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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晚清”，我們一般是指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到1912年清朝滅亡的這段時期。當然，晚清也曾出現過短暫的中興，很多歷史書上稱之為“封建社會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關于這段晚清中興的具體時間，歷史上曾有多種說法，一說為“咸同中興”，時間是咸豐和同治皇帝在位的這段時期（1851年-1874年），另一說為“同光中興”，時間是同治皇帝在位到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爭結束的這段時期（1864年-1894年）。不管怎么說，同治皇帝在位的這段時期（1864年-1874年）被人們稱為“同治中興”是沒有任何疑問的。 眾所周知，同治在我們的印象中并不是一個多么有能力和作為的皇帝，他在位的前面十二年都是兩宮太后（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垂簾聽政”，而自己則僅僅親政一年便病逝了（死時年僅19歲，官方死因是天花，但民間流傳其死于花柳病）。那么問題來了，這段時期到底發生了什么，又為何會被稱為“同治中興”呢？ 首先，從時間上來看，1864年剛好是太平天國的都城天京被曾國藩湘軍攻陷的那一年，而天京失陷又剛好是轟轟烈烈太平天國運動走向滅亡的標志。我們都知道，太平天國運動爆發的這十幾年里，清廷疲于應付國內太平天國和國外英法等列強的進攻，其中太平天國北伐軍一度打到了天津附近（1853年），而英法聯軍則直接攻占了北京（1860年），火燒了圓明園，所以說清朝統治者（咸豐皇帝）在這段時間里絕對是處于寢食不安的一個狀態。 1864年同治皇帝繼位后，國內太平天國運動眼看就要滅亡，國外列強也通過威逼利誘得到了他們想要的東西，從而使得清廷在政治上出現了一個難得的和諧時期。在這段時期里，清朝統治者采取了降低農民賦稅，鼓勵耕作等措施，讓廣大人民群眾得到了休養生息。與此同時，國家實力也得到了顯著提高，年財政收入一度達到了8000萬兩（戰爭時期，清廷財政收入還經常虧空幾百萬兩），這些都是大家稱之為“中興”時期的重要原因。 其次，因為經歷了各種戰爭的洗禮，清朝統治者逐漸意識到了“自強”的重要性。關于這一點，著名歷史學家錢穆也在其《國史大綱》提到：“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說白了就是鼓勵開展洋務運動，想要“師夷長技以制夷”。這段時期也涌現出了一大批能干實業的洋務派“中興名臣”，比如說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沈葆楨等等。 可惜這些人大多比較注重軍工業的發展，李鴻章算是其中比較開明的人了，記得當時他還說過一句話：“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不及”，一語道出了當時統治者們虛榮頑固的心態。正所謂“竭天下之物力，八分以養兵勇”，他們一味模仿西方造船造炮，但并沒有取得任何技術上的突破，結果造出來的槍、炮、船“皆不如人”，最終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被打回原形，連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九”的北洋艦隊也被日本打得全軍覆滅。 再者，雖然同治時期主要依靠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在處理政務，但其實起主導作用的還是慈安太后，慈禧太后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一個副手，因為慈安太后才是咸豐皇帝的正宮皇后，其地位是“母以子貴”的慈禧太后所無法匹敵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山東巡撫丁寶楨敢于就地處決慈禧的心腹安德海（這件事因為受到慈安首肯，所有丁寶楨事后沒受到任何處分）就可以看出來。最關鍵的一點在于慈安太后是一個遠被歷史低估了的女人，其能力絕不亞于慈禧太后，要不是她的突然暴亡使得慈禧太后輕松上位，估計晚清的歷史又會是另一番景象。 總的來說，同治皇帝并沒有做出什么特別的事情，主要是他的運氣比較好，剛好趕上太平天國的滅亡和“強人”慈安的主政，所以才會在晚清時期短暫地呈現出了一個“同治中興”的局面。 參考資料：《清史稿》、錢穆《國史大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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