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是全世界高科技公司云集的地方,是當今電子工業和計算機業的王國。 在短短的幾十年之內,這里產生了大量改變世界的公司和技術,也走出了大量的科技富翁。 但是,最近,一股新趨勢正在硅谷權貴間蔚然興起:花費高昂學費將子女送去“無科技”私立學校。 在這里,孩子們從小學到大學都將遠離電子產品,學習種植、喂養動物、縫補衣物。 家長送孩子入學時需要簽署嚴格的合約,以確保他們從家到學校全方位徹底遠離“高科技”。 學校老師和富豪家長們認為,電子產品奪走了孩子們用自己的力量去觸摸真實世界的探索能力,和與人溝通交流的社交能力。 所以在這里,孩子們必須放棄所有電子產品,通過自己的體驗感知去理解這個世界。 在鏡頭下,學生也表示這樣的學習模式很好,并且“完全不知道打游戲的快樂在哪兒”。他們說的很誠懇,因為他們確實沒有玩過游戲,當然不知道打游戲的快樂在哪。 這樣一個看起來一點都不高大上的學校,收費卻是非常高昂的,幼兒園的學費每年就要18萬人民幣(2.6萬美元)。 硅谷的精英父母認為,“遠離科技”是身份和特權的象征。其潛臺詞就是:你們這些凡人,和我們不是一個level,自然不理解我們的厲害。 這些孩子的父母75%來自科技行業,是計算機高科技行業的第一批頂尖人才,社會地位優渥,收入不菲。他們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但他們的做法真的對嗎? 其實,他們錯了,而且錯得很離譜。 硅谷精英們正是靠著計算機和互聯網才成就了今天的地位,他們中很多人,正是因為少年時代就開始接觸計算機,才走上了硅谷的科技之路。 比如比爾·蓋茨中學時代就泡在學校的電腦機房里,喬布斯十幾歲就開始攢電腦,扎克伯格的女兒2歲就開始學編程…… 而這一批硅谷富豪,卻讓他們的孩子遠離計算機和手機;他們鑄造起科技產品的王國,但又隔絕孩子與自己研發的科技產品接觸。 硅谷權貴們雖然是互聯網時代的弄潮兒,可科技焦慮也在他們之間蔓延開來。這一點和普羅大眾很相似,我們也都在焦慮孩子玩手機、看電視的時間太長了。 但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雖然有這個煩惱,卻絕不可能把孩子送進“無科技”的學校。很多網友也表示,這些人的做法過于極端了: 網友認為現在是網絡信息時代,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遠離高科技,必將與社會脫軌,被社會遺棄。 也有網友認為說什么所謂的電子產品、手機游戲害了下一代,說穿了就是父母教不好就怪外界原因。 但我認為,這一切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值得我們探討。 其實,反對科技進步、向往過往的時代,從來都不是什么新的概念,而是我們固有的執念。 對于科技的恐懼與擔憂,是所有人內心深處的默認設置。 我們擔心人工智能會取代很多人的工作,于是便有人建議最好不要發展人工智能的技術。 我們的文藝作品中、影視劇中,無數次表現了科技發展到最后反噬人類的故事,比如《黑客帝國》。 我們都夢想回到田園的生活狀態,劈柴喂馬,浪跡天涯。我們天然認為那樣的生活是好的,其實只是因為我們沒有過過那樣的生活。 就連我們的先賢孔子,也認為他生活的時代遠不如前,一直致力于恢復周禮。 我們總認為,過去的時光是美好的,是因為記憶的濾鏡自動篩選了美好的部分,而忽略了其中的艱辛、不便。 當然,最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都知道不可能回到過去了,所以只能抒發一下這樣的感懷。 認真想想,所有人都能明白,我們的生活已經不可能脫離電腦、手機、互聯網,未來孩子的生活也不可能脫離網絡、人工智能、科技進步。 而這些硅谷科技富豪們,卻把自己的執念加給了孩子,用高科技生產力產生的財富,把孩子包裹到一個臆想的烏托邦之中。 其實,對待科技,以及對待所有生活問題的最好方式,都是不念過往、不畏將來。 硅谷富豪們的做法,本質上更像是一場實驗,只是他們的財富和家庭足以支撐而已。 這些父母的訴求,也和那些被我們批判的父母一樣:把自己認為好的東西,強加給孩子。 其實,這種做法不僅僅只是抵制現有的知識體系,從根本上來說,是抵制科學與客觀理性,而這兩者恰恰是現代文明的基礎。 《專家之死:反智主義的盛行及其影響》一書中提到,當今抵制專業知識和學習的現象,即使是很荒謬的,也要求被平等地考慮,而對立的態度則被認為是精英主義。 而這些做法,與其說是返璞歸真的新智慧,不如說是抵制科學與客觀理性的反智主義。 2 緬懷過去,渴望重建逝去的社會規范,這件事在中國也有人做,比如我們常聽說的女德班和國學班。 此前被媒體曝光的“女德班”——溫州市傳統文化促進會夏令營,老師上課不停向女童灌輸: 而天真懵懂的孩子,并沒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毫無理由就相信老師家長,被徹底洗腦成功。就如同“無科技學校”的孩子們說“完全不知道玩游戲的樂趣在哪兒”。 傳統國學中有很多糟粕,非但沒有被認為反智和價值觀不適合當今社會發展,反而受到少數家長的盲目追捧。 比如國學經典《弟子規》早在2015年就被江南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黃曉丹抨擊是一場騙局: 因為《弟子規》并不是自古就有的思想,其作者李毓秀是清初的沒落秀才,這些東西實際上是鴉片戰爭之后才集結成冊出版的。 它是給祠堂、茶館、書館里面社會下層干完農活的成年人,讓那些文化水平不高又總會不自覺違反社會法令的農民們的行為有所規范。 里面當然有一些好的內容,但一個21世紀的家長,如果癡迷于“讀經”,毫無保留地迷信這些給清朝文盲農民洗腦的“國學”,必然會害了孩子。 因此,對于這些“無科技學?!薄皣鴮W班”“女德班”回歸原始的反智內容,我們應該思辨地看,謹慎地學習,辯證地判斷,而對待手機等電子產品,同樣如此。 3 美國臨床兒童心理醫師醫學博士維多利亞·L.鄧克利曾說: 教育類的游戲卻可以讓孩子在同齡人中占有優勢,甚至提升智力水平。 BBC和認知心理學家TimSmith對幼兒進行的實驗也表明:使用電子設備的幼兒,在同齡人中有更好的精細運動技巧。而且嬰兒使用電子設備所獲得的技能,可以和真實世界學到的技能互相轉化、互相促進。 兒童媒介專家SaraDewitt 的團隊對80名學齡前兒童進行試驗,結果發現:通過玩手機游戲學到的數學知識,完全與現實的測試成績一致。 科技手段的確會影響孩子,但它的影響從來不止一面,電子設備同樣可以產生積極影響,帶來更好的教育效果。 限制電子產品的使用,是我們的原始沖動,但就像反智的“國學班”“女德班”一樣,嚴格拒絕現代社會文明和科技進步的做法,其結果往往事與愿違。 我們并非天生反智,我們的祖先曾引領過當代科技文明,其進步精神與現代反智截然不同。 反智主義是對于智性、知識的反對或懷疑,認為智性或知識對于人生有害而無益。或者純粹是對于知識分子的懷疑和鄙視。 而實際上反智主義是違背正義和社會發展的,是要受到譴責的,是需要權威來正確引導的。 另一方面,人類的不斷進步和科學的不斷發展,則需要大量吸收新的知識和文化。 像“國學班”這樣摒棄了科學和現代的教育方式,死學傳統書本,完全脫離了現代文明。這樣培養出來的孩子,真的能適應我們的社會嗎? 所以,我們對待傳統文化和對待高科技電子產品一樣,引導孩子合理使用才是正確態度。 微軟公司前任總裁比爾·蓋茨反對高科技電子產品,擔心對孩子造成不良影響。所以規定子女必須年滿14歲后才能擁有手機。 但最近,他卻點贊了西雅圖一間實行個性化教育的學校。學校利用高科技電子產品為不同學生量身打造不同的課程,讓高科技的使用更有針對性。 而媒體在報道硅谷無科技學校時一直在強調不用任何電子產品,但學校老師也在訪問中承認,電子產品是很好的工具,關鍵并不是關不關高科技電子產品,而是如何正確利用它幫助孩子學習的問題。 那么,該如何正確利用科技手段和設備呢? 4 最近,世界衛生組織發布了有關青少年兒童接觸電子屏幕時間的建議報告稱: 1-3歲:盡量讓孩子少接觸手機。 3-6歲:盡量不讓孩子接觸手機游戲。 7-12歲:針對手機問題不宜強勢打壓。 12-18歲:適當干預,引導孩子合理利用手機。 這份報告常常被簡化解讀為不要讓孩子玩手機,但其中的細節規定,其實是在說針對不同年齡段的孩子,要有不同的規范。 比如6歲以前的孩子,盡量不要讓孩子養成手機依賴和游戲依賴,但這并不等同于說完全不讓孩子接觸手機。 只是在父母看來,強制打壓是最省事的做法。 可是看看我們自己,有誰能戒掉手機和網絡嗎?即便你的自控力足夠,工作和生活中也必然需要用到。 我們都戒無可戒,孩子又怎么可能完全隔離? 我們常說,高科技/電子產品是一把雙刃劍。這句話的潛臺詞是,它的害處和益處一樣大,但其實,所有科技進步的益處都是大于害處的,關鍵在于如何使用。 我們平時要多關注孩子的心理和行為變化,給予他們個人的成長空間。 我們要正確客觀地看待孩子使用電子產品,引導他們合理利用。 “娘娘”孫儷在采訪中就坦言,她并不會反對給孩子使用電子產品,但與此同時,家長的陪伴也不能少,不應該讓電子產品替代家長陪伴子女。 孫儷覺得孩子沉迷電子產品主要是由于大人的偷懶導致,認為只要給孩子個手機就全世界都安靜了。 在這種偷懶的認知下,才會得出科技萬惡、手機有罪的結論。 遠離電子產品,讓一些父母看到了表面的歲月靜好,卻沒有看到背后反智的鼠目寸光。 “無科技學校”作為富豪們的消遣,注定只會在小圈層中流行。 全社會對國學班女德班的口誅筆伐,才是社會進步的表現與潮流。 讓孩子偶爾體驗一下田園生活的美好恬靜,可以陶冶精神; 全家人放下手機,一起玩耍,可以融洽親子關系; 學習一下古詩古文,能夠增強文學素養。 這都是很好的生活調劑和教養方式。 但若是全盤拒絕科技,否定所有社會的進步,那孩子必將會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 在心中留下美好的紀念,張開雙手擁抱未來,才是讓孩子茁壯成長的正確方式,因為無論你是否擁抱,未來都不可阻擋。 ![]() ![]() 作者:我是花兒醉,一個貪財好色喜愛文字的中年老少女,愿在有生之年可以憑借文字實現財富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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