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在以明朝江南地區為背景的游戲，江南百景圖中，玩家需要接手一個百廢待興，民生凋敝的江南。玩家的游戲目標就是把江南從一片荒蕪的初始設定中，重新興建起來。這種狀態和江南歷來帶給大家的富庶印象大相徑庭。那么在真正的明初歷史中，江南真的有過如此百業凋敝，萬廢待興的時代么？讓我們來一起了解一下這段歷史吧。  事實上，在建立之初的明朝，因為元末農民起義的影響，江南確實是出現過如此這般斷壁殘垣的景象的，戰爭給江南市民的生活和城市的經濟發展都帶來了強烈的影響。刨除戰爭的因素，明初為了恢復經濟，休養生息，在經濟、社會方面施行重本抑末、打擊富戶、提倡節儉、禁止奢靡的治國政策，以致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江南的商品經營活動都沒有回到戰前應有的水平，反而出現了停滯甚至倒退的跡象。   江南經濟蕭索原因一：各種關于人民的管理制度 勞動力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由于明朝統一江南在先，有很多制度都是先于江南地區試驗而后推行至全國的，這些制度無疑會在江南地區牢牢地扎根，隨即產生深遠的影響。如明初所推行的衛所軍戶制度、徭役制度、以及戶籍管理制度，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制度在一方面加強了對人的管理，起到了穩定社會的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卻限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通，從而對江南原有的經濟活動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  首先是在江南推行衛所軍戶制度和更為嚴格的民戶戶籍制度，軍戶不同于民戶，軍戶是由都督府管理的，而民戶由戶部管理。衛所軍戶制度要做到“養百萬兵，不費百姓一粒米”的效果，即衛所士兵既要種田又要操練以待隨時出兵打仗，且軍戶如若定下便要住進指定的衛所，其戶籍、住所永遠不能更改，子孫也要跟著世襲。倘若這一軍戶的男丁都出現不足以繼續充軍的情況，如生老病死或者逃亡，還要到原籍勾取其他族人充軍，這種征兵叫做“勾軍”，也是衛所制度中的一環。  不僅如此，軍戶還需納稅，在朱元璋統治期間納稅的標準是每畝1斗（糧食），到了明中后期，吏治腐敗，稅還增加到了每畝2.4斗。衛所軍戶制度于國于民聽起來是一個不錯的制度，既可保家衛國又不需民眾養活，換一個角度想，軍戶世世代代都要從軍，想要改籍只有獲得軍功或者皇帝賞識這兩種途徑，可是哪個途徑不是難于上青天的呢？軍戶的生活豈是一個慘字了得！明初，衛所軍戶制在江南扎根，上百萬軍戶無法去發展經濟，只能投身于農耕和保家衛國的事業之中，在這種缺乏勞動力的情況下江南經濟受到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那民戶呢？就明朝的制度而言，除了皇室子弟、勛臣高官欽定免除差役的，在戶籍上登記了的人戶都有屬于自己的差役?！睹鲗嶄洝分杏涊d有配戶當差的內容，即劃分負責軍差的軍戶、負責民差的民戶，以及為供應不同的需要劃分的匠戶、酒戶、醋戶、司羊戶、魚戶等三十多種不同的戶籍。《萬歷大明會典》中記載，洪武二年命令軍、民、醫、匠戶各自以原來的戶籍（元朝）為定，違者治罪；洪武十四年建立的人口登記制度—黃冊制，其更加嚴格地規定了民、軍、匠三大類戶籍，還有灶籍的制鹽戶、冶籍的坑冶戶等。  里甲制是明朝的基層組織形式，是黃冊制推行的基礎，其規定：110戶為一里，以丁糧（按人口所征收的稅糧）最多的10戶為里長，其余100戶分為10甲，每甲10戶。這種制度最初的目的是管束百姓，以供服役，實際上淡化了百姓與政府之間的人生依附關系，以里為單位將這110戶畫地為牢圈在了一起。里甲制配套黃冊制在江南地區施行，不僅限制了百姓的從業自由，還限制了經濟的自然流通，江南地區原有的經濟活動必然會受到極大程度上的影響。  不止如此，還有對江南富民經濟不利的“驗田出夫”的徭役制度——均工夫役制度的推行，如洪武元年修筑南京城，就在江南地區徭役了約三十五萬丁夫，這也是由于當時的中原經濟因為戰爭還沒有恢復過來，所以均工夫役大多攤派給了江南地區。驗田出夫，即每頃每年出夫1人，意味著田越多，徭役就越重，可想那些江南地主的利益受損有多嚴重，江南地主和明朝之間的矛盾的自然也會加深。  江南經濟蕭索的原因二：遷徙富戶或者“幫助”豪族消亡 明初，朱元璋在江南和北方實行了空前規模的強制性移民，主要是把江南富戶和北方衛所軍戶相交換，光是在洪武年間就進行了四次這樣的移民，再加上朱棣在永樂年間進行了一次移民，相加所得移民總數大約有1330多萬人，約占全國人口的19%，算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官府強制移民了。那遷徙了多少富戶呢？據李龍潛學者的《明初遷徙富戶考釋》可知，當時光是強制遷徙的江南富戶就有七八千戶，約占洪武年間的布政司以及直隸應天十八府州所統計的富戶數的（14341戶）一半以上。這種強制性遷徙無疑對江南原有的經濟結構造成了極大的沖擊，江南原有經濟活動也會受到極大的負面影響。  遷徙富戶有兩種方式，其一舉家遷徙，其二抽取支系遷徙。平江人（今蘇州）吳寬曾言：“洪武之世，鄉人多被謫徙，或死于刑，鄰里殆空”，說的就是強制舉家遷徙的情況，從謫徙和死于刑的說法來看，這些富戶都是因為犯罪，牽連了全家才被舉家遷徙的。沒有犯罪的富戶也會被安排上抽取支系遷徙的方式，如洪武辛未秋，袁州府胡姓三兄弟先后離家遷徙到南京；永樂年間，允許子代父遷。抽取支系遷徙的方法雖然沒有舉家遷徙這么嚴重，但遷走青年這種釜底抽薪的方法，也會使這些富戶大傷元氣，故有幾年之間“豪民巨族，刬削殆盡”的說法。 明代梁潛所著的《泊庵集》中記載，被遷徙的富戶不僅要“俾自營生業”，還要“受廛”，也就是受里甲制的編制，應向朝廷繳納賦稅，承擔徭役，故被遷徙的富戶在這樣的政策下大多破產，如《明史》中記載的明朝學官黃潤玉遷徙至北京，“與同役筑室城北閭，傾訾給徭賦，墾圃鬻蔬以為生，人或不堪其勞瘁”。《明會典》記載抽取的支系親屬遷徙，留守江南原籍的，應當承擔本籍該承擔的徭賦，還需對被遷的支系親屬負有供送財務的義務，雙重賦稅讓本就四分五裂的家庭雪上加霜。 記載于《明史》之中且流傳最廣的是江南第一豪富沈萬三的故事，沈氏資財巨萬，田產遍于吳下，明初曾率先向朝廷輸糧納銀，后又出錢助修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并請以銀犒軍，太祖卻認為犒勞三軍是僭越的行為，想要殺掉沈萬三，因馬皇后竭力勸諫，才免于一死，最后全家流放云南，家財悉數抄沒。雖然經后世考據，沈萬三在元末時就已離世?！睹魇贰樊吘故怯汕宄俗珜懙?，或許是誤把向明太祖獻上巨財的沈氏二子沈茂、沈旺寫成了沈萬三的事跡，但沈氏家族在太祖在位時覆敗和滿門籍沒是沒有爭議的。 “明祖之籍富民，……非有叛逆反亂謀也，徒以擁厚貲而罹極禍，覆宗湛族，三世不宥”。這些富戶被遷徙并不是因為犯罪，只是因為太富有了，雖然這種行為在客觀上對緩和江南土地財富過度集中有一定積極意義，但遷徙這些主導江南經濟的富民對經濟一定會造成負面影響。 江南經濟蕭索的原因三：抑商與“海禁”政策的推行 明朝開國后，為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經濟，明太祖仍然選擇了重農抑商的老路子，不能否認的是他休養生息的政策確實讓農民吃上了飯，但依賴于商品經濟發展的江南地區也因此被限制了發展。除此之外，實行嚴格的海禁政策對依靠海商貿易的部分行業造成了沖擊，海禁政策對江南地區經濟的影響不容小覷。 太祖在抑商方面主要有三個動作：一是嚴禁去農從商，二是抑制商人地位，三是倡導節儉抑制消費增長。首先來看嚴禁去農從商，洪武十八年，朱元璋諭戶部:“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庶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此諭強調以農為本，士、農、工、商各守其業，以限制農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手段，從而確保農業發展。同時還加強了對商人的管理，如規定行商需要領取官府印制的路引才可以外出經營，在城鎮開店的坐商需要在所在城鎮辦理占商籍的戶籍登記，后者類似今天的工商經營執照，若無路引或者占商籍都視為違法經營，“重則殺身，輕則黥竄化外”。 再來看看抑制商人地位的動作，如洪武十四年下令:“農家許著綢、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著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著綢、紗”，明朝雖然肯定了商人是四業之民的組成部分，認為商賈不可或缺，但是呢，在律令上又貶低商人，如上就表明商人地位低于農民。明朝的法律制度以及社會治安管理，并沒有給商人的人身財產安全給予可靠的保障，在《江南百景圖》這個游戲里都能常常見到盜賊、強盜，其偷盜搶劫對象都會瞄準有錢的商人，明朝小說《拍案驚奇》中描寫了徽州府商人程元玉，“專一走川、陜，做客販貨，大得利息”，一日，收了貨錢行囊豐滿，在返回途中遭遇劫匪，行囊在內的所有財物都被洗劫一空。可見商人被搶劫在當時是司空見慣的，連最基本的人身財產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商人在明朝的地位可見一斑。 在“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華靡”的思想支配下，太祖格外注重倡導節儉以省去不必要的費用，并以自身的節儉行動來引導文武百官與皇宮內各類人員的消費趨向。野史中記載朱元璋在一次退朝回宮的途中，看到兩個太監穿著靴子在雨中行走，大致是因為這樣極易損壞價格昂貴靴子，便斥責這兩個太監，還讓左右杖打這兩太監，隨后命令文武百官在雨天需要穿雨衣雨靴上朝。再就是對官員的俸祿也有嚴格的把控，如實物占比大于錢財占比，通過限制了官員的購買力來提倡節儉。節儉雖然是中華民族好美德，但過度節儉會限制了民眾的購買力，從而限制消費的增長，阻礙依賴市場需求的商品經濟發展。 除以上抑商動作來限制江南經濟發展，還有嚴格的海禁政策實施的影響，如洪武十四年前后，屢次強調“申禁人民不得擅出海與外國互市”；還在《大明律》中規定：“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隨后還采取將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廢縣徙民等更為嚴厲措施來推行“寸板片帆不許下?！钡暮＝?，摧毀了宋、元以來江南沿海地區的繁榮昌盛的海商貿易，阻礙了江南地區經濟的發展。 明初，太祖通過控制勞動力、遷走富民和抑商海禁政策等手段來打壓江南的經濟，江南地區的經濟也因此處于百廢待興的狀態。小編不否認朱元璋在其他治國理政方面的明智之舉，但究其明初江南經濟蕭索的原因，確實離不開這些政策施行的影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