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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兼具特色，突出重點”的發展邏輯，似乎普適于一切的個體、組織、區域及至于國家。深圳的崛起與榜樣，燎原了整個中國的改革開放。可以這樣粗暴地理解：沒有重點，就沒有綱領。而缺乏了綱領的生產與生活，要么是賭博，要么是流浪。 一、貴州憑什么貴？ 要基本地了然貴州的整體概況，可從五重維度上來考量——天、地、人、文、產。簡單來說，貴州的“天地很生態、人文很多元、產業很一般”。 理論界有人將現代進程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即第一次現代化和第二次現代化。第一次現代化的特征是工業化、城市化、民主化和理性化；第二次現代化的特征是知識化、信息化、全球化和生態化。在每次現代化的內部，又分為起步期、發展期、成熟期和過渡期。 這第二種現代化，也叫——生態現代化。 生態現代化理論是關于現代化和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一種理論，最早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由歐洲人提出來的。這種理論主要以歐洲經驗為基礎，描述了最新的現代化模式，即追求有效的經濟增長，公正的社會環境和人與自然的和諧。 這種現代化模式是一種經濟和環境雙贏的模式，其本質要求是高效低耗、無毒無害、脫鉤雙贏、互利共生、通過改變人的行為模式以及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模式，達到經濟增長對環境保護相互協調，經濟增長與環境壓力脫鉤的目的。 生態文明是人類正在建立的一種新的文明形態，它與生態現代化相適應，體現出來的不是凌駕于自然之上而是尊重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互動發展的道德理論。是一種依靠自然、利用自然而保護自然的文明形態。以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型，是延續人類生存、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生態化、數據化、信息化的共同協力下，貴州在發展生態文明和生態現代化方面已經具有一定的基礎。倘能抓住機遇，加快生態文明和生態現代化建設，極有可能從第一次現代化的起步階段直接進入生態現代化這個人類現代化進程的最新階段，從而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性跨越。 貴州之“貴”，正是源于我們暗合了這個時代的核心訴求：生態、綠色、自然、低碳、幸福、有機、和諧、回歸、生命、多彩… 貴州的貴，貴在自然的態度與可期的未來。 二、欲強貴州，必先強貴陽 中國西部十一個省市的區域經濟發展，一直面臨一個共同的困擾——突破性選擇。要么求全責備，要么四面出擊。平均用力的結果，最后徒剩一大堆抽象、大話、雷同、隨流、形式的區域營銷定位。 近期有人片面性地以省會/省這樣的算法來觀察城市首位度，引來的爭議不小。有很多學者就直接批評這種做法，他們給出的理由是：省份本身并不是一個經濟地理單元，它只是一種行政區劃的領域單位。不過，因為這種方法拿到數據比較簡單明了，所以還是有很多人在用。 城市首位度，即城市發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不僅是指GDP，還包括人口、交通、教育、醫療等方面。 批評者們以沿海與西部做對比性舉證：譬如銀川，其在全國省會城市首位度排行榜上可謂遙遙領先，無論GDP還是人口比例，在寧夏也是最高的，但寧夏并不是發達省份（自治區），其經濟總量一般處于排行榜的尾部。還有，哈爾濱在省內的首位度最高，可黑龍江的經濟發展也不怎么樣。 反之，在江蘇這個經濟強省里面，很多城市都發展得不錯，且江蘇的人均GDP排在全國第一。以GDP比例來看，南京大概只占14%左右。 廣東亦復如是，它可是中國第一經濟強省，但非省會城市深圳的經濟總量是省內第一名。除廣深之外，佛山、東莞也很強，都在萬億左右。 他們的結論是：允許一些省份不過度追求省會城市的首位度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的確，每個省份、每個城市的發展路徑、資源稟賦、人才儲備千差萬別，有的非省會城市恰是因為地理優勢、政策等原因得以突飛猛進，超越省會城市，如蘇州、深圳、青島。只要產業發展好，財政收入增長，就業機會增加，于國于民有利，就好。 誠然，某些省份因為要集中有限的資源、資金去做一些項目，出一些政策，而這些項目在做好之后有利于整個省的經濟實力提升，那就去做。是不是要提高首位度，“因省施策”是科學的、謹慎的、合理的方法。 貴州要提高貴陽的城市首位度，理由是： 1.貴州實在缺乏一塊像樣的內需市場，更缺乏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大城市商圈；2.貴州已到了集中全省之力將貴陽打造為中國“數都”之時了；3.接成渝、連東盟、通湖廣，需要聚焦的是一個城市帶，而非空洞與抽象的“貴州”；4.便利于優化配套要素，以資引進世界五百強；5.牽一貴陽之發而動全貴州之身。；6.疫情續虐下，內循環甚至壓縮到以省為單位，貴州需要有自己的消費橋頭堡。 “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非但適用于軍事邏輯，同樣普適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原理。改革開放的深圳經驗，就是最好的明證。 值得一提的是，在提高城市首位度的過程中，資源的合理集中和擴張需要優先解決規劃中的民生問題，尤其是交通、學位、醫療等，不應該先擴張后治理，不應該先擴張再想辦法，這方面的慘痛教訓太多了。 GDP數據是好看了，但身處其中的普通市民則備受煎熬，完全享受不到所謂“首位度提升”帶來的快樂，這樣的提升意義何在？ 因此，城市治理能力與首位度提升能夠齊頭并進，才能避免城市資源過度集中、規模極大膨脹帶來的一系列負面效應。 粵蘇浙的經驗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如果拿出一張中國各省份的上半年GDP排行榜來看，可以看得更清晰，前四名的粵蘇魯浙的省會城市首位度都不高，除了杭州是浙江老大之外，其余三省的省會城市都是省內經濟的第二把交椅。不過，粵蘇浙是公認的市場經濟程度比較高的省份，市場就是如此理性，資源配置會經由看不見的手做到利潤最大，效率最高。 提高貴陽城市首位度的全部目的，就是為了交給市場去做大市場。 三、貴陽必須“大” “貴陽實在是太小了” 這是絕大多數投資人的口頭禪。 那么，貴陽究竟可以多大與需要多大呢？一個最直接的參照標的就是常住人口與大體可測的流動人口。下邊，我們將與貴陽在城市生態、產業結構、政策支持相似的城市作一橫向的對比： 重慶2019年 GDP23605億元 ，3372萬人 成都2019年 GDP17012億元，1633萬人 昆明2019年 GDP6475億元，727萬人 貴陽2019年 GDP4039億元，489萬人 單就人均GDP而論，成都最高，昆明次之。誠然，成都也是西部城市首位度較高的省會之一。其近年的快速發展，跟它對周邊形成巨大的虹吸效應有直接關聯。 貴陽也當“以蓉為師”，從區位空間、產業結構調整、城市消費氛圍營造、招商引資系統革新等多維度進行全方位重塑。 首要的，就是擴容，在空間上讓貴陽大起來。 近年，全國各省都在積極推進實施強省會的發展戰略。 2019年1月，山東省地級萊蕪市正式撤銷，整體并入濟南市，使面積增加2246.21平方千米，人口增加137.6萬，地區生產總值增加896億元。濟南市的總面積達到10244平方公里，人口達890萬，2019年濟南市的地區生產總值達到9443.4億元，臨近萬億城市俱樂部。 安徽拆解了地級巢湖市后，縣級巢湖市和廬江縣劃入合肥，合肥市面積達到11445平方千米。同樣的動作，沈陽市12948平方千米，長沙市11819平方千米，福州市11968平方千米。 相較而言，貴陽市的面積只有8034平方千米，很有必要擴容到一萬平方千米以上規模。 貴陽市擴容有兩套方案可供參考： A 東擴方案：即把東部屬于黔南，宛如尖刀一般伸向遵義的甕安，龍里，福泉，貴定三縣一市并入貴陽，貴陽市轄區面積達到14847.8平方千米，人口增加135萬，達到623萬。整個貴陽和原屬于黔南州的三縣一市也能在貴陽的整體規劃和虹吸效應下獲得更迅猛的發展。 B 西擴方案：參照安徽的做法，拆肢安順，把安順市所轄平壩區、西秀區，普定縣劃入貴陽。平壩區與貴安新區的行政設置本就重疊，裁撤平壩區后，可強化貴安新區，再設置新的安順區和普定區，保留歷史傳承。這樣貴陽市轄區面積可陡增3789平方千米，總面積達11823平方千米，與長沙市面積相當，人口陡增150萬，達639萬。 相較而言，B方案的可行性較高，行政成本也較低。 這樣，安順市所轄鎮寧縣，關嶺縣，紫云縣三縣合并組建地級黃果樹市，面積5465.3平方千米，總人口也達百萬。新組建的黃果樹市以黃果樹大瀑布景區為龍頭，整合關嶺的花江大峽谷，紫云的格凸河等景區，做大做強黃果樹旅游這張貴州旅游的招牌，整體規劃，把黃果樹市打造成世界馳名的旅游城市和旅游目的地。 總之，貴陽先大了再說。只要區域本身的發展是良性的，有序的，有內生力量的，少些干預，少些人為拔高，更多地把城市增長的動力交給市場去解決，應該可達理想的狀態。 四、西部之肺，重塑貴陽的魂 貴陽的城市定位及營銷，是走過一段較長的彎路的，換言之，是一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從最初比附昆明的“第二春城”口號到“爽爽的貴陽”，雖然都是走的避暑路線，但前后的品牌效應不可同日而語。一個“爽”字，較之于“春”的硬廣，多了些煙火味。 一般地，舉凡品牌定位的結果導向就兩樣：1、第一性；2、唯一性。所用之工具，無外乎自然力、人文、區位、技術、歷史等等。 但在以供給側為核心訴求的當下，區域的定位已然不僅僅局限于告訴別人你是誰？更重要的是——你為這個新的消費市場輸出什么有價值的東西？ 怎么給貴陽做定位，本是件不輕松的事，其原因源于兩大矛盾： 1、自然資源有優勢與區位無優勢的矛盾； 2、區位人文多元性和少數民族信仰多樣性與區位文化定位要求相對統一性的矛盾。 因此，有三大原則需遵循： 第一、跳開貴州看貴陽，在整個西部找到貴陽的坐標，以彰顯貴陽的獨特性、稀缺性、排他性； 第二、除卻自然環境優勢外，更多要突出貴陽市的人文氣質； 第三、貴陽只強調唯一，不講第一。 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區域城市間的競爭關系已從你死我活的競爭，轉化為互為依存、唇齒相依的競合格局，城市的價值和地位最終取決于城市在區域經濟中的影響和作用以及周邊城市對它的依存度。更為重要的是：城市的經濟規模不再取決于城市的生產能力，而取決于城市能聚合多大的市場需求，創造多大的消費當量。 因此，貴陽市能否聚合資金流、信息流、技術流、人才流、物質流等經濟要素的流動速度和流動量，是決定貴陽城市地位與價值的核心要因。 “貴陽是誰與貴陽應當是誰”是構成新一輪貴陽戰略定位的基礎邏輯。 貴陽，這座有著革命傳統的西部城市，凝結著三大時期的紅色文化（長征革命時期、三線建設時期、改革開放時期），更是一座與時俱進的城市。貴陽的自然生態與人文氣質歸結起來就一個字：爽。爽快、爽吃、爽喝、爽購、爽玩…加之氣候的獨特性，順帶成為大數據儲存之都。 貴陽是誰？——爽爽數都 貴陽應當是誰？——西部之肺 合起來就八個字——西部之肺，爽爽數都 憑什么是“西部之肺”？ 環顧整個西部，貴陽是最具有康養基礎的城市，也最符合未來的生產與生活理念（相關理化指標略）。這跟成都直接做好東部的資金、技術、產業向西部轉移的“二傳手”的定位不一樣，貴陽有能力更有必要走出一條新型的區域發展之道。如果成都是承接東部產業的“西部之心”的話，那么貴陽就是打造康養宜居宜業的“西部之肺”。 貴陽要想打造真正的“西部之肺”，就必須揚長避短。以“四個國家級開發區和六個省級開發區”為制高點，強化貴陽的聚合與輻射半徑，大力發展新興服務業，實施產業結構的戰略轉型，確立四大戰略產業——知識型產業是孵化器、康養醫藥產業是變壓器、商貿會務業是輻射器、數字工業是加速器。 新消費時代的消費特征是：綠色、生態、無公害，適量、高頻、不浪費。 故此，“消費天堂”的使命應當是——引領新消費的天堂。 利用國家實施新時代西部大開發的契機，力爭貴陽成為中國生命質量最佳的城市，成為西部最適于人居、創業和消費的城市。 按“西部之肺，爽爽數都”的新思路完成貴陽的戰略升級，未來3年內，人們將看到： 成勢 在1～2年內，以康養醫藥及會貿消費旅之旋風為龍頭，樹形象、造輿論、搭平臺，形成“西部之肺”的戰略態勢； 成形 在新城開發、舊城改造及康養、文旅、會展、金融、數字工業多方面形成亮點，構筑“西部之肺”的戰略格局； 成效 通過以上幾大策略的破局，整個“西部之肺”的基本框架已然構建起來，區域中心城市的打造將初見成效。 五、數字山變：大貴陽的另類逆襲 脫貧后，緊接著就是鄉村振興，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中國行動。 因此，我們時下所談的貴陽的整體發展戰略，是涵蓋整個貴陽市區、城鄉結合部及其所屬農村。換言之，倘不把鄉村考慮進來，是不完整的。 有關區域經濟發展這一話題，全球經濟學家或政策研究者們共同得出的結論大體歸納為三個方面，或者叫做“增長模式的三大支柱”。 斯密模式 即商業擴張模式。想方設法開辟一條新的貿易路線，然后通過這種增長來促成勞動分工及至產業結構調整。 索羅模式 即投資增長模式。這種增長模式是把收入從消費轉向耐用設備，從而增加產出。 熊彼特模式 即創新型增長模式。強調技術升級與關聯的制度創新。 三種發展模式中，貴陽未來的重點是走創新型增長模式。 創新什么與如何創新？這是創新的基礎。 貴州，近93%的山地，余及的便是零碎的河流與壩子。這樣一個具體實際，如何發展經濟，著實是一件極為燒腦的事情。山地經濟的發展邏輯與沿海經濟及平原經濟是有別的。 從傳統的觀點而論，山地經濟幾乎等同于農業經濟，且是活力最弱的農業經濟。也是中國政府重點扶貧的領域。山地經濟的發展所面臨的問題是顯而易見且如出一撤的——資源豐富兼貧困交加。貧，是本來就窮；困，是因為缺乏平臺或機遇而弄到束手無策。 上個世紀1980年代，王小強先生寫了本書，叫《富饒的貧困》。作者以大量的篇幅從人與環境的相互性來闡述何以導致富饒的貧困。 他的結論是：中國的發展要兼顧平衡，不可硬性照搬西方的商品經濟發展邏輯，要利用“自己的優勢進行改革”。 可惜的是，這些深刻的識見由于彼時缺乏體制、機制、技術、大眾自覺的系統支持而被忽略，加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狂狼席卷，就此被束之高閣。 大貴陽如何統籌創新發展，有六點思考： ① 重新定義農業 把農業單純的定義為“種養殖產出”本身也沒有多大問題，但那是“現代工業文明”的劃分標準。依照殖民化的生產主張，將原住民或殺戮、或驅逐、或奴役，反正又不是自己的“家鄉”，怎么賺錢怎么來。 原住民農業則不然，講求天地人合一，說得高大上點，就叫鄉土文化。幾千年下來，中國就是這么走過來的。所謂“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這樣的訓誡在前現代的中國是理所當然的事，但要放在當代，讀書與耕田的距離簡直天壤之別。 農業不僅僅是勞作之地，更是休閑空間，有生產也有生活。農村就只是農民匯聚之場所乎？非也。木匠、泥瓦匠、理發師、篾匠、小高利貸者、豆腐西施、物流小哥… “你個鄉巴佬” 帶著這樣的歧視，弄得他們進了城就迅速被貼上“農民工”，回到家又變為無所事事的“兩棲人”。時間一長，不出問題才怪。 ② 傷不起的勞務輸出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這樣的共識是漫長且慘痛的領悟。 如果我們覺得邏輯不清，可以類推——城市問題的核心就是市民問題。換言之，農業與農村的價值主體是農民。 “把原住民干掉，讓機器與資本大干快上” 這是典型的歐美澳農業集團負責人的口頭禪。 拋開鄉土血緣文化不說，單就山地的勞作特點而論，“大事合作，小事單干”才是正道。這點體驗，在農村蝸過的人都懂。不然，就是災難。 一講到要讓農民兄弟增加收益，我們就只知道起勁地搞勞務輸出。為此，地方官員們還得意地揶揄其它縣領，“瞧，他們沒有我們輸出的多哦”。 每年有幾百萬的精壯勞動力在沿海打工，我們還要談“發展壯大區域經濟”，除非統計作業做得好。不錯，中國地形東高西地，東熱西冷，按“地形/溫度/人文”的環境經濟學的觀點，東部于西部的確具有戰略上的虹吸效應。自然，一江春水向東流在所難免。 1980年代初，西部玩勞務輸出是必要的，腰包鼓起的同時，還學會吹幾句經濟如何發展的牛皮。貴州的正安縣就率先在西部的勞務輸出中拔得了頭籌。 人挪活樹挪死，尤其在沒有任何發展機會之際，出去闖一闖。但若只是一味地出賣體力，且已及至“打三代”（第三代還在打工）了還續行的話，就著實該反思了。按常規，“一代打、二代闖、三代富”才是王道。 信息時代，盡可能通過認識自己的比較優勢，爾后重構新的交易系統。年復一年的勞務輸出，猶如賣血過日子，長期來看，得不償失。 （2005年至2019年的貴陽市人口總勞動力變動狀況） ③ 鄉村振興之貴陽經驗 從空間向度上看，中國的城市誠如中國鄉村的一個壩子。華夏廣袤縱深的鄉村荒野，讓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無論在革命還是建設，幾乎都遵從一個時空次第：鄉村—城市—鄉村。即每一次都從鄉村點燃革命或建設的烈火，然后遁入城市，最后又覆蓋鄉村。 貴州這片土地很可愛，在歷次的社會運動浪潮中，都扮演了中間緩沖的角色。再通俗點講，貴州既可以“避難”，又可以“轉運”，真可謂福地。遠一點不講了，就拿王陽明、沈萬山、毛澤東的命運轉折而論，就是明證。再奢侈點講，非但可以避難與轉運，甚至還是一塊悟道寶地。 我們已然向外看了幾十年，也學了幾十年，是到認真反求諸己的時候了。“我們是誰？”的哲學三問，任何時候都不過時。 “鄉村不振興，農民當然往外跑” 這是我聽到不下于十個市縣長的苦衷。 都是鄉村振興，貴陽究竟怎么搞？需要指出的是，不可能千篇一律。“貴陽式的鄉村振興”應當呼之欲出。 國家層面有關鄉村振興的定義就二十個字：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從落地上而言，核心還是“產業興旺”。缺了這一條，后邊的幾條都很難跟進。除非農民兄弟們人人都是陶淵明。 如何才能“產業興旺”呢？是一產、二產，還是三產？是單一產業還是綜合性產業？是自身的特色產業還是舶來的通性產業？我的建議是：農民不只是種田，農村不僅僅只有農民，農業必須融產發展。 大量的數據證明，哪個農村之所以富有，都是副業帶出來的。單靠種糧食發財，那是明清時期。換言之，“百業農村”的模式，貴州可以開出大量的模具來。六盤水的三變，是從所有制的革新上與市場配套來發展的，實施效果極為明顯。 鄉村振興，是鄉村在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振興。老祖宗有的，繼承；城市有的，有機嫁接。其本質，是鄉土文化的振興，這需要個體的自覺與必要的時間沉淀。時移世易，過去的城市玩法已經不適宜本輪的鄉村游戲。發展主義的致命點，就在于主張城富鄉窮，農民變市民。 ④ 黔貨出山，體旅入山 經濟層面上，山地貴州之所以干不過沿海，除了以前“峰際連天，飛鳥不通”的交通阻隔致使信息量小以外，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本土消費市場小。今天流行的“內循環”，其實貴州已默默干了幾十年。 因為產業分散不集中，故“經濟則不規模，規模則不經濟”就天然地成為山地經濟發展的死咒。 黔貨出山究竟出了多少？有人說是年百億，有人說是年幾十億。但可以推斷的是，緊俏的照樣緊俏，賣得動的照樣賣得動，賣不動的要么通過茅臺帶著走，要么直接通過消費扶貧來消化。 不過凡事只要鍥而不舍地努力，回報終會有的。至少，除卻耳熟能詳的白酒與中藥材外，貴州的綠茶、刺梨、牛羊、特色食品、辣椒、土豆等，也順著被市場青睞了。 黔貨出山，主體還是山貨與農貨。其功能，是將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一肩挑。出得去，則鄉村振興就自然而然；出不去，那就是正宗的壓力“山”大了。 關于中國的城鄉結構發展歷程，我曾將之分為三段： 1949年-1978年為第一段，是農村城市化，即城市人的上山下鄉； 1979年-2009年為第二段，即改革開放以后的事，是城市農村化，農民大量的涌入城市； 第三階段，即2010年以后，是城鄉一體化。 讓農民回鄉興業，是鄉村振興的直接結果。 我要說的是，村民把東西弄出來后，得有相應的市場來匹配。動輒就玩消費扶貧終究不是長久之計，讓村民跑到千里之外的地兒去銷售也不現實。 咋辦呢？答：黔貨出山，貨幣上山 何謂商業？基于滿足人的欲望所形成的交易總和。誰說蘿卜白菜非要進商超賣場才叫交易呢？貨幣入山就是上山消費。 農家樂、文旅、農旅，這些業態及旅游形式一來體量小，二來變現速度慢。相比而言，戶外體旅來得最快捷最規模。2016年，美國消費者在戶外休閑方面支出8870億美元；創造了760萬個工作崗位；為美國創造653億美元稅收；為州政府和本地稅收創造592億美元的價值。 “只要每年有十次以上這種上千人規模的登山、騎行、露營、徒步的活動，我們村的收人就非?？捎^了。”貴州某村委會的負責人如是說。 貴州本是天作的戶外運動良場，幾千人往山上一鉆，整個村子瞬間就變為一個巨碩的超級市場。什么土豆、米豆腐、雞鴨魚、新鮮果蔬、地瓜、手工飾品，統統一掃而光，比當年的“鬼子進村”還來得徹底。加之社交媒體的加持，一個個網紅村如雨后春筍般呈現。 體旅，還是體旅，更能快速高效地實現這種多產融合發展。君不見，近年貴州的天坑、探洞、極限體驗、攀巖、山地馬拉松，正使得貴州的“民族風情戶外體旅目的地”變得名副其實了嗎？帶著貨幣發起新一輪的“上山下鄉”運動，我舉雙手雙腳贊成。 ⑤ 夯實VC與PE土壤，助力鄉創 我們是原住民農業，用馬克思的話講，叫“小亞細亞勞作方式”。規?；C械化、資本化的玩法，那是極少數的區域。更何況，我們還是山地經濟。 山地型的鄉土創業有兩個梗，一是找不到本土的核心競爭力，二是沒有資本市場的適時配套。 “我們要搞一家高科技公司，可以比肩TMD” 這很不現實，科學家哪里來暫且不說，信息產業工人的數量都遠遠不夠。本土創業者一個最致命的毛病，就是缺乏“全國視野，本土優勢”。 礙于我們金融體制的弊端，融資難的確是民營企業的罩門。國有企業好比水田，本來已不需要注水莊稼才增產，銀行卻一根筋地貸給他們；民營企業就像旱田，只要階段性地灌水，莊稼就一定有好收成，結果卻是自生自滅。害得我們主管扶貧的官員就不得不白天跟窮人溝通，晚上跟富人勾兌。跟種莊稼一個原理，需要一套健全的灌溉系統。 近年雙創的活動可謂如火如荼，那套路，無外乎“亮個相、比個賽、評個分、領個獎”，最后該干嘛還得干嘛。北上廣深還好些，VC主動找上門來。 山地的鄉村建設是個老話題了，近百年來就從未中斷過。前有梁漱溟、晏陽初、盧作孚們的情懷性鄉建，中間有國家層面激進的農業大集體，后有“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大農業經濟。可以說，離開工商資本的鄉建不會成功，而完全置入現代化框架下的鄉村建設也注定會失敗。 代之而起的，應當是基于山地的比較優勢來發展“鄉創”，并圍繞鄉創來跟進工商資本。種子資金創業團隊固然自籌，而天使輪、vc、成長性及IPO就得由政府與社會來共建與生成。不然，鄉創也玩不大，更玩不強。 ⑥ 數字山變：讓貴陽經濟發展實現另類逆襲 數字經濟，一言以蔽之，就是基于強大的算法，實現快速分享與快速交易。經驗而論，貧窮的全部根源在于缺乏一套有力且自洽的敘事系統。有好東西不會分享與不能分享，也等于零。 原生黔貨的內質，真不是蓋的。藥材與酒就不贅述了，單以貴州綠茶為例，其水浸出物含量在40%以上，西湖龍井的水浸出物含量也只有36%。貴州綠茶比它高4個百分點，高出中國綠茶水浸出物的國標（34%）6個百分點。 貴州有大小十幾條河流，大小山脈卻有168萬座。倘不圍繞山來做文章，想象力立馬就會中斷。左腦數字經濟，右腦山地資源，因數字而促使山變。山變的關鍵在人腦變。 數字經濟的發展邏輯就四步：數字—網絡—智能—智慧。以此類推，通過設計N種業態，讓這168萬匹山悉數實現“數字山群-網絡山群-智能山群-智慧山群”。這一新玩法，當始由貴陽開模具。換句話說，如果貴陽不牽頭來引爆這場“山變”，其它地方根本無此能量。 六、必要的十大行動 1、在大貴陽的“西部之肺，爽爽數都”的品牌打造上，觀念是第一位的。政府必須走在前面，成立專門的領導班子，從觀念、輿論、政策、培訓、資源、資金等方面給予全力支持。 2、政府人員自上而下皆需擁有企業家思維，并運用這種思維做好營商環境的持續服務。 3、成立史上最強的招引專班，目標直指世界五百強。 4、借鑒蘇州模式——城市多規合一且規后恒久，并成立智庫專門研究親商與融資，弱化主城掌控力，賦權予縣、鄉及村，少報農地多蓄建設用地，鼓勵縣域競爭，敬畏各類文化。 5、持續優化軍、國、民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最大化地激活存量資源。 6、強化“西部之肺”的區位價值及功能，讓這顆“肺”能真正變現，順帶打造跟“呼吸”關聯的主題康養業態，豐富與加持“煙火貴陽”的消費品牌。 7、策劃“世界五百強總裁貴陽論壇”（線上線下皆可），并次第推進他們在貴陽安家，直至將他們的總部建立在貴陽。 8、聚焦“數字山變”，策劃主題多元的文體旅活動，輪番發起新的“上山下鄉”。 9、立即著手打造“夜貴陽”經濟。 10、開始有計劃、有步驟、有依據地總結提煉山地經濟之“貴陽經驗”理論。 特而強，強而大，可能才是內循環的硬核。 —— End —— 本號作者龍河聞，系龍河聞管理咨詢機構首席顧問、財經作家、戰略咨詢師，“中國西部強省會戰略”歷來堅持者。20年的市場營銷及政府政策顧問經歷，親自全案策劃操盤近300個產品品牌及政/企項目，多家企業首席戰略顧問。著有《媒商：解碼媒智生態下的創業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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