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林則徐逝世170周年。他在江蘇先后任過按察使、布政使、江浙七府水利大臣、巡撫等，事繁責重。他在揚州有治稅的偉業(yè)，有治水的佳話，見證他“上籌國計，下恤民生”的愛國愛民情懷。尤其是他以《四洲志》警醒世人，又在流放時途徑鎮(zhèn)江，寄大任于魏源，魏源接力林則徐，北上南下，旁采博引，寫成《海國圖志》，成為“師夷制夷”改革開放的最先吶喊。  《四洲志》是由林則徐主持編譯的一部世界地理著作。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前，林則徐被任為欽差大臣去廣東禁煙，他為了了解外國的情況，組織了一個班子翻譯外國的報紙和書籍，他主持匯編的《四洲志》一書，記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個國家的地理和歷史。是根據英國人慕瑞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編譯增飾而成，簡要敘述了世界四大洲（亞洲、歐洲、非洲、美洲）30多國的地理、歷史、政情，是近代中國第一部相對完整、比較系統的世界地理志書。由此匯成了引導中國人“開眼看世界”的時代思潮，以同時代人少有的遠見卓識，開創(chuàng)了中國人睜開眼睛看世界的風氣，林則徐也被后人譽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最終林則徐深思熟慮將該書精準地交給魏源，個中原因值得探討。 揚州具有有經世致用,憂天下興亡的土壤，使林則徐深感這里是可托之地 國家的衰敗并不意味著全體國人思想的落伍，此時中國的知識精英、政府官員們，也并不都是碌碌無為的庸才，一些優(yōu)秀的思想家在思考著中國未來的命運。既然列強的堅船利炮來自海上，海洋當然就成了這些杰出人物關注的重要內容。百余年前中國社會的這些精英們，正是在國家一步步陷入巨大危機的時候，把眼光瞄向了海洋，對準了世界。在這些走在時代前沿的社會精英中，主要有林則徐、魏源、龔自珍、徐繼畬、嚴復、李鴻章、梁啟超等人物，在這些走在時代前沿的社會精英與揚州關系密切。  林則徐與江蘇、揚州有深厚情結，在這里，他實踐了“強國、憂民”。他在江蘇先后任過按察使、布政使、江浙七府水利大臣、巡撫等，事繁責重。他在揚州有治稅的偉業(yè)，有治水的佳話，見證他“上籌國計，下恤民生”的愛國愛民情懷。道光十二年，江蘇發(fā)生水災，林則徐調任江蘇巡撫，發(fā)現江蘇水災以淮揚為重，而且“江都運河堤埂沖缺嚴重”，上疏道光皇帝請求緩征免征稅賦。當時，揚州鈔關的稅收主要是“兩口”、“三壩”，“兩口”就是指當時江都的白塔河中閘江口與宜陵白塔河口。  阮元、龔自珍、魏源，一群憂國憂民之人前后相繼，救世圖存，經世致用，同憂天下興亡，與林則徐志同道合，這是產生《海國圖志》的土壤。 林魏交往中不斷加深的情誼，救國圖存的意愿，使之深感魏源是可托之人 魏源父親魏邦魯曾是林則徐的屬僚，“破除積習，不受陋規(guī)”，很受林的稱許。魏源20歲那年，父親由地方調往京師做官，他隨父親從老家湖南邵陽來到北京求學，逗留京都數載，很快便少有名氣，這引起了龔自珍的注意。賴于龔自珍的舉薦，與林則徐、張維屏等人相識。林則徐與魏源相見恨晚，同憂國事，堪稱知己。1830年林則徐與魏源在北京邂逅時，驚詫他批判程朱理學，反對腐敗，主張改革的膽識。特別是王竹嶼是他們兩人的朋友，正直，有作為卻仕途坎坷。兩人不但同情，而且都祝福王能仕途通達。4年后當王逝世后，魏撰《兩淮都轉鹽運使婺源王君墓表》，林特為王手書墓志銘。1841年3月，魏源在林則徐的推薦下，憤然棄筆從戎，到浙江參謀戰(zhàn)事，戰(zhàn)后辭歸揚州。  魏源也是循吏，勤謹吏政。清代的漕務，弊端重重，魏源在任揚州府東臺縣知縣后，前任知縣預征漕銀四千兩，欠款懸宕無著，上級追征時，魏源寧可自己籌借賠墊，而沒有將這一額外負擔，轉嫁給百姓。以致母親因病去世，“其尤急者，舉家數十口指日懸磬，而先櫬至今滯留東臺，未能奉移，其窘為生平所未嘗。”在離開東臺的時候，萬人空巷，揮淚相送，攀轅臥轍，途之為塞，殷切地期望他再知東臺。  《海國圖志》 他也是學者，富有朝氣，思想出格，所以在功名場中他是很不得意的。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做幕客和從事寫作。他的著作宏富，除《海國圖志》外，還著有《圣武記》《元史新編》《清夜齋詩稿》《古微堂詩集》和《默觚》等。林則徐知人善任，知道他不僅有完成《海國圖志》之壯心，更有成就《海國圖志》的見識、能力和撰寫的筆力。 林魏的鎮(zhèn)江相逢，二人深感此時中國亟需師夷、制夷，是以此驚醒世人的可托之時 鴉片戰(zhàn)爭失敗后，林則徐成了朝廷替罪羊，承擔鴉片戰(zhàn)爭失敗責任，被發(fā)配新疆。1841年6月，林則徐途經鎮(zhèn)江，盡管時間緊迫，境遇維艱，但他心愿未了，急切盼望有識之士完成自己未盡的大事。老朋友魏源一直關心林則徐命運，他得知消息，以在此翹首以盼，他盡地主之誼，熱情款待，“與君宵對塌，三度雨翻蘋”，撫今追昔，百感交集，面對國事茫茫，憂心忡忡，然而他們并未因屢遭挫折而心灰意冷，卻披肝瀝膽地交換意見。林則徐傾吐了“患無已時，且他國效尤”的遠慮，預感自己沒有機會繼續(xù)編寫《四洲志》了，就把在廣州時搜集、翻譯、出版的一部分外國資料及《四洲志》的手稿交給了魏源，囑托他進一步搜集研究外國的情況和資料，迅速編撰一部合乎中國人需求的世界概覽。  魏源沒有辜負林則徐的期待，在1841后，僅以一年時間，以林則徐《四洲志》為基礎，廣搜新舊資料，先后征引了歷代史志14種，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種，另外，還有各種奏折十多件和一些親自了解的材料。其史料來源還有外國人的著述。其中，如英國人馬禮遜的《外國史略》、葡萄牙人馬吉斯的《地理備考》等20種左右的著作。書中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種資料，系統地介紹了西方各國的地理、歷史、政治狀況和許多先進科學技術，如火輪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  所記各國氣候、物產、交通貿易、民情風俗、文化教育、中外關系、宗教、歷法、科學技術等，都超過了《四洲志》。初成《海國圖志》50卷，1843年初版于揚州。此后數年，魏源再接再厲，在地理學家鄒漢勛、汪士鐸等人協助下，1847年增補為60卷本。1851年擴充為100卷本。1856年，魏源去世，100卷本遂成為《海國圖志》定本。  隨著一帶一路的戰(zhàn)略實施，魏源的《海國圖志》、《圣武記》再次得到有識之士的關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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