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清丈風波——憨山大師傳【連載?】

第八章：心存魏闕

　　出身于皇家寺廟，從小熟讀《四書五經》的德清，天生有一種親近朝廷的政治素質。另外，為了重修被焚的南京大報恩寺，他也有意識地向皇室靠近。報名誦經，接受太后恩賜的金紙，是他和皇室的最初交往。隨著李太后佛事活動的加劇，德清也有了更多的機會。

一、重修大白塔

　　萬歷七年秋天，一支由三千人組成的工匠隊伍，在太監(jiān)范江、李友的率領下，浩浩蕩蕩來到五臺山，目的是要重修著名的大白塔。

　　事情是這樣的。早在萬歷四年，李太后就有重修大白塔，營造塔院寺的計劃。她的目的，仍是前文說過的追悼丈夫隆慶皇帝，保佑兒子萬歷皇帝。但太后的提議，被執(zhí)政大臣張居正等人委婉地否決。張居正是位有理想有作為的政治家，他執(zhí)政以后，著眼于整頓嘉靖朝以來敗壞的吏治，恢復經濟，鞏固邊防。手頭要辦的大事非常多，而可以支配的錢糧很有限，所以他不希望李太后為佛事花費太多。為了照顧李太后的臉面，張居正也有所妥協(xié)，借口說五臺山離北京太遠，路不好走，做佛事不方便，可以就近在北京附近選擇吉地，營建一座大慈壽寺。

　　李太后孤兒寡母的，凡事都要依仗張居正，所以也做出了讓步，同意了張居正的建議，把做佛事的錢財精力，轉移到北京大慈壽寺。到了萬歷七年秋天，北京大慈壽寺竣工，選派高僧擔任住持，為國祈福，這件事就算辦完了。

　　但是，虔誠的李太后意猶未足，又提出要重修五臺山塔院寺的釋迦牟尼舍利塔。張居正因為父親去世后“奪情”的事，朝野議論很大，對立面很多，以李太后為代表的皇室，給了他強有力的支持。張居正欠了太后的人情，此時便不好意思再反對，不僅表示同意，還親筆撰寫了一篇碑文。不過，修塔院寺的費用，是從皇室的經費——“內帑”中撥付的，沒有動用戶部的銀兩。

　　正在刺血寫經的德清，對修塔院寺的事情，顯得很熱心。他認為，朝廷自嘉靖以來，多年不做佛事，派來的太監(jiān)，未必熟悉佛門規(guī)矩。如果任性胡為，很可能把好事辦成壞事，傷及佛門。所以，德清積極地參與到工程中來，反復地與太監(jiān)、官員、工匠以及其它僧人溝通交流，極盡協(xié)調、組織、維護之能事，使這個為期幾年的工程得以順利進行。

　　塔院寺重修完畢后，原住持大方和尚（法名圓廣），仍被朝廷任命為塔院寺住持。

　　注：在封建社會，父母去世后，官員必須辭職回鄉(xiāng)，守制三年。如果朝廷有重要事務，不允許官員守制，就叫做“奪情”。張居正大權在握，自然不愿意因父親去世而離開權力中心，因此受到朝廷廣大官員的指責攻擊。在李太后和一些太監(jiān)的授意下，萬歷皇帝通過貶職、拘禁、廷杖等嚴厲手段，把此事壓了下去，給足了張居正面子。

二、清丈風波

　　自嘉靖朝以來，內憂外患不止，大明朝的國勢已經衰微。隆慶皇帝在位時間短，沒有太大的作為。萬歷皇帝繼位時，年紀太小，不能親政。所以，朝廷的大事，由李太后、太監(jiān)馮保、首輔張居正等人掌握。這幾個人，雖然各有各的缺點，互相之間也有矛盾，但總的來說，優(yōu)點比較多，合作比較好，確實干了不少實事，革除積弊，重整河山，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尤其是張居正，他是一位很有理想很有能力的政治家，執(zhí)政以后，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其中有一項，就是重新清丈天下田糧，以此增加生產，提高國庫收入。

　　萬歷八年十一月，朝廷下詔“度民田”，所有的地方都要重新清丈造冊，五臺山也不例外。消息傳來，佛教圣地一片恐慌。

　　前文曾經說過，五臺山佛教界一向與五臺縣官府關系不好，曾經有征兵、供糧等積怨。此時，五臺縣衙的官吏們，根據(jù)最新的朝廷旨意，準備給五臺山增加每年五百石的田賦任務，連下幾道文書，要求五臺山各寺廟查報地土。

　　張居正的改革措施是正確的，但五臺山是佛教圣地，有它的特殊性。當?shù)剞r業(yè)生產條件不太好，五谷不生，永樂朝時還曾經下旨給五臺山供應糧食。如果此時要增加田賦，勢必要雇傭大量農民，進行墾荒。這樣，不僅增加了五臺山的人口負擔，進一步破壞森林，各寺院每年還要負擔上繳田賦的任務，成天和衙門打交道，清靜的道場會因此變得與普通農村沒有差別，僧人們的修行也要大受影響。

　　所以，給五臺山增加五百石的田賦，對國家來說，其實是得不償失。究其實，是奸吏們鉆政策的空子，借機整治僧人。

　　因為德清名氣大，交際廣，以前曾經出面處理過大方和尚打官司以及砍伐林木的事情，所以，五臺山的老和尚們紛紛來找德清商量辦法。大家聚集到一處，愁眉苦臉。

　　德清現(xiàn)在已經有不少處世經驗，就安慰大家說：“大家不要發(fā)愁，讓我來慢慢想辦法吧。”

　　對付五臺縣衙奸吏的最好辦法，是找比他們級別更高的官員。德清又去了一趟雁門，找到雁平兵備胡順庵，在胡順庵的介紹下，德清認識了雁平道臺張惟誠。他向張惟誠詳細講明了五臺山的情況，由張惟誠出面，呈文上報山西巡撫。

　　張惟誠在公文中說：“五臺山各大寺院，原本是先皇下旨修建的祝禧之所，所轄土地，從來沒有劃入五臺縣民田的范圍，也從來沒有征糧的先例。況且，五臺地區(qū)的土地，都是土層瘠薄的山岡，陰森寒冷的陡澗。因為天氣寒冷，每年入伏以后，山中才有春氣；立秋還沒到，地上已經降了霜，根本不能種植莊稼。有些向陽的山坡，草麥只能長到半熟。山里居住的僧人，每年只能吃到籽實瘦癟的瞿麥。再說，山里有戶籍的本地僧人，只有一百多人，其余大部分是云游暫住的外地僧人。如果要征糧，就要重新登記戶口，這樣勢必引起外來僧人逃竄。而本地的僧人，肯定也繳不起田賦，也會逃竄。每年繳一點糧，對國庫沒有太多的好處，還不夠運輸成本。而征糧引發(fā)的弊端禍害，卻足以使附近百姓受累。這次朝廷下圣旨，目的是清查民間富戶豪家隱瞞不報的浮糧，并不是要刻薄佛門。現(xiàn)在五臺縣的作法，是曲解圣旨，借機生事，很不應該。”

　　張惟誠這道文書，原文寫得簡短漂亮，切中要害，巡撫批復下來，準議施行。五臺山仍舊免征田賦，僧人們安定下來，道場保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