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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黃俊飛 在上海老城廂大南門內有一座被人稱為“咸宜堂”的民居，據說，咸宜堂距今已有700余年的歷史，是一座“元末明初”的建筑。它的具體位置在中華路原705弄（舊稱同仁衖）內10號-12號門牌，該地已于2000年拆遷。近年，這座早已消失的咸宜堂引起了眾多對上海歷史文化有興趣者的關注，但是對它的認識基本是停留在傳說中，而一些正式的出版物也存在著于史實不符的關鍵問題。  咸宜堂位置圖示，《上海行號路圖錄》，福利營業股份有限公司1949年版 1992年出版的《上海老城廂風情錄》中有關于咸宜堂的章節，其中寫道：“原大南門內，即今中華路705弄10－12號就是一座名揚元、明、清三朝的咸宜堂”，“咸宜堂又名保定堂、尊德堂，民間又呼楠木廳、駙馬廳。”并依清乾隆時人褚華的《滬城備考》及光緒時人秦榮光的考證，謂“咸宜堂為元末明初李深（字希達）之父，官至王府長史的李柏玙所建。【1】 1998年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的《上海住宅建設志》較為詳盡的描述了咸宜堂的建置、形制，頗為清晰的講明了自清朝至今的延續概況： 位于南市區城河浜（今中華路）705弄10-12號。該宅第初建于元末明初，由官至淮王王府長史李柏玙為其子李深所建，李深被淮王納為儀賓（即駙馬），宅第落成時，定名保定堂，俗稱駙馬廳，其梁柱系用楠木構筑，又稱楠木廳，宅第以后幾經轉賣，改名尊德堂、咸宜堂。 該宅第占地面積950平方米，建筑面積533平方米，呈橫列長條形。大門開在東南角上，內有坐南朝北的平屋一排4間，建筑面積133平方米，為門房和轎夫、侍從用房；后排坐北朝南的一排（楠木廳）為堂宇建筑，建筑面積400平方米，共5楹（即5開間），正中3間為正房，供會客和舉行禮儀之用；東西兩側各有一次間，為寐間。屋宇高敞宏偉，后堂為7梁7柱，梁柱皆為楠木，極為粗壯，柱礎為宋代式樣的青石墩。整個建筑為磚墻立柱，抬梁式木構架，榫卯組合。房間分隔均裝木塞板，堂前設落地長門、長窗，嵌透明蛤蜊殼，梁枋及斗拱上均鏤刻有山霧云等花飾。正方形大青磚地坪，墻面以大青磚砌成，粉白色石灰，人字形兩披頂，上蓋小青瓦，屋脊兩端翹起，廳前設廊檐作通道，屋檐伸出較長。 該宅第產權清初轉至曹垂璨（順治四年丁亥科進士）名下，房屋因年久失修，破損嚴重。清乾隆年間曾翻修過一次，仍采用原楠木梁架、圓柱，圓柱腳下仍墊青石墩，造型基本上保持原貌，前廊枋下增設了清代式樣的坐凳鵝頂靠。民國初期仍為曹氏后裔居住，50年代曹氏后裔將房屋交南市區房管局管理。60年代初，房管部門發現該房屋出現白蟻蛀蝕，便著手大修，拆去廊桁，移作他用：原分割房間的木塞板改用磚墻，青石柱墩和落地長窗均撤走，屋內搭建了閣樓，建筑裝飾的斗拱、山霧云等已殘缺不全，長屋檐被鋸短，元代書畫家趙孟頫所題“咸宜堂”匾額，也被搬走，室內形狀失去原貌，僅楠木梁架、圓柱仍為原物，從外形仍可領略宅第當年的風貌。該宅第的居民除曹氏后裔外，又陸續遷入14戶。【2】 以上著述雖具有權威性，讓讀者對上海老城廂內保存年代久遠的咸宜堂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然而關于咸宜堂是李柏玙于“元末明初”為其子李深建造的儀賓府及所謂的元趙孟頫題匾額等說法，乃是疏于查考史料之所致。因此也觸發了筆者考證的興趣，企圖依據現有史料作一初步的辨識，以求能引起接近于史實的探討。 一、“儀賓”是明代獨有的稱呼 咸宜堂，初名稱為保定堂，后又改為尊德堂、永怡堂，咸宜堂是最后的稱呼。而所謂的駙馬廳，即是民間因“儀賓”而訛化之稱。 該堂在整個明代修纂的上海地區方志中不見于記載，其文字記錄首見于葉夢珠《閱世編》卷十“尊德堂”條，其曰： 尊德堂，在城南之東偏，乃趙氏之先為儀賓者所建。此時尚未有城門，宇堂前猶在城外也。嘉靖中，以倭警筑城，故撤去前堂以外，而移墻門于內，故門內為中堂。相傳初構時，儀賓擇吉上梁，盛服待時，坐而假寐，夢見一人示以“保定”二字。寤而喜，以為佳兆也，堂成即題額曰“保定堂”。其后子孫式微，托小川顧秘書轉于吾外高祖賓山張宗伯公，立契交價，出其銀皆鐫刻保定字，乃世廟所辭保定府上供折色也，其前定之數蓋如此。宗伯公致小川成交手札，舊為陸文裕公子孫收藏，內兄進也購得之，余嘗寓目焉。宗伯既卒于官，公子橫塘、勛贊復售于潘氏，改其堂曰尊德。越三傳，充庵之孫元典，中翰清宦中落，其堂遂毀。今城下門宇巍然者，乃堂之東偏佐室也。崇禎之季，歸于喬明懷儀部。今為曹藁城綠巖居第，規制雖稱宏麗，然不及尊德堂遠矣。【3】 葉夢珠，上海人，主要生活經歷是在明崇禎年至清康熙年中。其外高祖張宗伯，即張電，出生于弘治十年（1497年），字文山，號賓山。早年從陸深（文裕）學書，后從陸深游京師，以布衣受知明世宗，累官至禮部左侍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卒于任上，贈工部尚書。【4】由于保定堂最早是轉售于其外高祖張電，而且到葉夢珠這一代還能見到百余年前張電在該堂轉售成交后的信件，毫無疑問葉夢珠對該堂是比較熟悉的。所以他能將保定堂從明至清初康熙朝所經歷的流轉變化交代很清楚：尊德堂，初建在上海縣城南偏東的方位，是趙氏先人為當時的儀賓建造的。當時雖無城墻，但宇堂的前面部分建筑猶如在城外。相傳在初建時，儀賓盛裝等待吉時上梁時，打了一個瞌睡，夢見有人示以“保定”二字，儀賓以為這是好兆頭，就將該堂名之為“保定堂”。以后子孫衰落，遂將保定堂托顧氏轉售于張電。張電死后其子再將宅第出售于潘氏，潘氏遂將原來保定堂改名為尊德堂。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為了防御倭寇筑城墻，拆除了地處城外的部分建筑，將整座宅第圍墻往里移至城門之內，這大概是該堂宇第一次有了較大規模的變動。潘氏后代仕途堰塞，家道中落，尊德堂亦逐步毀壞。崇禎年間屬喬氏，清初則又成了曹垂璨的居所。 葉夢珠在這里雖沒有明確尊德堂建筑的年月，但說是“為儀賓者所建”，這就為我們留下了藉以探討的線索。《上海住宅建設志》在“儀賓”后加括號特注“即駙馬”，這完全是受民間俗稱的影響，以致謬誤。 據《明太宗實錄》（卷二三三）載：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七月“更定公主、郡主封號婚禮及駙馬儀賓品軼，皇姑曰大長公主、皇姊妹曰長公主、皇女曰公主。親王女曰郡主，郡主女曰縣主，郡主孫女曰郡君、郡王曾孫女曰縣君、郡主玄孫女曰鄉君。”“公主夫曰駙馬都尉”，“自郡主夫至鄉君夫皆稱宗人府儀賓。”【5】《明史·職官五》（卷七十六）：“凡尚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并曰駙馬都尉。其尚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者，并曰儀賓。”【6】故所謂“儀賓”者，是明朝對宗室親王之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夫婿的特定稱謂。儀賓和駙馬是不能等同的，他們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待遇完全不在一個等級上。據明史，駙馬從一品，位在伯爵之上。儀賓則隨從郡主至鄉君，品軼是從二品至從六品不等。公主及駙馬的俸祿二千石，郡王及儀賓八百石，而縣君、鄉君及儀賓僅只是二百石。 《明太宗實錄》“洪武二十七年七月”書影，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本。 明以前的各朝代并沒有“儀賓”這一稱呼，從現有史料中僅知宋朝有將郡主、縣主之夫俗稱為郡馬、縣馬者，【7】而元朝則沒有這類稱呼。又查閱明代史籍，在洪武二十七年前未發現有稱為“儀賓”的事例。而在“更定”新制后數日，《太宗實錄》卷二三三就出現了儀賓尚郡君的記載：“（洪武二十七年七月）庚戌，以褚福為宗人府儀賓，尚皇從曾孫女興安郡君。”此后，史冊中“儀賓”婚娶屢有記錄。 所以既然葉夢珠說是“為儀賓者所建”，這顯然已能判斷出咸宜堂建造的年代問題了，今人所謂的“元末明初”之“元末”說似乎站不住腳。 二、“儀賓”是李柏玙之子李深 清中葉以后，無論是個人著述還是上海地區官方修纂的方志中都以《閱世編》為本，毫無疑義均將該堂歸入明代建筑。但對于該堂主人是否就是葉夢珠所說的“趙氏”儀賓，諸書或有辨別或存異。 清乾隆、嘉慶時人褚華（1758-1804）《滬城備考》卷六“駙馬廳”條記載： 城南駙馬廳，實明淮府儀賓李深居第也。其堂極寬敞，額曰：'永怡’，孫克宏隸書。國初為曹氏族人所居，今廳已圮，而西南隅太湖數峰亦折去矣。深，父伯玙，字君美。宣德丙午舉人，由知縣遷淮府長史。深，字希達。少有雋才，讀書通音律。淮王愛之，請納為儀賓。太后特召入京賜婚，中外榮之。則深本儀賓，而人號駙馬者，其以特召賜婚之故歟。【8】 從“今廳已圮，而西南隅太湖數峰亦折去矣”之言，可知褚華曾去大南門內“駙馬廳”進行過實地考察。褚華明確把“駙馬廳”歸為儀賓李深居第，我們現在無從知道其說的出處，但相信應該有其掌握的文獻資料。 至于儀賓李深其人，我們從明代史料中是可以探得其來源的。崇禎《松江府志》卷三十八《賢達》“李柏玙”傳有曰：“（伯玙）第八子深，字希達。少有雋才，讀書通音律。淮王愛之，具疏納為儀賓。太后特召入京御選，厚賚賜婚，此異典也。”【9】李柏玙，淮王府左長史。這里記載的是其子李深因年少有才智且有好讀書通音律，深得淮王喜歡而被納為儀賓事。從明人的著述中，我們還可以查考得到李深有詩集留世，是由其子李榕于嘉靖時編集刻印，曰《碧梧軒詩集》。“嘉靖八子之首”王慎中為之作《序》，序明確有“淮府儀賓上海李君士（希？）達”及“托婚于宗室之家”之說，又有“予從其子博士榕得請其詩讀之，所謂碧梧軒集者也”云云【10】。
明王慎中《遵巖集》卷九《碧梧軒詩集序》書影（部分），《四部全書》本。 從現存的有關上海地區史料中，惟有此儀賓李深而無葉夢珠說的趙姓儀賓其人。由此，褚華將“駙馬廳”主人考訂坐實為李深可信度較高。 褚華還注意到了稱呼上的問題，特別作了解釋說李深本來只是儀賓，當時人之所以將其稱為駙馬，是因太后特召賜婚之緣故。 稍后完成的《嘉慶上海縣志》依據《李氏家譜》作考，以“趙氏為儀賓者，其名無考”，言“二說未知孰是”。卷七《第宅園林》“明”下有載“保定堂”（括號內為編撰者原注）： 保定堂，在城南東偏，乃趙氏之先為儀賓者所建。后歸張氏，再歸潘氏改尊德堂。崇禎間喬氏居之，國初為曹垂璨宅。（據《閱世編》。）又一說云永怡堂。李柏玙子深為淮王儀賓居此，俗訛為駙馬廳。（《據滬城備考》。）今存西偏一堂。（二說未知孰是。按：趙氏為儀賓者，其名無考。明李柏玙子深，字希達。少有雋才，讀書通音律。伯玙遷淮王長史時，淮王見深愛之，命尚湖口郡主。太后特召入，賜婚。見《李氏家譜》。）【11】 又《嘉慶松江府志》則以“或云”之說存異，以示謹慎。其卷七十八《名跡志》： 明趙儀賓宅，在城南東偏。儀賓失其名，中有保定堂。后歸張氏，再歸潘氏，又有尊德堂。崇禎間喬氏居之，國朝為曹垂燦宅，又有永儀堂。或云李柏玙子深為淮王儀賓居此，俗偽為駙馬廳。【12】 到了同治年間重修《上海縣志》時，修纂者就以上史料作了梳理和考訂，卷二十八《第宅園林》“保定堂”條： 保定堂，在城南東偏。乃趙氏之先為儀賓者所建，后歸張氏，再歸潘氏，改尊德堂。崇禎間，喬氏居之。國初，為曹垂璨宅聚族而居。今所存堂宇額曰：'咸宜’，為趙文敏手蹟。西偏一堂，為曹太史驊所世居。仍舊額曰：'永怡’，其叔父耀翔重書之。 文后有考“案：趙儀賓失其名。《滬城備考》云：李柏玙子深為淮王儀賓居此，俗訛為駙馬廳。又《李氏家譜》云：'深，字希達。少有雋才，讀書通音律。伯玙遷淮王長史時，淮王見深愛之，命尚湖口郡主。太后特召入，賜婚。’則又為李氏而非趙氏，二說雖未知孰是。然名字事實李可考，而趙無資。《（松江）府志》竟題'趙儀賓宅’，恐轉失實，故仍從前志，止題'保定堂’云。”【13】 以上三《志》所述史料雖有小異，然基本未出褚華《滬城備考》范圍。同治《上海縣志》綜合諸家引證考訂，說“李可考，而趙無資”，“'趙儀賓宅’，恐轉失實”。是進一步否定了葉夢珠的“趙氏儀賓”之說，認同李柏玙之子李深才是上海城廂內儀賓府的主人。 在沒有發現足以證明咸宜堂主人是趙氏儀賓的史料前，李柏玙之子李深的可信度較高。 三、由李柏玙生平經歷推知咸宜堂建筑年代 既然認定咸宜堂的主人是李柏玙之子李深，那么由此查考李柏玙的生活經歷對推斷咸宜堂的建造年代應該是有著關鍵性的作用。  弘治《上海縣志》卷八“宣德元年舉人”書影，上海通志館影印。 李柏玙，正史雖不見著錄，但其在各地縣學任上崇尚為師之道，在淮府長史一職上有擔當、善勤政，在明朝一代的地方志及野史筆記中他是作為一個“名臣”式的人物載入在冊。 筆者查考到的關于李柏玙事略的最早記錄是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上海縣志》，弘《志》離李柏玙生活的年代不遠，卷八《科貢·舉人》“宣德元年”條下有“李柏玙”其名，小注曰：“歷訓導、教諭，升寧王府長史。外多名子弟，家教尤嚴。”同卷“進士榜”并錄有李柏玙二子：李澄及弟李清。李清于景泰五年（1454年）及第，有注曰：“歷任刑部主事，兵部郎中。河南參議、四川參政、湖廣布政。為人狷介，有志操。始終清謹，不通饋遺。卒于官。”李澄于天順元年（1457年）中第，注：“歷任刑部主事、郎中。福建、陜西參議，致仕。恬靜有守，不競榮利，有古人風。”【14】而現存較為完整記錄李柏玙生平小傳是正德七年（1512年）修纂的《松江府志》: 李柏玙，字君美。上海人，宣德丙午鄉薦。歷桐廬、山陰訓導，秀水、安福教諭。其誨人一以道義，諸生貧而好學者，衣食之。或不率教，雖束脩之饋不受。桐廬累舉，闕人。伯玙至，識姚文敏公于少年，曰：“一夔，足矣。”授以春秋，未幾夔擢第。山陰學或傳風水不利科目，請徙之。伯玙曰：“顧師弟子教學何如耳”，卒不徙。其后仕者相繼升淮府左長史，從王入靚，左右請他求。伯玙不可，曰：“君臣之間有錫無求，求則瀆，瀆則不敬”。府使人入貢，道與一縣令構爭。詔下令于獄，而釋使者不問。伯玙請治之，以戒生事。官校有犯，王械寘于市。伯玙請論如律，以全其生。王有疾，左右請施僧祈福。伯玙謂不若貸丁役錢以甦衛士，王皆從之。成化癸已卒，年六十八。所著有《文翰類選一百六十三卷》，行于世。子澄、清，并登進士第。澄，字希范。終福建左參議。恬靜有守，不競榮利，有古人風。清，字希憲。終湖廣右布政。狷介有志操，始終清謹，官南京刑部······【15】
《（正德）松江府志》卷二十九“李柏玙傳”書影，《中國地方志叢書》，成文出版社影印。 除了以上二《志》書外，其余如嘉靖《上海縣志》、嘉靖《南畿志》、崇禎《松江府志》以及和李柏玙生活經歷有關的正德《饒州府志》、嘉靖《嘉興府圖志》、萬歷《秀水縣志》、萬歷《嘉興府志》等其他地區方志，還有人物傳記類如《云間志略》、《國朝獻征錄》、《明分省人物考》等都載有其事，或詳如小傳，或略僅數語，所述內容基本相雷同，在此不一一俱引。 從正德《松江府志》小傳中，值得注意的是記載了李柏玙卒年及歲數，這對本文所探討的問題提供了極為關鍵的價值。 傳載李柏玙于“成化癸已卒，年六十八。” 焦竑《國朝獻征錄》、過庭訓《明分省人物考》所載俱同。成化癸已，即明憲宗成化九年（1473年）。據此上溯，李柏玙生于明成祖永樂三年（1405年）。又，完成于明天啟四年（1624年）的《云間志略》，是一部專收上海地區人物傳志的書，該書在李柏玙傳記中關于其卒年卻另有一說曰“成化癸已，以年八十六考終”。【16】若此，則李柏玙當生于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年），時與朱元璋建立大明朝（1368年）亦已相去二十年的光景了。對于以上二說，筆者以為焦竑《國朝獻征錄》是為編撰正史作的前期資料性蒐集工作，其取材來源可靠性更高，所以本文當從“六十八”說。 下面依據諸書有關史料進行比勘考訂，對李柏玙生平主要經歷列出簡表： 永樂三年（1405年），出生，1歲。李柏玙字君美，號養庵。上海人。 按：據小傳謂成化九年卒，年六十八。上溯之，于永樂三年為其出生年。《云間志 略》稱其“號養庵”。 嘉慶《上海縣志》卷七“冢墓”有記載李柏玙墓及李清墓俱在上海“二十一保陸 道浜”，卷十二“李柏玙”傳有注：“今據《李氏家譜》為縣二十一保陸道浜人”。 伯玙，嘉慶《上海縣志》卷十二“李柏玙”傳有注：“《（松江）府志》表據題名 碑 一作'伯與’”。而嘉慶《松江府志》卷四十五《選舉》則注：“《府學》石刻題名'伯 歟’。” 宣德元年（1426年），22歲。中舉人。 按：據《松江府學》石刻題名有其名（見上），知伯玙于是年前曾在松江府學求學。 正統元年后（1435年-），31歲后。歷桐廬、山陰訓導，秀水、安福教諭。 按：小傳謂伯玙任桐廬訓導，授姚夔《春秋》。未幾，姚夔擢第。據商輅《姚公夔 墓志銘》載，姚夔于正統三年（1438年）參加鄉試，名列第一。進入太學學習，正統七 年（1442年）會試第一，同年進士第。【17】由此可認定伯玙任桐廬訓導約在正統元年 或正統二年間。 嘉慶《山陰縣志》卷九職官載:正統六年任山陰縣學訓導。【18】 任秀水教諭時間，據萬歷《秀水縣志》記載是在“正統六年”。【19】則安福教諭當 在后數年。 正統十三年（1448年），44歲。約是年或前已在淮王府左長史任上。 按：正德《饒州府志》謂其“正統間，長史。”【20】據《明史》，永樂二十二年 （1424年）明仁宗第七子朱瞻墺封為淮王，就藩廣東韶關。正統元年（1436年）從韶州 遷饒州建造淮王府，正統十一年（1446年）薨，其子朱祁銓繼位。【21】《明實錄· 英 宗實錄》載有朱祁銓繼位準確年份：正統十三年春正月“冊封淮世子祁銓為王。”【22】 《國朝獻證錄》 亦載祁銓“正統十三年嗣”。【23】 又，小傳有：“其后仕者相繼升淮府左長史”之語，知伯玙在淮府長史前曾擔任過其 他官職。正德《饒州府志》載其“輔翊參贊”，嘉靖《嘉興府圖志》亦有“監司薦其文 學”【24】之語。 弘治《上海縣志》載伯玙為“寧王府長史”，正德《松江府志》“參據舊志并引用 諸書”【25】書目有弘治《志》，其不取“寧王府長史”之說，當無考。 《滬城備考》更有“由知縣遷淮府長史”之說，備考。 王府長史，《明史》卷七十五《職官四》：“正五品”，“掌王府之政訟，輔相規諷 以匡王失，率府僚各供乃事，而總其庶務焉。” 景泰五年（1454年），50歲。李清進士及第。 天順元年（1457年），53歲。李澄進士及第。 按：李澄、李清并進士第，諸書皆同。柏玙多子女，史料僅記有李澄、李清及第八 子儀賓李深。李深，始見于崇禎《松江府志》李柏玙傳附，見上文。 成化八年（1472年），67歲。奉淮王朱祁銓之命完成編著《文翰類選大成》（一百六十三卷）。 按：《文翰類選大成》卷首有淮王作于成化八年冬十月之《序》，《序》有曰： “乃命左長史李柏玙、紀善馮原厚取古今文章載籍諸書，始自唐虞至于我朝······凡六十四 類，總一百六十三卷，名曰《文翰類選大成》。”文末具名為“西江頤仙”。全書末有 李柏玙《后序》謂是編“裒輯有年”，“寫完進覽”。淮王“親序于前”“復命臣伯玙 序于后”。【26】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九二）：《文翰類選大成一百六十三卷》：“明李柏 玙、馮原同編。伯玙，上海人，官淮王府長史。原，慈溪人，官淮王府紀善。是書即奉 淮王之命作也，前有淮王序，自稱西江頤仙。······則所稱頤仙者，即祁銓也。”【27】 成化九年（1473年），卒，終年68歲。 按：惟《云間志略》、同治《上海縣志》作“年八十六”。 這簡表使我們對李柏玙的生平軌跡一目了然，從而方便探討本文提出的問題。首先，我們了解下學術界對于明朝近三百年歷史劃分的三個時期，即從朱元璋建立明朝，立號洪武元年（1368年）起至明宣宗宣德十一年（1436年）止的68年間為初期，英宗朱祁鎮正統元年（1436年）至穆宗隆慶六年（1572年）是明朝中期，后期即神宗萬歷元年（1573年）到崇禎帝末年（1644年）。從簡表中可知李柏玙出生之年是在明初期1405年，但其主要的生活經歷是在明中期正統年后，正德《饒州府志》說其擔任長史是在“正統間”，從上簡表可知他在正統六年由山陰訓導升任秀水教諭，又去安福縣學任教諭，以后又相繼擔任過他職。所以擔任淮府長史的時間也就應該在正統末年前后，即淮王朱瞻墺于正統十一年（1446年）卒后至正統十三年朱祁銓繼位的正統十三年（1448年）這段時間。而第八子李深就是在這時隨著其父跨入了淮府，前文已引述過的崇禎《松江府志》說李深“少有雋才，讀書通音律。淮王愛之，具疏納為儀賓。”很顯然這時的李深還是一個少年。 這時的李柏玙是44歲，那么第八子李深是幾歲？按照中國古代的習俗女子到了15歲及笄，男子20歲弱冠才算成年，而未成年是不能成婚的。到了明朝，我們從當時皇親國戚的婚嫁迎娶記載中，發現男女成婚的年齡幾乎已趨于低齡化，而這種低齡化應該就是當時的社會形態。我們若設李柏玙于弱冠之前的18歲成婚，則第八子李深出生最早也應該在李柏玙30歲左右。正統十三年李柏玙44歲任淮王府長史時，李深也應該只有14、15歲左右。依明制：“王府選擇儀賓須年十五以上，人物長成俊秀者，方許具奏成婚。”但選中的儀賓并不能馬上結婚，須“俱送本處儒學讀書習禮，教官嚴加訓迪，務俾講學修德。既婚之后，仍在本學讀書。”【28】如此，則當時的李深或已到了儀賓規定的歲數年限，然選中后還必須進入府學讀書。這樣很顯然李深真正婚娶宗室女擬在正統年之后的景泰年間，也即進淮府后的4-5年的時間。 如上所考，毋庸置疑也已經推翻了所謂保定堂建于“明初”之說。 四、關于趙孟頫“咸宜堂”匾額手跡的舛訛 現在一講到咸宜堂，必定會提起一塊被稱作是元代書畫家趙孟頫手跡的“咸宜堂”匾額，似乎這匾額就是鑒定咸宜堂建筑年代的證書。有興趣者只是津津樂道于口傳轉述，以至于在正式形成文字的著述中也沒有對此提出過任何疑問。 咸宜堂內部概貌 筆者最初看到此圖片，即對其中的“咸宜堂”匾額產生疑問，趙孟頫出生在南宋寶祐二年（1254年），卒于元至治二年（1322年）。自蒙古國忽必烈于1271年建元朝至1368年被朱元璋推翻，歷時98年。趙孟頫去世之年正值元朝中期，所謂建于“元末明初”的咸宜堂又豈能請出早已離世之人為之題額？ 再次，觀此匾除了“咸宜堂”三字外，沒有任何題款，何以見得這就是趙孟頫手跡？ 這樣的疑問，隨著本文對建筑年代的考訂愈趨明了，實際上已否定了這塊匾額不可能是生活在元代中期的趙孟頫手跡。 溯源“手跡”說，當出現在同治《上海縣志》中所謂的“今所存堂宇額曰：'咸宜’，為趙文敏手蹟”之云云。同治《上海縣志》在收錄古今名人第宅園林是依宋、元、明、清朝代前后排序的，保定堂即在明代序列中。修纂者毫無疑問是將其作為明代建筑，但又說有“趙孟頫手跡”。光緒年間秦榮光為同治《上海縣志》增訂糾謬，作《同治上海縣志札記》亦未見于此有異議。秦榮光另有《上海縣竹枝詞》五百三十首，其中有詞曰：“趙氏儀賓亡是公，俗稱駙馬宅憑空，張潘喬后居曹族，三百年仍閥閱崇。”并有注：“城南東偏保定堂，傳系趙氏為儀賓者建，俗稱駙馬廳。張氏、潘氏、喬氏居后，國初為曹垂璨宅，有'咸宜’額，趙文敏手跡。《李氏家譜》：'深字希達，有雋才，通音律。父伯玙，遷王府長史，淮王見深愛之，允尚湖口郡主，太后特召入賜婚，故又稱駙馬。’是李而非趙，明矣。”【29】秦榮光此注實無新意，乃沿襲同治《上海縣志》之說。 由于有“趙文敏手跡”流傳，以致到了今人的著述中更是認定咸宜堂為“元末明初”的建筑。在筆者看來，所謂的“趙孟頫手跡”最有可能的是堂宇成為曹垂璨居所后，由一位尤長趙體字者所題。雖然目前沒有史料可以舉證，但這是本文在綜合推翻了咸宜堂建于“元末明初”，并否定了趙氏手跡后的一種符合常理之推論。 五、結語 綜上，本文是以明代的宗室制度“儀賓”及李柏玙生活年代為基礎，進而初步認定咸宜堂既不是“明初”更非“元末”，而是明中期后的建筑。雖不能說是定論，但這對上海城市歷史文化愛好者來說無疑有了重新可供探討的余地， 這個可供探討的余地，首先要對傳說故事進行甄別。必須指出，一些講述咸宜堂的文字僅以口傳為信史，缺乏對文獻史料的搜輯、排梳、考證，以致在形成文字時不察其抵牾，以訛傳訛，以假為正，最終貽誤于人。 隨著對文獻史料的深入研究，發現關于咸宜堂的疑點是多方面的，期待有更多的興趣者能挖掘發現一些可資的史料，共同來厘清咸宜堂的一些史實。 2021年3月稿 注釋 【1】顧啟良主編《上海老城廂風情錄》。上海遠東出版社1992年版。 【2】崔廣錄主編《上海住宅建設志》第一篇第一章《古老住宅》，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出版。 【3】清葉夢珠《閱世編》，來新復點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參明焦竑《國朝獻證錄》卷二十二徐階《嘉儀大夫禮部左侍郎兼司經局正字贈工部尚書賓山張公墓志銘》。《明代傳記叢刊》影印本，明文書局1991年印行。 【5】《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二三三 “洪武二十七年七月”。臺本。 【6】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七十六《職官五》“駙馬都尉附儀賓”。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縮印本1986版。 【7】宋歐陽修《歸田錄》卷二：“官制 ( 一作稱 ) 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以為怪。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為縣馬，不知何義也。”《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中華書局1981版。 【8】清褚華《滬城備考》，《上海掌故叢書》，成文出版社《中國方志叢書》1983年據上海通社1935年鉛印本影印。 【9】崇禎《松江府志》，《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版。 【10】明王慎中《遵巖集》卷九《碧梧軒詩集序》，《四庫全書》本。 【11】嘉慶《上海縣志》， 嘉慶十九年（1814年）刻本。 【12】嘉慶《松江府志》，《中國地方叢書》，臺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據嘉慶二十二（1817年）年刊本影印。 【13】同治 《上海縣志》，同治十年（1871年）刻本。日本早稻田大學藏本。 【14】弘治《上海縣志》卷八《科貢》， 弘治十七年（1504年）刊本。上海通志館1937年影印本 【15】正德《松江府志》卷二十九《名臣》“李柏玙”，《中國地方志叢書》，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據正德七年（1512年）刊本影印 【16】明何三畏《云間志略》卷七 《李長史養庵公傳》，天啟四年（1624年）刻本。《明代傳記叢刊》，明文書局1985年版。 【17】《國朝獻證錄》卷二十四商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光祿大夫少保謚文敏姚公夔墓志銘》。 【18】嘉慶《山陰縣志》卷九《職官》。《中國地方志叢書》，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據1936年鉛印本影印。 【19】萬歷《秀水縣志》卷四 《官師》“李柏玙”，《中國地方志叢書》，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據明萬歷二十四年（1545年）刊本影印。 【20】正德《饒州府志》卷四《名宦》“李柏玙”，正德六年（1511年）刊本。《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44冊。 【21】參《明史》卷一一九《淮王瞻墺傳》。 【22】《明實錄· 英宗實錄》卷一六二“正統十三年正月乙未”條。 【23】《國朝獻證錄》卷二“淮王瞻墺”。 【24】嘉靖《嘉興府圖志》卷十一 《官師》“李柏玙”，《中國地方志叢書》，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據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刊本影印。 【25】見正德《松江府志》卷首。 【26】明李柏玙編 馮原校《文翰類選大成》。 【27】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上下冊），中華書局據浙本影印1965年版，1983年印。 【28】明申時行等《大明會典》卷五十四“婚姻”。 【29】清秦榮光《上海縣竹枝詞》，《上海灘與上海人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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