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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前中國的老師們特別煩心的，可能首先不是來自學生的問題，而是上級布置的各種“工作”，尤其是形式主義的各種任務——檢查、驗收、展示、匯報、評估等，還有每天為積累“過程性痕跡”的填表、打卡、拍照……這些事兒嚴重干擾了教師正常的教育教學工作，甚至影響到了老師們對職業的情感。我想，如果中國老師讀到蘇霍姆林斯基《和青年校長的談話》中的這些話，將會怎樣地感動——人們經常聽到關于教師應該這樣那樣的許多要求。譬如說:教師應該好好備課:教師在走進教室時應該把一切個人的和家庭的苦惱和不幸丟在門外,面帶笑容站在孩子們面前;教師應該善于找到通往每個孩子心靈的門徑;等等。但是我們常常忽略了一點就是我們(校長、黨組織、社會各界)應該給教師一些什么。例如:為豐富教師的精神生活創造環境和條件,使他不要白白地耗費精力和寶貴的時間,去做那些瑣碎無用和妨礙他的創造性努力的事。（《和青年校長的談話》 趙瑋等譯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第80頁）重復一遍：“為豐富教師的精神生活創造環境和條件,使他不要白白地耗費精力和寶貴的時間,去做那些瑣碎無用和妨礙他的創造性努力的事。”蘇霍姆林斯基繼續寫道：“這里的問題首先在于如何保證教師自由支配的時間,它對于不斷豐富教師的精神世界,像空氣對于人的健康一樣必不可少。教師沒有自由支配的時間,這對于學校是真正的威脅。”（《和青年校長的談話》 趙瑋等譯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第80頁）再重復一遍：“教師沒有自由支配的時間,這對于學校是真正的威脅。”從蘇霍姆林斯基的這些話，我估計當時蘇聯的中小學教師負擔也不輕，雖然未必有今天中國教師的負擔重。所以，作為校長的蘇霍姆林斯基也面臨一項工作：他首先分析原因：“為什么教師沒有自由支配的時間呢?原因很多。我認為,最主要的是,由于家長的教育素養很低和缺乏責任心教師就往往不得不承擔本來應該由父母擔負的義務。”（《和青年校長的談話》 趙瑋等譯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第80頁）看來當時蘇聯教師的負擔主要還是來自家長的不作為，因為他們不作為，教師的負擔自然很重了，也就沒有了自己“自由支配的時間”。針對這個問題，蘇霍姆林斯基非常重視家長工作，花了大量的精力來提高家長素質，增強他們的責任心，并進行教育技能培訓。為此他專門辦了家長學校，教育和培訓了一屆又一屆的學生家長，甚至孩子還沒上學，帕夫雷什中學便要求即將就讀的孩子父母參加家長學校。這個學校都是晚上上課，蘇霍姆林斯基本人和他的同事給家長們開設相關課程，這些課程涉及教育學、心理學、營養學甚至病理學方面的常識。他還專門寫了一本《父母教育學》，指導年輕的爸爸媽媽如何教育孩子。這些做法都收到了明顯的效果：“家長關心自己的子女的教育，就可以給教師空出時間來。”（《和青年校長的談話》 趙瑋等譯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第81頁）另外，蘇霍姆林斯基發現：“教師還不得不花大半的業余時間，去給學習落后的學生補上以前荒疏的功課。”（《和青年校長的談話》 趙瑋等譯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第81頁）他認為：“要使教師有自由支配的時間，就必須使學生按時完成他們應該完成的事情，及時而牢固地掌握知識，特別是掌握實際的技能，因為沒有這些技能他們就無法學習。”（《和青年校長的談話》 趙瑋等譯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第81頁）為此，他又和老師們一起研究后進生，用了大量力氣幫助學習困難的學生，包括能力的培養、作業量的把握，以及對學生責任心和自信心的培養。當然，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創造條件鼓勵學習吃力、成績暫時落后的學生加強閱讀。蘇霍姆林斯基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閱讀是‘困難’學生智力教育的重要手段。”他說：“問題不僅在于,閱讀可以使學生擺脫成績不良的狀況,而且在于,閱讀可以發展學生的智力。‘困難’學生閱讀的東西越多,他的思想就越清楚,他的智力也就越積極。”（《給教師的一百條建議》 周蕖、王義高等譯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 第64頁）在《和青年校長的談話》中，蘇霍姆林斯基說：“我越來越認識到,一個人如果缺少真正的閱讀,缺少那種震撼他的理智和心靈、激發他去深思生活和考慮自己前途的閱讀,那將是很大的不幸。我們應當盡量讓好書成為青少年的朋友,并使他們每天都跟這個朋友單獨相處,哪怕一天只有一小時也好。”（《和青年校長的談話》 趙瑋等譯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第97頁）“困難”學生當然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被全部轉化，因為一屆一屆的學生中總會出現新的“困難”學生，但蘇霍姆林斯基和同事們的努力，將學校的“困難”學生減少到了最低程度。這是有數據和事實為證明的：“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檢驗,他所領導的巴甫雷什中學,從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村中學,變成了一個人才輩出的模范學校。這所學校歷年的及格率都達到99.6%以上,升入高等學校深造的人數也很多。但是,他并不以及格率和升學率來衡量自己教育工作的成敗。他感到滿意的是:他的每一個學生都成了全面發展的人,‘合格的公民’,每一個人都在生活中找到了他的條件許可的合適的地位:能夠成為科學家的成了科學家,能夠成為集體莊員的成了有道德、有知識的普通勞動者。”（《給教師的建議》上，杜殿坤譯 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第203頁）蘇霍姆林斯基發現，奪去教師們自由支配時間的，還有各種各樣的“公文寫作”。他說：“領導學校工作的多年經驗證明,必須保護教師,使他們從文牘主義中擺脫出來。”（《和青年校長的談話》 趙瑋等譯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第82頁）他明確規定：“當需要學校做出統計報表時,可以查閱班級日志;當需要學校做書面報告時,可以利用校長和教導主任的日常觀察紀錄。學校工作計劃要由校長來擬訂,而不是由各個教師寫的東西拼湊出來。教師可以幫助校長考慮但不能替校長代寫。教師在一學年里只寫兩份計劃:一份是教育工作計劃,一份是授課進度計劃(這是一種從教學論方面對教材進行創造性加工的規劃,其中包括發展學生的思維和言語,學生對教材的獨立學習,學生的課外閱讀,對個別學生的輔導等。這些都是教學大綱中沒有的東西,因為大綱不可能考慮到每個具體班級和具體學生的特點)。這兩份計劃都是教師的很有意義的創造,它們不是為寫而寫的,而是進行創造性勞動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和青年校長的談話》 趙瑋等譯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第82頁）他甚至說：“我們全校教師有一項規定，教師在上課以外參加其他活動（包括教學法研究會、校務委員會的會議、課外輔導工作)的時間,每周不得超過兩次。”（《和青年校長的談話》 趙瑋等譯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第82頁）遇到了這樣的校長，帕夫雷什中學的老師們多么幸福啊！當然，前提是蘇霍姆林斯基有權作出這些規定，也就是說他擁有校長應有的辦學自主權。如果蘇霍姆林斯基在今天的中國當校長，他敢這么“隨心所欲”地作出這些規定？想得美！但是，請容我“書呆子氣”地傻問一聲：為什么今天中國的校長，就不能有當年蘇霍姆林斯基那樣的自主權呢？好了，不深究這個問題了，還是回到帕夫雷什中學，還是說蘇霍姆林斯基比較保險。蘇霍姆林斯基讓老師們有了“自由支配的時間”后，老師們除了正常的生活娛樂之外，最重要的事，就是閱讀。蘇霍姆林斯基說：“應當盡可能給教師留出更多的時間用于自學,讓他們從書箱這個最重要的文化源泉中盡量地充實自己。這是全體教師精神生活的基礎。”（《和青年校長的談話》 趙瑋等譯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第82頁）我想，蘇霍姆林斯基對閱讀重要性的論述大家已經很熟悉了，我這里不用多說。只引述他一段話：“真正的教師必須是讀書愛好者：這是我校集體生活的一條金科玉律，而且已經成為傳統。一種熱愛書、尊重書、崇拜書的氣氛,乃是學校和教育工作的實質所在。一所學校可能什么都齊全,但如果沒有為了人的全面發展和豐富精神生活而必備的書,或者如果大家不喜愛書籍,對書籍冷淡,那么,就不能稱其為學校。一所學校也可能缺少很多東西,可能在許多方面都很簡陋貧乏,但只要有書,有能為我們經常敞開世界之窗的書,那么,這就足以稱得上是學校了。”（《帕夫雷什中學》趙瑋等譯 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年2月第一版 第50頁）讓教師們保證有“自由支配的時間”，而教師們有了“自由支配的時間”則主要用于讀書。這就是蘇霍姆林斯基為教師們“減負”的目的。寫到這里，我突然想，如果——我說的是“如果”——現在有中國的教師到蘇霍姆林斯基的學校當老師，會不會也喊“累”呢？因為蘇校長對教師閱讀那么重視——2004年11月，我和蘇霍姆林斯基的學生和同事（從帕夫雷什中學考上大學，畢業后回到母校工作）倫達克女士聊天時，她告訴我：“蘇霍姆林斯基在校園碰見老師最愛問的問題是，你最近讀了什么書呀？”（順便“炫耀”一下，我當校長時也愛這樣問老師）對于不愛讀書的老師，這不是很重的“負擔”嗎？所以，這也正是我的擔心：我們現在呼吁給老師們“減負”，那么如果真的“減負”成功，老師們擁有了蘇霍姆林斯基所說的“自由支配的時間”，會做什么呢？我相信，絕大多數老師除了用于正常的娛樂、健身、旅游或自己特殊愛好，比如畫畫、彈琴、釣魚——這是理所當然的——之外，還會同樣理所當然地用于閱讀與寫作、思考與研究，尤其是閱讀。恐怕有些老師不會這樣，他們會把業余時間全部用于自己的愛好，有的老師甚至可能將“自由支配的時間”全部用于打麻將！我這樣的擔憂是有依據的，的確有老師連正常的教育教學工作都不愿完成——蘇霍姆林斯基還要求教師一年寫兩份計劃呢——一份是教育工作計劃,一份是授課進度計劃。可見應該反對的是過量且沒有實際意義的公文，而不是排斥一切應該有的寫作，但有的老師一聽學校要求交材料，便大叫“負擔重”，對他們來說，就連備課寫教案都是不應該的，不是前段時間還有人呼吁廢除手寫教案嗎？要命的是，這樣的老師雖然不是大多數，大多數老師的確還是敬業，而且非常渴望用“自由支配的時間”提升自己的專業素養，比如鎮西茶館的朋友們，我相信你們都是極富上進心的人，否則不會堅持閱讀我的文章；但是上述不愿閱讀不愿寫作甚至連正常的教案都不愿寫的老師，也絕非個別！《給教師的一百條建議》中的第六條建議是：“從哪兒找時間？一晝夜只有24小時。”這是一個女教師給蘇霍姆林斯基寫信時提的問題。蘇霍姆林斯基說：“是的，沒有時間，這是教育工作的災難。它不僅打擊著學校工作，也打擊著教師的家庭生活。教師同其他人一樣，需要有時間照顧家庭和教育自己的孩子。”（《給教師的一百條建議》 周蕖、王義高等譯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 第26頁）可見蘇霍姆林斯基是非常注重教師的個人生活質量的，絕非要老師們都“無私奉獻”。蘇霍姆林斯基分析，教師之所以沒有時間，除了我前面說的那些原因（家長不配合、差生太多、文牘主義盛行）之外， 還因為有的老師花在備課上的時間太多，以致占用了太多“自由支配的時間”。因此，解決備課時間太多，是蘇霍姆林斯基“減負”的一個重要內容。那么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他的答案很奇妙：用一生的時間來準備每一堂課！“這種準備究竟是什么呢?這就是閱讀。要天天看書,終生以書籍為友,這是一天也不斷流的潺潺小溪，它充實著思想江河。閱讀不是為了明天上課,而是出自本性的需要,出自對知識的渴求。如果你想有更多的空閑時間,想使備課不成為單調乏味地坐著看教科書,那就請讀科學作品,要使你所教的那門科學原理課的教科書成為你看來是最淺顯的課本。要使教科書成為你的科學知識海洋中的一滴水,而你教給學生的只是這門知識的原理。到這個時候,備課就不需要花幾小時了。”（《給教師的一百條建議》 周蕖、王義高等譯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 第27頁）沒有自由支配的時間，是因為用于備課的時間太多；而為了讓花在備課上的時間盡可能少，就需要花更多的時間讀書。這就是蘇霍姆林斯基“減負”的邏輯。當然，這一切都是對真心熱愛教育的教師說的。否則，就是對牛彈琴。如果說，“教師沒有自由支配的時間,這對于學校是真正的威脅。”這是蘇霍姆林斯基說的；那么，“教師有了自由支配的時間而不學習，這對于個人（教師本人和他教的孩子）是真正的威脅。”這是我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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