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刻碑時如何將文字上石，即如何將寫在紙上的碑文原樣復制到碑石上，在古代是工匠的日常工作，在今天是令人好奇的問題。 從秦漢至民國，中國碑刻一直延續固有技術，但到現代，傳統技術被新技術迅速代替，今人對古代碑刻工藝也頗感陌生，體現在學術上，即對相關問題的闡述常有缺憾，這既包括石刻史專著，也包括對重要問題的研究，如對《紅樓夢》中“燙蠟釘朱”一語的詮釋。 不過，前人雖未留下專門的碑刻技術文獻，但其著述不時會涉及有關問題；能反映實際工藝的文物也偶有留存；還有知情人士近年做了一些回憶。綜合這些資料，我們可以復原傳統碑刻工藝特別是“上石”技術，解決相關學術問題（古代刻碑時用朱墨直接在石上寫字即“書丹”，不是本文討論的內容）。 古代文人雖對鑿石刻碑不感興趣，但對石刻的延伸產品——法帖拓片情有獨鐘，他們在評論碑帖優劣得失時，不可避免會牽涉刻石工藝。 如明人趙宧光說：“石本、木本，具有得失。凡刻石，鉤墨一失，填朱二失，上石三失，椎鑿四失。” （《寒山帚談》卷下） 孫鑛說：“凡摹真跡入木石者，有五重障：雙鉤一，填朱二，印朱入木石三，刻四，搨出五。若重摹碑，便有十重障矣，真意存者與有幾。”（《書畫跋跋》卷二下“碑刻”） “拓出”是碑石刻好后的事，可以剔除。二人所說明代刻帖工藝，主要有四項，即“雙鉤”“填朱”“上石（入石）”和“鑿刻”，前兩項操作在紙上，最后一項在石上，第三項是紙與石結合。 清人王昶在《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六評論明刻《晝錦堂記》時說：“明時上石，不知用雙鉤之法也。若如今時，就墨跡上用墨筆雙鉤，再用朱筆描其背，由是上石，不致失真，且于墨本不損……”因知清代刻帖在鑿刻之前的三道工序：“墨筆雙鉤”“朱筆描背”和“上石”，“朱筆描背”相當于明時“填朱”。 “雙鉤”是用墨筆描摹制作紙質底樣。“填朱”顧名思義，是在紙背用朱筆描出字劃輪廓，再填入朱色。清人“朱筆雙鉤”勾勒后不再填色，工藝有所簡省。 在明清，刻石還有“過朱”一法。方以智《物理小識》卷八論及“刻碑法”時說：“雙鉤、過朱，難得入神。”“過朱”相當于哪道工藝呢？ 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十六“小楷墨刻”條說：“董玄宰刻《戲鴻堂帖》，今日盛行，但急于告成，不甚精工，若以真跡對校，不啻河漢。其中小楷有韓宗伯家《黃庭內景》數行，近來宇內法書當推此為第一，而《戲鴻》所刻，幾并形似失之。予后晤韓胄君，詰其故，韓曰：董來借摹，予懼其不歸也，信手對臨百余字以應之，并未曾雙鉤及過朱，不意其遽入石也。因相與撫掌不已。”清楚說明“過朱”是“雙鉤”之后、“入石”之前的工序，相當于“填朱”。清戈守智《漢溪書法通解》卷八注宋姜夔《續書譜》“書丹”條說：“鉤丹、過朱，摹勒古字之法也。”更言明“過朱”是用朱色勾描文字。細味“過”字，乃是讓字跡“穿過”紙張，故明時蘇州人戲稱為“鬼過關法”，蓋謂不由正路，穿墻而過。 古代刻石過程中在墨樣背面用朱色雙鉤或稱過朱的實物，偶有留存。篋藏一套清光緒間《清故誥授通奉大夫鹽運使銜江蘇特用道劉公原配誥封夫人覃恩晉封一品夫人劉母胡夫人墓志銘》，就包括墓志墨本、背面朱筆雙鉤以及石刻拓片。劉公乃嘉善人劉文棨，夫人胡氏卒于光緒十八年。墓志由陸懋宗撰文、沈景修書丹，蘇州唐仁齋刻石。刻成之后，唐仁齋將墓志拓本與墨本一起歸還劉家，并開列細賬，結算工價。墨本已裁裱成冊頁，但揭開可見每字背后都用朱筆勾出筆劃輪廓，即王昶所謂“用朱筆描其背”。這份墓志，體現出刻碑工藝從紙到石的全過程。 那么，過朱（填朱）之后，復雜的上石（入石）又該怎樣操作？民國人王潛剛撰《觀滄閣述書》，談及學習書法須注意帖拓失真這一老話題時說：“蓋墨刻之法，入手先鉤，再反面以朱勾之，而后石上磨蠟，以朱本印石上，始對真跡奏刀，展轉三四易手，其下真跡何止一等。” “石上磨蠟，以朱本印石上”，是對上石（入石）工藝的具體說明，與孫鑛所云“印朱入石”遙相呼應，道出朱筆勾描紙背的功用。可惜《觀滄閣述書》只見鈔本，流傳不廣，未能產生學術影響。 王潛剛《觀滄閣述書》中對“以朱本印石”的說明 近年，民國北京碑刻藝人陳云亭的后人陳光銘，曾多次回憶先輩刻碑生涯。在《北京最后的碑刻世家：讓歲月凝固在石頭上》一文中，他述及碑刻工藝有“選料、打磨、刷墨、燙蠟、鉤字、過朱、錘定、掛膠、鐫刻、拓帖”等項（《北京青年報》2006年3月6日）；在《淺論“三希堂法帖”鐫刻藝術及其對京城碑刻藝術的影響》一文中，他詳述燙蠟、雙鉤、過朱、上樣、掛膠的具體做法，“上樣”即前文說的“錘定”、古人說的“上石”（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編《文津流觴》第40期）。簡言之，整個過程是在石上熱涂一層薄蠟，將已過朱的紙樣覆在石上捶打，讓紙背朱色轉移到石上，再撣上膠水保護朱字。這一過程有些像鈐蓋印章，故孫鑛和王潛剛都稱作“印朱”。 工藝后先呼應。但上述各家所言都是針對刻帖的，不能適用于全部碑刻。 就上石來說，對不需要保留原件的紙樣，可直接貼到石上鐫刻。如《戲鴻堂帖》中的《黃庭內景》帖，就是在未過朱的情況下直接上石的。又如明末黃汝亨在致蔡元履的信中說：“強起為兄作尊大人墓表……不知兄處有過朱好手否?如無,便須直貼其上刻之。”（《寓林集》卷二十八）這說明“過朱”是重要工藝，但非惟一工藝，如果不需要十分工細，或工人掌握不好，也可用簡單方法將就。 就寫樣來說，刻法帖因為要保護原件，必須“雙鉤”復制，但鐫刻新碑，碑文寫好后可直接過朱上石，不必在正面蒙紙再勾勒一遍。如黃汝亨書寫墓表，還有劉母胡夫人墓志，都在原件背后直接過朱。 通過過朱、印朱將文字上石，現在看至晚在南宋已經盛行。姜夔《續書譜》“臨摹”章說：“雙鉤之法，須得墨暈不出字外，或廓填其內，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體。雖然尤貴于瘦，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瘦者亦變而肥矣……夫鋒芒圭角，字之精神，大抵雙鉤多失，此又須朱其背時稍致意焉。”“朱其背”顯然就是后世說的“過朱”。從碑的制作、紙的應用等角度看，這一工藝發軔應該很早，尚可繼續溯源。 《紅樓夢》中“燙蠟釘朱”一語，見于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元妃省親之后，賈政命將眾人題詠在大觀園勒石，于是選拔精工，“一日燙蠟釘朱，動起手來”。長期以來，紅學界對這個冷僻詞語多有誤解，現在對照梳理清楚的碑刻工藝，可知“燙蠟”為“石上磨蠟”，“釘朱”為“以朱本印石上”，這是紙上工作結束后石上工作的開端，故由石匠“動起手來”。清代這一工藝自有專名，陳光銘講述的“錘定”，或可寫作“錘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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