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炳耀吐蕃墓，莫論有墳吐谷渾

板橋胡同37號 2021-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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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周偉洲、仝濤兩篇文章及其他
雨佳華桑扎西

弁言

史學界人所共知，青海都蘭古墓葬經三代考古工作者、近六十年的發掘研究，一直認定為吐蕃墓葬，并由國家文物局、青海省政府、國務院多次發文公布。這本已經是定論，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卻被陜西師范大學教授周偉洲罔顧事實，以論代證，欲將青海都蘭暨柴達木盆地東南沿所有吐蕃墓葬論定為吐谷渾墓葬。因他誤導，極少數青海本地文史愛好者，憑借他的論證，懷著不同的目的，有的先認后否，有的借此認族，有的招搖起哄，至今不閑。為正本清源，還原歷史，青海藏族研究會會刊《青海藏族》2011年第2期和2012年第1期，組織專刊，據理反駁，并于2012年10月底舉辦《首屆都蘭吐蕃文化全國學術論壇》，進行研討，取得巨大成功。事后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副研究員仝濤和周偉洲先后撰文，以臆斷為根據，把推導當事實，繼續以論代證，全面將都蘭等處吐蕃墓葬妄論為吐谷渾墓葬。既如此，我們只有直面二人之論，據理予以評駁。

近年來，我們也在深思和探討這些問題：吐谷渾到底有沒有墓葬？若有，到底是個什么情狀; 若無，那又是怎么回事。探討和研究的結果是肯定的，即：吐谷渾只有火葬而無墓葬。

周偉洲早就看準了都蘭有那樣多的墓葬，遂預設好將文獻沒有明確記載的吐谷渾城定位于都蘭，都蘭墓葬就應屬于吐谷渾，且整個都蘭暨柴達木盆地東南沿所有墓葬全都是吐谷渾墓葬。為達到此目的，多年來周偉洲和其他一些人是花了不少心血，費了不少心機。他們背離事實，甚至將考古工作者和專家學者們辛勤研究的成果和結論，一筆勾銷，或作為反證的論據，為己所用，將都蘭吐蕃墓葬乃至整個都蘭暨柴達木盆地東南沿所有墓葬演繹成吐谷渾墓葬，肯定所有墓主人族屬為吐谷渾人，其最終目標是要否定青海省政府和國務院確認的文件。對這些問題，過去不少人并不在意，沒有引起過重視，更不知吐谷渾進入甘川青后的居地變遷、周邊關系和活動狀況。如果不弄清這些問題，就會給正本清源、恢復歷史真實面貌、徹底消除多年來周偉洲們的歪理謬說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帶來困難。

本文針對周、仝兩位論文的主要觀點，進行研討和評駁，并介紹與吐谷渾相關的歷史資料和國家認定都蘭古墓為吐蕃墓等諸種事實，讓讀者進行對比，區別真偽，辨識吐谷渾之墓在何處，周、仝之理在何處？

周偉洲為了將吐蕃墓移植到吐谷渾頭上，多年來他暫次將《洛陽伽藍記》中的吐谷渾城定位于都蘭，將白蘭定位于巴隆，并從地理方位、居地位置、行動路線、時間劃分等方面，做了不少文章，本文擬對周偉洲所著《吐谷渾資料輯錄》、《吐谷渾史》以及仝濤論文中涉及吐蕃的其他問題，一并予以評駁。

一. 周偉洲、仝濤論文的主要觀點、論證方法及評駁意見

1.兩人論文的主要觀點。

仝濤論文名為《青海都蘭熱水一號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討》，周偉洲論文名為《青海都蘭暨柴達木盆地東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屬研究》，兩篇論文都認為柴達木東南沿所有墓葬主人是吐谷渾人，而非吐蕃，只不過仝濤是從一號大墓說起罷了。

仝濤論文首先承認大墓的形制結構、規格和空間分布、附屬遺跡等與西藏吐蕃墓葬“有許多共同之處”，具有“明顯的吐蕃文化特征”^[1]。然后從兩方面進行論證：一是從喪葬品分析確定其墓葬所處時代；二是從有資格進入大墓的人物中，逐一排除吐蕃祿東贊等五人之后，最后剩下的大墓主人非吐谷渾王坌達延墀松一人莫屬。文章提到另外兩點：一是承認“白蘭”在今果洛、玉樹之間，而不是在都蘭巴隆；二是認為，從南北朝到隋唐初期（5世紀到7世紀上半葉），‘柴達木盆地的東南邊緣’成為西遷吐谷渾的統治范圍，其政權存在了 350余年，“為青藏高原絲綢之路的開拓和經營，以及古代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過突出的貢獻。也正因為如此，漢文文獻首次提到都蘭即臨近地區”。這個臨近地區指的是《洛陽伽藍記》中的“唯吐谷渾城左右暖于余處”，“此‘吐谷渾城’可能即指都蘭附近 ”^[2]。

周偉洲的論文對出土文物較多的熱水一號大墓、熱水南岸四座墓葬和德令哈郭里木鄉夏塔圖兩座彩繪木棺墓進行分析，全面否定都蘭墓葬隨葬品和棺板畫屬于吐蕃，而是屬于吐谷渾，同時，逐一反駁幾乎所有對隨葬品和棺板畫經過多年研究后認為是屬于吐蕃的觀點。他們兩人在論及古墓隨葬品和棺板畫時花了許多筆墨，周偉洲還在這些隨葬品和棺板畫應屬于所謂“吐谷渾本源文化”方面大做文章。周的文章也提到兩點：一是對仝濤一號大墓墓主人為吐谷渾王坌達延墀松（??????????：???????）之論提出異議；二是在涉及“白蘭”之地理位置時說“學術界有爭議，姑且不論” 了[^3]。

2.對其背離事實論證的評駁。

(1)有意縮小西藏吐蕃墓葬規模。

仝濤列表比較熱水血渭一號大墓與西藏的幾個大墓之大小時，沒有說明西藏吐蕃墓葬的整個情況，讓人覺得吐蕃時期并沒有多少大墓的感覺。今統計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所列墓葬及其數字：西藏有吐蕃墓葬上萬座，墓葬群分布在9個地區，大型墓葬就有34座，其中藏王墓的數字就有8~11座之說。霍巍書中還提到青海都蘭和化隆的吐蕃墓^[4][5]。就筆者所知，在青海，除熱水一號大墓之外，至少還有二座大墓，即1944年馬步芳盜掘過的熱水的另一座大墓和茶卡莫河的一座，莫河的規模比熱水一號還要大得多。

(2 )推斷一號大墓墓主人為坌達延墀松是毫無根據的臆斷。

——仝濤列舉的幾個有資格進入大墓的人，都沒能進得去，剩下的只有坌達延墀松了。不了解情況的人，真以為如此似的。殊不知，在《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記’大事紀年》中，自公元 650年始至764年止的114年中，共舉行議盟119次，一般一年兩次，即冬會和夏會，多在不同地區召集，議盟都列有召集人名單。其中坌達延墀松（???????????：???????)和坌達延贊松（???????????：????????)從687年到714年的27年中，只參加過11次議盟。在議盟之年還參加過一次征費，一次出征，以后就不見坌氏的記載了。其余都是吐蕃大尚、論級別的軍政官員召集，名為議盟。列出的名單中，大尚、論級別的有44人之多，還不算差不多每年召開一次（個別年份兩次）多不具名的朵思麻會議，名為會盟（注：朵思麻古亦稱稅思麻，在青海湖西南和青海境黃河流域一帶），會盟像是吐蕃內部的“家務會議” 一樣，從無坌氏參加。這么多的尚、論及其家屬不可能死后都歸葬故里，更不用說在戰爭中死亡的大尚論級別的官員^[6]。

——關于坌氏列名在前的問題。仝濤在文中幾處說到，在共同參與的政治和軍事活動中，吐蕃大論’尚結息和達扎路恭，欽陵和乞力徐一直排位于吐谷渾4、王之后。坌達延墀松和欽陵，乞力徐和坌達延贊松召集議盟時，他們之名是列于吐蕃人之前^[7]。這不能說明他們有什么實權，而只是從禮儀上給予尊重而已，有些議盟的議題是與吐谷渾有關，如大料集的征集兵馬、糧草、清查戶口和出兵打仗等。實權一直掌握在吐蕃大論手中，這也是其他史料所證實了的，何況諾曷缽統治主體東逃，留下沾親帶故、役屬于吐蕃的子女們，還能做得了大事嗎？這一時期，賜予一個大論職務，給一定的實權，有時參與吐蕃重要會議，并不奇怪，因為實際上是一家人。這里還有擺平吐谷渾舊部、安撫原屬民的作用，為吐蕃所用。

違背事實，過分夸大其吐谷渾的地位和作用，難以令人信服，所以王堯說：“如此（即吐谷渾被滅和大非川之戰后），吐谷渾成為吐蕃統治下的一個部落，編入吐蕃軍旅，但吐谷渾部落始終還是一個重要的軍事力量，與吐蕃聯婚，參加軍事部落聯盟。例如：噶爾家族似乎就有吐谷渾部落的指揮權。公元699年，噶爾家族與贊普王室之間的權力斗爭爆發后，吐谷渾人七千帳即隨噶爾欽陵之子、莽布支一道投唐”^[8]，這就是滅亡后的吐谷渾所處的地位和作用。

——為了確定墓主人，仝濤毫無根據地對接母與子、父與子關系。

對吐蕃與吐谷渾聯姻的問題，西南民族大學副研究員夏吾李加從古藏文文獻方面作了詳盡介紹（后述）。在此，擬從另一角度，即從仝濤所謂贊蒙墀邦（??????????????）嫁的是吐谷渾王坌達延墀松這一點講，也是站不住腳的。根據《大事紀年》的相關記載：公元675年春，贊普（指芒松芒贊，系松贊干布之孫）至“諧辛”，“贊蒙（吐蕃公主）墀瑪倫（????????????????）舉行盛大宴請。坌達延墀松獻金鼎。” 688年冬，“坌達延墀松于‘曉’之‘粗垅’集會議盟。贊蒙墀姆頓 (???????????????????）去做達布王妃”； 689年，“贊蒙墀邦嫁吐谷渾王為妻”；694年，“達延（墀松）逝” ^[9]。這里沒有指明“贊蒙（吐蕃公主）墀瑪倫和坌達延墀松是什么關系，沒有說明688年冬，贊蒙墀姆頓去做王妃的達布是什么人”，689年，“贊蒙墀邦嫁吐谷渾王為妻”，這個吐谷渾王是誰？也沒有指明。從《大事紀年》分析，仝濤將吐蕃公主贊蒙墀邦設定為坌達延墀松之夫人，繼而又把坌達延贊松當作坌達延墀松之子。這種無據無憑、人為地強行對接的做法于理不通，與事不屬。

對仝濤的推斷，連周偉洲也感到不好接受。周在其《關于敦煌藏文寫本“吐谷渾（阿柴）紀年” 殘卷的研究》一文中說：“坌達延墀松很可能是自稱‘外甥’的吐谷渾王族。他是否即吐蕃所立之吐谷渾可汗（王）呢？目前還沒有確切資料證明此點。而《大事紀年》公元689年記載：贊蒙墀邦嫁吐谷渾王為妻，此吐谷渾王是否就是坌達延墀松，亦不得而知”^[10^][11]。周在本次的論文中，又重申了這個意見。

(3)出土隨葬品、棺板畫不能證明屬于吐谷渾。

都蘭古墓葬中出土有極為豐富的隨葬品，雖多數已遭破壞，但面目可辨，還有多種物體上的古藏文，大都完整可讀，這些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研究價值。問題在于這些隨葬品和棺板畫是出自吐蕃墓葬還是吐谷渾墓葬。羅世平、許新國、霍巍等專家、學者和瑞士藏學家阿米' 海勒等從吐蕃人的居住環境、生活習俗、宗教信仰對外交派、周邊關系等不同方面、以大量的實物資料研究證明它們是出自吐蕃墓葬而非吐谷渾墓葬^[12][13]。

而幾處墓葬板畫、壁畫都出現赭面形象，這是不可妄加解釋和否認的吐蕃特點，更不用說在都蘭、新疆、甘肅等地多處出土的各種物體上的古藏文了。至于白居易詩《時世妝》中唐長安城婦女喜歡“赭面”，那無疑是受吐蕃文化的影響所致，與都蘭古墓中出現的“赭面”是兩回事。所有這一切均證明墓葬是屬于吐蕃而非吐谷渾^[14]。

仝濤論文中所標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的金帶飾圖案^[15]，其式樣、紋飾，至今可在青海牧區青年婦女的腰帶上，特別是在玉樹，幾種不同式樣的帶飾上隨處可見，與出土文物難分兩樣，只不過質地多為鐵銅制品罷了，也有銀質和少數鍍金的（老百姓哪能做得起純金的），一千四百多年過去，還能保留下來這種飾物形式，真令人嘆為觀止。

—民族之間的文化、商貿交流自從古有之。在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生產商品、文化習俗相互影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實屬正常，不足為奇，在邊境犬牙交錯之地尤其如此。在此，筆者可舉例說明這種情況：我省東部農業區不少藏族，百多年來由火葬轉而實行土葬，也請漢族畫匠畫壽材（棺），前檔頭畫有死者牌位（漢文），兩側是漢族的童男童女，條件好的人家，在壽材兩側還要彩繪龍鳳，讓其騰飛。在互助北山，藏族和土族的喪葬習俗基本相同，均實行火葬。有人曾應泰國寺院之請，介紹我省化隆、貴德藏族畫匠和湟中漢族畫匠去泰國寺院作畫3~4年。漢族畫道教的趙公元帥，藏族畫藏傳佛教的文殊菩薩等故事。泰國的寺院里畫有中國漢人和藏人的宗教畫，難道千百年后泰國寺院就成了中國的不成！吐蕃滅吐谷渾后周邊的情況是，河西走廊、敦煌 (沙洲）、湟河流域多有漢人，西域四鎮有吐蕃人和漢人。退一步講，如果吐蕃人請漢人作畫，出現內陸漢族北魏之繪畫形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因藏人的棺槨中出現其他民族之形象，藏人就成了其他民族。因為還有其他資料，即居住環境、墓葬形制、服飾、時間等可證。

一般情況下，民族間文化習俗的相互影響和吸收，并不能說明這個民族被同化。但在另一種情況下，即人口極少的民族在人口眾多的民族的環境里往往會被同化，如一個人口極少的吐谷渾在350 多年里一直處在眾羌的環境里，自然會被同化，況且自有其被同化的內在因素。而北魏則是鮮卑族處在漢族的汪洋大海中，是由其滅族統治者強制本族同化，在長達150年的時間里被漢化了。仝濤和周偉洲拿當時已被漢化了的北魏彩棺來說郭里木棺板畫，還有什么意義^[16]，更何況棺板畫所反映的內容都是吐蕃人的生活環境和習俗、宗教信仰和與外族的往來，仝濤拿幾件外來面料、物品來說明，能有多少說服力？

(4)周偉洲所謂“吐谷渾本源文化”并不存在。

周在論文中多次提到所謂“吐谷渾本源文化”，并通過兩個方面進行論述。一方面，將吐谷渾在青海的活動分為三個階段，闡述每個階段的吐谷渾本源文化：第一階段為663年前，是吐谷渾本源文化。說吐谷渾進入青海等地，與羌融合，文化形態以鮮卑和羌族文化為主；第二階段是在663年被吐蕃滅亡后，吐谷渾成了吐蕃統治下的一個邦國。本源文化被“吐蕃化了”，包括語言文字、政治制度、習慣服飾、喪葬儀軌等。認為多種文化影響下的吐谷渾本源文化仍然占主要地位。第三階段是在842年吐蕃瓦解后，吐谷渾獨立，部分人融入藏族中，內部的“吐蕃化”繼續進行。除了保持著東北游牧民族吐谷渾鮮卑文化和當地羌文化融合后形成的初期吐谷渾本源文化之外，還受到內陸漢族即隋唐南北朝的影響、政治風俗和道教文化、中西亞粟特、波斯、印度佛教文化因素等多元文化的影響^[17]。

論文在列述所謂吐谷渾本源文化時，逐一指名點姓，反駁在隨葬品和彩畫上所有持吐蕃觀點的人，盡管他們經過多年細心研究，成果累累，如許新國、羅世平、林梅村、霍巍、馬冬和藏族學者宗喀 ·漾正崗布、阿頓'華多太等。

周偉洲認為“他們在闡釋木棺彩畫及出土時，幾乎都是從‘吐蕃文化’的視角進行闡釋”^[18]。

研讀周偉洲的論文，給人的深刻印象恰恰是他們在從吐谷渾文化的視角進行闡釋的。周一見到有“吐蕃論”（包括對這些隨葬品的理解上），第一反應就是一概從“吐谷渾文化”的視角予以反駁和否定。這也難怪，由于立場不同，視角當然迥異。華裔考古人類學家張光直講過考古方法論中的幾個重要概念：“資料”、“技術”、“方法”和“理論”。他說：“理論則不同，不同的考古工作者因不同的社會環境，不同的看法或不同的民族而常有不同的立場。同時，技術和方法與理論之間的關系也有所不同。技術不受理論支配，而方法則常常與理論相配合。雖然從客觀上來說，方法是可以無限發展的，用同樣的方法可以證明，也可以反駁不同的理論，但實際上，方法的選擇和運用不同方法的目的，是常常受到理論立場的左右的”^[19]。周提出別人的“視角”問題，正是在他身上存在的問題，正如張光直說的，是“理論立場”有問題。自從周提出“吐谷渾城”在都蘭后，用“無限發展”的方法，反駁所有不同意見的人，不論他們研究得多么深刻、多么廣泛，就一概而論地用幾句簡單之話否定之，這是典型的以論代證，且是世間少有的極為簡單的論證方法，他已經是脫離正確的“理論立場”軌道越走越遠。

另一方面，周從棺板畫所體現的時代上去強調吐谷渾本源文化的。但他總是肯定不了，時而說這是融合氐羌文化而形成的，時而說是受了吐蕃文化的影響，時而又說這是吸收了內陸文化的例證以及中西交往的產物等等，當他看到仝濤認為北魏板畫與郭里木棺板畫相似之文章后，好似得到了什么重要依據似的，急切地說這才是吐谷渾本源文化因素。實際上，周偉洲無一條理由能說清吐谷渾本源文化是什么。所謂“吐谷渾本源文化”只是成了一個虛擬的名詞而已。

周應該知道所謂“文化”的含義。國際著名考古專家、英國的戈登' 柴爾維說：“考古學者把一些不同的遺址里出現的同類型的組合，稱為文化”，“人類學者和考古學者采取文化這一術語，意味著一群人或一個社會的全體成員有著共同的行為方式”，“ 一種文化是同樣類型的組合重復地共存于一些遺址里，而一種類型又是同一傳統特殊活動的結果，諸類型的共存表現了若干傳統為一個社會所保持和認同”^[2°^]。周所謂的這種“多種文化影響的吐谷渾本源文化”，不是吐谷渾文化，是一個人數極少的吐谷渾群體早已在眾羌的汪洋大海和吐蕃的強力同化下，原有的“共同的行為方式”，早已被“羌化”，繼而被“吐蕃化”了的“語言文字、政治制度、風俗習慣（服飾、喪葬儀軌等）”所置換，無本源可談。這怕是周在玩文字游戲罷了。1999年9月8日北大考古隊在結束都蘭發掘考察之時，和都蘭縣公安局負責人有個座談，考古隊齊東方教授說：“吐蕃打吐谷渾就走熱水溝。這個地區現在能確定為吐谷渾的東西很少。也就是說在諾木洪文化和吐蕃時期之間的吐谷渾文化是空白的。”^[21]周所謂的吐谷渾本源文化，應該是吐谷渾在遼東時的鮮卑文化在都蘭地區的反映，但誠如齊東方說的，所謂“吐谷渾文化是空白的”，都蘭的遺跡里沒有與鮮卑“同類型的組合”，因此稱不上是吐谷渾文化，也扯不到本源文化上去。恰好相反，從都蘭古墓葬的形制、結構、出土古藏文、人物赭面等均說明，它是西藏吐蕃文化在都蘭等地的同類型的組合，也就是說這才是吐蕃本源文化在都蘭等地的反映。

(5)古藏文所揭示的信息和周、仝對待出土古藏文資料的態度。

—古藏文是松贊干布時代的吞米桑布扎創制的，一般認為時間大概在公元617年后，后經四次厘定，一直沿用到現在。當時，隨著吐蕃王朝軍事勢力向周邊擴張，藏文隨之傳播和使用于被征服和依屬的地區。西域四鎮和吐谷渾旋被吐蕃役服和滅亡，兩地一直駐有重兵，部分人從事經營農牧和商貿，北方的大料集由此而生。藏文記載著這些軍事和經濟的（包括耕牧）活動。而在更早一些時候，苯教已傳入這些地區，古藏文書寫的苯教經書至今能夠看到。藏文的推廣使用適應了吐蕃軍事、經濟、文化、宗教和人們之間交流的需要，從而又推動了本身的傳播和發展，所以才能有大量的古代藏文通過各種物體在新疆、甘肅、青海得以保存下來。

—古藏文所揭示的吐蕃墓葬、墓葬主人和其他方面的信息。

都蘭地區多處墓葬中出土有各種古藏文物件，如木簡、石刻、絲織品、樹片、擦擦以及本教經卷等，這些古藏文的存在和考釋的內容，是確定墓主人是吐蕃還是吐谷渾的重要依據。

藏族學者宗喀·漾正崗布、阿頓' 華多太、旦卻加、三木才等在其論文中不僅通過眾多的敦煌古藏文文獻詳細介紹了東嘎·赤列、王堯、陳踐對都蘭出土古藏文木簡（牘）等的考釋，還對出土的木簡牘作了新的讀釋，給出了墓主人是屬于吐蕃世族中那個家族的結果，這些家族的墓主人絕不是什么吐谷渾外甥，而是吐蕃家族。旦卻加還認為，熱水一號大墓很可能是贊普或贊蒙，或大論級人物的陵墓^{[22][23][24][25]}。

—周偉洲、仝濤囿于藏文知識而致誤的問題。

夏吾李加在其$阿夏系吐谷渾？一藏文化語境下的阿夏與吐谷渾之族源考釋》一文的導言中寫道：“這幾年筆者在整理藏文文獻過程中，屢次翻閱到了記載阿夏方面的不同時期的古籍，并與周偉洲先生的《吐谷渾史》為代表的相關論著詳加比較，不料驚奇地發現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問題。”文章主要涉及兩個問題：一是關于吐谷渾的不同稱謂與阿夏關系問題。李加說，周偉洲根據《晉書》等漢文史料記載的“阿柴虜”、“野虜”進行假設求證，把漢文中的吐谷渾與藏文文獻中的“阿夏” 混為一談，認為是同屬一族，源于鮮卑吐谷渾。同樣，把漢語“阿柴”、“阿柴虜”等與藏語“阿夏”作為同一稱謂的不同書寫方式，認為是從慕容鮮卑遷徙甘青后與當地諸族發生沖突而形成的別稱。指出：漢文“這一稱謂（即吐谷渾的各種別稱）形成的時間，最早也無法推前到公元4世紀。然而，在不同時期的藏文古籍中屢次出現阿夏一詞，其中有不少內容屬于4世紀以前的歷史，甚至有些記載還可以推前到公元之前”。二是關于聯姻問題：夏吾李加認為，“聶赤贊普時期與阿夏結下聯姻關系，由此成為舅甥是比較可信的。但是，在周偉洲和仝濤等人的近作中把吐蕃王庭與阿夏之間結下聯姻的歷史事件假定在吐蕃末期，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只能利用非常有限的藏文史籍漢譯版，無法直接解讀藏文史籍原典而造成的失誤”。早期古藏文典籍，一說到阿夏，就稱為“甥阿夏”，可見關系之密切。李加通過對敦煌藏文寫本Vol .69. Fol. 84《阿夏紀年》殘卷的分析后認為，阿夏母后吐蕃公主贊蒙墀邦的例子，便是一個實證，那是松贊干布之時或之前的事情，與仝濤的結論根本沾不上邊，且錯之甚遠了（夏文同時指出，漢譯《漢藏史集》的作者漏譯、錯譯的問題）^[26]。阿頓·華多太在其《論都蘭古墓的民族屬性》一文中，通過古藏文亦論及阿夏并非吐谷渾的問題。

周偉洲、仝濤對待古臧文的態度。

周偉洲在其論文中，向青海考古專家許新國有多次發問，其中一次說，“由于都蘭熱水一號大墓及其陪葬的發掘簡報或報告未發表，因此有一些很關鍵的問題弄不清楚，或以訛傳訛。這就給正確認識大墓主人的民族系屬等問題造成了困難和混亂。比如熱水一號大墓是否出土有古藏文簡牘？……上述古藏文簡牘到底出土于哪個墓葬？除一號大墓外，還發掘了幾座陪葬小墓？出土了什么重要文物？大墓還出土了什么文物，特另IJ是有各種文字的文物？如果這一切都不清楚，真正科學的研究是談不上的”。在其論文結尾時，周又強調：“一些標志性的出土文物，像古藏文簡牘之有無，簡牘內容等，即可斷定墓葬是在663年之前或以后的歷史階段。” ^[27]作為吐谷渾研究專家的周偉洲先生，近年來將注意力投向都蘭古墓，想必看到過不少資料，現在連都蘭熱水一號大墓有無出土的古藏文木簡，有的話是否有人解讀過，對這樣重要的問題，都不曾了解和過問，更不要說研究，實在是說不過去和不可理解的。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許新國先生《關于都蘭熱水鄉血渭一號大墓的族屬與年代》一文發表在《青海藏族》（2012年第1期）上，并首次刊登了古藏文木件，共7個標本^[28]。如果這份雜志名氣小，周先生沒有看到的話，應該在自己所擬的這篇長文中又為何幾度提到墓葬古藏文的重要性和華多太的文章呢^[29]？阿頓' 華多太在《論都蘭古墓的民族屬性》，這篇有分量的論文中，對熱水一號大墓和其他墓葬中出土的木簡、石刻、石碑、骨刻、苯教經典、絲綢上的古藏文做了詳盡介紹和新的解讀，周偉洲已經注意到了這樣重要的信息。現在墓葬中各種物體上的古藏文幾乎全部擺在了面前，卻裝作不知，真是匪夷所思！^[30]。

一方面，周偉洲承認：“吐蕃文化，即藏族文化，對吐谷渾的影響很大，特別是663年以后吐蕃統治青海吐谷渾以后，影響是越來越大，而且是綿延不絕。上述都蘭熱水、德令哈等地吐蕃統治吐谷渾時期墓葬及出土文物，包括古藏文簡牘等就充分證明這一實事。因此，我們絕不能忽視吐蕃文化對吐谷渾族的影響”^[31];另一方面，當提到具體的古藏文時，卻以一種沒有什么或不屑一顧的口吻說：“墓中或陪葬墓中有古藏文簡牘（衣物疏）出土，等等。這一切在吐蕃統治下吐谷渾內吐蕃化進程中出現，是十分正常的。”^[32]對待出土的古藏文，他一會兒說有，有時還說得非常具體，一會兒又說無，好像根本不知有出土古藏文似的。其實他是不愿承認這些古藏文木簡牘所包含的純吐蕃的東西，即通過這些木簡牘透露了吐蕃的什么信息，如與墓主人的關系等。而仝濤則對一號大墓中有無古藏文出土則一句不提，真令人費解，不能不懷疑他寫這篇論文的真實性和目的。

(6)周偉洲對時間排序的混亂和前移。

周曾多次提到吐谷渾在都蘭的時間，不僅前后矛盾，而且與事實不符：

—“四座墓主人的民族系屬應為早已建國于青海三百余年、現為吐蕃統治下的屬邦有‘論’、 ‘尚’官號的吐谷渾貴族（包括逐漸融入吐谷渾的羌人）”；

—“如果此兩大家族（意指熱水南岸四座墓葬，周分為兩大家族）為已在此地生息四百多年的吐谷渾貴族，貝彼是合情合理的”^[33];

—“這種內陸傳統的‘四神’觀念，在夏塔圖彩棺檔頭赫然出現，是從7世紀以來隨著吐蕃與唐朝的交往，吐蕃‘求星術’之后傳入吐蕃，以致采用苯教喪儀、駐守青海的吐蕃貴族使用于喪葬中呢？還是早在二三百年前不斷與內陸十六國、北朝、隋唐的文化交往中，特別是在唐貞觀九年 (635年），唐朝征服吐谷渾后，‘吐谷渾請頒歷，奉行年號’的吐谷渾貴族墓葬中才采用的呢？顯然，后者更具說服力'^[34]。

在此，我們即按周的《吐谷渾史》所給的時間進行計算：公元312 ~ 313年吐谷渾率部由陰山度隴山，至抱罕，繼而擴展到甘南、川西北和青海等地，329年正式立國，535年開始夸呂居伏俟城，吐谷渾的遷徙是從北到西南方向的甘、川，又從甘、j丨丨方向逐步轉向西北，到青海海南，繼而向青海湖周邊發展。若以早于吐蕃滅吐谷渾前的二三百年計算，那時吐谷渾率部剛進入甘南、川西北和青海海南不久，根本不在都蘭。若以“已在此地生息四百多年的吐谷渾貴族”計算，那時候，吐谷渾尚在遼東北，還沒有出發西度陰山呢，談何在都蘭生息？豈可為了給都蘭暨柴達木盆地東南沿墓葬主吐谷渾找理由，就任意改變時間？且不論時間排列的混亂。

(7)所謂“屬國”、“邦國”之稱。

在《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中的《小邦邦伯家臣及贊普世系》^[35]中，找不到任何有這種說法的根據。周偉洲和仝濤同引《賢者喜宴》一書，按赤德松贊（798 ~815年）發布的崇佛詔令，從發誓人排列次序看，各小邦發誓人均排在吐谷渾之后，認為吐谷渾是吐蕃的“屬邦” 或“邦國”^[36][37]。這在“小邦邦伯家臣”之外，又人為地造出一個“屬邦”或“邦國”來，實際上，如王堯所說，吐谷渾被吐蕃消滅后，吐谷渾人只是“成為吐蕃治下一個部落，編入吐蕃軍旅”而已 (后詳）。阿頓·華多太通過對漢藏文文獻的研究，認為“吐蕃并吞吐谷渾之后，根本沒有存在過什么吐谷渾邦國，更不用說什么都城”，“對吐谷渾歷史多有記載的中原各個朝廷，乃至宋元明清，從未記有吐蕃統治下‘吐谷渾邦國’的歷史，這是不爭的事實'^[38][39]。

(8)周偉洲和仝濤之間的相互否定：

仝濤承認“白蘭”在“今玉樹、果洛附近”，不說“白蘭”在都蘭或巴隆。周偉洲原來的“白蘭”為“巴隆”論，也改為“有關‘白蘭’的居地學術界有爭議，姑且不論”了^[4°^]。周雖與“白蘭”不在巴隆尚有差距，但這一認識上的變化，可解決爭論中的不少問題。如退居之地不在巴隆， “吐谷渾墓葬”的存在就成了問題等。實際上，近年來，堅持“白蘭”在“都蘭”或“巴隆”者除周偉洲一兩人之外，再無更多的人愿意堅持了。周現在的“姑且不論”之語，想必不好再論了。

仝濤推斷一號大墓墓主人為“吐谷渾王坌達延墀松”，但周“頗疑此所謂一號大墓，并非墓葬，從其規制及高臺前的大量的和高規格的殉牲來看，是否是吐谷渾王室祭天的祭壇，或與吐蕃‘會盟’ 之地”。只是認為，墓主人為坌達延墀松之論“只可備一說”。因他是堅持整個柴達木東南沿墓葬都是吐谷渾的，所以又補了一句，“只此墓主人系吐谷渾王族，似乎更為穩妥一些 ”^[41]。

仝否定了周的“‘白蘭’為‘巴隆’之說”；多次盛贊仝濤論文的周偉洲，否定了仝濤一號大墓墓主人是坌達延墀松的推斷。這是堅持“吐谷渾論”者推翻了自家人的結論，為此，我們就可少費筆墨了。實際上，這也是“吐谷渾論”者的軟肋之一，它從側面暴露了各自的致命弱點。

3.熱水一號大墓樹輪測定與坌達延墀松之亡年。仝濤認為坌達延墀松亡于69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古樹輪研究專家王樹芝等人對熱水一號大墓樹輪年輪的測定表明，大墓樹輪年代在715年（或晚于715年）。這是坌達延墀松亡后21年或之后建造的。21年時間或之后，不僅否定了仝濤之謬說，也否定了周偉洲關于柴達木東南沿墓葬主系屬為吐谷渾說的無稽之談。

二.從歷史淵源和發展看吐谷渾的喪葬習俗

吐谷渾族源為鮮卑，古為東胡族的一支。秦漢時游牧于今內蒙古西拉木倫河與洮兒河之間，附于匈奴。北匈奴西遷后，鮮卑遂居漠北漠南之地，勢力漸強，分為東中西三部。到兩晉南北朝時，形成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三大部，內部族群復雜。這些部族都曾在華北、西北建立政權，主宰過我國北方，在東晉和南北朝歷史上寫下了重要篇章，為隋朝的統一奠定了基礎。在西部涼州有禿發氏和乞伏氏，從慕容鮮卑分離出來的吐谷渾，和從拓跋鮮卑分離出來的禿發分別在青海建立過吐谷渾和南涼政權，除此之外，活動于青海的還有河湟流域的乞伏、青海湖一帶的乙弗、鮮卑等^[42]。

吐谷渾從遼東，度陰山，經抱罕、甘南、川北進入青海，又在青海建國到滅亡，在喪葬習俗方面至少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吐谷渾遠在遼東時，其葬俗與匈奴基本相同，陰山20年，其鮮卑人的葬俗不會發生大的變化，即尸體“潛埋”，“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應屬簡易土葬。同時會受到其周邊突厥、沙陀等部族葬俗的影響。下面分述他們的葬俗：

——鮮卑人早期的葬俗：據北周（557 ~581年）時的記載，鮮卑人在秦漢時實行所謂土葬，即為“死者亦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43]，但$宋書·索虜傳》記拓跋鮮卑的葬俗時說得更具體: “死則潛埋，無墳壟處所，至于葬送，皆虛設棺槨，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逆亡者”。所謂“潛”，是指秘密埋葬。“皆虛設棺槨'^[44]。鮮卑人的這種葬法與漢代王符時期“葬之中野，不封不樹”^[45]是一個意思。荒野之中為“中野”，聚土為墳為之“封”，插設標識為之“樹”，那是一種極為簡易的土葬，日久，骨肉土化，蹤跡難覓。史學家認為，這應是吐谷渾的葬俗，若是，就與西北諸羌葬俗有相近之處。吐谷渾進入甘、川、青后極易受其火葬習俗的影響。

—匈奴、突厥和沙陀等部族的喪葬習俗：

匈奴：在北方存在了七個世紀，始見于戰國時期（公元5世紀），考古發現匈奴亦實行簡易的土葬，即所謂“無封樹喪服”，且有哭泣甚至嫠面流血，以表舉哀之俗^[46]。

突厥：隋唐之際，突厥在北方興起，約在公元542 ~745間。突厥的葬儀除了嫠面流血，哀悼亡者之外，將死者停放于帳，子孫殺馬祭亡靈。7日后，選吉日將死者之遺體放置于生前的馬上和日常用具一起焚燒，爾后收集骨灰待葬。春夏死亡者待草木枯黃時，秋冬亡者待花葉茂盛時將骨灰埋于地下，其實為火葬，或謂二次葬^[47];

沙陀：沙陀是以突厥人為主體，吸收六州胡人、韃靼人、回鶻人和吐谷渾人而形成的民族。在7 世紀唐中葉以前至10世紀初存在于北方和西北。在論及我省土族族源時，沙陀族也是其中之一說。其喪俗為：人死則停尸于帳，子孫及親屬殺牛、馬以祭之，擇日取死者所乘馬及其所用之物與尸倶焚之^[^4B^]。

一個民族的文化習俗包括喪葬、服飾，是在其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成為一種傳統會長久傳承。但這種傳統，也會受到周圍強勢民族的影響。鮮卑和后來的吐谷渾自始至終，與同處北方的各少數民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和相互影響，包括喪葬習俗，原本他們的喪葬習俗就極為相近。

第二階段：羌人的喪葬習俗及其對吐谷渾的影響。吐谷渾進入眾羌之地，由于人戶極少，必定受其眾羌人火葬之熏染，這可是一個三四百年的經歷，喪葬習俗基本被羌化。據考古發掘和文獻記載，從青銅器時代后期到公元4世紀，羌人主要活動于中國西部的陜、甘、青、川、新地區。活動于青海的羌人為青海地區的開拓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青銅器時代辛店、卡約、諾木洪等不同的文化類型都是羌人的文化遺存。

文獻對古羌人的喪葬習俗記述得較完整：羌人實行火葬。公元前就是這樣。二千年前《太平御覽·四夷部》記莊子語云：“羌人死，燔而揚其灰。” 《荀子' 大略篇》講得更為具體：“氐羌之虜也，不憂其系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墨子·節葬篇下》中說：秦之西有羌之種屬的儀渠國，“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煙上謂之登遐，然后成為孝子”。到吐谷渾統治時期，由于佛教的傳入崇尚火化，羌人火化之俗一直傳留下來。《舊唐書·黨項傳》亦有如此記載：黨項羌“死則焚尸，名曰火葬”。“在氐羌居住的甘青地區，至今還難或很少發現秦漢時期的氐羌墓葬，可能與他們的火葬有關” [49]。

吐谷渾自公元4世紀初（即313年）進入隴山之后，一直活動于川、甘、青的黨項羌、白蘭羌、宕昌羌、參狼羌、燒當羌、白馬羌、嘉良夷、白狗羌等羌人當中，最后在青海定居下來，經過了 350 年漫長歲月。相對于地域寬闊、部落眾多、人口廣布的諸羌來說，一個人數極少的吐谷渾部眾進入實行火葬的眾羌之地，在相互交往和共同發展中，不可能不受其文化習俗包括喪葬的深刻影響，其喪葬習俗，完全羌化，至少大部分吐谷渾民眾完全羌化是肯定的，正如《洛陽伽藍記》所說：吐谷渾“風俗政治，多為夷法”，這個夷法指的顯然是羌人之風俗，包括喪葬。

第三階段：吐谷渾被吐蕃滅亡后實行火葬。吐谷渾被吐蕃滅亡后（史料記載，公元663年以前他們早有往來，吐蕃勢力就已滲透吐谷渾），遂成為其庶民。特別是7、8世紀藏傳佛教的傳入，羌人、吐蕃和留在青海的吐谷渾人一樣由火葬而漸變為火葬與天葬同時存在，以后完全實行天葬（少量火葬），一直延續到現在，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史實證明吐谷渾和吐蕃都受到羌人多方面的影響，以致羌人成為青海藏族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三.共同回避的問題及其事實

周傳洲的著作從不涉及以下這些問題，事實上是在回避（包括仝濤的這篇文章）。

1. 如前所述，自公元312~313年吐谷渾率部離開遼東度陰山，經隴山至抱罕，繼而擴展到甘南、川西北一帶，又轉而北上，到達青海海南，在青海湖邊的伏俟城建都，其間幾度退守白蘭（青海果洛），這一路遷徙，留居凡350年。在這些地區至今沒有發現一座能夠真正稱得起吐谷渾的墓葬。這本是一個“樹無本，水無源”的事，卻被他們將吐蕃墓炒作成吐谷渾墓，違背事實，無中生有。

2.四大戍、十個城堡內外和周邊均無吐谷渾墓葬：

吐谷渾有四大戍和十座城堡^[50][51]。所謂城或戍實為土圍子一類的土夯建筑，不可與內陸城池相比，除了起軍事堡壘作用之外，也可能供吐谷渾王族臨時居住（如在隆冬季節），而廣大百姓是居廬帳，逐水草而牧。即按此，其城堡內外，及其周邊地區從未發現有吐谷渾墓葬。青海省考古隊（即今之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1年5月至1993年10月，歷時3年對伏俟城遺跡進行考古發掘，在城內外亦未發現任何有價值的出土文物^[52]。本文作者查遍西北五省區和四j丨丨阿壩一帶考古資料，亦無一句說到吐谷渾有墓葬。可見，這些城戍之地及其周邊沒有吐谷渾的墓葬是可以肯定的。

這是迄今為止，“吐谷渾墓葬”無據可查的事實之一。

3.歷三代人，近60年的考古調查發掘和國家認定都蘭古墓為吐蕃墓是最具說服力和權威性的結論：

自20世紀50年代，從我省第一次對全省文物進行普查開始，到2010年，相繼對都蘭為主的海西柴達木東南沿、烏蘭縣、果洛州瑪多縣，玉樹州治多縣、玉樹縣、稱多縣等多處古墓群進行考古調查、發現和發掘。發掘研究結果均認為，這些古墓葬為吐蕃墓葬。除西藏之外，青海是吐蕃墓葬分布最廣、規模最大、數量最多的地區。

具體情況是^[53]_:

1957年12月13日，青海省人民政府首次發文將都蘭英德爾羊場、香加鄉考肖圖吐蕃古墓葬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1983年國家文物局將都蘭熱水血渭一號吐蕃大墓評為“全國六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1986年5月27日，青海省政府公布“熱水吐蕃墓群”為第四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1988年9月15日，青海省政府公布果洛州瑪多縣花石峽鄉日ilt莫格得哇遺址為第五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1996年，國家文物局學委將都蘭吐蕃墓葬群公布為“1996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1996年11月20日，國務院以國發【1996】47號文將熱水吐蕃墓群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1999年7 ~9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對熱水血渭南岸的4座大中型吐蕃墓葬進行發掘，獲得許多有價值的文物資料，并于2005年出版了極具學術研究價值的考古發掘報告《都蘭吐蕃墓》；

2008年3月下旬，根據省文物局要求，許新國帶領考古人員對被盜的烏蘭縣希里溝鎮泉溝墓葬進行考研，發現這是一座吐蕃壁畫墓葬，也是一座我省首次發現的壁畫墓，壁畫三人均為赭面。《青海藏族》雜志（2012年第1期）首次披露許新國《烏蘭縣泉溝吐蕃時期的壁畫墓》一文。赭面是吐蕃區別于吐谷渾和其他民族的極為重要的特征。赭面人也是藏族的古稱。

在對上述墓葬中的極少數墓葬進行清理和發掘中，出土有極為豐富、珍貴的文物：在都蘭從 1982年7月至1999年10月的18年間，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許新國所長為領隊，發掘數量達80 余座，遍及都蘭熱水鄉、夏日哈鄉、溝里鄉、香日德地區，德令哈市郭里木鄉，還有烏蘭縣泉溝鄉等地，出土了一批精美的絲綢、金銀器、銅器、漆器、木器、古藏文牧簡牘、棺板畫、裝飾品、赭面人壁畫等珍貴文物，為日后深入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2010年《青海省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報告》和“精選本”將玉樹當嘎、寧唐灘，稱多白龍溝、布日，治多那考達的墓葬群定為唐代吐蕃墓葬，墓葬群共有31個，數量在千座以上。資料概選中亦列入都蘭蘆絲溝墓地，亦定為吐蕃墓葬，文字介紹說，石砌邊框墓葬形制多見于西藏幾個地方吐蕃墓葬[⁵⁴]。

2012年10月底，許新國先生帶領參加《首屆都蘭吐蕃文化全國學術論壇》與會人員在都蘭熱水、香日德、烏蘭茶卡莫河進行考察時說：“烏蘭縣茶卡莫河墓葬群也是吐蕃墓葬。”這里有多座墓葬，其中一座梯形大墓，其規模比熱水一號大墓還要大。

近日，中國文物信息網報道了對玉樹州治多縣兩處吐蕃墓葬群發掘的情況。摘要如下：

青海玉樹地區吐蕃墓在此次調查工作中獲得重要進展，除在地表發現大批封土石丘墓葬之外，還對破壞嚴重的聶龍加霍列墓群和章齊達墓群兩處17座墓葬進行了考古發掘，這也是首次在玉樹地區發。

圓形穹隆頂的墓室結構不但相同于西藏發現的墓葬形制，也與近年在海西州德令哈郭里木棺板畫上繪制的吐蕃“拂廬”形制相似，與文獻記載可相佐證。墓內出土人骨不完整，為一個個體，初步判斷為男性。人骨旁還有一個羊的頭骨隨葬。出土文物不豐富，有石器和殘碎陶片。青海地區期的發是都發的一獲。從地布局、墓葬形制、結構等方面來看，一方面與西藏本土發現的吐蕃墓葬之間具有許多相同的特點，另一方面也具有若干地方性的特點。尤其是兩處墓地中經過發掘墓葬表現出復雜的建筑式樣與結構，都極大地豐富了對吐蕃墓葬內部狀況的認識。墓中出土的隨葬器物雖然殘損十分嚴重，但仍可從中觀察到當時喪葬儀式、隨葬制度等方面的若干線索，對于推動青海吐蕃時期墓葬研究將起到重要的作用^[55)。

不可忽視的是，在新疆南部和甘肅河西走廊亦有吐蕃墓葬，出土大批古藏文簡牘和金銀器等珍貴文物：

吐蕃軍隊北上收服西域于闃、龜茲、焉耆、疏勒四鎮后，在那里留下許多吐蕃墓葬。于闃、樓蘭等地的吐蕃墓已被沙漠吞沒，無法發掘，但和靜縣的墓葬已進行物探勘察。新疆出土的幾百件古藏352都蘭吐蕃文化全國學術論壇論文集文簡牘等出土文物，現保存于新疆博物館。

1979年8月，在河西走廊的肅南縣馬蹄區西水鄉大長嶺出土了一批唐代吐蕃文物（金銀器）； 1996年8月29日，由國家文物局組織的13位文物專家進行鑒定，確認肅南的這批金銀器、鎏金銅器等為吐蕃遺物，并把其中8件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介紹認為，從墓葬結構和隨葬品分析，墓主人的身份應是唐三品以上將軍一級的顯赫人物^(56]。

幾十年的依法科學發掘和傾心研究，考古專家和研究者們付出了心血和辛勞，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一它們是吐蕃墓葬。在如此眾多的事實面前，沒有偏見和雜念的人誰都會承認這個結論，都會承認國務院、青海省政府和國家文物局的認定具有權威性、真實性和說服力。國家認定也是對歷三代人，近60年考古發掘和研究成果的肯定。今天周偉洲等人想推翻這些“鐵定”的結論，只不過是一種一廂情愿的臆斷罷了。

“吐蕃是藏族所建立的政權，這個政權在鼎盛時期，曾轄有青藏高原諸部，勢力達到西域、河隴地區。統一強盛的吐蕃經歷了 200多年時間，在我國古代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都蘭吐蕃墓葬分布廣泛、綿延百里，在此范圍內還有眾多的遺跡和城址，是一處不可多得的祖國文化遺產。”許新國先生作了如此簡明的概括^[57]。

考古發掘和研究一次又一次證明，以上各處之墓葬均屬吐蕃，與吐谷渾絲毫無涉。

四.完人、吐谷渾人的火葬與現代羌族、土族的火葬

自7、8世紀藏傳佛教傳入青甘地區后，過去羌藏所行火葬，也演變為天葬與火葬同行。但羌人祖上的火葬，一直延續到了近代四川的羌族。有吐谷渾族源成分的土族一直奉行火葬。由此，反觀吐谷渾的葬俗，不能不肯定所行為火葬。現在，讓我們看看他們的承繼關系。

(1)羌族的喪葬習俗。

羌族是我國歷史悠久的民族之一，主要部分居住在四川阿壩州的茂縣、汶川兩地，以及理縣和松潘的部分地區，多在岷江上游一帶。其歷史淵源可追溯到公元前后的先零、燒當、勒姐、廣漢、武部等羌。隋唐之時，吐蕃王朝向東擴展，河湟地區的羌人相繼內遷，其中一部分就到了茂汶一帶，與當地土著融合而成為現今的羌民族，人口近10萬。羌族實行火葬，是其歷史悠久的傳統葬法。未焚之前，棺殮尸身，請端公誦經。然后抬至火葬場，場地設一移動小木屋，屋內供奉本姓歷代祖先牌位，葬時將小木屋移至他處，人死三天后即行火化，棺木四周堆以干柴，日落時點火焚燒，死者家屬圍坐號哭，并唱葬歌，跳葬舞，喝葬酒，以示永別。火熄后次日，取骨灰埋于地下，或封在巖穴中。近百年來，由于漢族習俗的影響，有些地方改用土葬^[58]。

( 2 )土族的喪葬習俗。

土族主要活動于祁連山東南麓及河湟等地，聚居于青海省，是青海五個世居的少數民族之一，現有人口24萬人。居住特點是大雜居、小聚居，主要分布于互助、大通和民和縣。

土族的喪葬習俗主要是火葬或謂先焚后埋的二次葬。人亡故后，將其衣服脫去，扶起遺體，成蹲坐狀，雙手合十，兩拇指撐于下領骨，放在主房的炕角，周圍用干凈的土坯擠緊（大通土族無此禮）上面披上白布和哈達。向喇嘛占卜葬期，木工按死體大小做一靈轎。第三天下午遺體入殮，用一條向左擰成的黃布條，殮入靈轎內。靈堂設在堂屋，一般停放5-7天。請喇嘛誦經超度，每晚本家老小集體念喇嘛。舉行葬禮的前一天，左鄰右舍和親朋好友前來祭奠。黃昏時分，在一個僻靜處，用120塊土坯砌火化爐。火化在早晨六七點鐘舉行。退去黃布（大通為白布袋-，砸碎靈轎一起焚燒。隔日或于當天下午拾取骨灰，置于一尺長的柏木匣內（形如棺槨），埋在臨時指定的地方，待到第二年清明節時，再遷到祖墳地埋葬^[59]。

真是無獨有偶，2014年《中國土族》春季號刊載麻寶珠《土族喪俗》一文，詳細介紹了土族的火葬習俗，包括治喪期間在不同場合、不同對象前哀訴的喪詞。這種唱喪葬歌的形式和四川羌族幾乎完全一樣。

五.評周偉洲著作（吐谷渾資料輯錄》、（吐谷渾史》

以及仝濤論文中涉及吐蕃的其他幾個問題

1.再說“白蘭”和祿東贊北上擊“白蘭”：

—關于“白蘭”問題：李文實先生在其《西陲古地與羌藏文化》中表述得非常清楚。李文實是青海乃至國內有名的文史研究者，他受教于顧頡剛，有著淵博的古漢語和文史知識，人品、學風端正誠實，所著文章縱論文史，廣得社會和學界的信賴。李被錯判蒙難在海西三十多年，對當地史地更為熟悉。對上述中外學者和本地文史愛好者們的錯誤做法和悖論，李極為憤慨。在此，摘取兩例，便可說明。關于白蘭方位，李說：“白蘭是羌的一支，因居白蘭山而得名。”……這白蘭山即今巴顏喀拉山的簡稱。但是近年來有人（實指周偉洲等人），根據吳景傲和日人佐藤長等人之說^[61]，以為今都蘭布爾汗布達山下的巴隆，即為當年白蘭國所在，依人作嫁，反自以為是新說。我考定它正好居今果洛州班瑪、久治、甘德之間。其后受吐蕃侵逼，逐步南移，遂偏于今果洛、甘德之間，又說：“若以今之都蘭為吐谷渾王城，而從巴隆為白蘭，則其東北方位為今之海北，而非海西，與古籍上河南國的記載全相違背。且目前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也以此時期吐谷渾王城屬都蘭，則察漢烏蘇與巴隆密邇相望，有何退保之可言。這種向聲背實的說法，都是輕信新說，耳食傳言或迷信權威所造成的。”^[62]現在對“白蘭”不在都蘭，而在果洛、玉樹之間的認識基本趨于一致，已恢復歷史的公正。“白蘭”方位的重新認定，使持“吐谷渾論”的幾種說法失去了依據，徹底動搖了周堅持認為吐谷渾墓葬就在吐谷渾退居的后方“白蘭”即“巴隆”或都蘭的結論，動搖了都蘭墓葬為吐谷渾墓的。

周偉洲只能說“姑且不論”了，如今后再論“巴隆為白蘭”不僅沒有人聽，且會留為學術無知的笑柄。

—關于祿東贊北上擊白蘭：周偉洲在其《吐谷渾史》中引錄《冊府元龜》對此事的記載：“高 I (北魏顯慶元年656年）祿東贊率兵一十二萬擊白蘭，苦戰三日，吐蕃初敗后勝，殺白蘭千余人，屯軍境上，以侵掠之”。周繼而肯定地說：“此白蘭當為今柴達木盆地一帶的白蘭，這是吐蕃向吐谷渾發動進攻的前奏。”^[63]周在引錄這段文字時，祿東贊之前缺引：“十二月，吐蕃大將”，擊白蘭之后又刪去“氐”字^[64]。這兩處不可刪去。十二月“正是隆冬季節，黃河上游河床一帶全部封凍，十二萬大軍渡之極易”。“氐”者為族，不是地名。雖說渡河之易，但“苦戰三日，吐蕃初敗后勝”，證明白蘭氐羌軍抵抗力之強，戰斗之激烈。把擊白蘭（氐）說成擊巴隆，其用意實為將白蘭拉到都蘭以說事。巴隆區區小處哪能容得下十二萬吐蕃軍隊駐扎，更不要說接仗抵抗。

2.關于“吐谷渾城”：《洛陽伽藍記》及其“校釋”、“校注”中有關宋云、惠生西域取經的事，是常為人們所引用的重要歷史文獻。為觀全貌，此處須引述整段，并作必要交代。

《洛陽伽藍記》是從北魏流傳至今的一部名著，由北魏貴族楊街之所著，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據《洛陽伽藍記》卷五記述：城北……“聞義里（洛陽城地名）有敦煌人宋云宅，云與惠生倶使西域也。神龜之年（即北魏518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即國之西疆也。皇魏關防，正在于此。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為名。其山有鳥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為陰陽，即所謂鳥鼠同穴。發赤嶺，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渾國。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沙走礫，舉目皆滿，唯吐谷渾城左右暖于余處。其國有文字，況同魏（‘況’應為衣著或衣冠-。風俗政治，多為夷法。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為吐谷渾所吞”^[65]。

周偉洲在《吐谷渾資料輯錄》中曾引錄《洛陽伽藍記》宋云一行去西域取經一事的全段。在注釋：“①按‘吐谷渾城’，歷來說法不一，有謂吐谷渾都城伏俟城，有謂在今青海都蘭縣（參見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第262頁）等。考其方位及伏俟城名后出等，在都蘭說較確”。“②按此‘鄯善城’，應在今新疆若羌境。”^[66]周所引范祥雍之語，實為范氏在《洛陽伽藍記校注》中引用了黃文弼的研究^[6=^]。周在其《吐谷渾史》中也提到“此城當在今都蘭縣境內”。對鄯善城在今若羌縣境的問題，筆者將在本文相關地方做專節說明。

仝濤論文對“唯吐谷渾城左右暖于余處”在什么地方，說得很巧妙：吐谷渾“為青藏高原北部絲綢之路的開拓和經營，以及古代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過突出的貢獻。也正因為如此，漢文文獻首次提到都蘭及臨近地區”。并在注釋③中寫道：“此吐谷渾城，可能即指都蘭附近。”^[68]仝濤指的這份“漢文文獻”是周祖謨的《洛陽伽藍記校釋》一書。周祖謨在對待所發生事件、地理位置、地名等方面非常慎重，在作注釋時一般只弓丨錄別人的結論，對沒有把握的事他是不妄下結論的。如對 “鳥鼠同穴”就引了 9個地方有此現象；對“流沙”，只說“流沙”在敦煌之西，古曰“沙洲”，以其風沙流漫，故曰“流沙”；對“赤嶺”，則引用法國人“沙畹宋云行記箋注云：在今青海西寧之西……過此（指大非川）至吐谷渾界”。

對于“赤嶺”、“流沙”和“吐谷渾城”所在位置，學者們歷來眾說紛紜，更談不上確指，包括《新唐書》和近代國內外學者。對此，李文實說得更是一語中的（前述）。然周偉洲以一己之見，肯定“赤嶺”即日月山，“吐谷渾城”，當在青海都蘭縣。一直以來，大談吐谷渾城在都蘭的周偉洲這次也不明說，而是直接改口用都蘭柴達木盆地東南沿的墓葬主民族系屬來代替具體地點，這只是一種隱喻而已，可能是確指反而會使其被動之故吧。

不少學者認為“赤嶺”（日月山）并非“草木不生”之地，其陽有草有木，其陰環青海湖，歷來是水草豐茂之地。所謂“發赤嶺西行二十三日，經流沙，至吐谷渾國”（即所謂從日月山至都蘭境）并不見流沙。就現代氣候變暖、草原沙化的境況下，除了都蘭旺尕秀附近有一小塊地方有點沙化外，其他地區均無此現象。說到“飛沙走礫”，青海之冬春季節，無處不飛沙土，更況牧區，所以此話沒有代表性。

2012年和2013年陜西師范大學李宗俊先后發表文章，即《唐代石堡城赤嶺位置及唐蕃古道再考》和《道格爾古碑即唐蕃赤嶺劃界碑考辨》兩文，認定甘肅碌曲縣境內的道格爾古碑就是唐代開元年赤嶺軍事劃界碑。若此論成立，唐蕃關系史上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和由此而引起的許多問題，將被改寫。

再者，如果過日月山去都蘭，必經青海湖。這樣一個重要的地理標志，難道不值得在那樣重要的一本著作中去標明嗎？這可從另一面印證赤嶺不應是日月山，“吐谷渾城”在都蘭縣境之說更荒唐。周用后世的若羌鄯善城取代漢魏時樓蘭的鄯善是故意而為。為的是和都蘭直接連起來，不然怎么讓宋云過去？宋云是敦煌人，史無記載他是通過哪條路去洛陽的，一般來講應該走河西走廊。返回敦煌，去西域，走原路亦很熟悉。如果真把“赤嶺”當日月山，不去管青海湖這個重要的地理標志，再把茶卡莫河或王尕秀，或烏蘭縣希里溝（選一處作為“吐谷渾城”）經德令哈、大柴旦往北過當金山口西去，也可到達目的地；或按李文實所指往回走，由西平 (西寧）經海北托勒過金鴻山口取道玉門西去。這幾條道路基本符合宋云西去的路徑和里程。

退一步講，即便是依周偉洲的說法：“吐谷渾城”在都蘭，根據吐谷渾的喪葬習俗和遷徙路線，這里也不可能有吐谷渾墓葬。透過時空，看今日羌族、土族火葬風俗的歷史承繼，可依稀看到吐谷渾的過去，更不用說那樣多的實證資料。有其城并不能證明有其墓，正如在吐谷渾的4大戍和10個城堡內外找不到吐谷渾一座墓葬一樣。

3.將吐谷渾東西兩部并為一體：

周偉洲違背文獻之所不載，藐視名家之結論于不顧，擅自將史上吐谷渾居地東西兩部分勾劃在一起^[69]。其所以這樣做，既可讓宋云們順利通過茶卡、都蘭直去若羌，還可為所謂吐谷渾墓葬在都蘭的存在找理由，實為一箭雙雕之計。且看名家們是怎么說的：

“唐初，吐谷渾分東西兩部，東部以伏俟城為中心，西部以鄯善為中心，吐谷渾可汗慕容伏允駐伏俟城，立次子慕容尊王（達延芒波）為太子，守鄯善”（范文瀾《中國通史·吐蕃國的興亡》）^[70]。李文實的觀點與范文瀾一致。李說，“隋末唐初時，吐谷渾分東西兩部。東部以伏俟城為中心，由王伏允坐鎮，西部以鄯善為中心，由王子駐守。其后吐蕃由南進逼白蘭，遂失其險。而吐谷渾只好輾轉流徙于浩門河流域，最后由河西移靈州（涼州）附唐自保，白蘭便沒于吐蕃。從此便漸歸衰微”^[71]。中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祝啟源不僅認為白蘭在青海果洛和川西北一帶，還肯定吐谷渾在青海和新疆的居地分為東西兩部分。他說：“吐谷渾在強盛之時，地域遼闊，為便于統治，曾分東西兩部分管理，東部的政治中心在伏俟城，是為都城，為主要的部分；西部的政治中心在鄯善（今新疆若羌）。鄯善地區的吐谷渾人早于東部地區的吐谷渾人降服吐蕃，所以鄯善后來也成了吐蕃人在南疆東部的一個統治據點'^[72]。

4.故意將宋云西行路線直接從茶卡、都蘭劃到新疆若羌縣，將現代若羌說成古鄯善（樓蘭）。對于史上從都蘭經嘎斯口去鄯善城有無通道，李文實在其《西陲古地與羌藏文化》中援引《清實錄·圣祖實錄》一段說得很清楚。清康熙帝于五十四年十月戊辰（即1715年）曾派鑾儀使董大成巡查海西與新疆邊界處的噶斯口，董之調查報告寫道：嘎斯地方，三面雪山，中有一線水草，皆系蘆葦，并無來往人跡。足證過去此處并非通道。這是其一；其二，按董所述，自然景觀和山川形勢所謂嘎斯地方指今嘎斯處阿爾金山支脈，阿卡騰能山（即今地圖所標阿卡托山）和南部齊曼塔格山之間開闊地而言，而嘎斯池即在其間^[73]。李又說，“當內陸去西域在河西走廊受阻時，西域使者和商隊由敦煌取當金山口入柴達木盆地，或由玉門取道金鴻山口入托勒（海北托勒南山一帶）地區，然后取道西 I (西寧-去長寧”^[74]。事實證明，史書從無通過都蘭經嘎斯口去西域的記載。

鄯善城在吐谷渾統治期間，指的是樓蘭古城（隋改為鄯善郡），即現在若羌縣偏東北處^[75]，這在周的《吐谷渾資料輯錄·卷五·其他散見資料》中有同樣的記載^[76]。但在這次的文章中，他一反之前認定，用后世的若羌鄯善取代隋唐時樓蘭的鄯善是故意而為。這是他先把所謂吐谷渾城定位于都蘭，然后以此為由，再把從都蘭到不可行走的嘎斯口之路連起來，讓宋云們直接西行二三百公里就到了現在的若羌縣，這樣就把本是吐谷渾各據東西之地，g卩包括后期都城伏俟城在內的整個海南，部分海西、海北之地和于闃、龜茲、焉耆、疏勒等四鎮之西部連為一體，均成為吐谷渾轄地。其用心之良苦，可見一斑。

結語與問難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雖然國家曾多次公布都蘭墓葬為吐蕃墓葬，但從90年代以來，吐谷渾論甚囂塵上，政府每公布一次都蘭墓葬為吐蕃墓葬時，就有周偉洲等人出來唱反調。他們從不直接針對政府認定，而是采取以論代證的辦法，欲將吐蕃墓葬認定為吐谷渾墓葬，這是蓄意已久的既定思路。

一直以來，我們有個總的感覺，無論從哪方面去想，這些墓葬無疑是吐蕃墓葬，任你再說，也不會成為吐谷渾的。但是，單憑直覺并不能解決問題，必須進行研究，回答這些墓葬為什么不屬于吐谷渾。在這篇文章中，通過對各種情況和事實進行對比分析，可以肯定地說：所有事實充分證明吐谷渾只有火葬，沒有墓葬，都蘭暨柴達木盆地東南沿所有墓葬都是吐蕃墓葬。吐谷渾原本無墓，墓從何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隨著研究的深入，思精慮熟，人們原本的思想往往會不斷修正，到達新的認識高度。許新國先生幾十年在青海從事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其中在都蘭發掘、考研吐蕃墓葬就達1B年，為青海的考古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2012年10月底，在青海藏研會舉辦“首屆都蘭吐蕃文化全國學術論壇”前夕，他鄭重其辭地對我們講：熱水溝的500多座墓葬全部是吐蕃墓葬。周偉洲、仝濤拿不出任何經得起考究的證據，能夠證明都蘭古墓葬是吐谷渾墓葬谷，上述件件實事足以為證。

那么，最后我們要問：

1.吐谷渾自進入當時甘南、川北和青海白蘭地，都是眾羌之地，前后經歷350年，至今沒有發掘出一座可以稱得起、具有說服力的吐谷渾墓葬，不能不懷疑是什么動因促成周偉洲們的理論立場?而吐蕃北上，在新疆南部的于闃、古樓蘭、和靜等處，在青海玉樹三縣、果洛瑪多、海西都蘭和烏蘭、海東化隆、甘肅肅南等處留下那么多墓葬群，以及三四千座墓葬和無以數計的出土文物，面對這些無法推翻的事實，不知兩位做何感想？現在，周偉洲和仝濤從所有的吐蕃墓葬中挖出都蘭的一塊，臆斷為吐谷渾墓葬，豈非咄咄怪事？難道周偉洲、仝濤等人沒有思考過這些問題？也不愿去思考是為什么嗎？

2.一個民族或一個部族的文化形態，有其淵源和發展過程。只要這個民族的整體甚至某一塊長久存在，那么它的民族風俗，同樣會長久保留和存在。在與周邊不同民族的長期交往中，互相吸收、融合，本民族的文化習俗，有些會丟失，有些會長久保留下來，即所謂周所說的本源文化。但是，一個人數極少的吐谷渾人進入全部實行火葬的眾羌之地300多年，為了生存，能不與羌人在文化習俗等諸方面，發生接觸，不受其影響包括葬俗影響嗎？這種融化甚至同化后的文化還能稱得起是本源文化嗎？在吐谷渾的活動中心還在青海南部時，北魏自己強行漢化，其服飾習俗、語言文字等本質的東西已不是鮮卑原本意義上的文化，包括墓葬習俗在內。周偉洲們所謂的北魏墓葬彩畫早就不是吐谷渾的本源文化了，那么，吐谷渾的本源文化到底是什么呢？

3.1957年以來，青海省政府和國務院公布多處吐蕃古墓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特別是1996年11 月20日，國務院公布熱水吐蕃墓群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不僅是對事實本身的認定，也是對三代人、近六十年發掘和研究工作的充分肯定。那么，為什么周、仝有意不提這些重要論定呢？要知道，過去的專家、學者比現在的有些人更為謹慎小心，他們的研究論證是有依據、有標準、有原則的，一般不會像現在這樣，極易受外界人為干擾和影響。

4.在這么多的論據面前，周偉洲們為什么還要固執己見，一意反駁別人多年考古發掘，認真研究、證據確鑿的事實、觀點和結論呢？雖然，說白了就是要維護最初的設置一吐谷渾城在都蘭，都蘭的墓葬都是吐谷渾的這樣一種結論。由于周偉洲們固守著錯誤的“理論立場”和主導思想不變。所以，今后就把再多的古藏文、再多的赭面圖案、再多的DNA線粒體、再多的7 ~8世紀的樹輪、再多的吐蕃墓葬形制展示出來，他們還是很難改變初衷的，因為現在出土的吐蕃文物已經足夠多了，須知：偏見比無知更可怕。周偉洲們這種違背事實的做法和論證，不能不令人懷疑其目的和理由的正當性。都蘭吐蕃墓上的“吐谷渾論者”們屢屢被動，乃至尷尬，就是最好的說明。

今天，兩吐之爭初見端倪，“吐谷渾墓葬論”者之觀點，漸近消弭，但其危害所及，影響還在。要真正從各個層面、各媒體和出版物實現正本清源，恢復都蘭吐蕃墓葬的歷史真面目，尚需時日。周偉洲先生在論文結束時說了一句值得深思的話：“還有許多工作等待我們去進行，也許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任重而道遠。”^[77]但我們沒有那樣悲觀，越來越多的事實讓我們堅信：假造的霧霾漸近消弭，清源的時間即在眼前。

我們很看重周偉洲先生多年研究吐谷渾歷史所做出的努力和貢獻，他為研究吐谷渾和吐蕃歷史的人們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史料。但在今天，在越來越多的事實面前，我們并不希望周偉洲沿著 “吐谷渾墓葬論”之說走下去，因為這是一條走不通的道，真心期盼周先生能夠進行認真反省，回歸到正確的史學軌道上來。至此因感而為之《勸勉歌》曰：

朔風蕭蕭千年過，尸骨潛埋無墳丘;

何處去覓吐谷渾，滿目煌煌吐蕃墓;
勸君莫入死胡同，此路不通枉費心；
功成名就教授銜，焉將書案染污塵。

《原載：青海藏族》2014年第1期)

注釋

[1] 仝濤：《青海都蘭熱水一號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討》發表于《考古學報》2012年第4期，轉載于《中國土族》2013年冬季號。文中引文頁碼按《中國土族》2013年冬季號標出。第10、17頁。

[2]同[1]。

[3] 周偉洲：《青海都蘭暨柴達木盆地東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屬研究》發表于《史學集刊》（2013年第5期），轉載于《中國土族》（2014年春季號）。文中引文頁碼按《史學集刊》標出，簡稱：周偉洲《系屬研究》（周的其他著作單獨標頁碼）。第 7頁、19頁。

[4]霍魏《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第97頁。

[5] 《化隆志》：“位于雄先鄉唐春村后的唐春墓地出土有吐蕃灰陶甕”；“黑城鄉城車村有宋朝之膚公城，原系吐蕃結羅城”，第610、614頁。

[6] 《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是西北民族大學海外民族文獻研究所敦煌藏學研究叢書之一，由王堯、陳踐評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這是近年來，王堯、陳踐在過去研究考釋的基礎上，又從英、法兩國圖書館的敦煌古藏文文獻中補充了許多新內容。《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大事紀年》的起止時間也由原來的97年延至114年，是目前最全、最具權威的古藏文考釋文集，定名0《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包括三個部分：

壹：《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包括《大事紀年》、《贊普傳記》、《小邦邦伯家臣及贊普世系》，附錄：《地名索引》、《人名索引》、《吐蕃五茹及其四至》。《社會經濟文書》：共五類四十一項。

叁：《其他吐蕃文書》：律例、書信、問答、譯文等五項。

此注見《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大事紀年》，第90 ~ 93頁。

[7]同[1]。

[8]《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第142頁。

[9]《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第89 ~90、93頁。

[10 ]周偉洲：《吐谷渾資料輯錄》，第446頁。

[11 ]周偉洲：《系屬研究》，第7頁。

[12] 羅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管版畫箋證》，《文物》2006年第7期。

[13] 阿米·海勒（瑞士藏學家）：《青海都蘭的吐蕃時期墓葬》[轉自《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 3 期] 。

[14]周偉洲：《系屬研究》，第12頁。

[15]同[1]，第 16頁。

[16]《魏晉南北朝民族史》，第68~84頁。

[17]周偉洲：《系屬研究》，第23~24頁。

[18]同上，第16頁。

[19] 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三聯書店，2013年，第55~59頁。

[20] 戈登·柴爾維著，安志敏、安家媛、陳淳審校《考古學導論》，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第8~9頁。

[21]《都蘭吐蕃墓》，第166頁。

[22] 宗喀.漾正崗布等：《“論赤偕微噶'（BLONKHRISHEUKA)都蘭熱水南岸吐蕃三號墓葬出土藏文碑刻考釋》刊登于《文物》2012年第9期，見《青海藏族》2012年第1期，第27頁。

[23] 阿頓·華多太：《論都蘭古墓的民族屬性》見《青海藏族》2011年第2期，11~28頁；《中國藏學》2012年第4 期，第123、126 ~ 128頁。

[24] 旦卻加：《青海都蘭吐蕃古墓重量級墓主人身份考釋》，見《青海藏族》2012年第2期，第31頁。

[25] 三木才：《都蘭古墓1號殯葬民俗文化考察》，見《青海藏族》2011年第2期，第79頁。

[26] 夏吾李加：《阿夏系吐谷渾乎》——藏文化語境下的阿夏與吐谷渾之族源考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第2、4、7~8頁。

[27]周偉洲：《系屬研究》，第5、24頁。

[28] 許新國：《關于都蘭熱水鄉血渭一號大墓的族屬與年代》，見《青海藏族》2012年第1期，第5~6頁。

[29]周偉洲：《系屬研究》，第7~8頁。

[30] 阿頓·華多太：《論都蘭古墓的民顏性》，見《青海藏族》2011年第2期，11~28頁；《中國藏學》2012年第4期，第126 ~ 128頁。

[31] [32] [33] [34]周偉洲：《系屬研究》依次見第24、7、11、13、13、17、17、21頁。

[35]《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第124頁。

[36]周偉洲：《系屬研究》，第7、10、13、21頁。

[37]同上，第18頁。

[38] 阿頓·華多太：《論都蘭古墓的民族屬性》，《青海藏族》2011年第2期，第11~28頁；《中國藏學》2012年第4 期，第123頁。

[39]同上，第17頁。

[40][41]周偉洲：《系屬研究》，第19、7頁。

[42]《青海民族志》，第26頁。

[43]《周書》（中華書局1971年），第913頁。

[44] 《魏晉南北朝民族史》引錄《宋書.索虜傳》卷九五，第31頁。

[45] 《古代語言詞典》（商務部書館，2002年），第410頁。

[46]《秦漢民族史》，第80~81頁。

[47]《隋唐民族史》，第18頁。

[48]《宋遼金民族史》，第174、229頁。

[49]《秦漢民族史》，第281頁。

[50] 周偉洲：《吐谷渾資料輯錄》四大戍為：清水川，赤水，澆河，吐屈真川，第42~43頁。

[51]周偉洲：《吐谷渾史》，第116 ~ 118頁。

十個城堡按大致時間順序排列，即：鳴鶴城、鎮念城、三足城，以上三城地在甘肅臨潭一帶；西強城，在西傾山，地在今甘肅迭部西北的白龍江北岸；澆河城，阿柴時筑，在今貴德一帶；曼頭城，445年前筑，在共和縣西南；洪和城，又稱泥河城，在今甘肅臨潭附近；伏俟城，在青海湖西15里處的石乃亥；樹敦城（周認為在赤水城，即今興海曲溝，又說或在共和縣一帶）；賀真城（依李文實說，指伏俟城，即一城兩名），當夷縣，名為金通戌，在甘肅岷縣西和《南齊書·河南》，

中華書局，1972年，第1026 ~ 1027頁。

[52]《青海考古紀實》，《青海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1989年，第158頁。

[53]《都蘭吐蕃墓被省政府、國家文物局和國務院認定公布表》，《青海藏族》2011年第2期，第36頁。

[54] 《青海省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報告》（2010):第308 ~310頁；《青海省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資料精選》：第92 ~95、98 頁。

[55]!中國文物信息網”，2014年4月8日。

[56] 施愛民：《肅南大長嶺吐蕃文物出土記》[中圖法分類號：k872,文章編號：1005 -3115 (1999) 01 - 0066 -

02]。

[57] 許新國：《西陲之地與東西方文明·中國青海省都蘭吐蕃墓群的發現、發掘與研究》，第141頁。

[58]《阿壩州志》（上冊），第466 ~467頁。

[59]《青海民族志》，第306 ~ 307頁。

[60]《中國土族》（2014年春季號），第49~52頁。

[61] 吳景傲：《西陲史地研究》（上海中華書局印行民國三十七年三月），第5~6頁。

[62]李文實：《西陲古地與羌藏文化》，第90、369頁。

[63]周偉洲：《吐谷渾史》，第104頁。

[64] 《冊府元龜.吐蕃史料校證》（外臣部.頁十五.11687)，第33頁。

[65] 周祖謨（1914 ~ 1995):古語言文字學家，其《洛陽伽藍記校釋》一書，從1944年起，先后花了十二年時間詳加校釋，境內外多次印行。有1958、1963、1976、1987、2000、2013等多個版本，2013年版增加了周祖謨的兩篇文章和其他相關資料，仝濤在注釋中引用的是該書的1958年版。《洛陽伽藍記校釋》，第162 ~ 1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