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同治、光緒年間,新興的京劇誕生了第一批行當齊全的杰出表演藝術家。其時,畫家沈蓉圃以寫真的手法將其中的十三位京昆名宿畫入一幅一丈有余的畫卷之中,這就是聞名于世的《同光十三絕》,劉趕三便是其一。
劉趕三一生的成名劇目幾乎都與咸豐、同治、光緒三朝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密切相關,同時,這同他的愛國情懷、文化修養和在京劇舞臺上的卓絕才能更是密不可分。他一生中不畏強御、憎恨權貴、痛斥腐敗、冠絕一時的動人事跡廣為時人傳頌。
一、舞臺上揭露科場舞弊案
劉趕三本名趕升,寶山,號芝軒,字韻卿,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出生于天津的一個“世業藥商”之家。劉家到了他父親劉乾生這一輩,家道漸興,在天津鹽院充當官役。為了“以儒生昌大門戶”,令趕三自幼讀書。趕三承其父教,“折節讀書,未冠,已負聲華”,可惜,學無所用,郁郁不得志,常言“文尤表于時,何苦埋頭書案!”與此同時,他由于常到戲園子看戲,逐漸對京劇產生了濃厚興趣。
劉趕三來到北京之后,已從票友下海,先入永勝奎班,后又隸三慶班,在受到程長庚指點的同時,拜了“同光十三絕”之一的郝蘭田為師,學老生。盡管劉趕三在師從郝蘭田時勤奮學習,在演出實踐中又不斷努力,但是京劇老生名家甚多卻是一個必須面對的現實。劉趕三意識到在諸多名家面前難以爭勝,遂將生行、丑行同時演出的狀況,歸為專工丑行。此后的事實證明,劉趕三的這種選擇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由于劇情的需要,丑角和花旦同臺演出的機會甚多,因此,劉趕三“同當時有名的花旦都合演過,與紅極一時的著名花旦方松林合演時最多。”咸豐八年(1858年),劉趕三在阜城園演出時揭露的由平齡科場舞弊之事而引發的“咸豐戊午科場大案”正是與名旦方松林有關。
方松林,又名方松齡,和春班著名花旦演員,“每一登場,神采流映,座客目為之眩,心為之動,歌喉一轉,座客無復喧呶者。”年過五旬,時人許以重金酬謝,遂再次登臺演出,“松齡本是老名角,身價遠在陳鳳林之上,京城里捧他的人,不知多少。此番聽說他二次上臺,當時轟動了九城。”當方松齡在慶和園貼演《翠屏山》,臺下有一名叫平齡的觀眾看得如醉如癡,此后,不斷懇請方松齡為他說戲,但時歷半載,技藝也不見十分長進。一些朋友戲稱其為“賽松齡”,平齡也就居之不疑,一心想在戲館子露演一回。
正當平齡為能以演員的身份早日登場而走火入魔之時,其父卻在東奔西走,托人使錢,想為平齡謀得一個舉人的名位。
同年八月初九日,正是鄉試之期,而平齡實現自己的夙愿,在阜城園首次登臺露演的時間恰恰也挑在這一天。平齡看來人送來的戲單,“原來是阜城園的事,訂了八月初九日,平齡派了一出《探親》,是倒第二。”這時的平齡早已將父親不要出門,以免露出破綻的叮囑扔到了腦后,初九日一早便滿心歡喜地直奔戲園。
《探親》是劉趕三的拿手劇目,平齡則扮演劇中的一個配角。那日,“《探親》已演到備驢的那一節,趕三兒竟把自家平時騎的一匹驢牽上臺來。說也奇怪,那驢在臺上十分馴熟,觀戲人無不喝彩:只聽得趕三兒道:'這孽畜雖不是唱戲的兒子,上臺可真不含糊!’眾人知道他是在取笑平齡,又是一片彩聲……”少時,平齡出場,果然不見十分精彩。
平齡因初次登臺,便被抓哏取笑,同趕三發生了爭吵,結下了“戲仇”。
是年九月,鄉試發榜,平齡中試第七名。十月初五日,正是鄭親王端華的生日,“演戲招賓。那日朝中親貴以及大小官員,誰不去捧場上壽!平齡父子也在其內,將從禮堂退出時節,趕三兒正在臺上演戲,扮的是僧道一流;一眼瞧見平齡.忙提著極高的嗓子道:'分身法兒,只有新舉人平齡會使。我知道他八月初九那一天又是唱戲,又是下場去考,真是個活神仙。’平齡羞得面紅過耳;再看那出戲是新排的《鈞天樂》,是用尤西堂昆曲舊本改的亂彈,恰是譏罵科場的戲。平齡坐不住,只得溜了。”然而,平齡科考舞弊的丑聞迅速傳開了。
很快,御史孟傳金疏劾“中試舉人平齡,殊墨不符,物議沸騰,清特行復試。”咸豐帝令載垣、端華、全慶、陳孚恩“認真查辦,不準稍涉回護。并將折內所指各情,可傳集同考官一并訊辦。”
咸豐帝旨意下達后,朝野內外拭目以待。
載垣等審訊平齡時,平齡只招供在票房唱戲,余皆支吾其詞。為了從嚴審訊,以“舉人平齡,供認登場演戲,有玷斯文,應先將舉人斥革。”復勘試卷時,發現平齡墨卷內草稿不全,詩中有7個錯字。同考官鄒石麟認為,卷中的錯字系眷錄的筆誤,便代為改正。這次復勘,發現應訊辦查議的試卷,竟有五十本之多。對此,咸豐帝非常震怒,認為主考、同考各官“荒謬已極”,除同考官有無情賄逐案查訊外,將正主考柏葰“先行革職,聽候傳訊”;副考官朱風標、程庭桂“暫行解任,聽候查辦”。明確要求“毋得含混了事,…'按例以嚴懲辦。”不久,又發現主考官柏葰聽受囑托,副考官程庭桂收受條子的事件,于是,由劉趕三引發的咸豐戊午科場大案發生了。
這次科場案,先后受到懲處的共91人,其中斬決者5人,遣戍者3人,先是遣戍后準捐輸贖罪者7人,革職者7人,降級調用者16人,罰俸一年者38人,被罰停會試或革去舉人者13人,死于獄中者2人。”平齡即死于獄中。大學士柏葰成為中國科舉史上被斬決的職位最高的官員。
咸豐戊午科場案不僅是清代的科場大案,也是我國科舉史上的大案、要案。關于此案是由何而起,即最早引發此案的人是誰,具體情況何如,對此,晚清的官私史著語焉不詳,本文根據《梨園外史》等著作記述的人和事,認為此案始自劉趕三臺上“抓哏”。當然,劉趕三雖則對官場腐敗深惡痛絕,但是,他不曾料到他這次在舞臺上的“抓現哏”竟會引起這樣一場軒然犬波!單憑這一點,劉趕三的行為就“愧殺當時士大夫多矣!”“他的紅,也就紅在這張嘴上!”
在潘鏡芙、陳墨香合著的《梨園外史》中,以一個回目專寫劉趕三與咸豐戊午科場案,這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關于是書的紀實性,師予有專文述評,他寫道:《梨園外史》的“紀實性很強,書中出現的京劇演員如米喜子、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劉趕三、譚金福(鑫培)……都是京劇史上閃閃發光的名字,不僅實有其人,連他們擅長的劇目、藝術特長,乃至軼事都大體上有個根據;還有那些看戲的主兒即清代咸豐、同治、光緒年間的官員,也大多實有其人。其中還涉及不少清代宮廷軼聞。《梨園外史》不僅提供了許多近代戲曲史方面的史料,曹心泉說因'中間敘清代朝野士夫之事,而以伶人經緯其間,則是書作小說讀可也,作清史讀亦無不可也,’……我們的確可以從這個角度獲得一些正史所忽略了的東西。”
筆者在研究米喜子、梅巧玲、程長庚、關公信仰、《施公戲》等有關人、事、民俗、戲劇時,結合研讀《梨園外史》的相關內容,同意師予在上文的分析和評論,《梨園外史》的很多記述是可信的。“作清史讀亦無不可也,”通過劉趕三揭露平齡,從而引發了這一起晚清科場大案,“我們的確可以從這個角度獲得一些正史”所不詳的內容,有些還是很重要的,在咸豐戊午科場案的源起尚無其它記述之前,我們應當重視《梨園外史》的相關內容。
二、警世譏俗,寓諷刺于詼諧
在晚清的京劇舞臺上,狀元戲等有關科舉的劇目和內容都非常豐富,特別是京師鄉試、會試發榜以后,戲園內必有講題之舉,即所謂“戲同例行講題”,“穿穴題義,詼諧百出,咸為解頤。”
適逢此時,劉趕三則以其敏銳的思維、獨特的詮釋而冠絕一時。
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會試之題是《君子坦蕩蕩》。“場后,戲園例行'講題’之舉,諸伶公推劉趕三。是時,十三旦(即秦腔名旦、名武生侯俊山)艷名甫噪,堂會非伊不歡。”劉趕三在演《連升店》的店主人時,對由小生飾演之舉人王明芳說:“諒爾也不知闈中命題之意,此指十三旦侯俊山也。坦字右旁為旦,左旁為土,乃十一旦,蕩蕩各為一旦,加此二旦,則十三旦矣。”
又說:“乃謂京官老爺以昵十三旦之故,至于罄其資,而典質及衣物耳,蓋'蕩’、'當’同音也。”“一時聞者,莫不拊掌。”對此解題,還有一說,即同治帝“殊嬖”十三旦,為此,“御擬試題《君子坦蕩蕩》,即隱十三旦。”劉趕三在演出時又說道:“汝(指十三旦)之名已達于九重,不僅老爺們愛汝也,即萬歲爺也時時念汝。且恐人不盡知也,故以汝名為題,而試公車,斯誠殊榮矣!吾焉能不賀?……以蕩蕩之小旦,而加十一旦,非十三旦而何?萬歲爺如不念汝,何為首題即藏汝名于中?余言豈欺謔哉?”于是,臺下掌聲四起,贊不絕口,并成為一時的熱門話題。由此可知,劉趕三既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又能夠做到雄辯多才。
顯然,晚清時期,演員們尤其是丑行的演員以科舉為內容,現場抓哏,寓諷刺于詼諧之中,久有此風。連同上義提到的劉趕三揭發平齡鄉試丑聞也同屬此風。這正是我國戲劇文化中警世譏俗優良傳統的具體體現和發揚。人們評論此中的的劉趕三“與蘇丑楊三,俱以丑冠絕一時者也。趕三身小,面又清癯,詼諧雜陳,道白往往推陳出新,一語中的,奇趣恣足。”但是,上述事例還不足以充分反映他“口齒犀利,如一寸之匕,所摘必中要害!”真正說明他在演出中的這一大特點,同時證明他痛恨帝×專×腐×事例的莫過于他在臺上尖銳抨擊同治帝之死。
長期以來,關于同治帝的死因大致有以下三種說法,即:天花、梅毒、疥瘡。持此三種說法中不同認識者,各有所據,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就是在當代學術界,至少還有兩種觀點的持有者在各言其是。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徐藝圃先生根據他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現的一份《萬歲爺進藥用藥底簿》,專門請教了中醫研究院和北的專家后,得出清同治皇帝系患天花(痘疹)病故的結論。另一派以臺灣學者莊練為代表,則認為同治帝死于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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