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及至西漢，作為史官之后并身為史官的司馬遷，繼承了通變的史學思想，并將它發揚光大，他以畢生的精力，“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終于“成一家之言”，撰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余萬字的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巨著。在這部史書中，司馬遷“綜其終始”“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總結了中國數千年歷史過程的盛衰變化，并提出了“承弊易變”的觀點，將通變思想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峰。 作為二十四史的開篇，司馬遷的《史記》以“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主旨，“不溢美，不隱惡”， 繼承秉筆直書的原則，以實錄精神取材、五種體裁編纂，忍辱發憤，寫成記述中國自傳說時代至漢初數千年歷史的第一部完備巨著，標志著中國史學取得了劃時代的進展，為中國史學開創出一個全新的時代。 打開鳳凰新聞，查看更多高清圖片 《史記》，全十冊，司馬遷撰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稱其父、自稱均為“太史公”。后人也附會漢武帝時設太史公一職，是位在丞相之上的高官。但實際上太史僅是奉常的屬官，名列九卿之下，更不可能在丞相之上。司馬遷父子前后相繼擔任的都是“太史令”的職務。在上古時期史官地位尊崇，所以“太史公”應該是當時普遍流行的人們對史官的敬稱。在漢武帝建元、元封年間(前140—前110)長期擔任太史令的司馬談，早就有紹續先人、恪盡史職的志向。他希望能夠接續孔子著《春秋》的傳統，記述漢興以來“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事跡，使之顯揚于天下，并且已經著手完成了部分書稿。然而，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封禪泰山，作為史官的司馬談卻未能隨行，這讓他感到了無比的恥辱。封禪的實質是接通天地，溝通天人。但武帝卻將史官摒棄在外，無疑是對這一職位最大的侮辱，由此，司馬談“發憤且卒”，臨終之前 “執遷手泣”，悲嘆“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他仍不忘諄諄告誡司馬遷要延續家族的榮耀，繼承父親的志向，“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得到司馬遷的承諾后才不無遺憾地舍下畢生志業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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