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優先發表】網絡版權保護體系現狀及行業共治研究

2019 年 4 月，國家版權局網絡版權產業研究基地發布的《2018 年中國網絡版權產業發展報告》顯示，2018 年中國網絡版權產業市場規模達 7423 億元，同比增長 16.6%。^[1]網絡版權產業規模的持續高速增長，離不開對創作者及內容合法權益的保護，我國持續好轉的網絡版權保護生態為產業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本文將從網絡版權保護體系參與者的職責角色、技術方案升級與對抗、行業聯合共治、法律建設與執法落地等視角，對我國網絡版權保護體系的發展現狀進行分析，并提出應對建議。

一、網絡版權保護體系的發展現狀

一直以來，版權保護都是文化創意產業面臨的重大難題，一本萬利的盜版產業隱蔽、分散，難以根治，而盜版泛濫使行業難以構建起良性的業務生態。近年來隨著互聯網快速發展，數字出版物大量出現在互聯網上，網絡版權保護的難度也隨之升級：盜版侵權活動從線下走向線上，盜版侵權團伙打破地域、空間界限，更加靈活、隱蔽；盜版侵權活動的技術對抗能力也在升級，破解版權保護手段的能力增強，且不斷通過動態域名解析、搜索引擎優化等技術繞過網絡封鎖限制，持續動態地進行盜版資源的分享。 

為應對上述這些變化，網絡版權保護工作也逐漸從分散的單點對抗走向外延的系統性保護。所謂系統性保護，是指充分調動網絡版權保護的相關方，包括網絡出版服務單位、行業監管和立法機構，在電子出版物產品技術保護、網絡存儲和傳播渠道、立法完善和執法落地等方面，形成系統性的保護能力，最終形成“技術防御—行業共治—監管追責”的保護閉環。

1.出版物產品的鎧甲：可信計算 DRM 筑起技術防線      

出版物版權持有方一直在追求通過技術手段，從源頭上對盜版行為進行防御，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數字版權保護（digital rightsmanagement，簡稱DRM）技術。DRM 系統通過將數字內容產品和許可證綁定的方式限制數字內容產品使用 , 只有在滿足許可證要求的條件下用戶才可以使用數字內容產品 , 其目的就是通過技術手段 , 在數字內容產品整個生命周期內 , 對數字內容產品的知識產權進行保護 , 確保數字內容產品的合法使用和傳播。DRM 技術通過對電子介質內容和軟件、硬件設備的管理，實現電子資源的不可復制。然而，隨著互聯網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用戶選擇在網絡上通過流媒體欣賞影視和音樂作品，傳統針對介質、基于特定設備的 DRM 方案已經無法滿足盜版防御需求。因此，諸如蘋果的 Fairplay Streaming、微軟的 Play Ready、谷歌的 Widevine 等各種DRM 方案應運而生。在實際應用中，網絡出版服務單位希望通過對播放設備和用戶進行復雜的邏輯驗證以實現有效的內容保護，因而在這些DRM 方案中集成了可信計算 （trusted computing）模塊。可信計算技術于1995 年被提出，諸多著名計算機廠商如微軟、英特爾、IBM、惠普等組成了可信計算組織，致力于在計算和通信系統中廣泛使用基于安全模塊支持下的可信計算平臺，以提高安全性。可信計算技術從狹義上來說代表著一種系統化的信息安全能力，結合了設備安全、數據安全、內容安全與行為安全的能力；從廣義上來說，是一種加解密算法的實現數據和計算環境安全控制的能力，即可信計算要求對一組資源及它們的行為進行預定義，只有在預定義范圍內被授權的資源組合和訪問行為才可以被執行。可信計算模塊實現了對用戶及設備的安全控制和驗證，只有符合預定義的授權要求，用戶終端才能夠獲取 DRM的解密密鑰，從而對受保護的內容進行解密、播放。這種以集成可信計算模塊對 DRM 密鑰進行保護的方案被稱為“可信計算 DRM方案”^[2]。

在可信計算 DRM 方案中，網絡出版服務單位擁有豐富的預定義資源組合方式，包括用戶信息維度、過期時間維度、設備類型維度、外設控制維度、用戶操作限制維度、緩存片段長度控制維度等。可信計算 DRM方案通過為網絡出版服務單位進行細粒度的技術賦能，為版權保護提供重要的防御手段。

2. 網絡存儲和傳輸通道的全面監控：行業聯合共治掐斷盜版脈絡

盡管網絡版權保護技術不斷升級，監管日益完善，但是侵權方也在不斷尋求各種技術漏洞和監管空隙，試圖突破監管而牟利。近年頻發的新聞作品洗稿搬運、有聲讀物盜用文學作品，這些行為在內容上呈現出媒介轉換、裝飾性修改等升級對抗的特征；在渠道上利用融媒體、社交平臺進行傳播，呈現出碎片化、社區化、去中心化的特征。這些侵權方式使得監管機構集中力量辦大案的監管模式難以發揮作用。面對升級的侵權模式，互聯網行業需要開展聯合共治，充分調動企業履行平臺主體的責任，建立更為有效的版權保護機制。

開展行業聯合共治，首先需要對侵權資源傳播的關鍵節點進行有效監測、阻斷。以盜版影視出版物的傳播為例，盜版資源的傳播有三個關鍵點——內容存儲、用戶觸達、下載服務。內容存儲，即侵權資源被發布在互聯網上；用戶觸達，即用戶能夠快速準確找到特定內容；下載服務，即用戶下載獲得侵權資源。服務商可以通過在各傳播節點建立“巡檢 + 舉報”內控監測機制，以及“通知＋刪除”侵權處理機制，有效實現對侵權行為的打擊。2019 年，美劇《權力的游戲》第八季上映，騰訊視頻持有該劇的國內信息網絡傳播權。隨著熱映，網上曾流出大量免費下載的相關鏈接，但是，當用戶試圖去訪問、下載這些資源的時候，會發現不是已經失效，就是被從網盤移除，又或是由于版權問題被下載軟件所禁止。這說明聯合共治起到了很好的阻斷效果。

3.構建監管閉環：從“有法可依”到“違法必究”

僅僅依靠互聯網行業自身的技術性防御能力和協同保護措施，尚不足以構建完整的網絡版權保護體系，因為收益和風險之間嚴重失衡。因此，需要強有力的執法管理，有法可依，違法必究，提升違法行為的風險成本，才能從根本上實現對盜版產業鏈的打擊，構建網絡版權保護體系的閉環。

“有法可依”是構建網絡版權保護體系閉環的前提。我國陸續出臺并修訂了《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形成了立體的法律體系。經過多年司法實踐，對版權保護對象、權利定義及分類、權屬認定、侵權行為認定、處罰方式和標準等都已形成較為完善的界定，并且明確了網絡出版服務單位、監管機構、執法部門的權責，為執法奠定了法律基礎。在法院審理實務過程中，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審查知識產權糾紛行為保全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及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發布的《侵害著作權案件審理指南》，為版權審判規則的完善提供了可落地的指導性參考。

“違法必究”是打造網絡版權保護體系閉環的關鍵。得益于網絡實名制和互聯網服務備案許可制度的全面推廣，我國網絡版權侵權追責不再遙不可及。早在2003 年，我國就開始在郵件服務、網站服務、社交網絡及BBS 等特定領域逐步實行網絡實名制。2015年 3 月，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互聯網用戶賬號名稱管理規定》，開始全面實行“后臺實名，前臺自愿”的實名制 ^[3]。這表示用戶在互聯網上進行的任何信息發布行為都可以追溯到具體個人。而對于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國內建立了域名備案、網絡內容服務商（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簡稱 ICP）備案，以及 ICP 許可制度，用以對互聯網服務機構或個人進行審核。同時，各網站負責人必須在互聯網監管部門進行身份驗證，并登記個人基本信息。這些措施意味著互聯網服務機構一旦觸犯法律紅線，監管機構可以快速定位負責人，對其進行問責、追責。

此外，近年來監管部門的執法力度也在不斷增強。自 2005 年起，國家版權局會同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簡稱網信辦）、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簡稱工信部）、公安部每年開展打擊網絡侵權盜版“劍網行動”，針對網絡侵權的熱點，實施重點監管、分類規范。在專項行動中，各個監管機構職責清晰，分工明確。版權執法部門受理查辦案件；網信辦、工信部等部門對違法互聯網服務提供商依法吊銷其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或注銷其 ICP 備案，停止其提供網站接入服務；公安機關對涉嫌構成犯罪的案件進行立案查處。這些行動都對違法者起到了震懾作用。

從“有法可依”到“違法必究”，我國版權法律制度不斷完善，保護力度不斷加強，違法侵權者面臨的違法成本快速升高，網絡版權秩序和網絡版權生態持續好轉，版權產業持續健康快速發展。 

二、當前網絡版權保護體系存在的隱憂

經過多年的整治，我國網絡版權保護持續向好，尤其是在網絡影視、網絡音樂、電子商務平臺、應用商店、云存儲等領域，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伴隨著互聯網出版物的產品形態日益豐富，侵權行為也變得更加復雜和隱蔽，網絡版權保護體系仍然存在一些隱憂。

1. 可信計算 DRM 技術侵犯用戶隱私權利

可信計算 DRM 技術為網絡出版服務單位提供了有力保護，在流媒體時代，其核心邏輯是對用戶、設備和內容進行三方驗證，最終確認是否授權進行內容播放。盡管這一技術的初衷是為了對抗盜版行為，但其中進行用戶身份認證和設備認證的過程可能會由于過度索取設備權限、超范圍獲取用戶個人信息而造成對用戶權利的侵害。 

2017 年 9 月，萬維網聯盟（world wideweb consortium，簡稱 W3C）發布加密媒體擴展（encrypted media extensions，簡稱 EME）標準，用于 WEB 瀏覽器和 DRM 代理軟件，以支持瀏覽器無插件播放受DRM保護的內容。這項技術使網站能夠控制用戶的瀏覽器，通過指定播放設備或播放時間等手段控制數字媒體的流通，一些追求網絡開放自由的團體對此表達強烈反對，例如國際知名民權組織——電子前哨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Foundation，簡稱 EFF）更是在標準發布的當天宣布退出 W3C 組織。 

2020 年 7 月 22 日，工信部發布了《關于侵害用戶權益行為的 App 通報（2020 年第三批）》，其中包括大角蟲漫畫、宜搜漫畫、完美世界影城等以網絡電子出版物為核心產品內容的 App，其主要違法行為即過度索取用戶設備權限和超范圍收集用戶個人信息。從上述 App 公開的隱私協議可以看出，其收集用戶設備權限和個人信息的目的之一就是進行安全保護和認證，但由于合理性邊界并不是顯而易見的，這也為可信計算 DRM 技術的發展帶來了限制。

 2. 濫用“避風港原則”侵犯版權 

 除了非法盜版團伙，出版物版權持有方還需要面對競爭對手的不擇手段，其中最常見的侵權方式是以用戶個人名義發布侵權內容，以“避風港原則”為借口逃避罰則。根據該原則，網絡服務商由于事前侵權審核能力的缺失，如果其平臺上提供的鏈接、存儲的內容涉嫌侵權，在其能夠證明自己并無惡意，并且及時刪除侵權鏈接或者內容的情況下，網絡服務提供者不承擔賠償責任。 

“避風港原則”主要論述可見于美國制定的《數字千禧年版權法》。在我國 2006 年頒布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中，也首次明確了針對互聯網服務商、搜索引擎和 網絡存儲的“避風港原則”。

此原則的初衷是為了保護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然而在實踐中，為了追求流量和商業利益，“避風港原則”卻經常被濫用。^[4] 2020 年 6 月，因嗶哩嗶哩彈幕網用戶上傳 《我不是藥神》電影的純音頻，網站所屬公司上海寬娛數碼科技有限公司（簡稱“上海寬娛”）被優酷公司以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為由訴至法院。在訴訟過程中，上海寬娛聲稱自己并不知曉用戶的侵權行為，試圖援引 “避風港原則”為其辯護，但是北京互聯網法院一審認定，上海寬娛應當知曉網絡用戶利用其網絡服務侵害優酷公司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行為，構成幫助侵權。法院一審判決，上海寬娛賠償優酷經濟損失 60 000 元和合理開支 5000 元。 

面對“避風港原則”，不論是簡單套用過錯責任原則還是無過錯責任原則，都會面臨網絡出版業層出不窮新型業態帶來的挑戰。尤其是音視頻、圖文改編作品，如何從立法上對其行為進行界定，成為監管機構、立法機構面臨的一大難題。

3. 洗稿搬運及惡意投訴傷害原創

隨著網絡出版行業的發展，網絡出版物的形態也在不斷豐富，與此同時，侵權行為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洗稿搬運和惡意投訴傷害原創。

在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2018 年中國網絡版權保護年度報告》中顯示，網絡版權侵權行為呈現出了集團做號、軟件跨平臺搬運、舉報創作者等行為特征。^[5] 以新聞資訊類洗稿團伙為例，他們往往掌握大量公眾號資源，通過對原創內容進行拼接、替換修改，化身為“原創”文章，然后利用專業軟件在各大平臺上一鍵發布。由于洗稿的手法會徹底改變文字內容的結構，相較于純粹的抄襲更難判別，因此很難被高效阻斷。

除了圖文領域，音頻、短視頻中的洗稿現象也很嚴重，這些內容更難通過算法判定是否原創。而面對原創者的維權，甚至有洗稿團伙對原創作品進行惡意舉報，這些行為嚴重損害了網絡版權保護生態。

三、完善網絡版權保護體系的建議

面對上述諸多問題，筆者從微觀對抗、宏觀治理的角度提出以下建議。

1. 借助先進技術，提升技術對抗能力

在實施洗稿搬運及惡意投訴傷害原創等侵權行為時，專業的團隊會大量使用技術手段，包括爬蟲技術、批量注冊機器人賬號、批量內容發布等。這些手段實際上在金融、電商等互聯網前沿領域，已經有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包括大數據風控建模、基于設備指紋和行為特征的人機識別、強實名認證活體校驗等。 

要實現對侵權內容和行為的識別，核心是解決內容和發布者關聯性的問題。大數據風控建模技術可以通過用戶行為特征、設備特征、內容特征、反饋交互特征等，進行風險建模，提高侵權人員、團伙關系、侵權內容來源的識別能力。

由于大量洗稿搬運行為與“羊毛黨”和“水軍”有共同特征，即一個操作者掌控大量賬號，所以可使用人機識別技術進行限制。通過設備指紋和用戶行為分析，辨別出群控操作的特征，從而識別出一人掌控大量賬號模擬大量用戶操作的行為。 

除了阻斷，如何在事前具備過濾能力，事后具備追溯能力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在電子交易領域使用的強實名認證活體校驗方案，從根本上解決了虛假用戶、偽實名的問題，人臉識別技術甚至可以直接為侵權人的定位提供重要線索。侵權團伙的特征往往是一人多賬號、一人多設備、團伙關聯性強、流水線作案，因此可以從賬號及設備的靜態特征、關聯特征、行為時序特征出發，設計監測模型和變現流程預警模型，從而有效識別侵權團伙。

2. 監管機構加快立法進程，快速跟進應對新型侵權行為

從立法角度而言，目前網絡版權保護法律體系框架雖然已經建立，但是可執行性相較于快速發展的互聯網技術和產品服務形態，存在明顯滯后，這也是當前圖文、音頻、視頻領域中部分侵權行為處于灰色地帶的主要原因。 

可喜的是，國家的立法進程正在越來越成熟地快速推 進。2020 年 5 月 28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其中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條對“避風港原則”的適用進行了更新說明，明確指出：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應當及時將該通知轉送相關網絡用戶，并根據構成侵權的初步證據和服務類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 

作為網絡版權保護體系的宏觀治理主體責任方，監管機構需要具備對新型侵權行為的快速察覺能力和及時響應能力。這意味著監管機構在網絡版權法律體系整體保持穩定的基礎上，需要通過下位法、司法解釋、行政管理規范等方式，積極快速地跟進行業的動態變化，從而確保不會因為執法依據的缺位而留給違法者可乘之機。

3. 監管機構與頭部互聯網企業緊密合作，技術賦能執法落地

從行業共治的角度來說，監管機構有責任和權力保護網絡版權，而頭部互聯網企業則有能力從技術上實現對執法落地的賦能。

網絡版權行業的“馬太效應”使得資源和用戶都在向頭部互聯網企業聚集，這意味著頭部互聯網企業的積極參與將極大改善網絡版權保護的現狀。監管機構應當與頭部互聯網企業共建侵權違法舉報受理和快速處理機制，支持監管機構實施版權監控管理及侵權盜版信息巡查，報告違法犯罪線索，履行配合調查義務和承擔法定處置責任。

除了利用頭部互聯網企業的技術賦能實現執法落地，監管機構還需要督促互聯網企業落實主體責任，履行自查、自糾職責，對于消極不履行主體責任的互聯網企業，還要采取有效的獎懲手段促其整改。

四、結語 

經過長期的不懈努力，我國已經建立起“技術防御—行業共治—監管追責”生態閉環型網絡版權保護體系。但是，網絡版權保護及其相關技術的應用仍然存在隱憂。為此，監管部門協同行業機構可借“他山之石”，利用其他領域的新技術提高侵權行為的防御、處置能力，為互聯網內容產業的持續高速增長提供健康的環境和有力的保障。

（作者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賢達經濟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