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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完全沒有改變”，這是楊振寧在最近一次回答有關他否還堅持反對中國建設高能對撞機時的回答。 2019年4月29日下午，中國科學院大學雁棲湖校區的新禮堂座內無虛席，端坐在臺上白色沙發上的是中科院院士、諾獎得主楊振寧，面對臺下一位預研工作的女生有關他對建造CEPC的想法有沒有改變的犀利提問時，他的回答無疑很堅定地給這位女生“潑了一瓢冷水”。
實際上，這并不是楊振寧第一次反對中國建造高能對撞機了，早在上世紀70年代他就對這個項目持反對態度，其理由是建造這種大型對撞機耗資巨大，而國內其它許許多多的建設需要大量資金投入，財力有限。 但是歷史的車輪已經到了2019年，早已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彼時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達99.0865萬億，接近百萬億大關僅一步之遙，可以說財力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國內其它各項“超級工程”建設一個個捷報頻傳，應該完全有錢來建造這這種超級對撞機了，卻為何這位二戰后全世界最偉大的科學家、被譽為當代物理界“泰山北斗”的楊振寧還是意志堅定地予以反對呢？
對撞機，是在高能同步加速器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裝置，簡單地說就是將兩組正負電子或正反質子加速到極高速度，然后在相向運動狀態下進行對撞，以產生足夠高的相互作用反應率。 作為幾乎是測量高能粒子實驗的唯一一種超級儀器，大型對撞機的建設與應用，其目的是通過這種工具發現'新物理-新粒子’，包括場能效粒子-超對稱粒子-超額維度量子等，并且有望夠揭開宇宙起源的奧秘在內五大謎團等，因此具有很高的建造意義。 眾所周知，在經過上世紀中葉的物理黃金時代之后，世界上再也沒有出現過重大的物理新發現，人類對物理最重要的一些公式幾乎有半個世紀沒有更新。很顯然，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CEPC）有望在高能物理領域探索和理解希格斯粒子性質、宇宙早期演化等一系列未解的關鍵科學問題和尋找新的物理規律。
然而，就在一些國家蠢蠢欲動整備建造這種更強大的實驗工具，以便去打開一扇新的“窗戶”的時候，楊振寧發出了“the party is over”的聲音，其意思就是“盛宴已過”，言外之意就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高能物理的高潮，如今高能物理重要的觀念都已經有了，要做的話也很難取得更大的突破。 但是，在前沿物理學領域，研究微觀粒子一直是一塊快速突破前沿物理的敲門磚，而之前歐洲建造的質子加速器也確實造就了一大批諾貝爾獲得者，楊振寧卻站出來“喊停”，確實有一定的道理。
我們都知道，盡管楊振寧是一位極具“爭議性”的物理學家，今年已經99歲的他取得了許許多多輝煌的成就，可這并沒有為他帶來好的“名聲”，但這些不好的“名聲”大多是圍繞著他回國時間較晚，沒能在年輕的時候參與到國家的科研工作中“為國效力”，而是老了才回國，再或者是娶了比他小54歲的老婆等地。 但實際上，他用自己的方式在崗位上為祖國做了一定的歷史貢獻，尤其是在促進中美兩國建交、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方面作出過重大貢獻，單就這一條就值得我們的肯定和欽佩。
并且楊振寧除了是中科院院士外，還身兼了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俄羅斯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家學會外籍會員等，他的才能和影響受到世界的公認，按理說這樣一位物理學家應該很清楚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造會給物理界所帶來的影響，而他之所以反對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這種大型對撞機所帶來的實際收益非常有限，此前美國就在大型對撞機上花了20億美元挖了一個巨大的隧道，但是后來對這個項目產生懷疑認為這是一個“無底洞”，為了“止損”又將這個隧道重新填上了。而且歐洲質子加速器確實造就了一大批諾獎得主，但是目前很少被應用到實際的生產生活中。 2、建造大型對撞機是一個巨大的工程，建造工期長、耗費的資金量大，工程總耗資在1500億元左右，即便是CEPC能被建造出來，要想有新發現或發現產生實際收益至少要花將近50年的時間，這無疑是一項超超前的“超級工程”，而且所獲得的收益與支出不成比例，這在楊振寧看來就是一場“豪賭”，其風險非常大，所以他寧可“晚節不保”也要極力阻止中國建造大型對撞機，而是根據實際情況建造適合的正負電子對撞機。
如今，國內對是否建造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形成了“兩派”：以中科院高能所所長、國科大核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王貽芳為代表的認為，CEPC的建造或能發現能讓人類在科學領域取得重要突破，這是造福全人類的好事；而以楊振寧為代表的的則認為這是一項投資大、預期收益小、風險性很高的項目，應理性對待，故而他意志堅定的阻止這個千億級的大項目。
不過，是否建造大型對撞機對于我們普通人來說，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話題，難以評論這其中的對錯，希望他們能理性對待并在科學領取取得更大的突破，造福全人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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