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我既不想當婦女，也不想當女神丨AMNUA雜談

南美小白 202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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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的意思的確有點變味了，但是用于替代的“女生”“女神”和“女王”也沒有好到那里去。“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造就和形成的。”你當婦女的時候是這樣，你當女神的時候依然是這樣。

在古代，《說文解字》是這么解釋的：婦，服也。強調對男性的服從，在家為女，嫁人為婦，“婦”和“女”緊密地結合在父系家族的紐帶上。新文化運動之后，“女性”這個詞語出現了，既學習了西方生物學和心理學的性別差異，也強調“新女性”的改造和建構國家現代性之間的緊密聯系。

但是到了建國以后，用來指代全體女性、寫進憲法等法律條文里的卻是“婦女”一詞。美國女性主義歷史學家白露（Tani Balow）曾經用“詞語錯用”這個概念來形容“婦女”這一詞語在中國的發展。在社會主義革命話語下，“婦女”被賦予了新的涵義，與民族革命、階級斗爭和先進生產力緊密地結合起來。

《We Can Do It!》是美國在二戰期間的宣傳海報，在缺乏男性勞動力的時代，政府提倡女性走出家門進入工廠，后來作為女性運動的標示被人熟知。而中國直到改革開放前，主流倡導的女性形象與《We Can Do It!》如出一轍，極富男性化特征的的身軀、動作和神態，無不強調“勞動”二字。參與勞動的確是一種進步，然而這種把女人變成男人的進步，完全忽略了女性與男性不同的生理特征和精神訴求。形式上的平等跟實質的平等不能劃等號，在政治語境下，女性存在的價值并不是作為具備獨立人格的“人”，而是作為重要勞動力的“人口”。

朝鮮“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105周年和金正日著作《婦女是推動革命和建設的可靠力量》發表20周年慶祝大會現場

由于金正日執政期間經常出現大規模饑荒，朝鮮人民身體素質普遍下降，男性兵源素質也不斷下降，朝鮮不得不大規模征召女兵。截止到去年，朝鮮女兵占人民軍總數的比例已達15%，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女兵或許能暫時解決這一困境，但是女性大規模入伍的弊端，比如生育率下降等很快就會出現。朝鮮每年都隆重地慶祝婦女節，其實并不是重視婦女，而是要充分挖掘朝鮮婦女作為金家頂梁柱中的“半邊天”作用，至于會對她們個人和群體造成什么惡劣的影響？

說回現在的中國。特殊政治時代過去了，大家不待見“婦女”這個詞，除了它散發著古代“男權附庸”的氣息，恐怕更多地是因為近代“勞動人口”所帶來的落后守舊、缺乏性吸引力的大媽味，在互聯網上占據主導的青少年們，紛紛要跟“婦女”劃清界限。然而告別了被定義、被塑造出來的“婦女”標示，一切就解決了嗎？

社會由政治主導轉變為商業主導后，許多尖銳的問題會被糖衣炮彈包裹起來，在不知不居中被人們吞進肚子，“女生”“女神”和“女王”們，也被安上了新的定義。

在一個理應紀念女權運動的日子里，我們只看到一個個套在“買買買”的空殼里的女性，她們被呵護、被寵愛，她們年輕貌美、精致靚麗、千人一面。而權利、抗爭、自由、平等，早已無人問津。

20世紀后期，美國消費主義時代到來，也為媒體將女權議題“去政治化”提供了嶄新的方式。主流媒體鼓吹消費主義，宣稱既然已經實現了與男人一樣的平等地位，那么女人們現在迫切需要的，不是“新的權力”，而是“新的生活方式”；不是“自我決定”，而是“自我滿足”，是在“shopping mall”里就能夠得到的，物質上的滿足。媒體美化和夸大腦女性從購物中獲得的滿足與樂趣，號召婦女們積極響應消費社會的號召，企圖用消費自由代替女性所追求的真正的自主權，并最終用消費主義取代女權主義。

《自戀文化》中曾提到，一旦消費主義以支持女性的姿態，站在女性一方共同抵抗男性的壓迫，它對女性的進步造成的傷害是最為險惡和巨大的。“廣告業以解放女性為名，鼓勵她們大量地消費，并且將消費的自由偽裝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有效地抑制了女性參與政治與公共事務的愿望，阻止婦女實現其政治與社會抱負。因此，廣告業在將女性從父權制中解放出來之時，即刻又將他們置于一種'新的父權制’的統治之下，這就是廣告業、大型工業公司以及政府三者的聯合體。

在廣告商們的策劃下，被動的消費者們以全新的“新時代女權主義者”的面貌閃亮登場——她們在充分行使著自己擁有的權利：是購買產品的“權利”，那么與男子平等的政治和經濟權利呢？

窮的時候讓你當勞動力，富的時候讓你當購買力。事實上，令人避之不及的“婦女”和高高在上的“女神”，只是相同男權治理術的一體兩面。這背后的邏輯就是：女人最大的價值，是作為男性欲望客體的性價值，這一價值只能通過直接的婚戀、生育和間接的照料、服務勞動表現出來。除此之外，女人的一切智慧、幽默、魄力、見識，都是附加的，而且如果“過了頭”，還會在婚戀的市場上“減分”。而無論被分在哪一層，女人都更容易被認為是無腦的、沒事業心的，天生嬌氣的、愛打扮愛花錢的，不擅長理科思維的，情緒化的，等等。

被劃分為兩個“階級”的女性，貌似面對著不同的社會現實，強勢的“女神”看不起弱勢的“婦女”，成全了“劃分而治”的詭計。然而，只要這種治理術一天不被打破，女人就一天不能首先被看做一個“大寫的人”，她的價值就首先要以直接、間接的“性與生育”的度量衡來評估。這阻礙了每個女人充分發揮她作為一個全面的人的潛能，是全體女人的悲劇。