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了，再補一個冷知識吧。 史書上提到姚廣孝的去世是這樣的
實際上這里面有一個細節，姚廣孝死后確實是按僧禮葬的，但是其死后的哀禮實際上是逾制了的
也就是說實際上洪武朝和永樂朝的哀儀是有很大不同的，在永樂朝
而惟姚廣孝死后朱棣輟朝兩日，可謂哀榮備至 （PS：實際上有意思的是朱棣對于建文的哀儀是選擇了輟朝三日，而這按照洪武朝的禮儀實際上是公侯之制，由此可見朱棣對于建文之怨恨） 除了哀儀之外，姚廣孝實際上還是明朝第一位受到賜謚的文臣（沒錯，你沒有看錯），在此之前的洪武朝去世的文臣都是沒有謚號的，我們所熟知的宋濂，劉基等人都是后世追謚的，劉基的文成和宋濂的文憲都是在武宗正德年間追謚的，而李善長一直要等到南明朝才獲得襄愍的追謚。 所以實際上姚廣孝不僅哀儀是明朝文臣第一人，就連追謚也是開明朝文臣之先，更不要說他是明朝唯一獲得配享太廟的文臣。 再次更新一波吧，這次就說說劉伯溫和姚廣孝吧。 我看很多人對這挺有爭議的。 所謂“三分天下諸葛亮，一統江山劉伯溫”相信大家對這句話應該都是耳熟能詳了，且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有神話傾向。 當然了，劉伯溫在明朝的時候聲望就不低，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實際上最起碼在明朝的時候，對于姚廣孝的評價并不比劉伯溫低。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姚廣孝配享太廟作為明朝唯一一個文臣。 我舉這個例子的意義在哪呢？ 我上次不是說到嘉靖九年姚廣孝被移出太廟了么，同樣是在這之后不久
而作為劉基配享太廟的提倡者李瑜是怎么說的呢？
這句話最起碼說明在時人心中，姚廣孝并不比劉基差，注意，這是在嘉靖十年姚廣孝被遷出太廟之后發生的事情，姚廣孝既然被毫無疑義的遷出了太廟，其實也就說明當時士人對姚廣孝觀感之惡，甚至沈德符還表示“此不特圣主獨見，亦海內公論”，而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劉基進太廟的提倡者李瑜也只是表示“劉基翊運有功，不在姚廣孝下”，而沒有說劉基比姚廣孝強。 至于姚廣孝被遷出太廟的理由
僅僅只是以其人釋氏之徒，恐不足尊敬祖宗，可以看到，這個理由實際上是相當勉強的，但是即便是這樣，明廷上下依然不曾否定姚廣孝的功績。 而劉基得以進太廟也是在姚廣孝遷出之后才進行補位的，這恐怕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單以功績而言，在明朝人的心目中劉基并不見得比姚廣孝強，甚至可能是反過來是姚廣孝要比劉基強。 對于這次事件，明人來斯行是這樣記述的
這一段我想所表達的意思大家應該都能明白吧，劉基進太廟實際上是在姚廣孝遷出之后才被人提議送進去的，那如果姚廣孝始終未遷出呢？ 要知道所謂太廟實際上代表的是對其人武功的代表，當然了可能也有人會說，對于文臣的評價應該看謚號，但問題是實際上劉基直到正德八年（1513年）才獲得的文成謚號，這距離劉基去世已經有138年之久，而姚廣孝的恭靖謚號則是在去世之后便議定的。更重要的是，姚廣孝是明朝實質上文成配享太廟第一人，可能也是唯一一人，因為劉基是在姚廣孝遷出太廟后補的位。 對于這件事情，王世貞的看法是
由此可知時人態度。 想到了點東西，就再瞎扯一段吧。 姚廣孝這個人說實在的，在歷史上的形象無疑是復雜的，醫家子出身，少年入空門，卻師從道士學習陰陽數術，后又被朱元璋選中輔佐燕王朱棣。最后又幫助朱棣造反，禍亂了整個天下。 而在姚廣孝無論是身前還是身后，無論是所謂“黑衣宰相”還是“妖僧”都說明了其人形象的復雜性和神秘性。終永樂一朝，姚廣孝都是處在一個比較超然的位置，并且深受朱棣一家的信任，甚至于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影響到朱棣對于皇儲的抉擇。 雖然這個問題的題目是說謀士，但我認為姚廣孝實際上并不完全是一個謀士的形象，在某種程度上，姚廣孝還擔任了永樂一朝帝師的角色，甚至不僅是朱棣，他同時還是仁宗朱高熾以及宣宗朱瞻基的帝師。 一、和尚姚廣孝 既然要臧否某一人物，那么我們肯定是要先來看看其生平的。 首先，姚廣孝肯定是個奇人，有大才，身世奇，人奇，行事也奇。 1、出身
這一段很有趣，首先，姚廣孝本是醫家子，最終卻選擇在14歲那年當了和尚，不過這可能是因為佛教在元朝的特殊地位所致。加上元朝開國元勛劉秉忠耶律楚材等人或是曾為和尚，或是與佛教亦是大有淵源，因此使得僧人在元朝社會有著特殊的社會地位。
實際上這一特點在明初時亦有體現，無論是后來朱元璋選拔高僧隨侍諸王，還是朱元璋本身都使得明初僧人這一職業有著某種傳奇色彩。甚至于明初大儒，姚廣孝一生摯友宋濂對于佛教也是多有鉆研，以至于曾被朱元璋戲稱為“宋和尚”。
也因此當因此當姚廣孝少年時看到僧官的風光時，便決定出家為僧，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有趣的是姚廣孝雖然當了和尚，但是卻拜了道士席應真，并且學了陰陽術數，不僅如此，更是觸類旁通，所學駁雜，可見其人從來都沒有真正醉心于佛學之道。
這首詩是這樣的
由此可見姚廣孝很早的時候就有了某種想法。 2、姚廣孝與劉秉忠 說到這里，此外提到姚廣孝就不得不提另外一個人，那就是元朝開國元勛劉秉忠。
劉秉忠是誰？元朝開國元勛，忽必烈心腹謀臣，被贊為“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 同時劉秉忠還是元朝政治體制，典章制度的設計者。
在劉秉忠死后，也是做到了極盡哀榮，無論是死后追贈太傅、封趙國公，謚文貞，還是元成宗、元仁宗兩朝又追封贈為太師、常山王，謚文正無不都表明了劉秉忠在元朝的特殊地位。
之所以要提到劉秉忠，則是因為細思姚廣孝與劉秉忠，我們似乎能夠發現兩者有很多相似之處。 1、出身：兩人都當過和尚 劉秉忠
姚廣孝
2、才能：兩人都精通陰陽術數，除此之外，所學也都頗為駁雜，儒釋道皆為精通 劉秉忠
姚廣孝
3、經歷：都都建過都城 劉秉忠親自參與了對元大都的都建
姚廣孝也親自參與了對北京城的規劃設計以及營建 此外，劉秉忠還親自參與了對元朝政治體制的改造以及典章制度等的設計，而姚廣孝則親自主持了對于《永樂大典》的編纂和《太祖實錄》的修訂。 從姚廣孝對于劉秉忠的態度也可以看出，姚廣孝顯然對于世人將其與劉秉忠相提并論也是頗為認同的。并且似乎也有意想走劉秉忠之路，輔佐君王，成就帝業。
除此之外，姚廣孝到北平后也曾數次憑吊過劉秉忠，甚至為其寫過悼詩，由此可見姚廣孝對其人之推崇以及以此而自勉。
這一點上，清人朱彝尊在其《靜志居師話》中說的就很清楚：
而從后人來看，實際上后人對于姚廣孝也同樣是經常與劉秉忠相提并論的，雖然多是貶斥姚廣孝，贊揚劉秉忠，但不可否認的，此種相提并論本身便是一種認可，如清廷《四庫全書》：
接下來我們再說說姚廣孝與朱棣。 二、靖難謀主姚廣孝 根據史料來看，姚廣孝與朱棣初次相識應該是在洪武十五年的南京。這一年恰逢馬皇后去世，因此雖然朱棣已經在兩年前那就是洪武十三年之國北平，但必然是要回到南京替馬皇后奔喪，這一年也恰逢朱元璋替諸王選僧官隨侍，所以兩人應當是在這一年相識的且似乎聊的頗為投契。
而關于此次兩人的相識，倒是有一則流傳頗廣的白帽子軼事
這則軼事出自嘉靖年間陳建的《皇明通紀》，其記載頗具傳奇色彩，但聯想到二人初見，且其年朱棣不過22歲，剛剛之國兩年，還不是后來戰功卓著的諸王之首，即便姚廣孝早有狂愿，也不太可能在初次見面便如此暴露，因此，這則故事真實性應當是存疑的。 說完故事，再回過頭來回到洪武十五年，在馬皇后葬禮之后，朱棣自然也沒有理由再呆在南京，因此之后姚廣孝應該就和朱棣一起回了北平。
而兩人也很親密，常常密謀。
不過兩人之所以這么親密，除了姚廣孝可能確實比較合朱棣胃口之外，還有一個原因也可能是因為朱棣身邊都是武人，除了姚廣孝之外，朱棣恐怕很難找到一個可以商量的人。
其實這一點看明史也知道，實際上朱棣以藩王作亂，雖然名義上是清君側，且最后成功了，終以小宗入大宗，但是實際上那幾年朱棣打的很辛苦。且很多人都忽視了一點的是，與其余開國帝王相比，朱棣成功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基本上當時很少有人看好朱棣，與朱元璋，李世民等人不同的是，朱棣造反時身邊的謀士很少，或者說基本上滿打滿算可能也就姚廣孝一個，而這可能也是為什么朱棣對姚廣孝那么信任的原因，歸根結底一句話:沒人。 而且其實說實在的，雖然朱棣造反成功很大可能上是靠運氣，但不可否認的是運氣本身就是實力的一部分，此外，姚廣孝在那場靖難之役中其實做的比某些人想象中的要多。 無論是起兵造反前的密謀和準備工作（從這一點看，朱棣造反靖難更像是由姚廣孝策劃安排而朱棣負責實施）。
亦或是守家，始終幫朱棣穩住自己穩定的根據地。
以及在朱棣對于造反時猶豫不決態度時幫助其下定決心。
甚至于靖難之役中堪稱定鼎的渡江之戰也是在姚廣孝的建議下朱棣才發動的。
無疑都說明了姚廣孝在靖難之役中的作用和能力。 而這一點顯然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后世都是為人認可的。 終明一朝，姚廣孝可謂是唯一得入太廟的文臣。
即便是清人張廷玉，對于姚廣孝的功績也是極其認可的。
而姚廣孝對于朱棣的意義實際上還不止于此。試問 在造反成功后，朱棣最大的困擾是什么？很顯然是朱棣一家是造反出身。這也是困擾了朱棣一輩子的事情，以至于其一直到死都念念不忘建文甚至不斷的掃蕩漠北只為了以武功來加強自己的合法性。 而對于此事，姚廣孝也并非是什么事都沒做，實際上從造反伊始，姚廣孝就一直在為朱棣構建合法性基礎。無論是幫助朱棣下定決心造反時
而無疑道衍的和尚身份以及其所精通的陰陽術數都為其行為沾染上了一絲天道和神秘色彩。
這些事情自然都不可能是真的，只能說這是永樂一朝為了替自己塑造政權的合法性而嘗試所做的努力。 甚至在永樂朝建立之后，姚廣孝還在朱棣的授意下與解縉一起編纂《永樂大典》以及負責修訂《太祖實錄》。
這同樣可以視為永樂皇帝為其自己構建合法性基礎掩蓋自己造反出身而做的文治方面的努力，更尤其是《太祖實錄》，如果說朱棣最有可能在哪里為自己構建合法性的話，無疑最可能是借修訂《太祖實錄》為名替自己正名，為自己造反靖難創造合法性。 對于修訂《太祖實錄》的重要性，姚廣孝認識也是極其深刻
而前面說到的以姚廣孝比擬劉秉忠可能也是構建這種政權合法性的行為之一。 三、帝師姚廣孝 另外，有趣的是，姚廣孝除了是朱棣的謀士臣子之外，在某種程度上，姚廣孝在永樂一朝可能還擔任了帝師的角色，且不僅僅是朱棣一人的帝師，而是祖孫三代。 首先，姚廣孝出生于元統三年（1335年），朱棣出生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前面說到，二人相識應當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其年朱棣22歲，姚廣孝47歲，正好是相差了整整一代人。 根據史料可知，朱棣對姚廣孝應該是相當尊敬的。
而從姚廣孝跟隨朱棣洪武十五年（1382年）之國去到北平一直到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起兵靖難共17年時間，結合朱棣潛邸時身邊基本上只有姚廣孝一個謀士的情況，可以認為姚廣孝在朱棣潛邸的這17年中很大程度上有可能是扮演了一個對于朱棣而言亦師亦友的角色，朱棣對姚廣孝執弟子禮也是完全合理的，這似乎也可以解釋為何姚廣孝在永樂一朝地位如此超然，朱棣對姚廣孝又為何如此信任不加懷疑。 朱棣賬下多猛將，攻城掠陣是其所長，但是運籌帷幄卻是其所短，在這種情況下，精通陰陽數術，善治兵書的姚廣孝自然會受到朱棣的信任。 除了朱棣之外，姚廣孝同時也是仁宗朱高熾的帝師，這一點應該是可以確認無疑的，無論是在朱棣在外拼殺時姚廣孝帶著燕王世子守家還是永樂建制后其人依然負責教導太子。
此外，朱瞻基也是由姚廣孝親自教導的。
由此可見，姚廣孝可謂一人三代帝師，也可見朱棣對其之信任。 你以為到這就結束了？ 當然不是。 真正的話題現在才開始。 四、身后罵名 無論生前身后，終明一朝，姚廣孝無疑都是一個極富爭議的人，圍繞其人褒貶不一，甚至不僅是明朝，哪怕是到了清朝，其人也多被貶斥。這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姚廣孝是以輔佐太宗朱棣以靖難面目出現的，而無論朱棣的借口有多么冠冕堂皇，其人以藩王作亂，以小宗得入大宗奪得大寶都是不爭的事實，雖然其程度上一姓二宗之爭要比兩姓革命要輕得多，但無論如何，終究是挑戰了明清士人的道德底線。而因為朱棣是以奇謀定鼎南京的，且其班底也多為武人，靖難成功后，朱棣也不得不依靠建文舊人來維持其統治的。因此，相比造反出身不得不作風頗為嚴酷的永樂皇帝，其時民間實際上多心懷建文，而這無疑也是永樂一朝自始至終的心病。 不過讓他們去攻訐太宗朱棣顯然是沒那個膽子的，因此作為靖難定策首謀的姚廣孝就必然要承受他們的攻訐，這既是其人靖難造反的反噬，同時也是替朱棣一家背了鍋。 對于姚廣孝的攻訐大致始于其人去世十多年之后的宣德五年所修訂的《太宗實錄》中：
如果說這還可以解釋為姚廣孝所著的《道余錄》對于程朱等人的貶斥引起了當時士人們的普遍不滿，那么之后指責其激殺卓敬便是顯而易見的對其輔佐朱棣靖難的不滿。可問題是卓敬死時姚廣孝尚在北平，所謂激殺卓敬顯然是有攀誣之嫌。
其實對于姚廣孝的貶斥基本上是伴隨著對建文舊臣如方孝孺等人的褒揚而逐漸進行著，同時也是朱明皇室的有意縱容，畢竟雖然朱棣一家是以造反作亂上位的，但隨著靖難舊臣和老人們逐漸逝去，即位的新君顯然是要避免對如姚廣孝這樣的“作亂逆臣”進行褒揚的，甚至不僅不能褒揚，還需加以貶斥，以防后人效仿。 而對姚廣孝的貶斥基本上是在嘉靖朝到達了頂峰：
嘉靖的這一行為固然可以理解為其人崇道抑佛的一貫舉措，但如此輕而易舉沒有人反對的便將姚廣孝給移出了太廟，這之中若是沒有民間乃至朝廷的整個風向的變化是不可能的。 在官方，嘉靖將其人移除太廟，在民間，王世貞斥其為：
談遷更是將其視為“世之不祥”的險悻之人，對于嘉靖將姚廣孝移除太廟的行為，沈德符更是表示
什么叫海內公論？其實就是士大夫人心所向。 這種風潮離譜到什么程度了呢？ 姚廣孝雖然一生都沒有結婚生子，但實際上他是有個養子名為姚繼的。而到了萬歷年間
及至到了明末有人為方孝孺建祠時，甚至制作了一座姚廣孝的跪像置于其階下。 而到了清朝的時候，對于姚廣孝的貶斥也并沒有隨之消減
錢大昕對姚廣孝的評詩
《四庫全書》更是將其文章與嚴嵩相提并論，不過倒也可以說明姚廣孝才力即便是連紀昀等人也不得不承認
當然了，也不是沒有人替姚廣孝打抱不平，不過這種人在明清之際基本上處于少數。 李贄：
顧炎武：
五、結論 其實本身從結果來看，朱棣以藩王之身靖難得登大寶，甚至只用了短短四年時間，無論運氣在其中占多大成分，單以表現而論，姚廣孝顯然是配得上一等謀士的。 以功論，姚廣孝輔佐朱棣以藩王之身，一隅燕地四年而成帝業，古今未有。 以言論，姚廣孝與解縉同修《永樂大典》，著《道余錄》。 無論怎么說，身為一個謀士，能夠做到謀國本身就是實力的一個表現。所以我認為姚廣孝實際上是配得上一等謀士的。只不過姚廣孝對于朱棣一家比較特殊，所扮演的角色也比較復雜，姚廣孝對于朱棣一家的意義，作用以及所扮演的角色都不是其他人可比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