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敢：《金瓶梅》研究的懸案與論爭（三）

殘荷聽雨 202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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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關于《金瓶梅》版本的懸案與論爭

關于《金瓶梅》版本的研究，日本的長澤規矩也、小野忍、鳥居久靖，美國的韓南，臺灣的魏子云，中國大陸的孫楷第、周越然、劉輝、王汝梅、胡文彬、周鈞韜、魯歌、許建平、潘承玉等在這一研究領域用力甚勤，其中劉輝承前啟后，成就最著，可與鳥居久靖、韓南鼎足而立。

《金瓶梅》版本主要有四類：

(1)抄本

今已失傳。但最早透露《金瓶梅》抄本傳世信息的，是袁宏道《錦帆集·致董思白書》。

袁宏道的信寫于萬歷24年10月(一說萬歷23年深秋)。而據考證，萬歷17年，王肯堂“以重資購抄本二帙”(《山林經濟籍》)；

萬歷20年(一說在萬歷20－21年間，一說在萬歷25年以后)，屠本畯在王肯堂家和王稚登家讀到《金瓶梅》各2帙(同上)；

萬歷22年秋至23年10月(一說萬歷24年)董其昌與袁中道談及《金瓶梅》（《游居杮錄》)；

萬歷26－27年間袁宏道只“見此書之半”(同上)；

萬歷34年袁宏道向謝肇淛索書(《與謝在杭書》；

萬歷35年屠本畯為《金瓶梅》寫跋(《萬歷野獲編》)：

萬歷37年“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萬歷野獲編》)。

如果說萬歷45年丁巳是《金瓶梅詞話》初版的時間，那末《金瓶梅》抄本流傳的過程，至少可以說，自萬歷17年至萬歷45年，有28年之久。

袁宏道畫像

最初藏有《金瓶梅》抄本的有王世貞(《山林經濟籍》)、劉承禧(《萬歷野獲編》)、徐階(同上)、董其昌(《錦帆集·尺牘》)、袁宏道(《與謝在杭書》)、袁中道(《萬歷野獲編》)、沈德符(同上)、文在茲(《天爵堂筆余》)、王肯堂(《山林經濟籍》)、王稚登(同上)、丘志充(《金瓶梅跋》)、謝肇淛(同上)等12家。

這12家中擁有全本的是王世貞(《山林經濟籍》、《金瓶梅跋》)、徐階(《萬歷野獲編》)、劉承禧(同上)、袁中道(同上)、沈德符(同上)；

握有部分的是文在茲(《天爵堂筆余》)、謝肇淛(《金瓶梅跋》)、丘志充(同上)、王肯堂(《山林經濟籍》)、董其昌(《錦帆集·致董思白書》)、袁宏道(同上)、王稚登(《山林經濟籍》。

其中王肯堂、王稚登為2帙（屠本畯《山林經濟籍》)，董其昌、袁宏道為“十三”（謝肇淛《金瓶梅跋》），邱志充為“十五”（同上)，而謝肇淛當為“十八”（同上）。

沈德潛畫像

至少有8個問題值得今后繼續探討：

王世貞家的全本來自何處?

徐階家的全本來自何處？

袁中道的全本來自何處?董其昌的“十三”來自何處?

王稚登的二帙來自何處?

王肯堂的二帙來自何處?

邱志充的半部來自何處?

文在茲的殘本來自何處?

一般說，《金瓶梅》抄本當有一個同一的出處。

目前可以考知的，抄本曾先后在北京、江蘇(松江、蘇州、金壇)、湖北(麻城)等地收藏。

但這個同一的出處在哪里，目前不得而知。

從這一同一出處傳出后，又分作幾條流傳路線，目前不得而知。

抄本在這幾條路線上傳來傳去，面目各自發生了多大的變化，目前不得而知。

后來的刻本《金瓶梅詞話》采用的是哪條路線上的抄本，目前不得而知。

王世貞畫像

小說在抄本階段書名為《金瓶梅》(《錦帆集》、《山林經濟籍》、《游居杮錄》、

謝肇淛《金瓶梅跋》、東吳弄珠客《金瓶梅跋》、《萬歷野獲編》、《味水軒日記》、《天爵堂筆余》)，或曰《金瓶梅傳》（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廿公《金瓶梅》跋）。

據薛岡《天爵堂筆余》，書前有東吳弄珠客序。據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原本實少53回至57回，遍覓不得”。

《山林經濟籍》：“按《金瓶梅》流傳海內甚少，書帙與《水滸傳》相埒。”

在屠本畯寫作《山林經濟籍》的年代，《水滸傳》不論繁本、簡本中的100回、102回、115回、120回、124回，后來的分卷一般在10－20卷之間，似以20卷本為多。

《水滸中傳》

《金瓶梅》書帙既與《水滸傳》“相埒”，亦當有10－20卷的份量與分法。

謝肇淛《金瓶梅跋》：“書凡數百萬言，為卷二十”，記載的正是這一事實。《新刻金瓶梅詞話》分為100回，而抄本“實少53回至57回”，當亦是這種份量與分法。

因此，其擁有抄本全部者，當有1－52、58－100回，實缺第11卷53、54回、第12卷55－57回。

據袁宏道《致董思白書》，袁宏道只有抄本的前段。

這一部分按謝肇淛《金瓶梅跋》的說法“得其十三”，則袁宏道手中的應是第1－6卷(全書以20卷計)，如果以《金瓶梅詞話》為據，小說故事剛演到“西門慶生子加官”。

所以萬歷34年袁宏道尚說“第睹數卷”(《萬歷野獲編》)。

至于袁中道從中郎真州“見此書之半”(《游居杮錄》)云，只是約略言之而已。

謝肇淛《金瓶梅跋》“于丘諸城得其十五”。

此“丘諸城”手中的抄本，當在第7—20卷之間（自然無第53－57回）。

而謝肇淛“稍為厘正，而闕所未備”的抄本，則已有十分之八的份量（除去第53－57回，當時傳世的抄本，謝氏實已擁有近十分之八點五）。

這里有一個很重要的線索，也可以作出這樣的推斷：

謝肇淛分析他手中的抄本份量用的是十分法，這說明他的抄本（也可說是董其昌、袁宏道、丘諸城的抄本）是10卷本而非20卷本，就是說不是他一般性描述《金瓶梅》抄本時所說的“為卷二十”的那種本子。

如果這種推斷能夠成立，則后來的10卷《新刻金瓶梅詞話》，用的是與謝肇淛手中抄本同一個路線上的本子，極有可能就是謝氏藏本，在付梓時他還寫了一篇《金瓶梅跋》，不知為何沒有印在書上。

謝肇淛著

（2）詞話本

又被稱作萬歷本、說唱本、10卷本等。

關于《金瓶梅》刻本研究，有幾個迄今眾說紛紜的問題：

一是初刻本問題。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誤讀《萬歷野獲編》有關記錄，提出萬歷38年庚戌（1610）說。

孫楷第最早覺察其中有誤，但未作辯正。

1932年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一改1927年《文學大綱》附議庚戌說的觀點，猜測“最早的一本，可能便是北方所刻的《金瓶梅詞話》”，1933年他在《談金瓶梅詞話》中卻又說此詞話本非初刻本。

庚戌說影響了半個世紀，1955.4鳥居久靖《金瓶梅版本考》亦用此說，直至1978年版北京大學中文系著《中國小說史》仍持此說，1979年朱星還據此提出“潔本”、“穢本”概念，認為庚戌本“本無淫穢語，本非淫書……到吳中再刻本大加偽撰，改名為'詞話’成為淫書。”

韓南《金瓶梅版本及素材來源研究》沒有明說庚戌本，但認為初刻本當在萬歷三十八、九年。

1934年吳晗《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雖然沒有沿用庚戌說，但他說：“萬歷丁巳本并不是《金瓶梅》第一次的刻本，在這刻本以前，已經有過幾個蘇州或杭州的刻本行世”。

而吳曉鈴“始終認為現存的《新刻金瓶梅詞話》是這部長篇小說的最早刊本，亦即第一個刊本，在明神宗萬歷45年丁巳（1617）'吳中懸之國門’的那個本子”（《〈金瓶梅詞話〉最初刊本問題》）。

長澤規矩也《金瓶梅的版本》、馬泰來《有關金瓶梅早期傳播的一條資料》、黃霖《金瓶梅大辭典》等與吳曉鈴所見略同。

魏子云《金瓶梅探原》據《吳縣志》考定馬仲良主榷吳縣滸墅鈔關時間在萬歷41年，具體否定了庚戌本的存在。

其后，周鈞韜《關于金瓶梅初刻本的考證》據《滸墅關志》附議魏說。

周鈞韜與李時人《〈談金瓶梅的初刻本〉補證》還具體推斷初刻時間在萬歷45年冬至萬歷47年之間。

小野忍《金瓶梅解說》“認為《金瓶梅》初版問世在萬歷45年以后，或者更大膽一些推測，將《金瓶梅詞話》作為《金瓶梅》的初版也未嘗不可”。

劉輝《金瓶梅版本考》，認為“沈德符和薛岡……目睹的《金瓶梅》最早刻本，所指皆為(已經失傳的)萬歷45年東吳弄珠客序刊本”，即“《金瓶梅》最早刻于萬歷45年”。

雷威安《金瓶梅初刻本年代商榷》亦認為初刻以萬歷45年較為可信。

劉孔伏、潘良熾《金瓶梅研究三題》亦認為“萬歷45年刻本即初刻本”。

魯歌《關于金瓶梅的抄本、刻本、作者問題》據“《萬歷野獲編》全書完成于萬歷47年新秋”，判斷“初刻本必發行于萬歷47年新秋以前”，“初刻本名為《金瓶梅》，而不是《金瓶梅詞話》”。

許建平《金學考論》亦認為“《金瓶梅》可能是原刻的書名”，其初刻時間則“在萬歷42－43年期間”。

另外，關于初刻的時間，張遠芬《金瓶梅新證》主張萬歷41年，鄧瑞瓊《再論〈金瓶梅詞話〉的成書》主張萬歷42年。

關于初刻本的付刻人，張遠芬《新發現的金瓶梅研究資料初探》，劉孔伏、潘良熾《金瓶梅研究三題》認為是劉承禧；陳毓羆《金瓶梅抄本的流傳、付刻與作者問題新探》則認為是馮夢龍。

孫楷第像

二是一刻、二刻、三刻問題。

吳曉鈴、馬泰來、魏子云、雷威安等主一刻說，即今存新刻《金瓶梅詞話》就此一版，但對刊刻時間，吳曉鈴、馬泰來、雷威安認為是萬歷45年，魏子云認為在天啟年間。

魯迅、沈雁冰、鄭振鐸、韓南、劉輝、周鈞韜、魯歌、鄧瑞瓊、鄭慶山等主二刻說，但說法又有不同。

鄭振鐸、周鈞韜認為是有東吳弄珠客序的沈德符所謂“吳中”本與今存《新刻金瓶梅詞話》本二刻；

韓南認為是萬歷三十八、九年刻本與今存詞話本二刻，而“現存的最早版本是1616年之后的一段時間問世的”；

魯迅、沈雁冰《中國文學內的性欲描寫》認為是庚戌本與丁巳本二刻；

劉輝認為“現存《新刻金瓶梅詞話》就是萬歷45年原刊本的翻刻本”，“是詞話本的第二個刻本”，“這一刻本大約刊于天啟元年”；

魯歌認為是刊于萬歷47年以前的《金瓶梅》與今存詞話本二刻，并據小說第14－61回的“花子由”到“第62、63、77、78、80回中，一連13次將這一名字改刻為'花子油”，判斷“今存《金瓶梅詞話》……全書刻完當在1621年，即天啟元年”；

鄧瑞瓊認為是萬歷42年的初刻本與今存《新刻金瓶梅詞話》二刻。

朱星最早提出三刻說，認為庚戌本與丁巳本中間必然還有一次續刻本，正是這次續刻，“貪財圖利的書賈延請文理不通的文人大加偽造，改寫題目，又加了回前的詩曰詞曰，又加了淫穢的大描大繪。”

陳昌恒《張竹坡評點金瓶梅輯錄》亦主三刻說。

許建平力主三刻說，其《金學考論》單辟一章專論版本，把崇禎本以前的刻本依次稱為甲刻本、乙刻本、丙刻本。

所謂甲刻本即初刻本，名為《金瓶梅》；

所謂乙刻本“名叫《金瓶梅傳》”，“刊刻的時間為萬歷47年前后，薛岡見到的包巖叟寄給他的'刻本全書’就是這個乙刻本”；

所謂丙刻本即存世的《新刻金瓶梅詞話》，它“除了名字改換外，其他不過是對《金瓶梅傳》的照印”，“這一刻本翻印的時間必在……萬歷48年之后”。

另外，吳晗主多刻說，如前述不贅；

魏子云又有三次成書說，認為抄本《金瓶梅》“是一部有關政治諷喻的小說”，不修改不能出版，沈德符等人于萬歷34－43年修改成功，《新刻金瓶梅詞話》“是第二次改寫本”，“所謂崇楨本又改自《金瓶梅詞話》”等。

鄭振鐸像

三是序跋問題。

今存《新刻金瓶梅詞話》前有三篇序跋：欣欣子序、廿公跋、東吳弄珠客序(慈眼堂本無廿公跋，后來的崇禎本、第一奇書本無欣欣子序)。

許建平認為甲刻本《金瓶梅》無任何序跋，乙刻本《金瓶梅傳》始有此三篇序跋。周鈞韜、魯歌認為初刻本有東吳弄珠客序，而無法斷定是否有其他序跋。

劉輝則明確認為初刻本有東吳弄珠客序而無其他序跋，“現存《新刻金瓶梅詞話》……翻刻時加上了欣欣子序和廿公跋”。

黃霖《金瓶梅原本無穢語說質疑》認為三篇序跋均為《金瓶梅詞話》而作。

鄧瑞瓊《再論〈金瓶梅詞話〉的成書》卻認為初刻本就有欣欣子序、廿公跋，《新刻金瓶梅詞話》是其翻刻本，翻刻時加上了東吳弄珠客序。

王利器《〈金瓶梅詞話〉成書新證》認為是袁無涯初刻的《金瓶梅詞話》，他在初刻時加上欣欣子序、廿公跋，所謂欣欣子、蘭陵笑笑生等，均是袁無涯的化名，而廿公則是僧無念。

徐恭時《白衣秀才在平湖》則認為東吳弄珠客乃董其昌。

而劉孔伏、潘良熾《金瓶梅研究三題》認為東吳弄珠客是劉承禧。

董其昌畫像

四是53－57回問題。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然原本實少53回至57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

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后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贗作矣。”

韓南《金瓶梅版本與素材來源研究》認為沈氏提出了兩個問題：

一“是看敘事之中是否有任何令人矚目的不協調之處”，二是“比較一下一二個常用詞在這些章回中的用法是否與這部小說其余章回中的用法相吻合”，而這二個問題便是判斷53－57回是否如沈氏所說的標準。

韓南下了相當大功夫也用了相當大篇幅檢討了這二個問題，結果關于第一個問題“證明第53－57回是補寫的”：關于第二個問題，“在A版(按即詞話本)的第55－57回中，或者在B版(按即崇禎本)的第53－57回中，迄今尚未發現任何可以考證的蘇州方言，或者至少沒有任何將使這些章回與作品的其余部分顯得截然不同的方言”。

韓南認為最早的A版只重寫了53、54回，最早的B版全書經刪節、訂正，其第一回經竄改。

他因此假設一個53－57回系補寫的版本，“這個'假設的版本’似乎有可能就是沈德符所說的那個版本，要不就是從它直接派生而來的版本”。

劉輝《從詞話本到說散本》“拿這五回與全書相較，或依樣照描，或矛盾抵牾，俯拾皆是”，結論是“確系補以入刻”。

王汝梅《金瓶梅探索》卻認為“詞話本53－54回與前后文脈絡基本貫通，語言風格也較一致。

而崇禎本53－54回在語言風格上與前后文不相一致，描寫粗疏……如果沈德符所云'陋儒補以入刻’的話寫在崇禎初年，這補入的文字，可能指20卷本之53－54回，而不是指10卷本《金瓶梅詞話》。”

魏子云《沈德符論金瓶梅隱喻與暗示探微》異曲同工，得出與王汝梅同樣的結論。

馬征《金瓶梅中的懸案》認為“沈德符所見到的初刻本《金瓶梅》今已失傳，其第53－57回有可能是'贗作’；沈德符未見到的《新刻金瓶梅詞話》中的這5回，不能說是'贗作”。

鄧瑞瓊《再論〈金瓶梅詞話〉的成書》“發現這五回并非一人所為，亦非一時之為”，其“53、54兩回可以連貫，而與其前后不貫串”、“55、56、57三回各不連貫，且各與書中有關情節有出入”便是證明，她認為“《金瓶梅詞話》是一部抄本匯集本，書的各'部分’間，只有來源之別，而無'贗’正之分”，她否認“原本實少53回至57回”，也否認有所謂“陋儒”臨時將“贗作”“補以入刻”。

許建平《金學考論》第五章為《第53－57回探原》，他詳盡考察了這五回與原書的差異以及這五回之間的差異，結論是“小說第53－57回的確如沈德符所言，是由他人補入的”，但“絕非出自一人之手。大體說來第54回前半回'應伯爵郊園會諸友’為一人所寫，第54回后半回'任醫官豪家看病癥’則為原作者手筆，第53、第55、第56、第57共四回為一人所寫”。

潘承玉《金瓶梅新證》開首一章就是《〈金瓶梅〉53－57回真偽論》，其通過全面考察表明“五回脫離了詞話本使用方言詞的慣性系統”，“五回的藝術描寫水平遠遜于詞話本的整體水平”，“五回的情節與生活邏輯和詞話本的情節邏輯相抵觸”，“五回的人物刻畫背離了詞話本的性格邏輯”，結論是“詞話本53－57回確為陋儒補作；

陋儒有兩個，一個補作了53、54回，另一個補作了55－57回”，“第二個陋儒為了彌合補作與原作的縫隙，又在59、60、61諸回中插入了不少文字。”

鄭慶山《金瓶梅新考》“主要結論是：一、《金瓶梅》第53－57回為后人補作，53、54兩回為一人，55－57回為另一人；二、南方陋儒據書前原著總目補撰，但與前后各回原著乖違不協，疏漏脫節”。

王利器《〈金瓶梅詞話〉成書新論》認為補寫這5回的是袁無涯。

《韓南中國小說論集》

五是存世《新刻金瓶梅詞話》版本分析問題。

詞話本目前計有四個本子傳世：原北平圖書館藏本、日本日光山輪王寺慈眼堂藏本、日本德山毛利氏棲息堂藏本、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藏本。

北圖本有墨改痕跡，系保管者或閱讀人隨手的校訂，并缺失第52回的第7、8兩頁；

慈眼堂本除無廿公跋外余均完整無缺，然文旁圈點與北圖本有異；

棲息堂本略有缺葉，其第5回末頁異版，有十行文字明顯不同，總少5行97字，又卷首的廿公跋與“四貪詞”次序顛倒；

京大本殘存23回。關于京大本，鳥居久靖《金瓶梅版本考》：“從行格、字樣來看，被推定為北京圖書館藏本的后印本(崇禎間?)”，韓南《金瓶梅版本考》：“此散落不全之版本，顯系甲版本之一(北圖本)之翻版”，黃霖《金瓶梅漫話》同此。

豐田穰《某山法庫觀書錄》則說；“(慈眼堂本)京都市京大支那研究室存有殘本”。

一說是北圖本的復刻本，一說是慈眼堂本的同版本，看來說得都不如魏子云《金瓶梅的傳抄、付梓與流行》準確：“藏于京都大學的殘本，也證明了它是(北圖藏)詞話本的同版”。

吳敢《〈金瓶梅〉版本拾遺》以京大本與北圖本相校，贊同魏說。其余三本雖然行格、字體基本相同，但其版式、內容均有差異，當為不同版本。

對這一點，長澤規矩也、韓南、劉輝、黃霖等認識比較一致，但對孰早孰晚，則見仁見智：長澤規矩也《〈金瓶梅詞話〉影印的經過》說：“慈眼堂所藏本大概是稍稍早印的版本吧”；

韓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說：“版本一(北圖本)顯為最早之刻本”；劉輝《金瓶梅版本考》說；“棲息堂本的文字更接近《水滸傳》……如果承認《金瓶梅》故事來自《水滸傳》……揆之常理，棲息堂本更接近《金瓶梅詞話》的原貌。”

黃霖《金瓶梅漫話》則認為北圖本最早，慈眼堂本雖與北圖本同版而次之，棲息堂本最遲，“詞話本至少印過兩次”。

日本慈眼堂

(3)繡像本

又被稱作崇禎本、說散本、20卷本、評改本、明代小說本等。

目前存世的約有十幾個本子，各互有異同，均可認為不同的版本。

大概通州王孝慈藏本(即古佚小說刊行會影印《金瓶梅詞話》時所選插圖的那個本子，今下落不明)為初刻本，上海圖書館所藏甲本，馬廉舊藏、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鹽谷溫舊藏、今天理大學圖書館藏本，周越然舊藏本，本衙藏板本，吳曉鈴藏抄本等是一個系統上的本子；

上海圖書館所藏乙本、天津圖書館藏本另是一個系統上的本子；

日本內閣文庫藏本，長澤規矩也舊藏、今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首都圖書館藏本又是一個系統上的本子。

這些本子都是王氏藏本的后刻本。

另有一種《繡像八才子詞話》(一名《繡刻古本八才子詞話》)，傅惜華原藏，今下落不明，韓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列入繡像本系統。

對于繡像本的研究，鳥居久靖、韓南、魏子云、王汝梅、劉輝、黃霖等論述頗多，尤以王汝梅用力最勤。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關于繡像本，亦有幾個至今莫衷一是的問題：

一是刊刻年限問題。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稱為“崇禎本”；

鄭振鐸《談〈金瓶梅詞話〉》“可見這部《金瓶梅》也當是杭州版，其刊行年代，則當在崇禎間”；

鳥居久靖《金瓶梅版本考》、韓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王汝梅《金瓶梅探索》、魯歌《簡論金瓶梅的幾種版本》等隨后附議。

王汝梅則具體分析王氏藏本、北大本刊刻在崇禎間，而其他翻刻本均刊行在清初。

長澤規矩也《金瓶梅的版本》據其版式斷定為天啟年間所刊。

陳昌恒《張竹坡評點金瓶梅輯錄》認定在“天啟元年前后”。

劉輝《金瓶梅版本考》認為“絕不可能刊刻于崇禎年間，而應當是清初，最早不能超過順治15年”。

黃霖《〈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評點初探》“認為此書刊行于天崇年間”。

日本研究《金瓶梅》論文集

二是作評寫定者問題。

劉輝《金瓶梅版本考》等認為是李漁，黃霖《金瓶梅考論》等主張為馮夢龍，當然他們用的都是推測的口氣。

顧國瑞《屠本畯與〈金瓶梅〉》則說“如果承認《金瓶梅》在成書以后仍經過一些人的潤飾、加工，那末，王肯堂很可能是其中的一個。”

三是繡像本與詞話本的關系問題。

鳥居久靖《金瓶梅版本考》：“(繡像本)是修改詞話本而成，大體上是確實的”。

劉輝《從詞話本到說散本》更具體分析了這一成書過程：“(說散本)對詞話本的修訂，大致分為兩個方面：刪削與刊落，修改與增飾……應當說，刪削與刊落大于修改與增飾。”

韓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認為兩者之間無直接關系。

魏子云《金瓶梅的幽隱探照》認為兩者均有傳抄本，是平行關系，而詞話本刊刻在前，“推想20卷本在付梓之前，曾參酌10卷本的刻本，又加過一番功夫。也許，20卷本的底本在付刻時，仍有欠缺，不得不以10卷本予以抵補”。

梅節《全校本金瓶梅詞話前言》亦認為兩者各自有其傳抄本，但繡像本刊刻在前，“20卷本面世后風行一時，書林人士見到有利可圖，乃梓行10卷本”。

浦安迪《明代小說四大奇書》則認為兩者刊本均非原本面貌，還有早于兩種基本版本的文本。

王汝梅《金瓶梅探索》說得最為簡要：“崇禎本刊印在后，詞話本刊印在前。崇禎本以《新刻金瓶梅詞話》為底本進行改寫評點，它與詞話本之間是母子關系，而不是兄弟姐妹關系……按合理的推測是，設計刊刻10卷詞話本與統籌改寫20卷本，大約是同步進行的。有可能在刊印詞話本前后，即在進行部分的改寫。在詞話本刊印之后，接著繼續進行改寫與評點，以刊印的詞話本為底本最后完成評改，于崇禎初年刊印《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認為“這兩個版本在其思想背景上，在其人物形象塑造上，在其敘事風格上，都具有微妙然而顯著的差別”，“以至于甚至可以說不是有一部《金瓶梅》，而是有兩部《金瓶梅》。”

浦安迪像

(4)第一奇書本

又稱張評本。小野忍、鳥居久靖、戴不凡、韓南、王汝梅、劉輝、黃霖、吳敢、王輝斌等對此均有研究。

普遍認為第一奇書以繡像本為底本，王汝梅《金瓶梅探索》更明確主張“北大藏本這種繡像本才是張評本的底本”，魯歌《簡說金瓶梅的幾種版本》“認為張竹坡只讀過崇禎本而未見到過詞話本”。

第一奇書本目前存世幾十種，其主要版本流傳過程，朱星《金瓶梅考證》分為“有圖無圖二種”，目前則一般將其區分為有回評與無回評兩個系列：無回評者有康熙乙亥本、在茲堂本、皋鶴草堂本、本衙藏板乙本、六堂本等。

有回評者有本衙藏板翻印必究本、本衙藏板甲本、影松軒本、崇經堂本、11行25字本、四大奇書第四種本、玩花書屋本、目睹堂本、福建如是山房本、金閭書業堂本等。

這兩個系列還有幾個大體共同的現象：有回評者均缺《凡例》、《第一奇書非淫書論》(四大奇書第四種本另缺《冷熱金針》)，無回評者不缺；

有回評者有圖，無回評者無圖；均有也僅有謝頤序(目睹堂本卻僅有東吳弄珠客序)。

崇禎本《金瓶梅》插圖

關于第一奇書本，也有二個頗有爭議的問題：

一是原刻本問題。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謂“原本未見”。

鳥居久靖《金瓶梅版本考》、《金瓶梅版本考再補》均認為是康熙乙亥年的皋鶴堂刊本，“但它的下落不明”。

韓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據陳思相《金瓶梅后跋》推測原刻本“應在1684年康熙23年之前不久版行”。

戴不凡《小說見聞錄》認為是在茲堂本。

劉輝《金瓶梅主要版本所見錄》認為在茲堂本只是“第一奇書之早期刻本”，其“第一奇書之原刻本”應為康熙乙亥本。

王汝梅《金瓶梅探索》卻認為“本衙藏版甲、乙兩種為其他各種第一奇書祖本”，又說“本衙藏板乙本……只是在裝訂時未裝入各回的回前評語”，他同樣認為“本衙藏板翻印必究本”所少的《凡例》、《第一奇書非淫書論》亦系漏裝，“如果是有意不裝入此兩篇，則可能有政治上的原因”。

其理由是“張評本回前評語與總評各篇、眉批、旁批、夾批是同一時期同一寫作過程中的產品，而不可能分兩階段：先寫總評、眉批、旁批、夾批，刊印為'康熙乙亥年’本(即在茲堂本或無牌記本)，過了一個時期，再刊印補寫回評的本衙藏板甲本”，并舉例“說明寫回評在前，寫眉批在后”。

劉輝《金瓶梅版本考》認為“此說純系誤解。……現在看來，附錄部分，文內夾批、旁批，是張竹坡于康熙乙亥年三月最先完成的，隨后拿去付刻。而所有回評，則系以后所補評，故第一奇書最早刊本，皆無回評。”

至于鳥居久靖所說“這些回評成于何人之手不清楚”(《金瓶梅版本考》)，王汝梅和劉輝對此觀點卻非常一致，均主張其著作權非張竹坡莫屬。

黃霖《金瓶梅考論》與劉輝、王汝梅認識均不一樣，他列舉9條理由之后說：“目前一般所見的在茲堂本及無'在茲堂’三字的'康熙乙亥本’并不是張竹坡批評《金瓶梅》的原本。原本未見，很可能是已佚的芥子園所刊的四大奇書第四種本。……目前所見乾隆丁卯本、影松軒本等還是比較接近原本的”，并認為《凡例》、《第一奇書非淫書論》、《冷熱金針》乃書商所為。

吳敢《張竹坡評本金瓶梅瑣考》則認為“皋鶴堂是張竹坡的堂號……皋鶴草堂本是徐州自刊本……而且是原刊本，……至于皋鶴草堂本封面刻有'姑蘇原板’字樣，當系張竹坡的偽托。”

王輝斌《張評本金瓶梅成書年代辨說》認為“現存的康熙乙亥本與在茲堂本，均為張竹坡評本的二刻本，……張評本的首刊本，是沒有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包括康熙乙亥本、在茲堂本在內所附的上述三篇文章(按指《凡例》、《第一奇書非淫書論》、謝頤序)的。……首刻則當在康熙32年張竹坡'客長安’之前”。

二是謝頤是誰的問題阿瑟·戴維·韋利《金瓶梅·引言》認為謝頤不是真名，顧希春將其譯為中文時便干脆譯成“孝義”。

顧國瑞、劉輝《〈尺牘偶存〉、〈友聲〉及其中的戲曲史料》認為是張潮的化名。

黃霖《張竹坡及其金瓶梅評本》亦認為謝頤即張潮。

吳敢《張竹坡評本金瓶梅瑣考》對顧、劉二位觀點作有辯證，結論是“《金瓶梅》是張竹坡批評的，皋鶴堂是張竹坡的堂號，則作序于皋鶴堂的這個'謝頤’，當即竹坡本人。《第一奇書·凡例》：'偶為當世同筆墨者閑中解頤’；序中說：'不特作者解頤而謝’。兩相對應，當出一人之手，可為佐證。”王輝斌《張評本金瓶梅成書年代辨說》則“認為，謝頤與張竹坡是非為一人的”。

版本問題實際是成書過程與傳播過程問題。

如劉輝《從詞話本到說散本》分析“詞話本究竟是一部什么樣的書”，就是從成書與傳播角度立論：“《金瓶梅詞話》未成書以前，已有不同抄本在不同地區流傳，它未經嚴肅認真的加工整理，而是由不同抄本拼湊一起付刻的”。

魯歌《關于金瓶梅抄本、刻本、作者問題》有更大膽的推想：“如果說《金瓶梅》有兩個系統的話，那么我認為第一系統是《金瓶梅》抄本、初刻本、崇禎本、康熙間張竹坡評本；第二系統是《金瓶梅詞話》稿本與刻本”。

張竹坡畫像

作者單位：徐州師范大學

本文由作者授權刊發，原文刊于《<金瓶梅>與臨清》,2008，齊魯書社出版。轉發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