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糧倉有怎樣的儲糧技術，糧倉在當時扮演什么角色

惡豬王520 202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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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計白當黑 校正/編輯：莉莉絲

全文約 22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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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一直存在著人多地少的矛盾，糧食安全早已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2013年林甸糧庫的失火，給人們敲響了警鐘。在古代同樣重視糧倉的建設，糧倉在當時扮演什么角色？具體結構是怎樣的？有哪些寶貴的經驗值得借鑒呢？

上圖_ 戰國糧倉曾出土了一個類似于齒輪的物件，此物是用來吊糧食

糧倉的建立

回答這一系列問題，必須從糧倉的建立入手，這樣才能得到系統全面的答案。糧倉出現的具體時間已不可考，《禮記·王制》稱：“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說明至少在周朝就有糧倉了。

1970年，洛陽發現了戰國中晚期糧倉遺址，共探明糧窖74座，呈現東西成行、南北成列的布局。糧窖口大底小，深約十米，窖底有青膏泥、木板和谷糠等遺跡，具有很好的防潮作用。窖頂高出地面，頂上覆瓦。洛陽戰國糧倉的發現，說明古代對糧食儲藏相當的重視。

上圖_ 楊廣（569年－618年），即隋煬帝

隋唐糧倉的得失

大力興修糧倉的統治者，首推隋煬帝楊廣。大業二年（606年），他下令在河南鄭州鞏義東南修建洛口倉。此地緊鄰黃河，丘陵密布，土質干燥堅硬，江浙出產的大米經大運河運抵洛口倉，再沿洛水逆流而上，供給洛陽，或者逆行黃河，直抵長安。

優越的水陸條件，使洛口倉在此后的11年間，“筑倉城，周回二十馀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積天下之粟”，當時洛口倉的容量達到2400萬石，折合近30億斤，是隋朝建立的最大糧倉。

上圖_ 隋唐大運河（黎陽倉、回洛倉、洛口倉、廣通倉）

盡管洛口倉規模巨大，但是唐朝統治者對此并不滿意。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朝城外建倉而城內無糧的教訓，決心擴建洛陽城北的含嘉倉，這個始建于605年的糧倉，擴建后，東西寬600米，南北長710米，總面積達到了43萬平方米，共有倉窖287座，歷經隋、唐、北宋三朝，使用期限超過五百年。

含嘉倉的儲糧技術，科學合理，令人震驚。它的糧窖選擇在地勢較高的地點，這么做有利于防潮。在挖窖過程中，窖壁用火烘干，然后采取草木灰、木板、席、糠、席等五層防潮、保溫、保鮮措施。“席子夾糠”儲糧法的好處在于糧食糧食不易發熱、發芽、腐爛。人們還在糧窖的封土上種樹苗，如果樹苗枯黃，表明窖糧發熱、發芽了。不僅如此，含嘉倉的管理制度也極為嚴格，《舊唐書》記載：“凡鑿窖置屋，皆銘磚為庾斛之數，與其年月日，受領粟官吏姓名。”在考古發掘過程中，也確實發現了“銘磚”，與史籍的記載完全相符。

上圖_ 隋唐含嘉倉遺址

《新唐書·食貨志》對含嘉倉存糧有著明確的記錄：“干燥之地，粟可存九年，米五年，潮溫之地，粟存五年，米存三年。”考古人員在160號窖發現的糧食，經過1300多年，仍然保留著52%的有機質。考古人員從木板縫隙中取出的谷粒，居然在第二天發芽了，足以證明含嘉倉的糧食保鮮技術相當過硬。

含嘉倉的擴建和運營，使洛陽“帑藏積累，積年充實，淮海漕運，日夕流衍”，而長安“府庫及倉，庶事實缺，皆籍洛京傳輸”，洛陽實際上成為唐朝最重要的糧食集散中心。天寶八年（公元749年），唐朝全國主要糧倉的總儲量有1265萬多石，其中含嘉倉就有583萬多石，占總儲量的近一半，因此，含嘉倉贏得了“天下第一糧倉”的美稱。

上圖_ 含嘉倉刻銘磚

民辦糧倉的興起

與“國有”的含嘉倉不同，民辦的“義倉”也別具特色。義倉是本著藏糧于民的理念興建的，倉糧來自于鄉民的自愿捐獻，日常管理由威望高、聲譽好的鄉民輪流管理。遇到災荒，義倉就近賑濟，方便快捷。

建于清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的豐圖義倉，座落于陜西渭南大荔縣朝邑鎮仰圣堡村內，共有58座倉廒，能蓄糧5220噸。由于采用地上儲糧方式，豐圖義倉對排水和防火的要求格外嚴苛。糧倉劃分12個排水區，經水管溝通后，水集中至中間低、四周高的廣場，再排出倉外。

在防火方面，糧倉靠近黃河，內有水池，保證了充足的水源。倉體由能耐900℃高溫的黏土磚砌成，倉室內部采取小室多倉的分隔蓄糧方式，倉房之間有厚實的墻體相隔，一旦失火，便于控制火情，防止火勢擴大。地面的導水墻也起到了防火墻的作用，避免“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局面發生。

上圖_ 漢宣帝劉詢（前91年—前48年1月10日?），原名劉病已，字次卿

糧倉的角色轉換

糧倉的基本功能是保證日常糧食供應，以及在豐年收蓄糧食以備災荒，事實證明，糧倉還能發揮更大的作用。東漢元康年間，宣帝劉病已開創了“孝宣中興”。糧食供大于求，谷價跌至每石五錢。大司農耿壽昌上疏，提議：“令邊郡皆筑倉，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合貴時減其賈而糶，名日常平倉。”簡單來說，常平倉就是由政府主導，糧價下降時，平價收糧，不致谷賤傷農，糧價飛漲時，投糧食于市，不致谷貴傷民，起到調控市場、平抑糧價的作用。

上圖_ 王安石（1021年－1086年）

在北宋，王安石改良了常平倉，推出了“青苗法”。具體做法是每年二月和五月青黃不接之時，由官府向農民提供貸款或貸糧，等收獲時，農民可以用谷物還貸。如果谷價上漲，農民可以用現金歸還，避免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從而達到穩定農業生產、減少糧價波動、維護消費者利益的目的。

常平倉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往往遭到貪官污吏的侵蝕，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20世紀30年代，美國農業部長亨利·阿加德·華萊士受到中國常平倉制度的啟發，先后制定了《1936年土壤保護和國內配額法》和《1938年農業調整法》等法規，將其作為羅斯福新政的一部分，解決了農業生產過剩引發的經濟危機，以及戰爭物資短缺的問題。華萊士坦言：借鑒常平倉的經驗是“我任農業部長最值得驕傲的行動。”時隔兩千年，常平倉依舊保持著強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