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曉原、劉兵對談：大師看來又禁不住誘惑了

現(xiàn)在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又來嘗試了。無獨有偶，古爾德的出身也是生物學領域，而且從書名看他比威爾遜說不定還要更勇敢一些呢——他的這本《刺猬、狐貍與博士的印痕：彌合科學與人文學科間的裂隙》（The Hedgehog,the Fox, and the Magister’s Pox：Mending the Gap Between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一看就是野心勃勃之作。

從本書有點東拉西扯的開場來看，生物學出身在他學術風格中的烙印，和在威爾遜身上是類似的。當然，僅僅指出這一點并不足以否定本書的價值。我為我們的對談給出這樣一個不太恭敬的開頭，為的是讓我們盡可能走出大師的陰影——畢竟，我們決定談這本書，相當大程度上是因為作者以往的名頭。

劉兵：你在這樣說時，似乎還是有意將數(shù)理科學和生物學之間拉開了一些距離，或者說是覺得了解數(shù)理科學要比了解生物科學難度更大一些。這未免略帶有一點對生物學的歧視。不過，我想，在那些大師們開始進行“大綜合”或“大融通”時，他們對于這種綜合或融通所需要的人文知識的理解欠缺，或許是他們不那么成功的更重要的因素。

這本名為《刺猬、狐貍與博士的印痕》的書中，副標題為“彌合科學與人文學科間的裂隙”，這種融通的尺度，顯然不僅僅需要對包括生物科學和數(shù)理科學的把握，更需要對跨出科學之外的人文學科的深入理解。而且，在這本書中，他的觀點，顯然與威爾遜的觀點大不相同，事實上，書中許多地方也都是以威爾遜作為他批評的靶子。

雖然不能要求古爾德對人文學科的理解達到人文學者的程度——反過來人文學者對于科學的理解也同樣很難達到科學家的程度，但我以為，恰恰是因為對人文學科的理解的程度差異，造成了他與威爾遜的不同，因而也才會激起人們對這種綜合嘗試的關注。

這樣的綜合是否成功，不同立場的人也許會有不同的評判，但我還是覺得，像古爾德這樣一位著名的生物學家，能對人文學科的內(nèi)容和觀點有如此的了解，還真是非常難得，非常值得注意的。

江曉原：還是你宅心仁厚，那就讓我們先來看看，古爾德PK威爾遜，會有怎樣的結(jié)果？

在本書中，古爾德為威爾遜的《知識大融通》寫了90頁，即第9章“錯誤的還原之路與一視同仁的融通”，這也是本書中最長的一章。

說實話，古爾德還是讓我失望了。雖然他不失優(yōu)雅地試圖讓讀者感覺到他比威爾遜更高明一些，或者至少能夠后來居上，但實際上他和威爾遜一樣，都是在完全沒有涉及物理學、天文學這些精密科學的情況下，談論“科學”和人文的“彌合”或“融通”的。可是，在物理學、天文學缺席的情況下，談論“科學”還有什么完整性？還有多大的意義呢？

在我們習慣的語境中，“科學革命”是怎么開頭的？不是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的出版嗎？“近代科學”或“實驗科學”是何時發(fā)端的？不是伽利略報告的物理學實驗嗎？但是在古爾德的這本書中，這一切都完全沒有被納入視野。

我們利用本書的索引來分析一下文本，就能獲得有力的證據(jù)。雖然牛頓和伽利略的名字分別出現(xiàn)過6次和9次，但沒有一次是在談論他們的物理學。“物理學”在全書中只出現(xiàn)過一次，那是在古爾德提到“物理定律”一詞時。“天文學”一詞只在古爾德談論一本別人寫的書的書名中出現(xiàn)過一次，《天體運行論》則根本未被提到過。

雖然我曾半開玩笑地寫過“物理學沙文主義中的學科鄙視鏈”這樣的文章，指出物理學和天文學這樣的“精密科學”居于鄙視鏈的頂端，而生物學、動物學、昆蟲學之類的學科則處在鄙視鏈的底部。這當然不應該成為我們判斷古爾德著作的僵化標尺，但我們畢竟還需要注意到精密科學對“科學”的代表性。古爾德和威爾遜在談論“彌合”和“融通”時都避開了物理學和天文學這樣的精密科學，這不可避免地嚴重削弱了他們論述的說服力。

劉兵：畢竟古爾德是一位生物學家，威爾遜也是，要他們在精通生物學的同時，也精通物理科學，這確實有些難為他們。所以，我倒不是特別關心他們的“融通”是否要把物理學和生物學一網(wǎng)打盡再和人文學科融通，而是關注，就算只在生物科學和人文的融通中，他們之間的差異何在。比如，當人們贊揚愛因斯坦，說他關心科學（當然也主要是物理學了）的同時，也關心人文，并且發(fā)表了大量的相關言論，包括哲學（其實像他與玻爾長達幾十年的爭論已經(jīng)很難區(qū)分其中的科學和哲學了），在中國大陸由許良英等人編譯的《愛因斯坦文集》三卷本中，也只有一卷是純科學內(nèi)容，剩下兩卷則是哲學和社會言論。但人們也還是無法要求愛因斯坦一定要把生命科學也融進來。

江曉原：物理學和動物學對“科學”的代表性是不同的，古爾德畢竟不是愛因斯坦。然而古爾德確實自負不淺，在他眼中，伽利略“是一個極其缺乏外交策略的莽夫”，而以談論“兩種文化”著稱的斯諾（C.P.Snow）“錯誤地將一種英國地方現(xiàn)象擴展成了全球模式……他在論證的核心部分混淆了兩個相當不同而且互相獨立的要點，它們的不連貫嚴重損害了他整個論證的邏輯”。威爾遜當然也無法讓他滿意，他為批評威爾遜寫了本書中最長的一章，但那90頁的冗長論述給我某種東拉西扯的感覺，至少是沒有重點，立場也不明確。相比之下，反而是威爾遜的《知識大融通》對一些人文學術的評價更為旗幟鮮明。

劉兵：將科學的一切（甚至不僅限于物理學和生物學）都掌握，并與人文相融通，這幾乎是不太可能了，更不用說在“寬面條”的視野下，除了標準的西方科學之外還有那么多被歸入“地方性知識”的“科學”呢。那么，我們也許可以降低些要求，只要將某人所熟悉的科學與人文有一個比較好的結(jié)合，就已經(jīng)很好了。在這樣的標準之下，我們比較古爾德和威爾遜的融通差異，會覺得前者對于人文的了解要好得多，至少與人文學者的理解更為接近，而威爾遜的立場則要科學主義得多。

江曉原：你認為古爾德對人文的了解比威爾遜所表現(xiàn)的要更好，這個判斷，我倒還有些疑問。我的感覺是，古爾德對兩邊的了解都有相當大的局限性。比如在第6章中，古爾德說：“藝術和人文學術領域的一個秘密是，這些學科的學者們在報告文章時幾乎總是在念先前準備好的文本。我發(fā)現(xiàn)這一奇怪的做法總是會事與愿違。”這樣的判斷，明顯與事實不符，至少在中國學術界是不符合事實的。我們兩人或多或少也和西方學術界打過一些交道，我的感覺也不是這樣的。要善意解釋古爾德的上述錯誤判斷，只能設想是他和“人文學術領域”交往不夠多，所以發(fā)生了以偏概全的判斷。

然而事情還不止于此，古爾德接著寫道：“在我繼續(xù)這番夸夸其談時，請允許我提及另一件我經(jīng)常抱怨的事：人文學者們在會議上做報告時幾乎完全不展示任何圖片——即使是那些明顯包含視覺內(nèi)容的主題。”這樣的說法，還真是離“夸夸其談”不遠呢。

從兩方面來看，古爾德的上述說法都有問題。首先是“人文學者”報告時幾乎不展示任何圖片嗎？我們知道這當然不是事實，多年來為追求視覺效果而搞“圖文并茂”乃至插入視頻的PPT不是處處可見嗎？其次，“科學家”做報告就一定是圖文并茂的嗎？古爾德或威爾遜這樣的人習慣的動物學昆蟲學報告，當然會圖文并茂，放進許多照片乃至視頻，但是別的“科學”也一定是這樣嗎？理論物理學家肯定會顯示數(shù)學公式，但那也不算圖文并茂吧？

我不得不懷疑，古爾德在談論“科學”時，下意識里可能是太以偏概全了——他似乎總覺得他們動物學昆蟲學或生物學這一派的學問就可以代表“科學”了。事實上，這樣的下意識反應在他書中隨處可見。在古爾德的“科學”版圖中，似乎根本沒有物理學和天文學，他也完全用不著意識到這些更能代表“科學”的精密學科的存在。以這樣的風格來大談“彌合”和“融通”，說實話，給我的感覺相當差，這完全無法喚起我對古爾德的敬意，相反只會讓我產(chǎn)生從“物理學沙文主義鄙視鏈”上端發(fā)出的某種憐憫。

劉兵：看來這次我們閱讀感覺的分歧還是比較大的。其中一個原因，我想，可能是因為我們各自選擇的評判標準有所不同，關注的要點有所不同。或者說，是你定的標準過于高了，那種真正能夠通曉包括各門科學學科的科學整體，同時又能精通整個人文學科之精髓的人，出現(xiàn)的概率可能真的是太小了。而在我潛在地設定的標準中，能夠基于自己學科，在此限度內(nèi)對科學有所認識，并兼及地了解一些人文研究的核心意向，從而不再堅持那種極端的科學主義立場，這樣的“融通”就已經(jīng)是很難能可貴了。當然，這也是在與眾多的鄙視或誤解人文，從狹隘的科學基礎出發(fā)卻又很自信地做出宏大的科學主義斷言的那些科學家相比較來說的。

比如說，在書中，古爾德對于過分簡單化的累積“進步”的歷史模型，以及壞的“過去”被好的“后來”取代的錯誤的二分法的認識，對科學與宗教的沖突之復雜性的認識（“科學沒有權利爭奪超出其極為成功的方法邊界之外的智識領域”），對于“科學大戰(zhàn)”的評論，對于多元性的某種程度的贊賞，“科學需要人文學科來教會我們認識到自己事業(yè)古怪且相當主觀的一面，教會我們理想的溝通技能，并給我們的能力設置恰當?shù)倪吔纭薄愃频睦樱诖藭羞€有不少。

就此而言，在我的那個低目標中，我覺得，應該說古爾德已經(jīng)給眾多的科學家樹立了某種很理想的榜樣，某種重視人文、努力理解人文的意義、避免強科學主義的榜樣。雖然在你的高標準下，這樣的榜樣可能還遠未足夠高大和完美。  

（江曉原為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長，劉兵為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教授。本文為中華讀書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聯(lián)合策劃的“南腔北調(diào)”對談系列第18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