此一來，平臺既能維系區(qū)域運力，又可規(guī)避用人單位的管理成本和法律風險。

B模式的標準形態(tài)是代理商與勞務提供者訂立勞動合同，適用勞動法。司法實踐中，B模式因代理商規(guī)范性差異導致了不同的處理方式。現有涉及代理商的案件均是勞務提供者致第三人損害，第三人將平臺、代理商、勞務提供者全部列為被告人。具體情形包括三類：一是代理商明確承認其與勞務提供者之間的勞動合同關系，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平臺無責任；二是代理商不承認其與勞務提供者之間的勞動合同關系，法院考察代理商對勞務提供者的指揮、管理和報酬，認定二者為勞動合同關系，由代理商承擔責任；三是代理商明確承認其與勞務提供者之間的勞動合同關系，但法院認定代理商是勞務派遣公司，平臺是用工單位，按照《侵權責任法》第34條第2款勞務派遣侵權處理，由平臺承擔侵權責任。可見，B模式在合同結構上是平臺與代理商之間“業(yè)務外包合同”、代理商與勞務提供者之間“勞動合同”的組合，勞務提供者基于平臺對代理商的授權穿著平臺制服、使用平臺標識等行為外觀亦無法律障礙。雖然代理商在用工方面可能存在不規(guī)范情形，但與一般勞動關系所生之爭議無異，在勞動法中有據可循，且有豐富的司法經驗依托。

相較于A、B模式，C模式下平臺與勞務提供者之間的勞動關系難以被認定。依據從屬性理論，勞動關系的認定之難在于平臺使用勞務，但不指令勞務提供者必須工作、不管控勞務提供者的工作時間和地點，亦不指揮其業(yè)務執(zhí)行，通常是在事后對其業(yè)務的完成情況予以評價，未達到勞動關系所要求之人格從屬性程度。隨著平臺用工的發(fā)展，實踐中出現了大量專職、固定從事平臺工作的人群，以平臺工作為主要生活來源，其勞務行為構成了平臺業(yè)務的組成部分，具有較強的經濟從屬性。此類勞務提供者難以被認定為是勞動法上的勞動者，但又與勞動者有相似性，故有學者稱其為“類似勞動者型勞務提供人”或“第三類勞動者”。此種模式的合同定性是當前司法分歧與學術爭議的焦點。

綜上可知，組織型平臺中的A、B用工模式屬于勞動合同，但因C模式中的用工關系難被認定為勞動合同，故只能說組織型平臺包含勞動合同。對此，我們至少可以確定的是，勞動合同是平臺用工多種形式中具有基礎性地位的一種典型合同。

（三）典型合同在平臺用工中的規(guī)范意義

1. 基于典型合同辨析平臺用工模式的常規(guī)與創(chuàng)新

典型合同對應的是平臺用工中常規(guī)的、非創(chuàng)新的部分，而不能基于典型合同予以解釋的是平臺用工中的創(chuàng)新部分，是真正的“新型”就業(yè)形態(tài)。

所謂平臺用工是在共享經濟的浪潮下興起的，似乎在平臺、數據、算法等光鮮詞匯的包裝下天然就具有創(chuàng)新的基因，但通過對平臺用工模式的解構與歸類可以發(fā)現，其中大量勞動力的配置與非平臺的常規(guī)用工并無實質區(qū)別。即便加入平臺這一要素形成線上與線下兩個交易空間，但亦未發(fā)生用工模式的徹底變革。無論是平臺作為居間商提供虛擬交易場所和信息匹配，還是平臺直接或通過代理商間接雇傭勞動者，虛擬空間下的信息收集與處理能夠提升勞動力配置和使用效率，但平臺對勞動力的配置仍遵循居間、勞動等常規(guī)方式。即便是平臺用工在規(guī)模和地域上突破了一般民事勞務活動的范圍，但其在本質上并未脫離典型勞務類合同的范疇，屬于“披著平臺外衣”的常規(guī)用工模式。前述自治型平臺、組織型平臺A和B模式均屬此類，只有組織型平臺C模式體現了共享經濟的用工特點——“工作任務碎片化、勞動控制碎片化”，勞務給付行為更加復雜，無法歸入典型合同，可將其稱之為“平臺用工的創(chuàng)新模式”。

區(qū)分平臺用工中的常規(guī)與創(chuàng)新主要在于避免以常規(guī)用工模式掩蓋創(chuàng)新用工模式。現有文獻引用較多的“好廚師”案主要用以證明平臺用工應當作為勞動關系處理。雖然該案中平臺主張其僅提供在線預約廚師上門服務，但根據法院查明的事實，廚師須每天10點到公司辦公室報到打卡，遲到扣錢，受公司管理，由公司負責派工，沒有訂單時廚師穿著工作服為公司上街宣傳。平臺亦在宣傳中強調全職廚師為其特色。由是可見，該案中的用工模式與常規(guī)勞動關系無差別，平臺的作用是公司與廚師之間的招聘渠道以及入職后的指令傳達方式，在用工方面并無創(chuàng)新之處，與共享經濟意義上的自主勞動相去甚遠。所以，該案的處理完全可依據現有規(guī)則進行勞動關系認定，與一般勞動爭議處理方式無異。但是，若據此就提出勞動法應該或可以適用于全部平臺用工，則又混淆了常規(guī)與創(chuàng)新，在法律適用及規(guī)則構建上失之片面。

2. 基于典型合同發(fā)現平臺用工爭論之癥結

現有學說普遍采取“單一契約”的立場，即將平臺用工視為一個整體，凡基于平臺形成的勞務交易就屬之，用特定典型合同予以解釋，繼而引入該典型合同的調整規(guī)則。居間合同、勞動合同等合同定性學說均未區(qū)分平臺用工類型，旨在涵蓋全部平臺用工實踐。不僅在學理層面，前述司法裁判的分歧亦是以單一契約為基礎，由此產生了非此即彼的矛盾。

典型合同的分析視角在于呈現平臺用工的多樣性，“不同平臺的工人，同一平臺不同類型的工人，甚至同一平臺同一類型的不同工人與平臺的關系都可能并不相同。”平臺因其運營模式的復雜多樣從來就不具有統(tǒng)一性，其組織勞動的方式自始就存在居間、勞動等性質差別，無法在整體上歸為某種典型合同。無論是居間合同還是勞動合同，單一契約說可以在局部對平臺用工予以闡釋，但必須以平臺分類為前提。一旦突破典型合同所針對的特定情形就會遭遇困境，并產生擴大解釋的難題。這一點在“勞動合同”的定性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在我國“獨立勞動—從屬勞動”的二元立法框架下，勞務提供者若不能被認定為勞動法上的勞動者，就將歸入民事勞務合同的調整范疇，僅在雇傭活動中受傷等少數情況下可獲得雇主賠償，兩類調整機制的保障水平差別甚大。對于因欠缺從屬性而難以被認定為勞動關系的平臺用工類型，有學者意圖通過對從屬性的擴大解釋引入勞動法規(guī)則，以便在民法的基礎上強化法律的保障水平。方法為弱化人格從屬性，強化經濟從屬性，使得以平臺工作為主要收入來源者均可獲得勞動法之保障。照此方案，以承攬合同完成平臺工作的勞務提供者雖欠缺人格從屬性，但因以平臺工作為主要收入來源，故也應成為勞動法的保護對象。更有甚者，在平臺不使用勞務的居間合同中，只要勞動提供者以平臺工作為主要收入來源，亦應適用勞動法。概言之，凡是以平臺“打零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人，無論是工作方式還是內容，均是勞動法的保護對象。由此導致的結果便是，勞動法的調整范圍將會極度擴張，壓縮了民事勞務類合同在平臺用工上的適用空間，產生了強制締結勞動合同的法律效果。平臺用工將難以維持多樣性，用工模式將限定在平臺直接雇傭勞動者或通過代理商間接雇傭勞動者，沒有靈活自主就業(yè)的空間，這顯然矯枉過正了。

可見，平臺用工爭論之癥結在于各學說意圖用一種典型合同及其規(guī)則解決全部平臺用工問題。基于平臺類型及其合同的分析，以居間和勞動為主的典型合同雖是平臺用工的構成部分，但不足以解釋全部平臺用工的實踐。

3. 基于典型合同探尋平臺用工的規(guī)制路徑

法律對平臺用工規(guī)制的目標應是確立不同類型合同之間的競爭秩序，實現平臺經濟發(fā)展與勞務提供者權益保障之間的平衡。平臺組織勞動的合同類型決定了其運營模式，進而決定了平臺與勞務提供者之間利益和風險的分配格局。基于合同自由原則，平臺與勞務提供者有選擇合同類型的自由。那么，不同類型合同作為平臺用工的備選項實際上處于競爭關系中，合同競爭的結果是平臺與勞務提供者之間權益關系的此消彼長。

但是，現實世界中并沒有如此的合同自由。勞務提供者作為平臺經濟中的弱者，事實上無選擇合同的權利，只能被動地接受平臺提供的格式合同。由于沒有法律規(guī)制或行業(yè)門檻，平臺憑借其強勢地位能夠決定合同類型，其結果必然是遵循最優(yōu)效率的市場化思維，圍繞業(yè)務量與勞動力比對、用工成本與績效形成勞動力配置機制。在此寬松的制度環(huán)境下，平臺用工實現了“自由而野蠻”的生長。所謂“去勞動關系”就是平臺發(fā)展過程中合同競爭的結果。

典型合同對于平臺用工規(guī)制的意義在于其“規(guī)范中可設有強制性規(guī)范，在當事人的約定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國家利益，或者使當事人之間的利益狀態(tài)嚴重失衡時，可以該強制性規(guī)范矯正，從而保護社會公共利益、國家利益、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勞動合同因存在大量強制性規(guī)范，故在矯正勞雇雙方利益關系并維護產業(yè)秩序方面功能顯著。是故，引入勞動法規(guī)則便成為被優(yōu)先考慮的對策，就如何引入勞動法規(guī)則言，最大的障礙無疑是如何認定勞動關系？很多學者主張以某種方式繞過勞動關系，亦即部分勞動法規(guī)則的適用不以勞動合同為前提，如域外學者主張對平臺用工的規(guī)制不拘泥于“合同定性—適用規(guī)則”的套路，法律適用方法應轉變?yōu)楦鶕煌樾畏峙湄熑巍鴥葘W者也提出了“勞動法調整模式+雇傭合同調整模式”、“勞動權利具體化”、“勞動法的功利主義規(guī)制”等意見。這些觀點的一個共性問題是未對平臺用工模式進行充分的梳理，其針對的主要是組織型平臺C模式。而從平臺用工的整體上看，組織型平臺A或B模式比例的增加也意味著擴大了勞動法對平臺用工的適用范圍，能夠提升勞務提供者作為一類群體的保障水平。在某一時間段參與平臺用工的勞務提供者數量相對穩(wěn)定的情況下，組織型平臺A或B模式比例的增加也意味著C模式比例的降低，平臺用工中勞動合同數量增加。那么，在平臺用工模式類型化的基礎上，法律對平臺用工的規(guī)制重點應在組織型平臺，因此在現有規(guī)則體系下加強對平臺用工的規(guī)制在合同上體現為矯正勞動合同相對于民事合同的競爭弱勢，亦即法律應干預不同類型典型合同的比例。在規(guī)制方法上應引入平臺分類注冊，除自治型平臺外，凡注冊為組織型平臺的則必須滿足一定比例的勞動合同要求，藉此通過勞動合同自帶的強制性規(guī)范塑造平臺用工的利益格局。

四、互聯網平臺用工模式中非典型合同及其法律適用

互聯網平臺用工的創(chuàng)新之處是在典型勞務合同類型之外形成了社會化的大規(guī)模勞務交易。典型合同為“日常生活上常見的契約類型”，賦予一定名稱并提供若干規(guī)范以補充當事人約定之疏忽及遺漏，從而促進“常見”交易的順利開展。就勞務給付而言，普遍發(fā)生之勞務交易大多基于雇傭、承攬、委托等典型合同，大規(guī)模的產業(yè)化勞務交易已由雇傭合同漸進過渡至勞動合同。因此，勞務類合同定性的要點通常是在各類典型合同中予以區(qū)分和選擇。通常情況下，以非典型合同的方式給付勞務在數量及特征上尚不足以類型化，遂成為典型合同靈活、分散之補充。但是，互聯網浪潮以既往合同規(guī)則無法想象的速度創(chuàng)制并推廣了新型用工模式，即以組織型平臺C模式為代表的“平臺用工創(chuàng)新模式”，在短時間內使該模式成為具有普遍性的社會化勞務交易方式。

平臺用工創(chuàng)新模式不屬于任一典型合同，但又吸納如此眾多的就業(yè)人口，構成“常見”之規(guī)模化勞務給付方式，由此對合同類型化思維產生的沖擊是：以往只能基于典型合同所為之“常見”交易已基于非典型合同規(guī)則進行，其根源在于互聯網從時空兩個基本維度上改變了“常見”勞務交易的產生機制。在非信息化條件下，一種勞務給付方式成為“常見”是一個經年累月的緩慢過程，雇傭、委托等基本形態(tài)可追溯至羅馬法，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相關的合同規(guī)則。即便是雇傭合同向勞動合同的演進也經歷了百余年的時間。而共享經濟推動下的平臺用工創(chuàng)新模式在短短幾年時間內迅速成為“常見”，導致實踐發(fā)展速度與法律認識速度之間的碰撞摩擦，“法律規(guī)制方案通常是以現有經濟活動的典型組織形式為藍本設計，這導致平臺經濟難以在現行法律架構中找到準確的定位。”因此，平臺用工創(chuàng)新模式只能從非典型合同的角度予以解釋并適用法律。

（一）平臺用工創(chuàng)新模式中的給付義務

“民法系以給付義務為出發(fā)點，而設各種契約類型。”對平臺用工創(chuàng)新模式的合同分析須基于平臺與勞務提供者所負之給付義務，將看似雜亂的勞務給付方式分解為不同屬性的行為要素。

1. 勞務提供者的給付義務

其一，依平臺指引向特定對象給付勞務的義務。平臺依據勞務需求者的訂單將該勞務內容信息發(fā)送給勞務提供者，性質為平臺發(fā)出之要約。勞務提供者接單后按指定時間、地點完成該特定勞務，如旅客或貨物運送。勞務提供者須本人親自完成，符合平臺認證信息，不得轉交他人。在該模式下，勞務提供者接單前處于自主狀況，一旦接單則與平臺訂立勞務給付合同，有義務依照訂單約定內容向指定對象給付勞務。

其二，接受平臺對行為過程監(jiān)督和對行為結果評價的義務。平臺基于信息技術和智能終端設備有能力時時追蹤和監(jiān)控勞務給付的全過程。此外，平臺均建有評分與等級體系，對勞務提供者的行為結果予以評價。勞務提供者的接單數量、在線時長以及服務態(tài)度、時效、安全性等均為平臺評價的計分點。勞務提供者隨著積分累積和等級提升能夠獲得更高的收入，平臺評價機制也因此被視為一種“控制”手段。平臺監(jiān)督和評價機制一般作為格式合同附件或平臺規(guī)則載明。

其三，從給付義務。平臺通常推薦或指引勞務提供者以一定的行為外觀向勞務需求者給付勞務，包括穿著統(tǒng)一的工作服、使用統(tǒng)一的標識或佩戴統(tǒng)一的工牌等。勞務提供者因具備平臺標識的行為外觀可迅速獲得客戶的基本信任，縮短溝通時間，增進交易安全，提升平臺配置勞動力的效率。因此，行為外觀屬于“輔助、確保債權人的給付利益能夠獲得最大滿足”的從給付義務。但在另一方面，行為外觀也使一般社會公眾有理由推論平臺與勞務提供者之間存在職務性聯系，部分司法判決亦在合同定性中考察了該行為外觀因素的影響。

2.互聯網平臺的給付義務

其一，向勞務提供者發(fā)送信息的義務。平臺作為勞務供需信息的“集合點”，通過算法實現了最佳匹配，發(fā)揮了傳遞交易信息的功能。勞務提供者遵循平臺注冊及審核路徑進入“勞動力集群”（labor pool），享有獲得勞務信息的權利。平臺根據勞務提供者的積分和等級設定發(fā)送信息的先后排序。這是平臺依據自設規(guī)則實現發(fā)送勞務信息的義務差別化，使平臺的信息優(yōu)勢外化為相對于勞務提供者的強勢地位，“平臺對大量數據的收集可能使平臺運營商與其用戶之間產生新的信息不對稱。”有觀點認為，平臺對個別積分過低或嚴重違規(guī)的勞務提供者予以封號或拉黑，不再發(fā)送信息的行為相當于行使“解雇權”，實際上是平臺行使對該非典型合同的解除權。

其二，向勞務提供者支付報酬的義務。平臺支付報酬是勞務提供者完成勞務的對待給付。基于平臺的定價規(guī)則，勞務提供者無實際議價能力，每一訂單自動生成報酬金額，并以勞務完成為支付條件。平臺憑借其強勢地位限定自身報酬支付義務，通常規(guī)定勞務提供者從平臺賬戶提取報酬的時間和額度，如每月固定日期或每幾周可提款，抑或每次提款限額。基于平臺支付報酬義務，其對勞務提供者報酬賬戶僅有托管權限，應保證勞務提供者的提款自由。

其三，從給付義務。平臺通常具有培訓、數據管理和異議申訴等具有協助、保密、說明性質的功能。平臺培訓通常不在于使勞務提供者獲得特定技能，而是讓勞務提供者知悉平臺的規(guī)則及軟件的使用，以便于其從事平臺勞務活動。平臺對網絡勞務活動形成的數據進行管理，包括賬戶安全保障和隱私保護。此外，由于評價對勞務提供者的積分有直接影響，亦相應影響其報酬，故平臺有義務處理勞務提供者就客戶投訴或差評進行的申訴。

（二）平臺用工創(chuàng)新模式在非典型合同中的類型歸屬

非典型合同之內容雖不確定，但為適用法律規(guī)范之需，已在學理上被梳理為若干類型。以王澤鑒先生著述為據，非典型合同有“純粹非典型契約、契約聯立及混合契約”之分，其中“契約聯立和混合契約”又可再分類。此觀點已為學界所廣泛接受，引入本文用以分析平臺用工創(chuàng)新模式的合同構成。

1. 純粹非典型合同、合同聯立抑或混合合同

其一，不屬于純粹非典型合同。純粹非典型合同之要旨在于合同內容為法律全無規(guī)定的事項，“即其內容不符合任何有名契約要件的契約”。在平臺用工創(chuàng)新模式中，合同基本內容是勞務提供者完成特定勞務并由平臺給付報酬，符合承攬合同的特征，而平臺對勞務提供者的監(jiān)督評價以及勞務提供者行為外觀等因素又具有勞動合同屬性，并非法律全無規(guī)定之事項。進一步言，勞務給付歸根到底是“對人的使用”，在人的安全、平等、尊嚴等諸多基本價值支撐的現代法律制度下，民商事活動中的勞務交易無論如何創(chuàng)新，都幾乎不可能是“法律全無規(guī)定的事項”。

其二，不屬于合同聯立。合同聯立是對復數合同關系的界定，“數個契約（典型或非典型）具有互相結合的關系”。王澤鑒先生就此舉例：甲交A車與乙修理，并向乙租用B車，此為“單純外觀的結合”；甲經營養(yǎng)雞場，乙向甲貸款開設香雞城，并約定乙所需的土雞，均應向甲購買，此為“具有一定依存關系的結合”。合同聯立是在雙方當事人之間成立兩個以上獨立的合同，關鍵在于有兩個以上不同內容的意思表示及合意，如修車與租車、貸款與買賣。在平臺用工創(chuàng)新模式下，平臺與勞務提供者之間僅有一個意思表示及合意，即勞務提供與報酬，評價與行為外觀等是作為合意的一部分用以輔助勞務給付。故此，平臺用工雙方當事人之間僅成立一個合同關系，不存在合同聯立。

其三，屬于混合合同。混合合同在實務上最為常見，“指由數個典型（或非典型）契約的部分而構成的契約。”平臺用工創(chuàng)新模式因同時具備承攬合同與勞動合同要件，屬于在平臺與勞務提供者之間的一個合同中包含了兩個典型合同的部分，應視作混合合同予以進一步認識。

2. 混合合同中的具體類型

王澤鑒先生參照德國通說，將混合合同分為四種類型，分別是：“（1）典型契約附其他種類的從給付，即雙方當事人所提出的給付符合典型契約，但一方當事人尚負有其他種類的從給付義務；（2）類型結合契約，即一方當事人所負的數個給付義務屬于不同契約類型，彼此間居于同值的地位，而他方當事人僅負有單一的對待給付，或不負任何對待給付；（3）雙種典型契約，或稱混血兒契約，即雙方當事人互負的給付各屬于不同的契約類型；（4）類型融合契約，或稱狹義的混合契約，即一個契約中所含的構成部分同時屬于不同的契約類型。”

分析平臺用工創(chuàng)新模式有兩個維度：一是單個訂單的勞務給付合同構成；二是一段時間內連續(xù)發(fā)生的勞務給付合同構成。若從單個訂單來看，平臺與勞務提供者的給付義務履行順序是“平臺發(fā)送勞務信息——勞務提供者接收信息并給付勞務——平臺在勞務完成后支付報酬”， 明顯具有承攬合同的特征。此外，勞務提供者須接受平臺監(jiān)督評價以及行為外觀等內容則符合勞動合同的特征，故該用工合同屬于承攬合同與勞動合同的混合，但兩種合同之給付義務并非“居于同值的地位”。承攬合同所包含之勞務履行過程顯然為主給付義務，勞動合同所包含之監(jiān)督評價、行為外觀則屬于從給付義務，居于輔助地位。因此，該合同在混合合同類型中應屬于“典型契約附其他種類的從給付”，即承攬合同附勞動合同的從給付。

但是，現實世界中的平臺用工幾乎不存在只發(fā)生單個訂單的情形。平臺用工之所以成為“常見”，乃是因為勞務給付在一段時間內連續(xù)發(fā)生，可以是網約車司機或外賣員在一天中連續(xù)數小時進行客運或配送，也可以是代駕司機連續(xù)數個夜間提供代駕服務，依據勞務種類和交易習慣可確定勞務給付在一定時間維度內的連續(xù)性。交易的連續(xù)性自然衍生出更為緊密的結合關系，主要是勞務提供者在長期持續(xù)性關系中形成了“積分”這一虛擬資產，并直接影響其接收勞務信息的排序和報酬標準。平臺對勞務提供者的監(jiān)督評價及行為指引隨交易時間的增長和積分的增加而越發(fā)重要，對平臺的定價權及費率調整亦有較大影響。也就是說，在一個連續(xù)的交易時段內，混合合同中的勞動合同給付義務增強。

就“勞動合同給付義務”而言，勞務提供者與平臺在持續(xù)交易中形成的結合主要是依托“積分”的財產性結合，尚未達到勞動關系的“人格性結合”程度。平臺對勞務履行過程雖有監(jiān)督，但多是出于安全管理和記錄的需要在后臺進行，并不直接指示勞務提供者履行勞務的方法和手段，例如，外賣配送平臺向騎手推薦路線，但并不強制要求必須按此路線配送；又如，網約車平臺對司機的認證、車內狀況以及行車路線的監(jiān)控并不在于指導司機完成客運，而主要是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兼為處理繞路等爭議留存證據。可見，二者的結合并非是人格性的，而主要是財產性的——平臺享有定價權和合同決定權，在信息、利益和風險的分配上居于主導地位。平臺對勞務提供者的監(jiān)督評價及行為指引均直接影響“積分”和報酬，尤其是對以平臺工作為主要生活來源的人。那么，平臺與勞務提供者在承攬合同屬性的勞務履行之外，基于“積分”形成了勞動合同屬性的結果評價和收入依賴。勞動合同給付義務地位得以提升，成為一段時間內“合同集合”下的主給付義務之一，勞務提供者已不完全具備承攬合同中承攬人的獨立性。

拉長時間維度觀察，真實的平臺用工雙方互負承攬合同與勞動合同給付義務，且這兩類給付義務“居于同值的地位”，已不是“典型契約附其他種類的從給付”，亦不屬于“類型結合契約”和“雙種典型契約”，而應是“類型融合契約”。

（三）平臺用工創(chuàng)新模式的法律適用

1. 混合合同法律適用學說

混合合同是我國司法審判中常見的概念，多出現在信用卡消費、房屋買賣等糾紛訴訟中，很少用于處理勞務類合同爭議。對其的法律適用問題，王澤鑒先生將相關學說歸納為三種：“（1）吸收說，認為應將混合契約構成部分區(qū)分為主要部分及非主要部分，而使用主要部分的典型（或非典型）契約的規(guī)定，非主要部分則由主要部分加以吸收之。（2）結合說，認為應分解混合契約的構成部分而適用各該部分的典型契約規(guī)定，并依當事人可推知意思調和其歧義，統(tǒng)一加以適用。（3）類推適用說，認為法律對混合契約既未規(guī)定，故應就混合契約的各構成部分類推適用關于各典型契約所設規(guī)定。”在此基礎上，王澤鑒先生指出：“沒有任何一說可以單獨圓滿解決混合契約法律適用問題。于當事人未有約定時，應依其利益狀態(tài)、契約目的及斟酌交易慣例決定適用何說較為合理。”因此，學理上將混合合同分為前述四種類型，各類型對應不同的法律適用方法。

對于“類型融合契約”，王澤鑒先生借“混合贈與”的事例主張“原則上應當適用此兩種類型的規(guī)定”。那么，平臺用工創(chuàng)新模式作為“類型融合契約”，應區(qū)分平臺與勞務提供者的給付義務合同屬性，分別適用承攬合同的合同法規(guī)定與勞動合同的勞動法規(guī)定。

2. 平臺用工創(chuàng)新模式的法律適用方法

本文開篇提出的司法分歧均是針對平臺用工創(chuàng)新模式，因單一契約說的思維慣性，無法調和不同合同屬性的行為特征。引入混合合同的分析視角后，承攬合同與勞動合同的行為特征可同時存在于一個“類型融合契約”中。在承攬合同屬性的勞務給付義務之外，對案件處理影響最大的因素就是勞動合同屬性的行為外觀。通過對上述判決的梳理，當前平臺用工的爭議主要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勞務提供者自身受傷的救濟；二是勞務提供者致第三人人身或財產損害的責任承擔。

根據是否涉及第三人，可將平臺用工爭議分為無第三人的內部關系、有第三人的外部關系，現分別說明法律適用方法。

其一，無第三人爭議處理，主要是非因第三人導致的勞務提供者自身受傷，應適用承攬合同規(guī)則。在平臺用工創(chuàng)新模式下，勞務提供者享有工作自主權，其在勞務履行過程中所為之給付屬于承攬合同范疇，應適用承攬規(guī)則，損害由其本人擔責。就行為外觀因素而言，在平臺與勞務提供者之間的內部關系上，基于交易的連續(xù)性，行為外觀是評價與積分的重要指標，構成雙方財產性結合關系的主要表現形式。因此，平臺與勞務提供者之間適用勞動合同規(guī)則主要在財產關系方面，如合同解除權、報酬保障等，不影響承攬合同規(guī)則的適用。

應當說明的是，此項法律適用方法雖符合現有規(guī)則，但并不能說其符合法律公平正義的目標。大量以平臺工作為固定職業(yè)的勞務提供者在持續(xù)交易過程中面對職業(yè)風險，主要是交通事故風險，由其個人負擔該風險已不符合現代社會風險化解與安全保障的理念，此項帶有“承攬社會化”特征的平臺用工模式應實現社會化的法律調整。但是，目前尚無對這種新型就業(yè)形態(tài)及其風險的系統(tǒng)規(guī)范。就爭議處理而言，我國法院定位于“適用法律”，雖然在個別案件中可作出擴大解釋，但是無制度化的“造法”權力，仍須遵循合同定性及其規(guī)則，就此部分勞務給付按承攬合同處理。

其二，有第三人爭議處理，包括勞務提供者致第三人人身或財產損害、第三人致勞務提供者人身或財產損害。在涉及第三人的外部關系上，行為外觀因素對法律適用具有重要影響。社會公眾通常認為，只有勞動關系之勞動者穿著用人單位工作服、佩戴工牌以及其他標識，故有理由根據勞務提供者的行為外觀推定其為履行平臺業(yè)務的職務行為。平臺與勞務提供者之間的內部合同約定沒有對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第三人亦無義務考察平臺用工的合同類型。因此，若勞務提供者具備平臺工作服、工牌或其他標識的行為外觀，其在給付勞務過程中致第三人損害，應由平臺承擔責任，平臺擔責后可向勞務提供者求償；第三人致勞務提供者損害，勞務提供者既可直接向第三人主張賠償，也可委托平臺向第三人主張賠償。若勞務提供者不具備平臺用工的行為外觀，則第三人無證據推定其與平臺之間的關系，由此導致的損害應按一般侵權處理。

綜合前文之論證，司法裁判平臺用工爭議可借鑒之分析邏輯如下（參見圖6）。

* 圖6  平臺用工爭議可借鑒的分析邏輯示意圖

五、結   語

互聯網平臺用工作為當前勞動法研究的熱點可謂眾說紛紜，無疑已成為新的學理增長點。筆者通過對平臺用工實踐予以類型化，來找尋現有規(guī)則框架下適當的法律適用方法。申言之，平臺用工討論分歧的一個重要成因是對事實的把握不夠清晰。若將與平臺相關之用工行為皆以“平臺用工”予以籠統(tǒng)概括，則忽略了居間、承攬、勞動合同等不同用工模式的本質差異，導致學說解釋力的局限和對策建議的偏頗。通過對平臺用工實踐的類型化分析可以發(fā)現，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平臺用工僅為其中的一種類型，其他模式有明確的調整依據，并且不同模式之間在合同類型選擇上具有競爭關系，由此明確了討論的焦點，也可為法律規(guī)制方案提供了一個視角。

但是，平臺用工的制度構建并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列，本文的意圖是基于現有規(guī)則和概念提供一種司法裁判方法。法院對平臺用工創(chuàng)新模式的合同定性分歧導致大量案件出現“同案不同判”的結果，其中一些判決明顯欠缺對利益平衡的把握和對社會風險的控制，造成了形式合法下的實質不合理。在我國司法不能超越現有規(guī)則的前提下，法院對于新生社會關系的處理應通過對概念的解釋拓展規(guī)則的適用空間，在現有條件下最大限度地實現法律邏輯與社會認知、裁判結果與社會效果的統(tǒng)一。繼而，在地方法院探索的基礎上，最高人民法院能夠在信息相對充分的條件下出臺裁判指引，解決平臺用工“同案不同判”的問題，將現有規(guī)則條件下的利益格局固定下來。當然，針對平臺用工的制度構建是另一個問題，須有面向數字時代的眼光和胸襟，不拘泥于工業(yè)時代的條條框框，正視現實并發(fā)揮想象力，這是未來長久需要思考的課題。

(作者王天玉，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社會法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