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峰|社會史論戰：政治和學術價值雙峰并峙

skysun000001 2021-01-26

展開全文

作者：陳峰

來源：《歷史評論》2020年第4期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社會史論戰，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登上學術舞臺的首次盛大演出。論戰的積極成果有效轉化為中國共產黨推動中國革命發展的重要思想資源，也直接推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形成和崛起。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誕生是現代學術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萌芽于五四時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其真正形成是在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社會史論戰時期。可以說，社會史論戰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登上學術舞臺的首次盛大演出。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論戰告一段落，但論戰中提出的問題、產生的理念、開辟的路徑長期影響著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產生于20 世紀上半期的形形色色的史學思潮和流派早已風吹云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雖歷經風霜卻未曾凋謝，至今仍居于中心和主流地位。重溫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崛起之路，對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再出發具有重要意義。

革命低谷后的理論高潮

社會史論戰不是單純地由民國學術社群內部醞釀生發，而是直接源自大革命后社會政治變動的呼喚。大革命失敗后，革命前途成為有識之士思考的焦點。要確定中國革命的方向必須先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由此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探索和論爭如箭在弦。政治運動走入低潮之后迎來理論斗爭的高潮，革命者的理論研究成為現實革命斗爭的延伸。

社會史論戰的爆發，同時又是20世紀20年代思想學術風云匯聚的產物。五四運動以后，馬克思主義在諸流競進的各種思潮中脫穎而出，到30年代初，已在進步思想界居于優勢地位，從而為社會史論戰做好了理論準備。

社會史論戰吸引了社會各階層的廣泛矚目，《讀書雜志》成為主要的辯論平臺，對推動論戰的深入發揮了重要作用。圖為該刊封面

概言之，社會史論戰的產生是學術思想與政治斗爭共同作用的結果。在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爭論的初期，各派人士為各自的政綱辯護，學術觀點成為政治觀點的折射，理論斗爭成為政治斗爭的一部分。但隨著社會史論戰的持續與延伸，論戰重點逐步延伸到中國古史領域。論戰中觀點各異，意見不能統一，其中既有理論觀點的分歧，也有現實政見的捍格，更有對馬克思主義如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把握上的不同。這種學術上的交鋒和爭鳴，造成馬克思主義史學空前的聲勢和影響，尤其引起青年學者和學子的廣泛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在論戰的推動下，革命理論宣傳與專業化學術研究開始建立連接。當時古史領域的新發現、新成果，如疑古思潮、甲骨金文研究，已被一些論戰學者初步吸收、改造和利用，郭沫若、呂振羽即為突出代表，在“疑古”、“信古”、“考古”之外走出了一條獨特的“釋古”之路。參戰者將重新闡釋中國歷史作為一項重要使命，這使得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史學研究中的一股新的有生力量。

隨著論戰的深入，參與者的范圍不斷擴大，除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改組派外，許多沒有明確黨派歸屬和政治傾向的學者也紛紛加入。同時，持中立姿態的《讀書雜志》提供了一個不拘派別、自由辯論的平臺，不再像初期的《新生命》《新思潮》《動力》等各立山頭、壁壘分明，這也為論戰步入學術軌道創造了條件。參與論戰的學者對中國古史與社會性質等問題提出了大量重要見解，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政治和學術價值雙峰并峙

論戰產生的效果和意義兼具學術與政治兩個方面。先看其重大的政治意義。簡言之，論戰的積極成果有效轉化為中國共產黨推動中國革命發展的重要思想資源。中國共產黨認為當時的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國民黨改組派、托派則否認中國社會的封建性，甚至認為已經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這種判斷直接決定當時中國革命的目標和方向。在論戰中，雙方學者展開針鋒相對的較量。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從歷史和現實維度闡釋論證了中國共產黨革命斗爭的合法性。論戰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一條理論戰線，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當時的革命斗爭。

從更長時段來看，論戰中形成的理論凝結為中國共產黨政治意識形態的一部分。論戰不但證明馬克思主義適用于中國，而且使馬克思主義得到發展和創新。論戰的部分成果被吸收進《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文獻中，隨著革命事業的發展，其權威性獲得廣泛認可。可見，論戰發揮的政治作用、蘊含的政治意義，不是一時、表淺的，而是長期、深遠的。

論戰的學術意義也不容低估。首先，論戰直接推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形成和崛起。五四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已經萌芽，李大釗、瞿秋白、蔡和森等做了奠基性工作，他們率先宣傳馬克思主義并運用其來分析中國的革命問題。論戰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歷史的首次大規模嘗試。通過論戰，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初步建立起以社會形態為中心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構建了一種新的學術范式，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學派。新中國史學很大程度上繼承了論戰的學術遺產。所以說論戰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產生發展至關重要、無法替代，具有里程碑意義。

其次，論戰帶來了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大繁榮。傳統的食貨之學轉化為現代意義上的社會經濟史，論戰是最主要的推手。參與論戰的學者以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形態研究為重點，對不同時期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進行辨析，開風氣之先，吸引了大批學者投身于社會經濟史研究。民國時期活躍于社會經濟史領域的幾個學術社群，幾乎都與論戰有關。可以說，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興起與繁榮是社會史論戰結出的學術碩果，是論戰對于現代中國史學的又一大貢獻。

最后，論戰在“整理國故”之外開辟了一條新的學術路徑。胡適等在五四運動以后發起“整理國故”運動，其特點是參照西方學術理念和方法重新整理和評判中國固有的材料。“整理國故”的成就主要是“新考據學”。“新考據學”創造了乾嘉之后的又一學術高峰，但也潛藏著嚴重弊病，存在重專深輕貫通、重實證輕理論、重求真輕致用等諸多問題。論戰中形成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從根本上改變了“新考據學”的上述弊病。學者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充分借鑒吸收新興社會科學的理念和方法，并將之應用于歷史研究，從而開辟了中國歷史研究的新路徑。民國史家張蔭麟稱贊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拿人類學上的結論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條大道”。這就從根本上超越了“新考據學”，而與20世紀國際史學的新潮流匯合了。

優良傳統彌足珍貴

社會史論戰距今雖已80多年，但其學術生命依舊長青，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興起標志的社會史論戰，對當前史學研究仍然具有重要借鑒意義。我們從中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兩方面啟示。

其一，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學術性與政治性應當持一種理性的、全面的認識。社會史論戰為我們觀察學術與政治緊密統一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提供了一個剖面。論戰的學術性并未被政治性所淹沒，其學術意義并不低于政治意義。一些觀點將學術性與政治性割裂開來或者以政治性否認學術性是不恰當的。對現實政治和社會的關懷及參與正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特色和優勢所在，也是其學術生命力的豐沛源泉。一方面，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繼承發揚了中國古代史學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回應了當下的時代課題；另一方面，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經世致用較之傳統史學，其宗旨和境界有根本不同，從為少數上層精英服務轉向為整個國家民族尋求出路，實現了更新和升級。因此，我們應客觀分析學術與政治之間復雜微妙的關系，積極關注二者的互動對話，探求政治關懷與學術創新的兼得之法，從而為知識生產和學術建設賦能助力。

其二，實證分析與理論研究、微觀考索與宏大敘事應當兼顧并行。當前學術界不少學者沉醉于實證性的微觀研究，輕視或鄙薄理論研究和宏大敘事。社會史論戰時期那種橫貫中西、縱論古今的風格似乎過時了。這雖然一定程度上是史學研究專業化、科學化的需要，但卻大大限制了中國史學的格局和氣魄，對中國歷史學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構建也是一種阻礙。我們應當接續社會史論戰的傳統，聚焦中國歷史變遷的大問題、大脈絡、大視野，探索人類文明發展的共通性和差異性，致力于宏大理論的創構，以一等的題目成就一流的學問，將新時代中國史學提升到一個新境界。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