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史漫筆：出入文史說“三國”（作者馮子禮）

文化佳園 2021-01-23

展開全文

【提要】《三國演義》是一部“三虛七實”的歷史演義，封建時代它是一部最為普及的通俗歷史教科書，因此，就出現了以文為史、文史不分的現象。談論文學形象得以小說文本為依據，史論則應本史；文史參照虛實生發的歷史文化隨筆，也不能文史不分混為一談。只有出入文史，能夠進得去出得來，談文論史才能揮灑自如，睿智而不失膚淺。

《三國演義》是一部“三虛七實”的歷史演義，在封建時代對于下層大眾來說它是一部最為普及的通俗歷史教科書，因此，就出現了以文為史、文史不分的現象。清代是關羽崇拜的鼎盛時期，就出現過大臣因為奏章中誤用“演義典故”而挨了皇帝板子的故事。其實，談論“三國”的話題離不開“志”，問題是不能文史混淆，只有出入文史，能夠進得去出得來，談文論史才能揮灑自如，睿智而不失膚淺。

《三國演義》的成功之處，乃是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進行了成功的藝術虛構，創造出了一系列光彩奪目的人物形象，像被毛宗岡稱為“三絕”的諸葛亮、關羽和曹操，都是中國文學藝術畫廊中最為成功的典型。如果研究小說塑造典型形象的藝術經驗，就離不開人物的歷史淵源。如果是小說人物論性質的分析，那就得嚴格地在小說的文本范圍內說事。如果是議論歷史上諸葛亮的“隆重對”和北伐戰略的得失，就不能將“桃源結義”、“借東風”、“空城計”等等當作史料使用。

談論文學形象就得以小說文本為依據；史論則應本史，文史參照“虛實”生發的歷史文化隨筆，也不能文史不分混為一談。

一

《徐州日報》發表過一篇”諸葛亮得失談”的文章，文史混淆就很有代表性。

“得失談”本身就是論史的題目,“公元207年，劉備三顧茅廬””當年諸葛亮27歲”講的是歷史，與 “草船借劍，火燒赤壁，賺荊州，取成都，奪漢中”等混為一談就不妥了。歷史事實是，赤壁大戰諸葛亮固然是重要參與者之一，但所起作用遠不像小說描寫的那樣。“演義’在這一部分濃墨重彩地刻畫諸葛亮，寫曹操不同凡響但處處又落周瑜彀中，而周瑜孔明斗法又總是孔明棋高一著，非曹操周瑜所能望其項背。作者妙筆生花，故事驚心動魄，寫來十分好看，一個神機妙算無人可及、面對雙重的黑云壓城能夠幽默輕松指揮若定的“智絕”的形象躍然紙上——實際上它與歷史相去甚遠。三國故事中這段最為精彩、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部分，恰恰是虛構最多的部分。群英會、蔣干中計、周瑜打黃蓋、草船借箭、連環計、借東風、火燒戰船、智算華容、等等，經過戲劇藝術的移植搬演，千百年來早已膾炙人口婦孺皆知，并由此產生出許多成語，影響深遠。實際上，這些人們耳熟能詳的故事大半是藝術虛構，或是移花接木張冠李戴。虛構最多的部分，恰是“演義”最為精彩的部分，真應了《紅樓夢》的那句話：“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啊！赤壁之戰、火燒戰船、曹操大敗的“大事”是不虛的，但是，不光“借東風” “智算華容”無其事，“草船借箭”也是從孫權處移花接木，“曹操倒霉遇蔣干”更是“冤案”。《三國志》引《江表傳》稱：“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蔣干不僅不是“丑”，而且還是英俊華彩的“紗帽生”。曹操派蔣干游說周瑜不是在赤壁之戰期間，目的也是“聞有美才”欲招攬之，“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看來雙方的會見交談，都是恰到好處。——自然，這一些經過羅貫中生花妙筆的成功改造，就“以假亂真”了。

《三國演義》的虛實問題，一直是一個學術課題。“七實三虛”是說它的大的走向，但不能拘執量化。“演義”為歷史小說提供的成功經驗是：“大事不虛，小事不拘”。

劉備生前主要的軍事行動，基本上是他自己親自指揮的，《三國演義》為突出諸葛亮，將劉備的許多功勞記在“軍師“的名下了。博望燒屯大敗曹兵的戰役，諸葛亮尚未出山，演義讓他提前出山初試鋒芒以折服關張。攻取益州歷時三年，戰事基本是劉備指揮的，直到圍困雒城的最后階段，諸葛亮等才奉命溯江而上“分定郡縣”。“諸葛亮智取漢中”寫得有聲有色，其實諸葛亮并未參加，他的任務是留守后方，“足兵足食”保證后勤供應，就像劉邦時代的蕭何一樣。因此，陳壽才說他“理民之干，優于將略”。就是說，諸葛亮主要的還是政治家，乃“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在軍事上，陳壽認為諸葛亮“治戎為長，奇謀為短”，長于部隊的管理訓練，而不長于出奇制勝，也即長于治軍而短于指揮。諸葛亮后期六次北伐而終未能勝的原因固然很復雜，但他個人軍事才能方面的長短，不能不說也是一個因素。

二

談論諸葛亮北伐戰略的得失，尤其得分清文史。

小說中有著嚴重的正統論和天命觀，談論藝術形象諸葛亮的北伐，就不能撇開這點。

這方面毛宗崗批三國就做的很好。

“魏延子午谷之謀，未嘗不善，武侯以為危計而不用，蓋逆知天意之不可回，而不欲行險以爭之耳。知天意之不可回，而行險以爭之，即爭之未必勝。爭之不勝，而天下后世乃得以行險之失，為我咎也。惟兢兢然持一至慎之心，出于萬全之策，而終不能回天意于萬一，然后可以無憾于人事耳。”

一句話，諸葛亮是盡人事以聽天命、知其不可而為之使然。所以“上方谷司馬受困”一回結局依然是功敗垂成，天降大雨使司馬懿父子絕處逢生，以致諸葛亮只好浩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強也！”。

他是就小說論小說，在一個自給自足的體系中說事。

歷史人物諸葛亮北伐的得失，歷來是熱門話題。

一種意見認為，諸葛亮死得太早，否則“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王之志，不難矣”。唐代中興名相，大家熟悉的“雪夜平蔡州”的統帥裴度，即持這種觀點。上文所引，即是他為成都武侯祠被后世稱為“三絕碑”所撰的碑文中的話。在碑陰文中，孫樵更公開地指責陳壽貶抑了武侯。學者認為，陳壽雖稱良史，然其父陳式本為諸葛亮的部下，因犯法為諸葛亮所髡，故壽為亮立傳有失公正。

一種意見認為，諸葛亮的“隆中決策”，是“跨有荊、益”作為根據地，然后待“天下有變”，分兩路出師北伐，一路向宛洛，一路向秦川，以統一中國。其后由于關羽“大意失荊州”，而劉備伐吳又遭彝陵大敗，致使蜀漢國土失半，元氣大傷，再無統一的可能。杜工部《八陣圖》詩所謂“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即表達了這種觀點。

近年還有學者認為，諸葛亮的“隆中決策”本身就包含著悲劇的因素。從歷史、地理的因素看，漢末的中原(包括關中)與荊、揚及益州，已經發展成為三個互相對抗的經濟區，它是三國立國的社會基礎。荊州與揚州聯為一體，為東吳所必爭；而荊州和益州因為崇山峻嶺的阻隔，它們作為兩個各自獨立的經濟區，聯系極為不便，蜀漢集團無論以荊制益還是以益制荊都無可能，所以失荊州實為歷史的必然。故諸葛亮的隆中決策預見天下三分，有著非凡的眼力；認為劉備只有向荊、益二州發展，也很正確；但他的“跨有荊、益”作為立國和發展的基礎，是不現實的，這也注定了他的理想要成為悲劇。這與“得失談”的切入角度相似。

此外還有多說，諸如認為諸葛亮用人苛嚴，求全責備，致使蜀漢無人啦；不重經濟致使糧饋不繼啦；北伐本來就是以攻為守啦，等等，不一而足。

這都是就歷史論歷史。

《三國演義》作為一部嚴肅的歷史演義小說，其人物故事在大的走向上要受歷史的制約，它堅持 “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原則，既尊重歷史又充分發揮了藝術虛構的作用，寫得動人好看，它為歷史小說創作積累了十分寶貴的藝術經驗。有一本叫做《反三國志》小說，完全按照主觀好惡顛倒了故事的結局，最后以蜀漢的勝利而告終，“戲說”得太離譜，正如種種《紅樓夢》的續書讓寶黛終成眷屬一樣，那在藝術上都是失敗的。

三

諸葛亮用人方面的問題。

關羽“大意失荊州”是關系到蜀漢事業成敗的一件大事，這一戰略性的失誤到底應該由誰負責呢？“得失談”歸罪于諸葛亮：“諸葛亮其實早就深知關羽的短處，但因為關羽是劉備的結拜兄弟、嫡系將領，他便仍然將鎮守荊州的重任交給關羽，而不是交給一生謹慎、心思慎密，而且武藝不在關羽之下的趙云。可見其原則性是大打折扣的。”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荊州之失預示著彝陵之敗，遂使諸葛亮在隆中為劉備做的戰略規劃付諸東流。是的，如果不是委托關羽而是委派趙云鎮守荊州，那荊州或可不失，蜀漢的結局也許會是另一個樣子？——這是每一個“三國”讀者的共同遺憾。不過這是談論小說，不是論史。

其實，諸葛亮的奉命入川和委派關羽鎮守荊州，都是出自劉備的安排。赤壁戰后劉備略取江南諸郡，就已經任命關羽以襄陽太守蕩寇將軍的名義駐守江北；劉備西取巴蜀，委任“亮與關羽鎮荊州”，諸葛亮率眾西征，關羽留守乃勢所必然。對此，小說改造得很巧妙，說是他從使者關平的身份領悟到劉備的意思。歷史上諸葛亮在劉備集團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像小說中寫的那樣高，那樣言聽計從，我們不能從小說獲得的印象出發論史。

趙云的使用問題較為復雜。趙云是小說塑造的最成功典型之一，不過它與歷史上的趙云還有很大距離。“五虎將”云云本是小說的虛構，而在戲曲中更進一步將趙云后續為“四弟”，這反映的是大眾的美好愿望，它表現的是人們對《三國演義》中桃園式的君臣兄弟關系的期待。趙云在《三國志》“關張黃馬趙”合傳中排在末位，關張自不待言，黃忠和馬超歸附劉備都在趙云之后，前四位劉備生前都曾封侯，獨趙云一直到劉備身后才得封侯，趙云的追謚也比其他幾位大將為晚，這一現象一定出之有故。歷史上的趙云在荊州時的職務是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云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相當于保衛局長，雖信任倚重但地位不是很高。趙云的使用是否適當，有責任也應該在劉備。關張追隨最早，自然最受信用，不過“桃園結義”云云則是小說家言。劉備是否多少有點宗派傾向或資格倫，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但劉備長于識人用人，他占領漢中后南歸前委任漢中太守把守北方門戶，大家都以為非張飛莫屬，不料劉備卻破格提拔了魏延。魏延歸附比趙云晚得多，所以宣布時“一軍皆驚”。可見他雖然對關張有點過分信任倚重，但還談不上宗派情緒，也不是惟資格論。學界也有人認為劉備對關羽的信任超過諸葛亮的，亦持之有故的一家之言耳。以關系論，趙云與劉備父子有恩，“長坂坡救阿斗”和“截江奪阿斗”歷史上確有其事，按理說在封賞和使用方面不該有人為壓抑的因素。趙云死后，后主頒詔為其立謚時說：“云昔從先帝，功業既著。朕以幼沖，涉途艱難，賴恃忠順，濟于危險。”姜維等議：“云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尊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謹按謚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謚云曰順平侯”。從這“順平”的謚看，趙云的為人是十分忠誠嚴謹的，作為方面統帥他是否有所不足？也未可知。

“諸葛亮臨死前向后主劉禪推薦的幾位輔國大臣，全都是一些謹小慎微的平庸之輩，再無雄才偉略、開疆拓土之棟梁的出現。”事實并非如此。小說在諸葛亮的身后的敘事，因為突出“恢復漢室”的主題主要表現姜維的“九伐中原”，所以讀者從小說獲得的印象中姜維較突出，一般的讀者，恐怕連蔣琬、費祎的名字都未必能夠記住。實際上，彼時蜀漢主持大局的是蔣琬、費祎，這兩位諸葛亮身后的繼任者都是一代人杰，蜀中出色的政治家。

諸葛一生唯謹慎，在用人方面也以穩健、重德著稱，但這并不意味他墨守成規，唯資唯歷。蜀漢后期政權的穩定，特別是諸葛亮身后依然能夠取一定攻勢地維持了二十余年，這與諸葛亮能不拘常規選拔杰出人才來接替自己主持國政有直接關系。諸葛亮暮年劉備起家時老人還有，可他毅然選拔了蔣琬和費祎付以大任，事實證明諸葛亮這一戰略性的選擇是英名的。

蔣琬出身書佐小吏，因為托志公雅，諸葛亮以他為“社稷之器”，很予器重。諸葛亮北伐，他統留府事，常足兵足食，保證前方的補給。諸葛亮去世后，“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蔣琬按照諸葛亮的既定方針治理國家，使蜀漢得以在穩定中繼續發展。倒了擎天柱，侍奉的又是個昏庸的皇帝，能使蜀漢政權維持近二十年的穩定，可謂臨危受命不負重托。

比較一下魏延、楊儀與蔣琬。

魏延其人是個獨擋一面的將才，但不是統御全局的帥才；是個能征慣戰的猛將，但不是文武全才的政治家。論資格和功勞魏延都在蔣琬之上，但他勇武有余而德器不足：性驕矜，重私憤，不長于團結人，對事業談不上忠心耿耿，一旦個人意愿得不到滿足，恐怕什么事都能干出來。劉備在世時，有關張等在，他尾巴翹不起來；劉備死后，他覺得除了諸葛亮，“老子天下第二”，別人誰也不放在他的眼里了。諸葛亮一死，讓他當國，當好當不好先不說，肯定不會象諸葛亮那樣對劉禪忠心耿耿鞠躬盡瘁，是毫無疑問的。如果不讓他主持國政，讓他掌握槍桿子，以其跋扈難制，則誰也駕馭不了。總之，魏延對諸葛亮身后蜀漢政權是個極大的不穩定因素，若其人不死而劉禪政權能繼續維持三十年，恐怕難于想象。

楊儀作為諸葛亮處理軍務的助理，也是個干才。《三國志》本傳說他“亮數出軍，儀規畫分部，籌度糧谷，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于儀。”可他與魏延有個共同的毛病，都狷狹驕矜。魏延矜高，大家都讓他三分，唯獨楊儀不稍假借，故二人關系有如水火，以至在聚會場合，有時魏延動刀動劍，以示威泄憤。諸葛亮在日，珍惜楊儀的才干和魏延的驍勇，常恨二人搞不好關系，不愿對他們有所偏廢，讓他們發揮各自的作用。在身后的人事安排上，他既有效地防范了魏延，也限制了對楊儀的使用，讓蔣琬和費袆先后總理大局，直到他們相繼謝世之后，魏國才能夠將蜀漢滅亡。

鐘會伐蜀至漢城，特致書蔣琬之子蔣斌，稱許蔣斌和諸葛瞻等俱為“巴蜀智賢文武之士”與自己“氣類”相同，表示“欲奉瞻尊大公侯墓，當灑掃墳塋，奉祀致敬”，后來果如其言。可見，蔣琬即使在敵國也有很高聲望。

費祎，江夏人，游學入蜀，劉備定蜀后入幕，先為太子舍人，遷中庶子，后主踐位后為黃門侍郎，奉命使吳，表現突出，長于知人的孫權當時就說：“君天下淑德，必當肱股蜀朝”。費祎作為諸葛亮選拔培養的“第三梯隊”接班人，在蔣琬故后主持國政，繼承諸葛亮的成規，對其治績史稱“邊境無虞，邦家和一”。

在第一代領導人謝世之后，魏吳兩國都發生了多次高層動蕩和殘酷的流血政變。曹魏是曹氏宗族大規模流血之后“政歸司馬氏”，孫吳是從諸葛恪到孫綝經過多次殘酷屠殺“你方唱罷我登場”，吳主孫亮被廢，獨獨蜀漢在諸葛亮身后倒了擎天柱卻能保持近30年的穩定，在蔣費當政期間，對魏國還能取一定的攻勢，相形之下，這簡直是一個奇跡。這一奇跡的出現，不能不歸功于諸葛亮身后的人事安排。

四

徐州是秦漢文化的重鎮，三國的三位創業之主和《演義》中的“三絕”都與徐州發生過密切的關系。曹操東佂徐州，與陶謙、呂布和劉備在這兒大戰；劉備兩次“牧徐州”；孫堅任下邳丞時，其夫人“夢日月入懷”而生孫策、孫權；關羽一生中最為動人的“降漢不降曹”故事淵源于徐州；而諸葛亮則是漢代的徐州人。所以徐州秦漢三國文化的底蘊十分豐厚。然而，《徐州日報》歷年所刊的關于關于“三國”的文章，幾乎都是文史混為一談，以文為史，誤把彭城作“徐州”。

漢武帝時，為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與“反腐倡廉”，將首都地區以外的郡國劃分為13個行部，每部派刺史一人巡行郡縣，“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東漢改為十二，首都附近隸司隸校尉。州部原為監察區，刺史無定員及固定治所，后來隨著刺史權力的不斷擴大，州乃演變成大行政區，靈帝時資深刺史改稱“牧”。州部下轄郡國，郡下轄縣，“國”相當于郡，為王的封地，王不治事，行政長官為“相”。劉備先后任過平原縣令和平原國相，后來做過徐州牧和空頭的豫州牧，所以世稱“劉豫州”。東漢時徐州轄瑯琊、東海、下邳、彭城、廣陵5郡國62縣，治所初在郯，后移下邳。諸葛亮的故鄉就是瑯琊陽都，今臨沂沂南。今之徐州市，彼時為彭城王國治所，三國時曹魏始將徐州治所移至彭城，后來地域名演化為城市名。

漢末徐州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都發生在政治中心下邳，而不是彭城。所以，《三國演義》中根據歷史虛構的故事，如陶謙讓徐州、劉備領徐州、呂布月夜襲徐州等等，“徐州”非彭城，皆下邳也。

因為不明歷史地理的沿革，古代小說時見地理錯誤，《三國演義》也不例外。羅貫中把徐州和荊州的地域名都與城市名混淆了。第19回寫曹操東征徐州，陳登勸呂布將“徐州錢糧移于下邳”，“徐州”本來就是“下邳”，呂布“多此一舉”——小說將彭城誤作徐州治所，并按后世習慣以地域名城了。“演義”中這種現象很普遍，當然也有藝術需要的因素。荊州，羅貫中不僅以地域名城，而且搞得很亂。荊州治所原在漢壽，劉表時移治襄陽，赤壁戰后劉備領荊州先駐公安，“借荊州”之后移治江陵，關羽督荊州時一直駐江陵，曹魏的“荊州”依然治襄陽。但在羅貫中筆下，有時以襄陽、江陵為“荊州”，更多的時候，使人感到似乎在襄陽、江陵、公安之外，還另有一個荊州城。“諸葛亮一氣周公瑾”智取荊州部分，故事十分精彩，但地名方位不敢恭維，如果較真，幾乎讓你“找不到北”。其他方面，諸如說曹操是“沛國譙郡人”，“沛國”相當于“郡”，怎么能夠下轄“郡”呢？“譙郡”為“譙縣”之誤：這是建制大小混淆。再者古今地名混用：膾炙人口的“甘露寺招親”故事發生在南徐，“南徐”，晉室南渡后僑置徐州，劉宋收復徐州后于二徐州前分別加“南”“北”二字以別之，“南徐州”治所為京口，即今之鎮江，漢末三國時稱京。吳國太大罵周瑜“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沒有本事奪回荊州而搞什么“美人計”害我女兒，東吳的疆域主要就是一個揚州，后來向南發展才開發交州，下轄六郡八十三個縣，哪來的“八十一州”！——亦失于古今建制混淆耳。“演義”中漢代地名與后代地名混用現象很多，這至少是一個美中不足，就像一部抗日題材小說將“安東”“北平”稱作“丹東”“北京”一樣。姚雪垠創作《李自成》寫到清軍入關京畿戒嚴，為了一個戒嚴應由那個衙門發布問題，搜遍典籍苦不可得，后來偶然機會獲解：當時的戒嚴布告是以“左僉都御史”名義發布的。可見歷史小說創作之嚴謹。類似現象很多，茲不一一。

我們不能苛求古人，但是，如果能夠比古人站得高些，“品三國”才能 “品”出別人品不出的味來，教學導讀自然要求更高了。

“得失談”批評諸葛亮“隆中對”所設計的“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戰略方案，認為，“分進合擊的鉗形攻勢，才使劉備失去了惟一可以問鼎中原的戰機。它顛倒了主力和偏師的關系，棋差一招，前功盡棄。西蜀一系列的敗仗，都和固守過時的戰略有關：秦川原來的確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富庶殷實，但漢獻帝東遷之后，這里已“十室九空”，經濟凋蔽，不足以支持劉備逐鹿中原，戰略地位已不重要。而劉備根據這一戰略，偏偏率重兵戰于秦川，稽延了時日，得不償失” 。戰略方案可以爭議，但“秦川”與“漢川”不能混為一談。“秦川”在秦嶺之北，為關中平原，所謂“八百里秦川”是也。諸葛亮“隆重對”所規劃的師出“秦川”與后來的六出實際上是五出祁山，目標都是這里。“漢川”乃漢中盆地，在秦嶺之南，古屬益州，劉備占領益州后，漢中為其所必爭。曹操占領漢中后，“蜀中一夕數驚”，他沒有聽從司馬懿等的意見乘勢進取，乃是重大的戰略失誤。“得隴望蜀”的成語，就是出自這一公案。劉備從曹操手中奪取了“漢川”即漢中，“漢川”乃蜀漢重要的根據地；“秦川”乃諸葛北伐與曹魏逐鹿戰場，在曹魏控制之下，搞不清這重關系，怎么能夠正確地評論諸葛亮的戰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